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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敢言直谏，竟使自己成为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更被称为“中国生态第一斗士”、“官场异类”和“海南官场扫把星”。且看报道——
在海南省林业局最“冷”的一个处级职位上，刘福堂干了15年，没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个处级干部。
不过，他是以“官场异类”的形象出名。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发出一些“杂音”，让有些人感觉“刺耳”、“抓心”。他自认“有些不识时务，脑瓜儿不够灵活”。回顾这些年的为官经历，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上竟然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现在，而且还干了15年，简直是个奇迹！”有网友在读到有关他的报道后，这样感慨道。
海南官场“扫把星”
从1988年海南建省，刘福堂便从东北航空护林局被调至海南负责森林防火事宜。4年后，他被提拔为森林防火办主任。这个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汉子开始在海南官场上崭露头角，给不少接触过他的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卖情面。当上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便因为办公室司机没有请假擅离职守而坚决要求将其撤换，全然不顾这个司机是省林业局一位已退休领导的儿子。
他会跟领导“顶牛”。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区火灾频发，刘福堂对此很恼火。他辗转找到该市市委书记，直言不讳：“森林火灾严重，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经济投入，森林防火物质上没保障。”
市委书记起初找各种理由推托，他却毫不留情地提起该市在撤县改市时曾花费巨资一事。市委书记最终让步：“（虽然）资金上确实有困难，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拨10万（给森林防火）。”果然，一个星期后，10万元的防火资金如期到位。也因为这件事，该市委书记自觉地给自己降了一级工资。
他不仅直言批评相关上级官员，对于那些他实在看不过的“无德无能”的市县林业局长，更是直接建议甚至要求上级罢黜他们的官职。10余年里，刘福堂共“参”掉5名市县林业局长，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先后就有两名局长被他参掉。
为此一些同僚评价他“简直是海南官场的一颗扫把星”。
有人问他：“这些被参掉的官员会对你恨之入骨吧？”刘福堂却说：“不见得！有时我是在帮他们。比如琼中县一个林业局长，他已经把林业局的800亩橡胶林卖了，还正准备卖林业局3层办公楼。如不参掉，后果可想而知。”
政协会上扔“炸弹”
当这位原本只负责森林防火工作的处级干部1998年当选海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后，他的名声开始逐渐传到官场之外。
为了保护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坏的森林资源，刘福堂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不停地写提案、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和各种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几十篇，还拍摄了20余盘录像资料，记录下森林被毁的真实状况。
尽管最初几年里人微言轻，但2003年1月他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使这位普通的处长“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题为《我省毁林案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的发言里，刘福堂自揭“家丑”：“1998~2001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据录像资料分析显示，……现在实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半。”
这样的发言无异于在政协会上扔了一枚炸弹。据说，听了他的发言，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岐山“有点坐不住了”，并作了“特殊发言”，表示：“这是个很大的事。”省委书记的即席讲话，让刘福堂热泪盈眶。
但也因为这个发言，海南省林业局一些领导很生气。刘福堂因此受到指责：作为一名林业部门的处长，不应到政协去讲这些事情。还有领导质问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刘福堂还遭遇“会议封锁”。当时林业局里许多会议不让刘福堂参加，就连布置防火任务的会议，他身为森林防火办主任竟也没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讲坛上发言，这本应无可指责。”他为此感到无奈，不过倒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森林防火办已经是林业局最‘冷’的部门了，他们整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他还是很快遭到了“反弹”。2003年2月,一支调查工作小组在未与刘福堂及省政协组织谈话的情况下，拿出了“基本全盘否定”刘福堂发言的调查报告。
他当即给王岐山写信承诺：“我的这个发言稿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在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我敢于对整个内容甚至每一句话负责。”随信还附上《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的VCD光盘。数月之后，刘福堂的发言得以“昭雪”。
敢对大企业集团不买账
令刘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了海南的生态建设积极努力，一些领导怎么能认为这给海南抹了黑呢？不过，这个“刺头”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为了保护天然林，他更是与以造纸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印尼金光集团较上了劲。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团投资上百亿元的浆纸林项目，在这个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上，大片天然林逐渐被毁，改种浆纸林。刘福堂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在200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刘福堂的发言直指金光集团的毁林恶行：“1999~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被金光的分公司金华公司看中。三亚市政府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给，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压下，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厘米。”
