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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结合问卷调查，了解中国民众在平等与特权方面的态度。受访者就支持何种平等观，贡献的边际回报是否应该递减，倾向于拥有何种影响力，以及对特权的态度等问题作出了回答。民众在平等问题上的态度普遍理性、务实，对特权问题的理解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与价值判断并重的特点。理解民众的平等观和特权观，有助于明确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方向，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 平等 特权 问卷 实证研究 政治文化
“平等与特权观念”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背景
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平等与特权是历久弥新的话题。传统中国怀着“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同时，官本位等特权现象自古即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痼疾。中国人在憧憬平等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特权现象的精确感知，特权作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深入并根植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平等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也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不懈追求。从库兹涅茨不平等发展曲线来看，经济增长初期的不平等是普遍规律，但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不平等的程度应随之降低。党中央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正是顺应这一社会规律的体现。當前，我们高度重视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公民，同时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不容忽视的是，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和特权现象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相关社会事件屡屡成为新闻热点，并为公众高度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问题进行一项调查研究，并希望这一研究能体现以下特点：
第一，结合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是结合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来理解不平等和特权现象的。对平等观与特权观的分析，大多建立在对传统或当今社会现象和观念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民众对平等的理解更是比较空泛，且主观色彩较浓，发泄式观点较多。然而，我们希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了解民众对平等和特权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寻找不平等和特权现象的深层原因。比如，影响一个人特权大小的因素，除了他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大小外，还包括其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等等。其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尤为重要，它决定着人们思维中公私利益的界限，对特权的容忍程度等等。
第二，体现中国国情，深入、务实地了解民众看法。结合当下中国话语体系和政治语境，我们将特权定义为：政治权力拥有者使用那些为行使权力而在政治体系内分配的资源；这种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政治地位较低者所能享受的水平；对资源的使用在实际中是否的确以行使权力为目的，取决于使用者自己的解释，而未被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或者，相关规定在较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或没有改变的机会，因此使用者根本无需做出解释。
第三，调研应具有理论性。调查涉及的概念清晰而不宽泛；问卷题目的选择和统计内容等建立在相应理论的基础之上。
第四，调研结果对于制度设计和决策应具有启发意义。以往，中外学者们已经对平等与特权观念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实证研究。例如，Yun—han Chu 和Yu—tzung Chang在1993年～1994年进行了一项中国政治文化调查，涉及对民主价值的支持，主要考察受访者是否支持平等。①谢宇在《认识中国的不平等》②一文中证明了中国人普遍接受官方关于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论调。台湾大学的东亚民主动态调查虽然与政治文化有关，但涉及平等观的内容较少。③这些调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中国民众的平等观，但所涉及的平等概念比较空泛，从中难以看到民众更深层次的看法。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这次调查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的不平等问题能有所助益，唤起更多从实证角度对不平等现象或政治文化进行的分析，引发学界、政界、媒体和民众的更广泛讨论。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调查过程自2012年8月23日始，至2012年9月7日止，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纸质抽样、网络调查平台等多种渠道，共回收有效问卷1063份；并针对问卷中的部分重点问题，联合网易新闻手机客户端进行调查，总参与人数近16000人。调查内容包括六个部分：一、民众对不平等现象和影响力的认知和评价；二、民众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态度；三、民众对分配的边际回报的观点；四、民众对特权危害的认知；五、民众对特权问题的态度及思考角度；六、人口统计学变量。我们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实证研究成果
一、民众普遍能够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看待平等和特权问题，但偏向保守，较多受访者偏好于拥有对规则、制度的影响力。调查发现，有85.7%的人认为“不平等会永远存在”；有高达60.2%的受访者认为不平等“对于社会发展是必需的”，换句话说，六成以上民众可以理性看待并接纳不平等。25.5%的人一方面认为不平等现象会永远存在，另一方面主张不平等对社会和个人发展不利，因而应该被消除。受访者的性别、阶层、收入、家庭背景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此没有影响。
