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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济公在中国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法名道济，因一些疯癫的行为而被称为济颠。他的故事盛行于明代，本文将对明朝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寻济颠故事的口头传播情况。
【关键词】济颠故事 口头传播 说话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6.057
济颠，法名道济，百姓尊称为“济公”，是南宋初年确有的一位僧人。在宋元时代，济颠故事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流传。由于宋元时代有关资料的缺失，已无从考证济颠故事具体的流传情况，但可据现存的资料推断，济颠故事已经是艺人们常常表演的内容。在艺人的生花妙口之下，一步步丰富。口头传播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论和艺人们的表演。
一、街巷丛谈
居简禅师在谱系上是济颠的师侄，晚年住持净慈寺，他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有关济颠的记载，文中形容济颠时说：
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
济颠的性格狂放不羁，有魏晋名士风度。他衣着褴褛，酷爱饮酒。这些都与对普通僧人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得了“颠僧”的名号，《舍利铭》下题“济颠”，便是由此而来。他为孤苦的老僧办药石，体现出他悲悯的情怀。济颠圆寂之后，“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众人这才知道济颠乃圣僧。济颠因此名声大振。于是“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说：“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济颠本身独特的个性使他具备了成为人们谈资的可能。爱谈论奇怪之事的杭城人使济颠故事在众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神化。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云：“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相传之事甚众”，说明济颠故事在明嘉靖年间的流传度，传说的内容是有关济颠显示神通的故事。
二、艺人表演
济颠故事富于传奇性，又有一定的民间基础，自然是艺人表演的极佳素材，于是，济颠故事进入到了勾栏瓦舍。
（一）济颠陶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记载：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也。
这是明朝唯一一条确切记录济颠故事口头流传的资料。从这则材料可看出，济颠故事是经过“陶真”这门技艺传播的。
明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一本，已佚。很多学者推断田汝成记录的唱演济颠事很可能就是《红倩难济颠》。济颠事没能保存下来，红莲、柳翠事却在话本小说中得以保存，即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和《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这两篇敷衍的都是和尚和妓女的故事。根据这相似的名目，周纯一推断：“明代嘉靖辛丑进士晃傈其家藏书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登录一本《红倩难济颠》，诸后世学者莫解其真相，大抵似谭正璧以‘知此等话本明时固盛传’解释之，其性质当与话本相当。”所以，田汝成提到的济颠很有可能就是红倩和济颠之间的故事。
宋朝佛教受“一切现成”思想的影响，越加世俗化。南渡后，杭城物阜年丰，人们日渐沉迷在享乐中。士大夫们狎妓饮酒，诗酒唱和。僧人们结交王侯士人，频繁出入社交场合。许多名僧的诗作也沾染上了脂粉气。《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记录圆悟克勤呈给法演禅师的一首诗偈：
金鸭消香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这诗歌的内容来看，完全无法想象他的作者竟是个僧人。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济颠与烟花巷柳联系在一起，写出一段故事，不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想象，在明代卓有姿色的盲女或在街头村陌，或在深宅内院，一边弹着琵琶一边用七言韵语讲唱着济颠和红倩的故事。
（二）济颠说话
关于明代的济颠说话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可考。隆庆三年（1569）刊刻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卷首题“仁和沈孟柈叙述”。这“叙述”二字暗示了沈孟柈极有可能是个说书艺人。话本小说的刊刻与这种说话的发达程度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说明了在明代是有艺人讲济颠故事的，而且民众已经满足不了只在茶坊听，而要买回来细细品味。
既然名为“说话”，在表演形式上，与陶真的以唱为主有明显的不同。《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录的宋代话本都以散言为主，同时嵌入诗词作为叙事言情的辅助。宋代的部分旧本在诗词前标注了曲调，比如《刎颈鸳鸯会》中将“商调醋葫芦”反复使用了10次，并加入“南乡子”1次。后来的《京本通俗小说》中收录的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将“念奴娇”使用了15次，《碾玉观音》使用“鹧鸪天”3次、“蝶恋花”1次。说话，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一般是用一首曲调（曲牌）兼加入其他曲调来演唱的。再后来，说话演变为只说不唱的形式。《醉翁谈录》中叙述小说伎艺说“曰得词，念得诗，说的话，使得砌”，唱的部分彻底消失了，话本中的诗词都只用念诵了。隆庆三年（1569）刊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同样羼入了大量的诗文，与以往话本中诗词只做辅助之用不同，加入的诗文都与故事情节相关联。比如赵太守要砍伐净慈寺门外两旁的松树，济颠呈上律诗两首令太守改变主意，松树得幸免刀斧。这些诗文都不标注曲调，亦说明是用念诵的。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叙述了济颠一生的言行事迹，保留了宋代说话的痕迹，这说明明朝济颠说话的内容延续了宋代的情节，又有所增改。
