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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与庙岛群岛、山东半岛北侧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天津和渤海海岸的锁钥屏障。这里有闻名中外的天然良港，地势险要、码头隐蔽、易守难攻；港内水深波平、终年不冻、飓风难侵。近百年来，凡到过旅顺的中外军事专家无不合手称奇，认为这里是不可多得的海军基地。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天然条件，清政府于1880年10月动工兴建旅顺军港，前后历时10年，1890年11月竣工。工程设施先进，耗费白银达430余万两。军港竣工后，旅顺口一时名播海外，被称为“东方第一要塞”、“世界五大军港之一”。
然而，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带给旅顺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不是骄傲和自豪，而是连年的战乱和血火，是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旅顺港竣工的第四年，即1894年秋，日本侵略者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入侵中国，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海战中，显赫一时的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遗患无穷的《马关条约》。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政府与沙皇俄国又勾结又争夺，交替控制旅大地区、旅顺军港。1945年8月，中国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进入中国东北作战的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协议进驻旅顺港，接管了被日军占领的海军根据地。
矢志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着旅顺口。早在1949年夏，新中国的成立尚在筹备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就受命秘密访问苏联。访苏期间，刘少奇与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就旅顺问题进行了几次交谈。斯大林理解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此前苏共特使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毛泽东已经提到过旅顺问题。）他回答是直率、坦诚的。他说：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我们中央内部就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也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提出要求，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撤走。归国后，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态度，毛泽东深感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底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其间，中苏双方就旅顺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和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苏双方于1952年8月经过再次磋商，一致同意：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延长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
1954年，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斯大林已于一年前逝世）于9月底率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在参加了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后，中苏双方领导人就中苏关系、国际形势及旅顺撤军问题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明确表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应驻有外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1952年没有依约从旅顺撤走，是应中国的要求。现在形势变了，要研究撤军问题。”并且表示，除新安装的海岸炮群外，愿意将旅顺、大连的一切设施全部无偿地移交中国。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人员与苏联代表团具体会商谈判，于10月1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签署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这是一个少有的隆重仪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联合公报》指出：“双方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1955年元旦后，旅顺口交接进入倒计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依约成立，双方各派出一个代表团协商处理防务交接工作。苏方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代表团主席为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时，成立了由萧劲光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邓华为负责人的旅大防区接收委员会总会，总会下设陆、海、空军三个分会。
旅顺海军根据地的交接是整个防务交接的重点，因此特别加强了海军分会的力量。在分会下面，按装备归口设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苏联海军装备的接收和中国海军基地的组建工作。
兼任着外交部长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整个接收工作的总指挥。苏联建军节前，国务院派出了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等为副团长的慰问团，到旅顺慰问。
2月底，中苏两国部队装备交接全面展开。一个多月来陆续调到旅顺的解放军官兵达1万余人。其中只有少数骨干来自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海军基地，大部分是从天津、沈阳等地的公安部队和其他陆军部队调来，属地道的“旱鸭子”。根据接收的装备和防卫任务的需要，海军分会将接防部队依次组建为快艇、护卫舰、潜艇及高射炮、海岸炮、航空兵等各类编队、分队。为了尽快熟悉手中装备，掌握必备的海军技术，各编队领导遵照毛主席“要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的指示精神，把部队组织起来，本着“兵对兵、将对将”、接收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拜苏军官兵为师，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学习、钻研军事技术。
随着向苏军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接收部队各编队（师、团）领导对本单位所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性能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从3月中旬开始，中苏海军各级主管干部开始依据有关规定交接装备。
按照有关规定，中国方面接收的装备分有偿、无偿两部分。
有偿接收的主要装备有：小型鱼雷艇39艘、护卫艇9艘、各型辅助船18艘；依尔-28型水鱼雷轰炸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型领航教练机2架；180毫米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42门（内14门装在铁道炮车上），100毫米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以及弹药、鱼雷等其他物资。总计付出2.7亿卢布。
无偿接收的装备主要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以及码头、阵地、营房等设施和器材。
在各中队、大队（即营、团）官兵对口学习、交接的基础上，以编队为单位分别举行交接仪式。4月上旬，海军基地各部队装备交接工作基本完成。
4月15日，中苏两国海军防务交接签字仪式在海军基地“水兵俱乐部”前的大操场隆重举行。中国海军接收分会负责人罗华生、苏联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库德良夫切夫，分别代表本国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交接证书》郑重宣告：“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1955年4月15日24时0分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该地区沿岸之防务。”
同日，国务院发出电令，授予接收旅顺防务部队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