特权，主要指依附于政治权力而衍生的特殊优势和特殊权利。我们希望了解，当民众对特权感到不满时，到底是对特权本身不满，还是对权力（即获得特权的基础）感到不满。调查发现，高达81.1%的民众表示“权力有大有小，很正常，我只是不容忍利用特权侵占公共资源”，即认为影响力的大小不应成为不满的理由，但却无法认同特权的存在；仅10.4%的民众对权力的不平等感到不满；另有8.5%的民众选择“别人权力比我大，还享受特权，这些我都能坦然接受，没有任何不满”。学历的高低对选项几乎没有影响（列联系数=0.14），出身为底层、中层、上层家庭对选项也无显著影响（列联系数=0.15）；阶层对选项有着微弱的影响（列联系数=0.21），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更倾向于对特权、而非对权力不平等感到不满。 在问及“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影响力，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与哪些人展开竞争”时，在那些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人中，有87.5%的人认为竞争对手来自社会地位更高或同样有影响力的人，仅有12.5%的人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而在自认为没有影响力的人中，认为需要与更高地位的人竞争的占81.0%，仅19.0%认为需要与同样没影响力的人竞争。可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民众，大多都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来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民众在影响力方面的偏好比较明显。影响力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可分为影响选项的能力；影响议程（即确定有哪些东西可以作为选项，哪些不可以）的能力；影响结构（各层次的规则或组织，如政治制度）的能力；以及影响意识、控制思想的能力。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偏好结构影响力的民众较多，达36.8%（当问及“一个人要在苹果、梨、香蕉中选出一种水果。如果你出于十分自私的目的，想干预他的选择，你希望怎样干预？”时，选择“他选哪种水果不重要，但我禁止他把规则从‘三选一’改成‘三选二’”）；其次是直接影响选项的能力（32.1%的民众选择“我希望我能让他按我的意愿吃苹果、梨、香蕉中的一种水果”）；17.5%的民众偏好影响议程的能力（选择“他在这三种水果中选什么不重要，我只是不想让他再从其他水果，如桔子、草莓、葡萄……中选择”）；仅有13.6%的民众希望影响他人的思想（选择“我希望能让他忘记自己到底爱吃什么水果”）。有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中的44.6%）偏好对结构的影响，40.6%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希望能够影响结构。在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人中，偏好结构影响力的人与偏好对他人的选择有直接影响的人大体相等。
二、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问题上，逾三成民众倾向于有限包容主义，即主张社会应照顾到个体的差异，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希望了解受访者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有着怎样的看法。按照雷依的分析，平等不但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而且这两种平等又各自包含两层相互排斥的含义：机会平等可能指：A. 前景平等——“每个人都有达成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的可能性，如工作或被一所医学院录用”；B. 手段平等——“每个人都有达成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的手段”。结果平等可能指：A. 份额平等——“人们被授予完全相同的东西”；B. 人头平等——“不同的人被授予对每个人而言价值相等的东西，即便它们在数量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④了解民众在平等观上的异同，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在教育、社保、税收政策改革等问题上对民意形成较准确的预期。
调查发现，60.70%的人认为，机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发展方面得到的支持应该相同（当问及“如果你是美术老师，正在辅导两个艺术天赋不同的学生考取美术学院，你会……”时，回答“给两人以同样的帮助，尽管天赋差的人可能因为水平不够而考不上”），其他人认为，应充分保证每个人的发展目标都能完全实现（选择“花更多精力帮助天赋差的学生，确保他被录取”）。不过，在出身为上层家庭的受访者中，赞同这一点的人占了绝对多数（71.4%）。但年龄、性别等因素对选项均没有显著影响。
在结果平等方面，40.96%的人认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应该具有相等的资源或影响力（当问及“如果把食物平等地分给两人，你会……”时，回答“给食量不同的人相同份量的食物，尽管食量大的人可能吃不饱”）；有52.89%的主张应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回答“给食量大的人更多食物，确保他也能吃饱）。与属于其他阶层的受访者相比，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略倾向于支持份额平等。较之男性，有更多的女性认为平等应体现在每个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上。
如图1所示，我们根据民众在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方面的差異，将民众分成四种：A. 在机会平等方面支持前景平等，且在结果平等方面支持人头平等的人，被称为完美主义者，他们可能主张，如果社会追求平等，就应满足所有人的发展愿望，并使得所有人得到充分满足。B. 支持手段平等和份额平等的人，为完全平均主义者，他们坚持，只有当人们在发展或需求方面得到的帮助完全相等时，才算得上平等，至于人们是否实现了发展目标，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并不需要考虑。C. 有限包容主义者认为，人们在发展方面应得到相同帮助，但是由于每个人在个人发展和需求上的差异，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方面会出现差距，因此社会应该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要。D. 发展主义者认为，人们的发展愿望应该得到充分满足，但是由于每个人的需求在性质和数量上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是不同的，对此，社会也无须帮助。
调查发现，有限包容主义者的比例略高，占32.17%。这些民众更可能在主张应提供给每个人均等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主张医疗保险应充分满足各种病人的需要。完美主义者较少，占26.72%。要强调的是，完美主义者并非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承认社会不可能实现平等。
三、多数民众对于边际回报的递增或递减持中性态度，且对“赢者通吃”（即影响力的累积）现象并不排斥。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公平既有法律上的意义，又有分配上的意义。当取它在分配上的意义时，我们认为它与平等是同义的。有人区分了公平与平等，并提出“公平的分配必然是不平等的。”在这句话中，“公平”也许指的是，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报酬；“平等”也许指的是，由于每个人都具备人这一特质，因而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由此可见，在这句话中无论是“公平”还是“平等”，都是指根据某种资质（要么是贡献，要么是人的特性）得到相应待遇的意思，所以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基于这种分析，边际回报等与分配公平有关的问题也应纳入我们对平等的研究中。