“导致金华公司在海南毁林时间之长、面积之大而至今仍在继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不力……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某某工程’，所以，为保乌纱，各级领导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不择手段地去完成任务……宁可看着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野蛮疯狂的破坏，也不肯让金华公司利益受损；宁可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让首长的眼前‘政绩’受影响。”
也是因为“某某工程”的原故，许多官员对金华公司的违章用火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刘福堂不买账。他认定，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监督金华林业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与金光集团交锋的时期，也是刘福堂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时期，并且“不少记者因此成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刘福堂看来，不仅金光集团，海南省领导层也逐渐认可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胜利。”对于这些成绩，刘福堂很在乎。
各路媒体也将刘福堂描述为“生态斗士”、“敢言直谏”。因为这样的形象，甚至有群众将“状纸”递到刘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为阻止毁林采钛，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并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给他写信投诉，他也曾多次亲自实地调查。“刘主任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说，“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当官的都像刘主任这样就好了。”
维护自然生态靠良好的政治生态
然而，这样的为官之道让刘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有人打来恐吓电话。“家里人对他的人身安全很担心。”刘福堂次子刘音说。
有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刘福堂也会怀疑：对人对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温和一些是否会更好？刘福堂也曾试着改变，但他发现，对于那些不讲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温和越难解决问题。
当他感到矛盾和犹豫时，他会去海口市区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寻求支持。在海南为官十几年，这个墓园他去过许多次。
如今，这位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即将退休。他已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计划，一是读名著，二是继续搞关于毁林的社会调查，三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搞一些生态文学的写作。
一路风风雨雨，最终安然无恙，刘福堂相信，是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他底气十足：“这么多年，我没有到底下报销过一个条子；给下面（市县）拨款时，没有让他们返过一分钱。当政协委员时所写的提案本身无懈可击，本职工作和遵纪守法方面让人挑不出毛病。”
“现在有几个领导敢这样说？”这个即将离开官场的“官场异类”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维护好自然生态。”（请作者速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在海南省林业局最“冷”的一个处级职位上，刘福堂干了15年，没想到竟干成了海南最出名的一个处级干部。
不过，他是以“官场异类”的形象出名。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发出一些“杂音”，让有些人感觉“刺耳”、“抓心”。他自认“有些不识时务，脑瓜儿不够灵活”。回顾这些年的为官经历，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上竟然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做官居然能生存到现在，而且还干了15年，简直是个奇迹！”有网友在读到有关他的报道后，这样感慨道。
海南官场“扫把星”
从1988年海南建省，刘福堂便从东北航空护林局被调至海南负责森林防火事宜。4年后，他被提拔为森林防火办主任。这个身高近1．80米的河北汉子开始在海南官场上崭露头角，给不少接触过他的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他不卖情面。当上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便因为办公室司机没有请假擅离职守而坚决要求将其撤换，全然不顾这个司机是省林业局一位已退休领导的儿子。
他会跟领导“顶牛”。1991年和1993年，儋州市林区火灾频发，刘福堂对此很恼火。他辗转找到该市市委书记，直言不讳：“森林火灾严重，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经济投入，森林防火物质上没保障。”
市委书记起初找各种理由推托，他却毫不留情地提起该市在撤县改市时曾花费巨资一事。市委书记最终让步：“（虽然）资金上确实有困难，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拨10万（给森林防火）。”果然，一个星期后，10万元的防火资金如期到位。也因为这件事，该市委书记自觉地给自己降了一级工资。
他不仅直言批评相关上级官员，对于那些他实在看不过的“无德无能”的市县林业局长，更是直接建议甚至要求上级罢黜他们的官职。10余年里，刘福堂共“参”掉5名市县林业局长，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先后就有两名局长被他参掉。
为此一些同僚评价他“简直是海南官场的一颗扫把星”。
有人问他：“这些被参掉的官员会对你恨之入骨吧？”刘福堂却说：“不见得！有时我是在帮他们。比如琼中县一个林业局长，他已经把林业局的800亩橡胶林卖了，还正准备卖林业局3层办公楼。如不参掉，后果可想而知。”
政协会上扔“炸弹”
当这位原本只负责森林防火工作的处级干部1998年当选海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后，他的名声开始逐渐传到官场之外。
为了保护海南大量正在被破坏的森林资源，刘福堂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不停地写提案、政协会议发言材料和各种文章，前前后后写了几十篇，还拍摄了20余盘录像资料，记录下森林被毁的真实状况。
尽管最初几年里人微言轻，但2003年1月他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使这位普通的处长“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题为《我省毁林案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的发言里，刘福堂自揭“家丑”：“1998~2001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4444起，……平均每天3起。”“2001年9月下旬，……根据录像资料分析显示，……现在实有的海防林，已不及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半。”