以接收的苏联海军的装备设施为基础，旅顺基地辖属的水面舰艇、潜艇、海岸炮兵、高射炮兵及航空兵等各兵种部队很快组建起来。尽管苏联交付的舰艇装备比较老旧（1950年中苏两国初步议定将旅顺交还中国后，驻旅顺苏联海军即基本停止装备更新），但在海军当时各部队中，旅顺基地仍属装备齐全、设施配套的单位之一。 （责任编辑 王浩钟）
然而，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带给旅顺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不是骄傲和自豪，而是连年的战乱和血火，是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旅顺港竣工的第四年，即1894年秋，日本侵略者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入侵中国，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海战中，显赫一时的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遗患无穷的《马关条约》。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政府与沙皇俄国又勾结又争夺，交替控制旅大地区、旅顺军港。1945年8月，中国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进入中国东北作战的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协议进驻旅顺港，接管了被日军占领的海军根据地。
矢志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着旅顺口。早在1949年夏，新中国的成立尚在筹备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就受命秘密访问苏联。访苏期间，刘少奇与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内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就旅顺问题进行了几次交谈。斯大林理解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此前苏共特使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毛泽东已经提到过旅顺问题。）他回答是直率、坦诚的。他说：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我们中央内部就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也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提出要求，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撤走。归国后，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态度，毛泽东深感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底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其间，中苏双方就旅顺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和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苏双方于1952年8月经过再次磋商，一致同意：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延长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
1954年，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五周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斯大林已于一年前逝世）于9月底率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在参加了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后，中苏双方领导人就中苏关系、国际形势及旅顺撤军问题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明确表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应驻有外国的军队。我们的军队1952年没有依约从旅顺撤走，是应中国的要求。现在形势变了，要研究撤军问题。”并且表示，除新安装的海岸炮群外，愿意将旅顺、大连的一切设施全部无偿地移交中国。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人员与苏联代表团具体会商谈判，于10月1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签署了《关于中苏会谈的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这是一个少有的隆重仪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联合公报》指出：“双方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1955年元旦后，旅顺口交接进入倒计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依约成立，双方各派出一个代表团协商处理防务交接工作。苏方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代表团主席为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时，成立了由萧劲光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邓华为负责人的旅大防区接收委员会总会，总会下设陆、海、空军三个分会。
旅顺海军根据地的交接是整个防务交接的重点，因此特别加强了海军分会的力量。在分会下面，按装备归口设立相应机构，具体负责苏联海军装备的接收和中国海军基地的组建工作。
兼任着外交部长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整个接收工作的总指挥。苏联建军节前，国务院派出了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宋庆龄、贺龙、郭沫若、聂荣臻等为副团长的慰问团，到旅顺慰问。
2月底，中苏两国部队装备交接全面展开。一个多月来陆续调到旅顺的解放军官兵达1万余人。其中只有少数骨干来自华东、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海军基地，大部分是从天津、沈阳等地的公安部队和其他陆军部队调来，属地道的“旱鸭子”。根据接收的装备和防卫任务的需要，海军分会将接防部队依次组建为快艇、护卫舰、潜艇及高射炮、海岸炮、航空兵等各类编队、分队。为了尽快熟悉手中装备，掌握必备的海军技术，各编队领导遵照毛主席“要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的指示精神，把部队组织起来，本着“兵对兵、将对将”、接收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拜苏军官兵为师，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学习、钻研军事技术。
随着向苏军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接收部队各编队（师、团）领导对本单位所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性能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从3月中旬开始，中苏海军各级主管干部开始依据有关规定交接装备。
按照有关规定，中国方面接收的装备分有偿、无偿两部分。
有偿接收的主要装备有：小型鱼雷艇39艘、护卫艇9艘、各型辅助船18艘；依尔-28型水鱼雷轰炸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型领航教练机2架；180毫米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42门（内14门装在铁道炮车上），100毫米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以及弹药、鱼雷等其他物资。总计付出2.7亿卢布。
无偿接收的装备主要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以及码头、阵地、营房等设施和器材。
在各中队、大队（即营、团）官兵对口学习、交接的基础上，以编队为单位分别举行交接仪式。4月上旬，海军基地各部队装备交接工作基本完成。
4月15日，中苏两国海军防务交接签字仪式在海军基地“水兵俱乐部”前的大操场隆重举行。中国海军接收分会负责人罗华生、苏联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库德良夫切夫，分别代表本国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接证书》上签字。《交接证书》郑重宣告：“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1955年4月15日24时0分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该地区沿岸之防务。”
同日，国务院发出电令，授予接收旅顺防务部队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
以接收的苏联海军的装备设施为基础，旅顺基地辖属的水面舰艇、潜艇、海岸炮兵、高射炮兵及航空兵等各兵种部队很快组建起来。尽管苏联交付的舰艇装备比较老旧（1950年中苏两国初步议定将旅顺交还中国后，驻旅顺苏联海军即基本停止装备更新），但在海军当时各部队中，旅顺基地仍属装备齐全、设施配套的单位之一。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