当问及“社会是否应该缩小在家境、天赋、投机等方面际遇好的人与际遇不好的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差距？”时，七成多的民众认为应该缩小这样造成的差距。在认为自己际遇较好的人中，有18.2%的人认为这种差距不应该被缩小，81.8%的人则认为差距应当被缩小；而在认为自己际遇不怎么好的人当中，32.9%的人认为不应该被缩小，有67.1%的主张应该被缩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并不比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关注减少际遇带来的差距。但是，在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中，主张应缩小这种差距的人的比例略高。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享受到了较好境遇的人似乎更可能强调要减少境遇对人的影响（克雷默的V系数=0.167）。 人们更倾向于根据“贡献”和“劳动”中的哪一个来分配影响力和资源？有69.0%的人更倾向于按照贡献分配（当问及“应根据人的贡献和成果来给他报酬，还是应按付出了多少努力来决定报酬”时，回答“更倾向看他做了多少贡献”），而31.0%的支持按劳动分配（选择“更倾向于看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支持按照贡献而非劳动来进行分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民众，有略高的可能性倾向于主张按照贡献分配（克雷默的V系数=0.143）。这也许是因为，与学历较低的民众相比，他们更多地受到了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在那些相信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平等的民众中，有更多的人（75.0%）支持按贡献分配（克雷默的V系数=0.158）。
假如把贡献的多少当成分配的依据，该如何确定贡献的边际回报？有37.1%的民众认为，随着贡献的增加，每单位贡献的边际回报应该增加（当问及“假设你是上帝，你现在想平等地按照每个人的贡献来付给他报酬。如果一个人做出了100份贡献，得到了100元奖励，另一个人的贡献是110。你觉得他得到的奖励应该有多少？”时，选择“永远多于110元”）；45.2%的民众认为每单位贡献的回报应该相等（选择“永远都是110元”）；9.2%的民众认为应该递减（“永远少于110元”）；8.4%的民众认为应该首先缩小两个人在贡献之间的差距，进而使两人的所得接近（选择“这次给他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设法让他的贡献以后尽量降到100份，而不再是110份”）。总体上看，较多民众偏向于边际回报相等，但是所处社会阶层较高者略倾向于回报递增。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选择回报递增的人略多于选择回报相等的人。消费水平对选项有极其微弱的影响（列联系数=0.136），其中，在月消费8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支持回报递增的人所占的比例略高。主张社会应努力消除不平等的民众，支持回报递减的可能性大于主张社会发展需要不平等的民众。
结合民众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可知，绝对平等主义者（即认为这三个因素所产生的边际回报都应该缩小的民众）仅占6.5%。认为际遇的边际回报不需要缩小、倾向于按贡献分配，且主张贡献的边际回报应递增的民众仅占6.8%。绝大多数民众都主张应该在某些方面减少边际回报，但不主张在所有方面均减少边际回报。
影响力的累积性，指的是在某方面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更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也有较大影响力（这一点在后发国家更为明显）。当问及“是否应对影响力之间的‘转化’做出限制”时，高达42.4%的民众认为“既不应限制，也不应鼓勵”；29.3%的认为“不应受限制，反而应该鼓励一种影响力转化成另一种”，仅有28.2%的认为“应该限制。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力，那就太不平等了”。受访者的阶层、消费水平、学历等因素对回答没有影响。
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回答情况来看，主张社会应努力消除不平等的民众普遍关注缩小境遇所带来的差距，但是对于由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贡献的边际回报和影响力的累积性所带来的不平等，似乎并不敏感。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平等的认知还是比较空泛的。
四、民众对待特权的态度是现实主义与价值判断并重，虽九成民众持负面与质疑态度，但容忍与接纳程度较高。有人认为，特权也能为社会带来一定好处，而不仅仅会带来危害，那么民众是怎么看的？有18.8%的民众认为特权只有危害，没有好处；有59.9%的民众主张，特权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好处，但危害更大；14.2%的民众则认为特权的好处要大于危害。身份因素（如是否是党员，是否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等）对选项没有显著影响。
在对特权的容忍度上，超过七成民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特权。有68.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适当保留一些特权（当问及“有些人能享受职务特权，看病不用挂号，住院直接进高级病房；而普通人看病一号难求，住院排不到床位，你有何想法？”时，回答“可以保留一些职位的人医疗特权，但对于什么人能享受特权、可供选择的医院的范围、住什么水平的病房等方面，要做出更合理的规定”）；有6.5%的认为现在的特权现象没有问题（选择“合情合理，在那么高的职位上，就应该享受现在那些医疗特权”）；仅有24.6%的受访者彻底反对特权（选择“应彻底取消那些人的医疗特权”）。换句话说，尽管高达九成的民众对于特权有着不同程度的质疑（在《人民论坛》杂志近期的一项调查中，87.1%的受调查者表示对官员特权拥有者的第一心态为“恨”，更充分地展现了这种质疑），但彻底反对任何特权的却不到二成，七成民众表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特权。受访者所在阶层与对问题的回答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支持特权。而月消费水平在1500元～8000元的受访者，似乎略微倾向于或多或少地保留特权制度。
我们不但要知道人们对特权的态度，还想知道产生这种态度的动因。调查发现，人们主要从价值判断的方面来评价特权现象，63.0%的民众认为“必须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思考特权是不是应该继续存在，不能只关心自己是否能从特权中受益”；8.5%的受访者承认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28.1%的人认为价值判断与利益追求同等重要。由此可见，有34.6%的民众评价特权时考虑了实际利益；91.1%的民众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过。而性别、学历和家庭等对回答均无影响。有较多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强调自己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过。而性别和家庭等变量对回答均无影响。
如图2所示，结合人们对特权的容忍度以及对待特权问题的动因，我们发现，有高达45.53%的民众纯粹出于价值判断支持一种存在适当特权的社会。持极端观点的人较少：纯粹从价值判断角度反对特权本身的激进者占15.15%；纯粹从价值判断角度支持特权的保守者，仅有2.35%；纯粹出于私利支持现有特权体系的人最少，仅0.85%；纯粹出于私利反对任何特权的虚伪者（我们认为，仅考虑私利的人并不会真的反对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特权体系）有3.10%。由图3可知，有高达69.80%的民众是在考虑了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特权体系的；有27.28%的人部分地或全部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特权的存在。 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逻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询问“有时候，人们明知做一些事是不道德的，但还是会去做，因为这样做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唯一办法。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利用特权么？”。31.85%的民众选择“我认为特权不合理，我也不会享受特权”；高达50.59%的人表示“我认为特权不合理，但是我仍然会利用特权”；7.31%的人坚持“我认为特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我自己仍然不会利用特权”；10.23%的人表示“我认为特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并且我也会享受特权”。受访者的政治面貌、所属阶层和日常居住地，对选项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阶层对选项的影响，卡方值=22.649，克雷默的V系数=0.084）。
