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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李达，他的经历十分特殊。李达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10月2日出生在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油榨头村。他的家北靠湘江，两岸群山环抱，绿树掩映。李达在此度过少年时期。由于家境的贫寒，兄弟五人中，唯有李达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在考中学时，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的打扮，引起许多路人的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得以清场。
成绩榜单出来后，李达是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跃居为年级第一名。中学毕业后，李达考取京师优等师范学堂。他曾立志教育救国，并在一所中学以教书谋生。通过自己在湖南长沙、北京等地的实际接触和生活，李达感到通过教育救国救民的希望十分渺茫。
就在这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为实现他“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而奋斗。
寻找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这个现实再次重创了李达。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自己的理想“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当他对前途迷茫，自己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来，李达偷偷阅读了有关的马列主义书籍，他最终放弃自己的理科专业，改而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这些连续发表的文章，不仅给国人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还介绍了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李达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他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1920年，李达怀揣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理想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李达结识了对他一生都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王会悟。
结识陈独秀
在一个夏日炎炎，阳光炙烤的日子，李达拜访了久闻大名的陈独秀，得知陈独秀等人正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请他也加入“作发起人”的邀请。为了方便工作，李达就住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里，就在此处，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诞生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时，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之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的问题。
1921年2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两人对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打起了文字仗。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则认为“不能接受陈独秀独裁”，两人毫不相让，通信互相责难，裂痕愈来愈大。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十分为难，一边是党的主要发起人，一边是昔日好友。李达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人之间，竭力弥合二人之间的裂痕。但是李达的调解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达，要他代理书记职务。
代理书记
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前这一段期间，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而李达的爱情，也是在这一阶段收获的。在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为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就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的、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女子——王会悟。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由于接触的频繁遂萌生了爱意。
两人的婚事由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朴素的婚礼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举行。二人的婚房随后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刊物由李达担任主编，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由于办刊的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用得到的稿酬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就自己一人承担了月刊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困难还不只是经费的问题，承办刊物，还随时要面临着被反动政府没收稿件、查封刊物，受牢狱之灾甚至是失去性命的危险。在刊物出版6期后，《共产党》于1921年7月停刊。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他们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李达等人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邀请信之外，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
中国共产党“一大”开会的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长期在上海工作，认识不少人，李达提出让她帮忙联系。王会悟想到了博文女校的进步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放假基本空着，便于保密。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就一口答应下来。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王会悟又开始选择开会地址，她想到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就这样，李公馆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的地方。
1921年7月下旬，在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住宿的客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说话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9个临时住宿的客人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
这就是著名的“一大”会议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务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 冯岚）
icarusfeng@126.com
成绩榜单出来后，李达是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跃居为年级第一名。中学毕业后，李达考取京师优等师范学堂。他曾立志教育救国，并在一所中学以教书谋生。通过自己在湖南长沙、北京等地的实际接触和生活，李达感到通过教育救国救民的希望十分渺茫。
就在这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为实现他“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而奋斗。
寻找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这个现实再次重创了李达。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自己的理想“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当他对前途迷茫，自己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突然传来，李达偷偷阅读了有关的马列主义书籍，他最终放弃自己的理科专业，改而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这些连续发表的文章，不仅给国人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还介绍了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李达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他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1920年，李达怀揣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理想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李达结识了对他一生都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王会悟。
结识陈独秀
在一个夏日炎炎，阳光炙烤的日子，李达拜访了久闻大名的陈独秀，得知陈独秀等人正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请他也加入“作发起人”的邀请。为了方便工作，李达就住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社里，就在此处，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诞生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时，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之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的问题。
1921年2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两人对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打起了文字仗。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则认为“不能接受陈独秀独裁”，两人毫不相让，通信互相责难，裂痕愈来愈大。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十分为难，一边是党的主要发起人，一边是昔日好友。李达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人之间，竭力弥合二人之间的裂痕。但是李达的调解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达，要他代理书记职务。
代理书记
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前这一段期间，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而李达的爱情，也是在这一阶段收获的。在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为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就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的、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女子——王会悟。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由于接触的频繁遂萌生了爱意。
两人的婚事由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朴素的婚礼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举行。二人的婚房随后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刊物由李达担任主编，围绕“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由于办刊的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用得到的稿酬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就自己一人承担了月刊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困难还不只是经费的问题，承办刊物，还随时要面临着被反动政府没收稿件、查封刊物，受牢狱之灾甚至是失去性命的危险。在刊物出版6期后，《共产党》于1921年7月停刊。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他们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李达等人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了邀请信之外，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
中国共产党“一大”开会的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长期在上海工作，认识不少人，李达提出让她帮忙联系。王会悟想到了博文女校的进步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放假基本空着，便于保密。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就一口答应下来。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
王会悟又开始选择开会地址，她想到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就这样，李公馆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的地方。
1921年7月下旬，在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住宿的客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说话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9个临时住宿的客人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
这就是著名的“一大”会议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常务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编辑 冯岚）
icarusf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