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安静在穿过尘埃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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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1日早晨,北京。
  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头上天空瓦蓝,阳光干净地落下来,看不到一粒尘埃。微凉的风里,盈满一种清冽的通透感。文学馆围墙铁栅栏外的街上,车来人往,各有节奏,他们从墙外经过的过程,就如一个故事中被不时替换的某一个段落。
  我们站在这里,在北京这个明媚的早晨里,等候著名作家阿来。今天,是属于他和他的《尘埃落定》的特殊日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课堂内杂志社、巴金文学院,将一起在这里举行一场名为“向经典致敬——《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座谈会”。
  《尘埃落定》是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崩溃前最后的幻象:喧嚣,绚丽,纷扰,尘土飞扬,而后一切归于寂静,这不仅是旧制度崩溃的哀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小说所描写的地方,也是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这是《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在一次采访时说的话。
  作为一个藏族后裔,而且是祖上也曾有过荣光的藏族后裔,后来又以文字作为表达工具的写作者,对于自己家族和族群在历史变化中的命运沉浮,其沉积于内心的感受,想来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能被忽略的。
  而这部被专家一致认为“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当初却有过一番颇为曲折的经历,才最终得以面世。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阿来坐在马尔康小镇5楼的房间里,在一台286电脑的屏幕上,敲出了《尘埃落定》最初的几行字。其时,阿采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化局《新草地》双月刊的主编。当年他就完成了这部长篇的创作。
  在其后的四年之中,这部“未来的经典”就开始了流浪的命运,在许多家出版社和编辑的手中辗转不停,却最终未能出版。那时正是“纯文学”很低潮的时候。直到1998年初,命运多舛的《尘埃落定>流浪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手里,才得以出版发行。
  十五年后,在纪念座谈会发放的资料页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描述这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将独特的视角、巧妙的构思和厚重的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以跨族别的写作冲破了民族题材写作的模式,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作家操练着纯熟的汉语表现超越命运的力量,在表现人类普遍题材中显出异样的色彩,表达出对人生与世界深刻的体验。”
  时至今日,《尘埃落定》累计发行已超过百万册,获奖无数。1999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2000年以全票获得茅盾文学奖,2000年获得郭沫若文学奖,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自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出版。在读者的挑剔和时间的考验中,这部“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已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新的世界级经典之作。
  阿来:文学对我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知道“作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文学。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路边一个小亭子有一些报纸,上面有《沙家浜》的剧,我就在那看,大概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到文学,感觉到字和字也有不同的放法,放好了会让你非常舒服。
  我自己做文学,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因为我上正规的学校很少。我就是因为害怕考试,后来想换一种方式,自己学习,阅读是很好的学习,写作也是很好的学习。
  写作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有些时候对于成不成功,有点心不在焉,但是我很看重的是,我每写一本书,这本书有没有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对社会生活、历史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我的知识面有没有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我记得20多岁的时候,跟那个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一方面也是没有事情干,周围有很多人在写作,我也就写作。写到1989年我30岁,出了一本诗歌集,1989年出了一本小说集。那一年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就是觉得写作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样的写作还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老写没有什么意义,我就阅读。我开始做一些地方性的研究,其实也不是研究,没有刻意做学问,只是解答一下自己的提问,或者说哲学上的问题,比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从哪里来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时候有时间,因为自己心里有问题,就到处走。我出生那个自治州,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我徒步走过所有乡一级以上的单位。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而且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
  走累了躺在草地上躺在松树下,读聂鲁达和惠特曼,我觉得是一个很来劲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一种漫无目的的寻找,因为这是在野外,我也没有像今天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纪录,我要登一个多高的山,或者我今天要走多少公里,随性而止。
  在我的游历、行走当中发现,在追寻真实材料时,我突然发现民间文学很有意思,在那个地方它也有集体记忆,但是这个记忆是不断被修改的。在传说过程当中民间也有很有美感的东西。如果你要做历史,你会觉得这个很要命,因为它失真,每传说一个人就失真一次。
  但是,如果从文学的价值上来讲,每一个讲述者都在不断添加修改,结果这些故事本身变得越来越精彩。而且第一年听到这个故事,第二年、第三年去到那个村子,再讲的时候已经又变化了。
  总体来讲在这样的历史跟传说之间,一方面在考证历史,一方面在追踪传说流变的过程,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到1994年,有一天我突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一下子就出来了,就这样有了《尘埃落定》。中间还停了两个月看世界杯足球赛,结果巴乔那次罚点球踢飞了。
  我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没有那么严谨,我经常一句话写一篇小说,为一个意向写一篇小说。从来没有结构完整的故事,我觉得故事就像一棵树一样,自己去生长。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在记录他的生长,我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
  这本书出来以后,它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经历奇妙,而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给它这么多帮助赏识的人,无论如何感谢大家。
  (根据阿来在《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北大中文系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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