总的来看，多数受访者在平等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性、温和和务实的，只有极少数人抱有绝对平等观念。有较多民众希望获得对规则、制度的影响力。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问题上，有限包容主义占相对多数。民众普遍对于边际回报的递增或递减持中性态度，能够容忍影响力的累积性。人们对特权问题的理解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与价值判断并重的特点。对于平等与特权方面问题的回答，各选项在民众总体中的分布，与各选项在某一群体中的分布无显著不同。当然，由于所要调查的正是民众具有的观念结构，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较为正常，但尽管如此，这种相似程度还是让人略感吃惊。比如，我们在调查前曾猜测，受访者对影响力的累积性的态度与他们所属的阶层有关，且有较强相关，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在受访者对影响力的偏好与其所属阶层之间，相关程度也比较小；只有出生于何种家庭这一变量对人们在机会平等上的态度有较明显的影响。要强调的是，党员的平等与特权观念，似乎与其他民众的观念并无明显区别，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
进一步的结论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教授指出，在“平等与特权”问题上，的确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以纠正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众多似是而非的“平等与特权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也谈到，无论是对于担负着政策制定责任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还是对于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对于公众平等与特权观念的清晰了解都是必需的。基于本文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本次调查及周边问题的观点、评析，我们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及建议：
一、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现象有较大的容忍度，民粹主义倾向不显著。调查结果显示，要求实现绝对平等或分配平均化的民众所占比例非常小，人们似乎普遍比较认同因贡献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也能容忍由影响力的积累性所强化的不平等，即“赢者通吃”。北京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姚桓教授指出，这一结果反映，中国公众的价值取向比较保守，对于精英阶层的容忍度较高，而这种高容忍度很可能会转化成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尽管事实上也没有解决由际遇和累积性造成的不平等，但主流舆论毫无质疑地强调应该减轻这种不平等。这说明，受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落后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公众的平等思想有待进一步培育，以便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任务相适应。
二、民众在对待特权问题上显示出较强的犬儒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犬儒主义不同，民众当下对于特权问题的犬儒主义心态特点是，“他们非常清楚正在做什么，可是他们在做”。⑤正如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五成民众明知特权不合理，但仍然不拒绝使用特权。这种思想状态甚至比出于私利而接受特权更值得警觉，因为犬儒主义者本身十分理解特权的不合理性，无法通过道德教育或剖析特权的危害性等方法来使他放弃对特权的喜好。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長何辉教授认为，这种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破除特权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义观念、现实行为选择之间可怕的距离，在这样一种社会普遍心态下消除特权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多数民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特权体系的存在。本次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辅证，当下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较严重的特权现象，原因之一是存在特权制度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政治文化支配行动，而政治文化又是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对此，何辉教授指出，制度、观念、行为选择实际上构成了封闭性的链条，环环相连，互相影响，这就造成了特权现象和特权文化的顽固性。姚桓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部分解释了民众对特权体系的容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中，普通老百姓认为，即使现在自己不能从特权中获利，以后也可能可以，或者下一代可能有特权。另一方面，人们要么认为官员的地位尊贵，理应享有特权；要么认为官员只要能为百姓造福，即使有特权也无所谓。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指出，这种官本位文化和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哪怕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大量特权现象的政治体系的存在也就很好理解了。但从长远来看，任何特权都只能是有限的和必须置于机会均等和规则健康合理前提之下的。对此，刘迎秋教授强调，如果当代社会（国家）的多数人还潜意识地把“特权”视为“臭豆腐”而津津乐道、甚至梦寐以求，那么，这样一种潜意识或者说追求，迟早都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扭曲，最终导致该社会（国家）的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和全面衰败，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四、社会应借助缩小边际回报来减少人们因境遇、贡献和积累性所造成的差距。政治学理论认为，不平等是绝对的，因为影响力在任何社会中的分配都是不平衡的。与此相应的是，平等是相对的，平等更像是一个行动的趋势、一个降低初始不平等性的过程。从调查结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缩小人们因境遇不同而形成的差距，而国家应该顺应民众这一诉求。而对于劳动与贡献中的哪一个应成为决定报酬的首要标准这一问题，多数民众选择了贡献，这反映了民众的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枬森教授强调，按照劳动来分配报酬，也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使人忽视了劳动的价值。比如，一些科研工作者努力工作很多年，但未必会有成果，有的人运气好，恰好出了成果，得到大量回报。