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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上午,84岁的李泽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开讲《伦理公开课》,因报名人数众多,除了可容104人的主会场,还在华师大市区及闵行校区都设立了更大的电视直播分会场,而5月21日的一场,是李泽厚此番在华东师范大学五场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也是第一次向公众开放。
上一次李泽厚在上海参加正式的学术活动,恐怕要追溯到2005年,他与上海学术界有过数天的学术讨论活动,并看望了病榻上的王元化先生。这次来上海,李泽厚说自己“很多年没有走进课堂,甚至大学门都没有进过。”
李泽厚193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崭露头角于1956年的关学论战中,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在朱光潜和蔡仪之外,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一举成名。“文革”之后,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可谓80年代美学启蒙读物,他的思想渗透于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救亡压倒启蒙”、“西体中用”等阐述,影响远远超过学术界。
这次,华师大用4年时间请到李泽厚,李泽厚称,来是因为“三分之一的人到了85岁会惠上老年痴呆,我怕我明年就得了。因为别人看东西‘过目不忘’,现在我看东西‘过目即忘’。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答应了4年,我就讲4次。”
虽然5月9日现场有中年学者激动追忆起80年代李泽厚讲座“抢座位”的追星盛况,但不能否认,大师老矣,李泽厚的思想体系,当代普通青年熟悉的怕是不多。
有意思的是,第一课主题是“回应桑德尔”一一哈佛明星学者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一一该如何做是好?》从哈佛上到全球,在中国也拥有很多粉丝,但圈内人大体觉得其理论含金量并不高,甚至把桑德尔与“百家讲坛”上的电视学者类比。难怪之前就有人感叹:李泽厚扯着桑德尔的衣襟到中国大学来开坛传道,这种“反主为客”的逆转充满戏剧性和历史荒诞感。
在现场,李泽厚用了桑德尔的几个案例来说明他与桑德尔对伦理的不同看法。比如著名的火车失控案例,司机牺牲一个胖子救其他四个人是否道德?救生船案例中,船员杀死身体最差、没有家人的侍者是否有罪?
现场的讨论虽然十分热烈,但深度恐怕连一堂大学哲学入门课都算不上。李泽厚几乎变身为一个品德课教师,比如他循循善诱地问:如果那个胖子是司机的亲人怎么办?以此来导出“简单一个标准去套,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观点还是看具体情境”这样的观点,“如果是抽象原理套具体事情,我是不赞成的。用历史具体的去分析。至善不是上帝、理性,这是我跟他(桑德尔)不同之处。”显然,在当时的场景中,这已经是极致,非要说清楚李泽厚对“重叠共识”、“价值中立”、“社群主义”的思考,讲清楚“对”、“善”、“自由”、“德性”等等概念(见《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也是不大可能的。
李泽厚在自己的《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曾经表述:我欣赏(桑德尔)彻底避开了学院语言,深入浅出地触及要害,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原创。这也许是他选择把桑德尔作为主题的原因,但在华师大的课堂上,李泽厚也提醒在座各位:“时髦也不是最好的。赶时髦是虚荣加愚蠢。”
开讲之前,李泽厚就打趣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普遍规律”。如果纯粹从学术而言,太热闹与浅显的讨论,令第一堂公开课确实并无太多养分,但正如李泽厚学生、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杨煦生所说的,李是一个“充满悖论并且有很多悖论起码在目前未必能够立刻解决”的人物。李泽厚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种情态之中,让生命成为一种过程,这也是与李面对面交流中能够体会到的强烈感觉。
或许,与如此重量级的思想家的生命相遇,就是公开课给予所有在场者最大的礼物。
而另一种感受是,相比80年代,当下思想文化的贫乏、平庸、功利,这也许是几堂公开课挽救不了的。
上一次李泽厚在上海参加正式的学术活动,恐怕要追溯到2005年,他与上海学术界有过数天的学术讨论活动,并看望了病榻上的王元化先生。这次来上海,李泽厚说自己“很多年没有走进课堂,甚至大学门都没有进过。”
李泽厚193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崭露头角于1956年的关学论战中,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在朱光潜和蔡仪之外,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一举成名。“文革”之后,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可谓80年代美学启蒙读物,他的思想渗透于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救亡压倒启蒙”、“西体中用”等阐述,影响远远超过学术界。
这次,华师大用4年时间请到李泽厚,李泽厚称,来是因为“三分之一的人到了85岁会惠上老年痴呆,我怕我明年就得了。因为别人看东西‘过目不忘’,现在我看东西‘过目即忘’。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答应了4年,我就讲4次。”
虽然5月9日现场有中年学者激动追忆起80年代李泽厚讲座“抢座位”的追星盛况,但不能否认,大师老矣,李泽厚的思想体系,当代普通青年熟悉的怕是不多。
有意思的是,第一课主题是“回应桑德尔”一一哈佛明星学者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一一该如何做是好?》从哈佛上到全球,在中国也拥有很多粉丝,但圈内人大体觉得其理论含金量并不高,甚至把桑德尔与“百家讲坛”上的电视学者类比。难怪之前就有人感叹:李泽厚扯着桑德尔的衣襟到中国大学来开坛传道,这种“反主为客”的逆转充满戏剧性和历史荒诞感。
在现场,李泽厚用了桑德尔的几个案例来说明他与桑德尔对伦理的不同看法。比如著名的火车失控案例,司机牺牲一个胖子救其他四个人是否道德?救生船案例中,船员杀死身体最差、没有家人的侍者是否有罪?
现场的讨论虽然十分热烈,但深度恐怕连一堂大学哲学入门课都算不上。李泽厚几乎变身为一个品德课教师,比如他循循善诱地问:如果那个胖子是司机的亲人怎么办?以此来导出“简单一个标准去套,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观点还是看具体情境”这样的观点,“如果是抽象原理套具体事情,我是不赞成的。用历史具体的去分析。至善不是上帝、理性,这是我跟他(桑德尔)不同之处。”显然,在当时的场景中,这已经是极致,非要说清楚李泽厚对“重叠共识”、“价值中立”、“社群主义”的思考,讲清楚“对”、“善”、“自由”、“德性”等等概念(见《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也是不大可能的。
李泽厚在自己的《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曾经表述:我欣赏(桑德尔)彻底避开了学院语言,深入浅出地触及要害,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原创。这也许是他选择把桑德尔作为主题的原因,但在华师大的课堂上,李泽厚也提醒在座各位:“时髦也不是最好的。赶时髦是虚荣加愚蠢。”
开讲之前,李泽厚就打趣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普遍规律”。如果纯粹从学术而言,太热闹与浅显的讨论,令第一堂公开课确实并无太多养分,但正如李泽厚学生、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杨煦生所说的,李是一个“充满悖论并且有很多悖论起码在目前未必能够立刻解决”的人物。李泽厚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一种情态之中,让生命成为一种过程,这也是与李面对面交流中能够体会到的强烈感觉。
或许,与如此重量级的思想家的生命相遇,就是公开课给予所有在场者最大的礼物。
而另一种感受是,相比80年代,当下思想文化的贫乏、平庸、功利,这也许是几堂公开课挽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