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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济公在中国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法名道济,因一些疯癫的行为而被称为济颠。他的故事盛行于明代,本文将对明朝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寻济颠故事的口头传播情况。
【关键词】济颠故事 口头传播 说话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6.057
济颠,法名道济,百姓尊称为“济公”,是南宋初年确有的一位僧人。在宋元时代,济颠故事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流传。由于宋元时代有关资料的缺失,已无从考证济颠故事具体的流传情况,但可据现存的资料推断,济颠故事已经是艺人们常常表演的内容。在艺人的生花妙口之下,一步步丰富。口头传播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论和艺人们的表演。
一、街巷丛谈
居简禅师在谱系上是济颠的师侄,晚年住持净慈寺,他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有关济颠的记载,文中形容济颠时说:
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
济颠的性格狂放不羁,有魏晋名士风度。他衣着褴褛,酷爱饮酒。这些都与对普通僧人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得了“颠僧”的名号,《舍利铭》下题“济颠”,便是由此而来。他为孤苦的老僧办药石,体现出他悲悯的情怀。济颠圆寂之后,“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众人这才知道济颠乃圣僧。济颠因此名声大振。于是“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说:“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济颠本身独特的个性使他具备了成为人们谈资的可能。爱谈论奇怪之事的杭城人使济颠故事在众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神化。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云:“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相传之事甚众”,说明济颠故事在明嘉靖年间的流传度,传说的内容是有关济颠显示神通的故事。
二、艺人表演
济颠故事富于传奇性,又有一定的民间基础,自然是艺人表演的极佳素材,于是,济颠故事进入到了勾栏瓦舍。
(一)济颠陶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记载: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也。
这是明朝唯一一条确切记录济颠故事口头流传的资料。从这则材料可看出,济颠故事是经过“陶真”这门技艺传播的。
明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一本,已佚。很多学者推断田汝成记录的唱演济颠事很可能就是《红倩难济颠》。济颠事没能保存下来,红莲、柳翠事却在话本小说中得以保存,即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和《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这两篇敷衍的都是和尚和妓女的故事。根据这相似的名目,周纯一推断:“明代嘉靖辛丑进士晃傈其家藏书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登录一本《红倩难济颠》,诸后世学者莫解其真相,大抵似谭正璧以‘知此等话本明时固盛传’解释之,其性质当与话本相当。”所以,田汝成提到的济颠很有可能就是红倩和济颠之间的故事。
宋朝佛教受“一切现成”思想的影响,越加世俗化。南渡后,杭城物阜年丰,人们日渐沉迷在享乐中。士大夫们狎妓饮酒,诗酒唱和。僧人们结交王侯士人,频繁出入社交场合。许多名僧的诗作也沾染上了脂粉气。《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记录圆悟克勤呈给法演禅师的一首诗偈:
金鸭消香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这诗歌的内容来看,完全无法想象他的作者竟是个僧人。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济颠与烟花巷柳联系在一起,写出一段故事,不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想象,在明代卓有姿色的盲女或在街头村陌,或在深宅内院,一边弹着琵琶一边用七言韵语讲唱着济颠和红倩的故事。
(二)济颠说话
关于明代的济颠说话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可考。隆庆三年(1569)刊刻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卷首题“仁和沈孟柈叙述”。这“叙述”二字暗示了沈孟柈极有可能是个说书艺人。话本小说的刊刻与这种说话的发达程度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说明了在明代是有艺人讲济颠故事的,而且民众已经满足不了只在茶坊听,而要买回来细细品味。
既然名为“说话”,在表演形式上,与陶真的以唱为主有明显的不同。《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录的宋代话本都以散言为主,同时嵌入诗词作为叙事言情的辅助。宋代的部分旧本在诗词前标注了曲调,比如《刎颈鸳鸯会》中将“商调醋葫芦”反复使用了10次,并加入“南乡子”1次。后来的《京本通俗小说》中收录的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将“念奴娇”使用了15次,《碾玉观音》使用“鹧鸪天”3次、“蝶恋花”1次。说话,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一般是用一首曲调(曲牌)兼加入其他曲调来演唱的。再后来,说话演变为只说不唱的形式。《醉翁谈录》中叙述小说伎艺说“曰得词,念得诗,说的话,使得砌”,唱的部分彻底消失了,话本中的诗词都只用念诵了。隆庆三年(1569)刊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同样羼入了大量的诗文,与以往话本中诗词只做辅助之用不同,加入的诗文都与故事情节相关联。比如赵太守要砍伐净慈寺门外两旁的松树,济颠呈上律诗两首令太守改变主意,松树得幸免刀斧。这些诗文都不标注曲调,亦说明是用念诵的。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叙述了济颠一生的言行事迹,保留了宋代说话的痕迹,这说明明朝济颠说话的内容延续了宋代的情节,又有所增改。
