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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1日早晨，北京。
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头上天空瓦蓝，阳光干净地落下来，看不到一粒尘埃。微凉的风里，盈满一种清冽的通透感。文学馆围墙铁栅栏外的街上，车来人往，各有节奏，他们从墙外经过的过程，就如一个故事中被不时替换的某一个段落。
我们站在这里，在北京这个明媚的早晨里，等候著名作家阿来。今天，是属于他和他的《尘埃落定》的特殊日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课堂内杂志社、巴金文学院，将一起在这里举行一场名为“向经典致敬——《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座谈会”。
《尘埃落定》是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崩溃前最后的幻象：喧嚣，绚丽，纷扰，尘土飞扬，而后一切归于寂静，这不仅是旧制度崩溃的哀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小说所描写的地方，也是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这是《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在一次采访时说的话。
作为一个藏族后裔，而且是祖上也曾有过荣光的藏族后裔，后来又以文字作为表达工具的写作者，对于自己家族和族群在历史变化中的命运沉浮，其沉积于内心的感受，想来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能被忽略的。
而这部被专家一致认为“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当初却有过一番颇为曲折的经历，才最终得以面世。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阿来坐在马尔康小镇5楼的房间里，在一台286电脑的屏幕上，敲出了《尘埃落定》最初的几行字。其时，阿采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化局《新草地》双月刊的主编。当年他就完成了这部长篇的创作。
在其后的四年之中，这部“未来的经典”就开始了流浪的命运，在许多家出版社和编辑的手中辗转不停，却最终未能出版。那时正是“纯文学”很低潮的时候。直到1998年初，命运多舛的《尘埃落定>流浪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手里，才得以出版发行。
十五年后，在纪念座谈会发放的资料页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描述这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将独特的视角、巧妙的构思和厚重的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以跨族别的写作冲破了民族题材写作的模式，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作家操练着纯熟的汉语表现超越命运的力量，在表现人类普遍题材中显出异样的色彩，表达出对人生与世界深刻的体验。”
时至今日，《尘埃落定》累计发行已超过百万册，获奖无数。1999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2000年以全票获得茅盾文学奖，2000年获得郭沫若文学奖，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自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出版。在读者的挑剔和时间的考验中，这部“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已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新的世界级经典之作。
阿来：文学对我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知道“作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文学。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路边一个小亭子有一些报纸，上面有《沙家浜》的剧，我就在那看，大概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到文学，感觉到字和字也有不同的放法，放好了会让你非常舒服。
我自己做文学，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因为我上正规的学校很少。我就是因为害怕考试，后来想换一种方式，自己学习，阅读是很好的学习，写作也是很好的学习。
写作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有些时候对于成不成功，有点心不在焉，但是我很看重的是，我每写一本书，这本书有没有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对社会生活、历史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我的知识面有没有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我记得20多岁的时候，跟那个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一方面也是没有事情干，周围有很多人在写作，我也就写作。写到1989年我30岁，出了一本诗歌集，1989年出了一本小说集。那一年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就是觉得写作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样的写作还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老写没有什么意义，我就阅读。我开始做一些地方性的研究，其实也不是研究，没有刻意做学问，只是解答一下自己的提问，或者说哲学上的问题，比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从哪里来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时候有时间，因为自己心里有问题，就到处走。我出生那个自治州，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我徒步走过所有乡一级以上的单位。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而且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
走累了躺在草地上躺在松树下，读聂鲁达和惠特曼，我觉得是一个很来劲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一种漫无目的的寻找，因为这是在野外，我也没有像今天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纪录，我要登一个多高的山，或者我今天要走多少公里，随性而止。
在我的游历、行走当中发现，在追寻真实材料时，我突然发现民间文学很有意思，在那个地方它也有集体记忆，但是这个记忆是不断被修改的。在传说过程当中民间也有很有美感的东西。如果你要做历史，你会觉得这个很要命，因为它失真，每传说一个人就失真一次。
但是，如果从文学的价值上来讲，每一个讲述者都在不断添加修改，结果这些故事本身变得越来越精彩。而且第一年听到这个故事，第二年、第三年去到那个村子，再讲的时候已经又变化了。
总体来讲在这样的历史跟传说之间，一方面在考证历史，一方面在追踪传说流变的过程，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到1994年，有一天我突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一下子就出来了，就这样有了《尘埃落定》。中间还停了两个月看世界杯足球赛，结果巴乔那次罚点球踢飞了。
我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没有那么严谨，我经常一句话写一篇小说，为一个意向写一篇小说。从来没有结构完整的故事，我觉得故事就像一棵树一样，自己去生长。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在记录他的生长，我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
这本书出来以后，它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经历奇妙，而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给它这么多帮助赏识的人，无论如何感谢大家。