明代济颠故事的口头流传为其进入大众文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济颠故事 口头传播 说话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6.057
济颠，法名道济，百姓尊称为“济公”，是南宋初年确有的一位僧人。在宋元时代，济颠故事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流传。由于宋元时代有关资料的缺失，已无从考证济颠故事具体的流传情况，但可据现存的资料推断，济颠故事已经是艺人们常常表演的内容。在艺人的生花妙口之下，一步步丰富。口头传播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论和艺人们的表演。
一、街巷丛谈
居简禅师在谱系上是济颠的师侄，晚年住持净慈寺，他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是最早的最可靠的有关济颠的记载，文中形容济颠时说：
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
济颠的性格狂放不羁，有魏晋名士风度。他衣着褴褛，酷爱饮酒。这些都与对普通僧人的规范相去甚远，因此得了“颠僧”的名号，《舍利铭》下题“济颠”，便是由此而来。他为孤苦的老僧办药石，体现出他悲悯的情怀。济颠圆寂之后，“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众人这才知道济颠乃圣僧。济颠因此名声大振。于是“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说：“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济颠本身独特的个性使他具备了成为人们谈资的可能。爱谈论奇怪之事的杭城人使济颠故事在众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神化。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云：“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相传之事甚众”，说明济颠故事在明嘉靖年间的流传度，传说的内容是有关济颠显示神通的故事。
二、艺人表演
济颠故事富于传奇性，又有一定的民间基础，自然是艺人表演的极佳素材，于是，济颠故事进入到了勾栏瓦舍。
（一）济颠陶真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记载：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也。
这是明朝唯一一条确切记录济颠故事口头流传的资料。从这则材料可看出，济颠故事是经过“陶真”这门技艺传播的。
明嘉靖辛丑（1541）年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一本，已佚。很多学者推断田汝成记录的唱演济颠事很可能就是《红倩难济颠》。济颠事没能保存下来，红莲、柳翠事却在话本小说中得以保存，即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和《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这两篇敷衍的都是和尚和妓女的故事。根据这相似的名目，周纯一推断：“明代嘉靖辛丑进士晃傈其家藏书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登录一本《红倩难济颠》，诸后世学者莫解其真相，大抵似谭正璧以‘知此等话本明时固盛传’解释之，其性质当与话本相当。”所以，田汝成提到的济颠很有可能就是红倩和济颠之间的故事。
宋朝佛教受“一切现成”思想的影响，越加世俗化。南渡后，杭城物阜年丰，人们日渐沉迷在享乐中。士大夫们狎妓饮酒，诗酒唱和。僧人们结交王侯士人，频繁出入社交场合。许多名僧的诗作也沾染上了脂粉气。《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记录圆悟克勤呈给法演禅师的一首诗偈：
金鸭消香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这诗歌的内容来看，完全无法想象他的作者竟是个僧人。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将济颠与烟花巷柳联系在一起，写出一段故事，不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想象，在明代卓有姿色的盲女或在街头村陌，或在深宅内院，一边弹着琵琶一边用七言韵语讲唱着济颠和红倩的故事。
（二）济颠说话
关于明代的济颠说话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可考。隆庆三年（1569）刊刻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卷首题“仁和沈孟柈叙述”。这“叙述”二字暗示了沈孟柈极有可能是个说书艺人。话本小说的刊刻与这种说话的发达程度是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说明了在明代是有艺人讲济颠故事的，而且民众已经满足不了只在茶坊听，而要买回来细细品味。
既然名为“说话”，在表演形式上，与陶真的以唱为主有明显的不同。《清平山堂话本》中所收录的宋代话本都以散言为主，同时嵌入诗词作为叙事言情的辅助。宋代的部分旧本在诗词前标注了曲调，比如《刎颈鸳鸯会》中将“商调醋葫芦”反复使用了10次，并加入“南乡子”1次。后来的《京本通俗小说》中收录的宋代话本《西山一窟鬼》将“念奴娇”使用了15次，《碾玉观音》使用“鹧鸪天”3次、“蝶恋花”1次。说话，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一般是用一首曲调（曲牌）兼加入其他曲调来演唱的。再后来，说话演变为只说不唱的形式。《醉翁谈录》中叙述小说伎艺说“曰得词，念得诗，说的话，使得砌”，唱的部分彻底消失了，话本中的诗词都只用念诵了。隆庆三年（1569）刊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同样羼入了大量的诗文，与以往话本中诗词只做辅助之用不同，加入的诗文都与故事情节相关联。比如赵太守要砍伐净慈寺门外两旁的松树，济颠呈上律诗两首令太守改变主意，松树得幸免刀斧。这些诗文都不标注曲调，亦说明是用念诵的。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叙述了济颠一生的言行事迹，保留了宋代说话的痕迹，这说明明朝济颠说话的内容延续了宋代的情节，又有所增改。
明代济颠故事的口头流传为其进入大众文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