但事实上，那些未得到成果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劳动也值得尊重。因此，社会建设的方向之一，即应通过社会的作用努力消除这种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认为，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只有同时兼具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配置标准两大特征的社会，才是资源配置公正的社会。然而，资源有效配置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涉及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从而可能意味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可以较好地解决结果公平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结果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其政策性含义是，只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社会公正的目标自然就会达到。
五、制度建设和规则建构应在引导社会和公众观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本次调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徐平教授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关键是引向何处，是增加普通人的不满情绪，还是引导一种文化自觉？政治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自觉，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它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或社会的影响，超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有利于自身维系和发展的反思和改变。因此，假如促进平等和消除特权确实是某一政治体系现在或未来追求的价值之一，那么它就应该在培育政治文化方面积极行动，在民众观念中找出有利于实现这一价值的部分进行鼓励传播，对相反的方面进行抑制，并且将平等诉求落实到政策中去。或许正如何辉教授所说，要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破除或限制特权，选择观念的启蒙或变革确实是条件之一，却非最佳途径；从制度安排入手，影响行为选择，才更有实现破除或限制特权的可能。（执笔：吴江，顾智锦）
注释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当代视野》，杨红伟，吴新叶，方卿，曾纪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6页。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俞可平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张一兵：“肯定的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觉——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
责 编/马冰莹
关键词 平等 特权 问卷 实证研究 政治文化
“平等与特权观念”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背景
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平等与特权是历久弥新的话题。传统中国怀着“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同时，官本位等特权现象自古即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痼疾。中国人在憧憬平等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特权现象的精确感知，特权作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深入并根植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平等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也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不懈追求。从库兹涅茨不平等发展曲线来看，经济增长初期的不平等是普遍规律，但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不平等的程度应随之降低。党中央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正是顺应这一社会规律的体现。當前，我们高度重视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公民，同时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不容忽视的是，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和特权现象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广泛存在，相关社会事件屡屡成为新闻热点，并为公众高度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问题进行一项调查研究，并希望这一研究能体现以下特点：
第一，结合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是结合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来理解不平等和特权现象的。对平等观与特权观的分析，大多建立在对传统或当今社会现象和观念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民众对平等的理解更是比较空泛，且主观色彩较浓，发泄式观点较多。然而，我们希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了解民众对平等和特权问题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寻找不平等和特权现象的深层原因。比如，影响一个人特权大小的因素，除了他拥有的政治权力的大小外，还包括其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等等。其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尤为重要，它决定着人们思维中公私利益的界限，对特权的容忍程度等等。
第二，体现中国国情，深入、务实地了解民众看法。结合当下中国话语体系和政治语境，我们将特权定义为：政治权力拥有者使用那些为行使权力而在政治体系内分配的资源；这种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政治地位较低者所能享受的水平；对资源的使用在实际中是否的确以行使权力为目的，取决于使用者自己的解释，而未被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或者，相关规定在较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或没有改变的机会，因此使用者根本无需做出解释。
第三，调研应具有理论性。调查涉及的概念清晰而不宽泛；问卷题目的选择和统计内容等建立在相应理论的基础之上。