明代济颠故事的口头流传为其进入大众文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济颠故事 口头传播 说话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6.057
济颠,法名道济,百姓尊称为“济公”,是南宋初年确有的一位僧人。在宋元时代,济颠故事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流传。由于宋元时代有关资料的缺失,已无从考证济颠故事具体的流传情况,但可据现存的资料推断,济颠故事已经是艺人们常常表演的内容。在艺人的生花妙口之下,一步步丰富。口头传播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论和艺人们的表演。
一、街巷丛谈
居简禅师在谱系上是济颠的师侄,晚年住持净慈寺,他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有关济颠的记载,文中形容济颠时说:
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
济颠的性格狂放不羁,有魏晋名士风度。他衣着褴褛,酷爱饮酒。这些都与对普通僧人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得了“颠僧”的名号,《舍利铭》下题“济颠”,便是由此而来。他为孤苦的老僧办药石,体现出他悲悯的情怀。济颠圆寂之后,“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众人这才知道济颠乃圣僧。济颠因此名声大振。于是“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说:“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济颠本身独特的个性使他具备了成为人们谈资的可能。爱谈论奇怪之事的杭城人使济颠故事在众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神化。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云:“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相传之事甚众”,说明济颠故事在明嘉靖年间的流传度,传说的内容是有关济颠显示神通的故事。
二、艺人表演
济颠故事富于传奇性,又有一定的民间基础,自然是艺人表演的极佳素材,于是,济颠故事进入到了勾栏瓦舍。
(一)济颠陶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记载: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也。
这是明朝唯一一条确切记录济颠故事口头流传的资料。从这则材料可看出,济颠故事是经过“陶真”这门技艺传播的。
明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一本,已佚。很多学者推断田汝成记录的唱演济颠事很可能就是《红倩难济颠》。济颠事没能保存下来,红莲、柳翠事却在话本小说中得以保存,即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和《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这两篇敷衍的都是和尚和妓女的故事。根据这相似的名目,周纯一推断:“明代嘉靖辛丑进士晃傈其家藏书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登录一本《红倩难济颠》,诸后世学者莫解其真相,大抵似谭正璧以‘知此等话本明时固盛传’解释之,其性质当与话本相当。”所以,田汝成提到的济颠很有可能就是红倩和济颠之间的故事。
宋朝佛教受“一切现成”思想的影响,越加世俗化。南渡后,杭城物阜年丰,人们日渐沉迷在享乐中。士大夫们狎妓饮酒,诗酒唱和。僧人们结交王侯士人,频繁出入社交场合。许多名僧的诗作也沾染上了脂粉气。《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记录圆悟克勤呈给法演禅师的一首诗偈:
金鸭消香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这诗歌的内容来看,完全无法想象他的作者竟是个僧人。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济颠与烟花巷柳联系在一起,写出一段故事,不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想象,在明代卓有姿色的盲女或在街头村陌,或在深宅内院,一边弹着琵琶一边用七言韵语讲唱着济颠和红倩的故事。
(二)济颠说话
关于明代的济颠说话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可考。隆庆三年(1569)刊刻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卷首题“仁和沈孟柈叙述”。这“叙述”二字暗示了沈孟柈极有可能是个说书艺人。话本小说的刊刻与这种说话的发达程度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说明了在明代是有艺人讲济颠故事的,而且民众已经满足不了只在茶坊听,而要买回来细细品味。
既然名为“说话”,在表演形式上,与陶真的以唱为主有明显的不同。《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录的宋代话本都以散言为主,同时嵌入诗词作为叙事言情的辅助。宋代的部分旧本在诗词前标注了曲调,比如《刎颈鸳鸯会》中将“商调醋葫芦”反复使用了10次,并加入“南乡子”1次。后来的《京本通俗小说》中收录的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将“念奴娇”使用了15次,《碾玉观音》使用“鹧鸪天”3次、“蝶恋花”1次。说话,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一般是用一首曲调(曲牌)兼加入其他曲调来演唱的。再后来,说话演变为只说不唱的形式。《醉翁谈录》中叙述小说伎艺说“曰得词,念得诗,说的话,使得砌”,唱的部分彻底消失了,话本中的诗词都只用念诵了。隆庆三年(1569)刊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同样羼入了大量的诗文,与以往话本中诗词只做辅助之用不同,加入的诗文都与故事情节相关联。比如赵太守要砍伐净慈寺门外两旁的松树,济颠呈上律诗两首令太守改变主意,松树得幸免刀斧。这些诗文都不标注曲调,亦说明是用念诵的。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叙述了济颠一生的言行事迹,保留了宋代说话的痕迹,这说明明朝济颠说话的内容延续了宋代的情节,又有所增改。
明代济颠故事的口头流传为其进入大众文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