（根据阿来在《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北大中文系的演讲整理）
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头上天空瓦蓝，阳光干净地落下来，看不到一粒尘埃。微凉的风里，盈满一种清冽的通透感。文学馆围墙铁栅栏外的街上，车来人往，各有节奏，他们从墙外经过的过程，就如一个故事中被不时替换的某一个段落。
我们站在这里，在北京这个明媚的早晨里，等候著名作家阿来。今天，是属于他和他的《尘埃落定》的特殊日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课堂内杂志社、巴金文学院，将一起在这里举行一场名为“向经典致敬——《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座谈会”。
《尘埃落定》是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崩溃前最后的幻象：喧嚣，绚丽，纷扰，尘土飞扬，而后一切归于寂静，这不仅是旧制度崩溃的哀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小说所描写的地方，也是阿来的故乡，四川阿坝。“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这是《尘埃落定》出版后，阿来在一次采访时说的话。
作为一个藏族后裔，而且是祖上也曾有过荣光的藏族后裔，后来又以文字作为表达工具的写作者，对于自己家族和族群在历史变化中的命运沉浮，其沉积于内心的感受，想来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能被忽略的。
而这部被专家一致认为“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当初却有过一番颇为曲折的经历，才最终得以面世。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阿来坐在马尔康小镇5楼的房间里，在一台286电脑的屏幕上，敲出了《尘埃落定》最初的几行字。其时，阿采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化局《新草地》双月刊的主编。当年他就完成了这部长篇的创作。
在其后的四年之中，这部“未来的经典”就开始了流浪的命运，在许多家出版社和编辑的手中辗转不停，却最终未能出版。那时正是“纯文学”很低潮的时候。直到1998年初，命运多舛的《尘埃落定>流浪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手里，才得以出版发行。
十五年后，在纪念座谈会发放的资料页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描述这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将独特的视角、巧妙的构思和厚重的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以跨族别的写作冲破了民族题材写作的模式，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作家操练着纯熟的汉语表现超越命运的力量，在表现人类普遍题材中显出异样的色彩，表达出对人生与世界深刻的体验。”
时至今日，《尘埃落定》累计发行已超过百万册，获奖无数。1999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2000年以全票获得茅盾文学奖，2000年获得郭沫若文学奖，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自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出版。在读者的挑剔和时间的考验中，这部“艺术、思想、文化价值极高的作品”，已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部新的世界级经典之作。
阿来：文学对我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知道“作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文学。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路边一个小亭子有一些报纸，上面有《沙家浜》的剧，我就在那看，大概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到文学，感觉到字和字也有不同的放法，放好了会让你非常舒服。
我自己做文学，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因为我上正规的学校很少。我就是因为害怕考试，后来想换一种方式，自己学习，阅读是很好的学习，写作也是很好的学习。
写作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有些时候对于成不成功，有点心不在焉，但是我很看重的是，我每写一本书，这本书有没有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对社会生活、历史有没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我的知识面有没有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我记得20多岁的时候，跟那个八十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一方面也是没有事情干，周围有很多人在写作，我也就写作。写到1989年我30岁，出了一本诗歌集，1989年出了一本小说集。那一年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就是觉得写作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样的写作还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老写没有什么意义，我就阅读。我开始做一些地方性的研究，其实也不是研究，没有刻意做学问，只是解答一下自己的提问，或者说哲学上的问题，比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从哪里来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时候有时间，因为自己心里有问题，就到处走。我出生那个自治州，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我徒步走过所有乡一级以上的单位。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而且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
走累了躺在草地上躺在松树下，读聂鲁达和惠特曼，我觉得是一个很来劲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是一种漫无目的的寻找，因为这是在野外，我也没有像今天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纪录，我要登一个多高的山，或者我今天要走多少公里，随性而止。
在我的游历、行走当中发现，在追寻真实材料时，我突然发现民间文学很有意思，在那个地方它也有集体记忆，但是这个记忆是不断被修改的。在传说过程当中民间也有很有美感的东西。如果你要做历史，你会觉得这个很要命，因为它失真，每传说一个人就失真一次。
但是，如果从文学的价值上来讲，每一个讲述者都在不断添加修改，结果这些故事本身变得越来越精彩。而且第一年听到这个故事，第二年、第三年去到那个村子，再讲的时候已经又变化了。
总体来讲在这样的历史跟传说之间，一方面在考证历史，一方面在追踪传说流变的过程，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到1994年，有一天我突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一下子就出来了，就这样有了《尘埃落定》。中间还停了两个月看世界杯足球赛，结果巴乔那次罚点球踢飞了。
我和很多作家不一样，没有那么严谨，我经常一句话写一篇小说，为一个意向写一篇小说。从来没有结构完整的故事，我觉得故事就像一棵树一样，自己去生长。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在记录他的生长，我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
这本书出来以后，它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经历奇妙，而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给它这么多帮助赏识的人，无论如何感谢大家。
（根据阿来在《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北大中文系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