第四，调研结果对于制度设计和决策应具有启发意义。以往，中外学者们已经对平等与特权观念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实证研究。例如，Yun—han Chu 和Yu—tzung Chang在1993年～1994年进行了一项中国政治文化调查，涉及对民主价值的支持，主要考察受访者是否支持平等。①谢宇在《认识中国的不平等》②一文中证明了中国人普遍接受官方关于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论调。台湾大学的东亚民主动态调查虽然与政治文化有关，但涉及平等观的内容较少。③这些调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中国民众的平等观，但所涉及的平等概念比较空泛，从中难以看到民众更深层次的看法。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这次调查对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的不平等问题能有所助益，唤起更多从实证角度对不平等现象或政治文化进行的分析，引发学界、政界、媒体和民众的更广泛讨论。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调查过程自2012年8月23日始，至2012年9月7日止，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纸质抽样、网络调查平台等多种渠道，共回收有效问卷1063份；并针对问卷中的部分重点问题，联合网易新闻手机客户端进行调查，总参与人数近16000人。调查内容包括六个部分：一、民众对不平等现象和影响力的认知和评价；二、民众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态度；三、民众对分配的边际回报的观点；四、民众对特权危害的认知；五、民众对特权问题的态度及思考角度；六、人口统计学变量。我们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实证研究成果
一、民众普遍能够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看待平等和特权问题，但偏向保守，较多受访者偏好于拥有对规则、制度的影响力。调查发现，有85.7%的人认为“不平等会永远存在”；有高达60.2%的受访者认为不平等“对于社会发展是必需的”，换句话说，六成以上民众可以理性看待并接纳不平等。25.5%的人一方面认为不平等现象会永远存在，另一方面主张不平等对社会和个人发展不利，因而应该被消除。受访者的性别、阶层、收入、家庭背景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此没有影响。
特权，主要指依附于政治权力而衍生的特殊优势和特殊权利。我们希望了解，当民众对特权感到不满时，到底是对特权本身不满，还是对权力（即获得特权的基础）感到不满。调查发现，高达81.1%的民众表示“权力有大有小，很正常，我只是不容忍利用特权侵占公共资源”，即认为影响力的大小不应成为不满的理由，但却无法认同特权的存在；仅10.4%的民众对权力的不平等感到不满；另有8.5%的民众选择“别人权力比我大，还享受特权，这些我都能坦然接受，没有任何不满”。学历的高低对选项几乎没有影响（列联系数=0.14），出身为底层、中层、上层家庭对选项也无显著影响（列联系数=0.15）；阶层对选项有着微弱的影响（列联系数=0.21），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更倾向于对特权、而非对权力不平等感到不满。 在问及“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影响力，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与哪些人展开竞争”时，在那些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人中，有87.5%的人认为竞争对手来自社会地位更高或同样有影响力的人，仅有12.5%的人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而在自认为没有影响力的人中，认为需要与更高地位的人竞争的占81.0%，仅19.0%认为需要与同样没影响力的人竞争。可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民众，大多都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来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民众在影响力方面的偏好比较明显。影响力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可分为影响选项的能力；影响议程（即确定有哪些东西可以作为选项，哪些不可以）的能力；影响结构（各层次的规则或组织，如政治制度）的能力；以及影响意识、控制思想的能力。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偏好结构影响力的民众较多，达36.8%（当问及“一个人要在苹果、梨、香蕉中选出一种水果。如果你出于十分自私的目的，想干预他的选择，你希望怎样干预？”时，选择“他选哪种水果不重要，但我禁止他把规则从‘三选一’改成‘三选二’”）；其次是直接影响选项的能力（32.1%的民众选择“我希望我能让他按我的意愿吃苹果、梨、香蕉中的一种水果”）；17.5%的民众偏好影响议程的能力（选择“他在这三种水果中选什么不重要，我只是不想让他再从其他水果，如桔子、草莓、葡萄……中选择”）；仅有13.6%的民众希望影响他人的思想（选择“我希望能让他忘记自己到底爱吃什么水果”）。有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中的44.6%）偏好对结构的影响，40.6%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希望能够影响结构。在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人中，偏好结构影响力的人与偏好对他人的选择有直接影响的人大体相等。
二、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问题上，逾三成民众倾向于有限包容主义，即主张社会应照顾到个体的差异，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希望了解受访者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有着怎样的看法。按照雷依的分析，平等不但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而且这两种平等又各自包含两层相互排斥的含义：机会平等可能指：A. 前景平等——“每个人都有达成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的可能性，如工作或被一所医学院录用”；B. 手段平等——“每个人都有达成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的手段”。结果平等可能指：A. 份额平等——“人们被授予完全相同的东西”；B. 人头平等——“不同的人被授予对每个人而言价值相等的东西，即便它们在数量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④了解民众在平等观上的异同，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在教育、社保、税收政策改革等问题上对民意形成较准确的预期。
调查发现，60.70%的人认为，机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发展方面得到的支持应该相同（当问及“如果你是美术老师，正在辅导两个艺术天赋不同的学生考取美术学院，你会……”时，回答“给两人以同样的帮助，尽管天赋差的人可能因为水平不够而考不上”），其他人认为，应充分保证每个人的发展目标都能完全实现（选择“花更多精力帮助天赋差的学生，确保他被录取”）。不过，在出身为上层家庭的受访者中，赞同这一点的人占了绝对多数（71.4%）。但年龄、性别等因素对选项均没有显著影响。
在结果平等方面，40.96%的人认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应该具有相等的资源或影响力（当问及“如果把食物平等地分给两人，你会……”时，回答“给食量不同的人相同份量的食物，尽管食量大的人可能吃不饱”）；有52.89%的主张应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回答“给食量大的人更多食物，确保他也能吃饱）。与属于其他阶层的受访者相比，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略倾向于支持份额平等。较之男性，有更多的女性认为平等应体现在每个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上。
如图1所示，我们根据民众在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方面的差異，将民众分成四种：A. 在机会平等方面支持前景平等，且在结果平等方面支持人头平等的人，被称为完美主义者，他们可能主张，如果社会追求平等，就应满足所有人的发展愿望，并使得所有人得到充分满足。B. 支持手段平等和份额平等的人，为完全平均主义者，他们坚持，只有当人们在发展或需求方面得到的帮助完全相等时，才算得上平等，至于人们是否实现了发展目标，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并不需要考虑。C. 有限包容主义者认为，人们在发展方面应得到相同帮助，但是由于每个人在个人发展和需求上的差异，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方面会出现差距，因此社会应该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要。D. 发展主义者认为，人们的发展愿望应该得到充分满足，但是由于每个人的需求在性质和数量上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是不同的，对此，社会也无须帮助。