这样的发言无异于在政协会上扔了一枚炸弹。据说，听了他的发言，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岐山“有点坐不住了”，并作了“特殊发言”，表示：“这是个很大的事。”省委书记的即席讲话，让刘福堂热泪盈眶。
但也因为这个发言，海南省林业局一些领导很生气。刘福堂因此受到指责：作为一名林业部门的处长，不应到政协去讲这些事情。还有领导质问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
刘福堂还遭遇“会议封锁”。当时林业局里许多会议不让刘福堂参加，就连布置防火任务的会议，他身为森林防火办主任竟也没有接到通知。
“我是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讲坛上发言，这本应无可指责。”他为此感到无奈，不过倒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森林防火办已经是林业局最‘冷’的部门了，他们整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他还是很快遭到了“反弹”。2003年2月,一支调查工作小组在未与刘福堂及省政协组织谈话的情况下，拿出了“基本全盘否定”刘福堂发言的调查报告。
他当即给王岐山写信承诺：“我的这个发言稿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在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我敢于对整个内容甚至每一句话负责。”随信还附上《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的VCD光盘。数月之后，刘福堂的发言得以“昭雪”。
敢对大企业集团不买账
令刘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了海南的生态建设积极努力，一些领导怎么能认为这给海南抹了黑呢？不过，这个“刺头”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为了保护天然林，他更是与以造纸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印尼金光集团较上了劲。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团投资上百亿元的浆纸林项目，在这个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上，大片天然林逐渐被毁，改种浆纸林。刘福堂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在200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刘福堂的发言直指金光集团的毁林恶行：“1999~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被金光的分公司金华公司看中。三亚市政府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给，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压下，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厘米。”
“导致金华公司在海南毁林时间之长、面积之大而至今仍在继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不力……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某某工程’，所以，为保乌纱，各级领导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不择手段地去完成任务……宁可看着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野蛮疯狂的破坏，也不肯让金华公司利益受损；宁可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让首长的眼前‘政绩’受影响。”
也是因为“某某工程”的原故，许多官员对金华公司的违章用火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刘福堂不买账。他认定，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监督金华林业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与金光集团交锋的时期，也是刘福堂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时期，并且“不少记者因此成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刘福堂看来，不仅金光集团，海南省领导层也逐渐认可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胜利。”对于这些成绩，刘福堂很在乎。
各路媒体也将刘福堂描述为“生态斗士”、“敢言直谏”。因为这样的形象，甚至有群众将“状纸”递到刘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为阻止毁林采钛，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并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给他写信投诉，他也曾多次亲自实地调查。“刘主任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说，“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当官的都像刘主任这样就好了。”
维护自然生态靠良好的政治生态
然而，这样的为官之道让刘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有人打来恐吓电话。“家里人对他的人身安全很担心。”刘福堂次子刘音说。
有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刘福堂也会怀疑：对人对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温和一些是否会更好？刘福堂也曾试着改变，但他发现，对于那些不讲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温和越难解决问题。
当他感到矛盾和犹豫时，他会去海口市区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寻求支持。在海南为官十几年，这个墓园他去过许多次。
如今，这位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即将退休。他已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计划，一是读名著，二是继续搞关于毁林的社会调查，三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搞一些生态文学的写作。
一路风风雨雨，最终安然无恙，刘福堂相信，是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他底气十足：“这么多年，我没有到底下报销过一个条子；给下面（市县）拨款时，没有让他们返过一分钱。当政协委员时所写的提案本身无懈可击，本职工作和遵纪守法方面让人挑不出毛病。”
“现在有几个领导敢这样说？”这个即将离开官场的“官场异类”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维护好自然生态。”（请作者速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