调查发现，有限包容主义者的比例略高，占32.17%。这些民众更可能在主张应提供给每个人均等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主张医疗保险应充分满足各种病人的需要。完美主义者较少，占26.72%。要强调的是，完美主义者并非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承认社会不可能实现平等。
三、多数民众对于边际回报的递增或递减持中性态度，且对“赢者通吃”（即影响力的累积）现象并不排斥。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公平既有法律上的意义，又有分配上的意义。当取它在分配上的意义时，我们认为它与平等是同义的。有人区分了公平与平等，并提出“公平的分配必然是不平等的。”在这句话中，“公平”也许指的是，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报酬；“平等”也许指的是，由于每个人都具备人这一特质，因而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由此可见，在这句话中无论是“公平”还是“平等”，都是指根据某种资质（要么是贡献，要么是人的特性）得到相应待遇的意思，所以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基于这种分析，边际回报等与分配公平有关的问题也应纳入我们对平等的研究中。
当问及“社会是否应该缩小在家境、天赋、投机等方面际遇好的人与际遇不好的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差距？”时，七成多的民众认为应该缩小这样造成的差距。在认为自己际遇较好的人中，有18.2%的人认为这种差距不应该被缩小，81.8%的人则认为差距应当被缩小；而在认为自己际遇不怎么好的人当中，32.9%的人认为不应该被缩小，有67.1%的主张应该被缩小。处在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并不比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关注减少际遇带来的差距。但是，在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中，主张应缩小这种差距的人的比例略高。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享受到了较好境遇的人似乎更可能强调要减少境遇对人的影响（克雷默的V系数=0.167）。 人们更倾向于根据“贡献”和“劳动”中的哪一个来分配影响力和资源？有69.0%的人更倾向于按照贡献分配（当问及“应根据人的贡献和成果来给他报酬，还是应按付出了多少努力来决定报酬”时，回答“更倾向看他做了多少贡献”），而31.0%的支持按劳动分配（选择“更倾向于看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支持按照贡献而非劳动来进行分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民众，有略高的可能性倾向于主张按照贡献分配（克雷默的V系数=0.143）。这也许是因为，与学历较低的民众相比，他们更多地受到了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在那些相信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平等的民众中，有更多的人（75.0%）支持按贡献分配（克雷默的V系数=0.158）。
假如把贡献的多少当成分配的依据，该如何确定贡献的边际回报？有37.1%的民众认为，随着贡献的增加，每单位贡献的边际回报应该增加（当问及“假设你是上帝，你现在想平等地按照每个人的贡献来付给他报酬。如果一个人做出了100份贡献，得到了100元奖励，另一个人的贡献是110。你觉得他得到的奖励应该有多少？”时，选择“永远多于110元”）；45.2%的民众认为每单位贡献的回报应该相等（选择“永远都是110元”）；9.2%的民众认为应该递减（“永远少于110元”）；8.4%的民众认为应该首先缩小两个人在贡献之间的差距，进而使两人的所得接近（选择“这次给他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设法让他的贡献以后尽量降到100份，而不再是110份”）。总体上看，较多民众偏向于边际回报相等，但是所处社会阶层较高者略倾向于回报递增。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选择回报递增的人略多于选择回报相等的人。消费水平对选项有极其微弱的影响（列联系数=0.136），其中，在月消费8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支持回报递增的人所占的比例略高。主张社会应努力消除不平等的民众，支持回报递减的可能性大于主张社会发展需要不平等的民众。
结合民众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可知，绝对平等主义者（即认为这三个因素所产生的边际回报都应该缩小的民众）仅占6.5%。认为际遇的边际回报不需要缩小、倾向于按贡献分配，且主张贡献的边际回报应递增的民众仅占6.8%。绝大多数民众都主张应该在某些方面减少边际回报，但不主张在所有方面均减少边际回报。
影响力的累积性，指的是在某方面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更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也有较大影响力（这一点在后发国家更为明显）。当问及“是否应对影响力之间的‘转化’做出限制”时，高达42.4%的民众认为“既不应限制，也不应鼓勵”；29.3%的认为“不应受限制，反而应该鼓励一种影响力转化成另一种”，仅有28.2%的认为“应该限制。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力，那就太不平等了”。受访者的阶层、消费水平、学历等因素对回答没有影响。
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回答情况来看，主张社会应努力消除不平等的民众普遍关注缩小境遇所带来的差距，但是对于由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贡献的边际回报和影响力的累积性所带来的不平等，似乎并不敏感。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平等的认知还是比较空泛的。
四、民众对待特权的态度是现实主义与价值判断并重，虽九成民众持负面与质疑态度，但容忍与接纳程度较高。有人认为，特权也能为社会带来一定好处，而不仅仅会带来危害，那么民众是怎么看的？有18.8%的民众认为特权只有危害，没有好处；有59.9%的民众主张，特权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好处，但危害更大；14.2%的民众则认为特权的好处要大于危害。身份因素（如是否是党员，是否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等）对选项没有显著影响。
在对特权的容忍度上，超过七成民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特权。有68.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适当保留一些特权（当问及“有些人能享受职务特权，看病不用挂号，住院直接进高级病房；而普通人看病一号难求，住院排不到床位，你有何想法？”时，回答“可以保留一些职位的人医疗特权，但对于什么人能享受特权、可供选择的医院的范围、住什么水平的病房等方面，要做出更合理的规定”）；有6.5%的认为现在的特权现象没有问题（选择“合情合理，在那么高的职位上，就应该享受现在那些医疗特权”）；仅有24.6%的受访者彻底反对特权（选择“应彻底取消那些人的医疗特权”）。换句话说，尽管高达九成的民众对于特权有着不同程度的质疑（在《人民论坛》杂志近期的一项调查中，87.1%的受调查者表示对官员特权拥有者的第一心态为“恨”，更充分地展现了这种质疑），但彻底反对任何特权的却不到二成，七成民众表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特权。受访者所在阶层与对问题的回答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支持特权。而月消费水平在1500元～8000元的受访者，似乎略微倾向于或多或少地保留特权制度。
我们不但要知道人们对特权的态度，还想知道产生这种态度的动因。调查发现，人们主要从价值判断的方面来评价特权现象，63.0%的民众认为“必须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思考特权是不是应该继续存在，不能只关心自己是否能从特权中受益”；8.5%的受访者承认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28.1%的人认为价值判断与利益追求同等重要。由此可见，有34.6%的民众评价特权时考虑了实际利益；91.1%的民众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过。而性别、学历和家庭等对回答均无影响。有较多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强调自己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过。而性别和家庭等变量对回答均无影响。
如图2所示，结合人们对特权的容忍度以及对待特权问题的动因，我们发现，有高达45.53%的民众纯粹出于价值判断支持一种存在适当特权的社会。持极端观点的人较少：纯粹从价值判断角度反对特权本身的激进者占15.15%；纯粹从价值判断角度支持特权的保守者，仅有2.35%；纯粹出于私利支持现有特权体系的人最少，仅0.85%；纯粹出于私利反对任何特权的虚伪者（我们认为，仅考虑私利的人并不会真的反对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特权体系）有3.10%。由图3可知，有高达69.80%的民众是在考虑了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特权体系的；有27.28%的人部分地或全部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特权的存在。 人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逻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询问“有时候，人们明知做一些事是不道德的，但还是会去做，因为这样做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唯一办法。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利用特权么？”。31.85%的民众选择“我认为特权不合理，我也不会享受特权”；高达50.59%的人表示“我认为特权不合理，但是我仍然会利用特权”；7.31%的人坚持“我认为特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我自己仍然不会利用特权”；10.23%的人表示“我认为特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并且我也会享受特权”。受访者的政治面貌、所属阶层和日常居住地，对选项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阶层对选项的影响，卡方值=22.649，克雷默的V系数=0.084）。
总的来看，多数受访者在平等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性、温和和务实的，只有极少数人抱有绝对平等观念。有较多民众希望获得对规则、制度的影响力。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问题上，有限包容主义占相对多数。民众普遍对于边际回报的递增或递减持中性态度，能够容忍影响力的累积性。人们对特权问题的理解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与价值判断并重的特点。对于平等与特权方面问题的回答，各选项在民众总体中的分布，与各选项在某一群体中的分布无显著不同。当然，由于所要调查的正是民众具有的观念结构，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较为正常，但尽管如此，这种相似程度还是让人略感吃惊。比如，我们在调查前曾猜测，受访者对影响力的累积性的态度与他们所属的阶层有关，且有较强相关，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在受访者对影响力的偏好与其所属阶层之间，相关程度也比较小；只有出生于何种家庭这一变量对人们在机会平等上的态度有较明显的影响。要强调的是，党员的平等与特权观念，似乎与其他民众的观念并无明显区别，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
进一步的结论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教授指出，在“平等与特权”问题上，的确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以纠正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众多似是而非的“平等与特权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也谈到，无论是对于担负着政策制定责任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还是对于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对于公众平等与特权观念的清晰了解都是必需的。基于本文以上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本次调查及周边问题的观点、评析，我们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及建议：
一、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现象有较大的容忍度，民粹主义倾向不显著。调查结果显示，要求实现绝对平等或分配平均化的民众所占比例非常小，人们似乎普遍比较认同因贡献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也能容忍由影响力的积累性所强化的不平等，即“赢者通吃”。北京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姚桓教授指出，这一结果反映，中国公众的价值取向比较保守，对于精英阶层的容忍度较高，而这种高容忍度很可能会转化成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尽管事实上也没有解决由际遇和累积性造成的不平等，但主流舆论毫无质疑地强调应该减轻这种不平等。这说明，受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落后等因素的限制，中国公众的平等思想有待进一步培育，以便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任务相适应。
二、民众在对待特权问题上显示出较强的犬儒主义倾向。与传统的犬儒主义不同，民众当下对于特权问题的犬儒主义心态特点是，“他们非常清楚正在做什么，可是他们在做”。⑤正如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五成民众明知特权不合理，但仍然不拒绝使用特权。这种思想状态甚至比出于私利而接受特权更值得警觉，因为犬儒主义者本身十分理解特权的不合理性，无法通过道德教育或剖析特权的危害性等方法来使他放弃对特权的喜好。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長何辉教授认为，这种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破除特权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义观念、现实行为选择之间可怕的距离，在这样一种社会普遍心态下消除特权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多数民众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特权体系的存在。本次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辅证，当下中国社会中之所以存在较严重的特权现象，原因之一是存在特权制度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政治文化支配行动，而政治文化又是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对此，何辉教授指出，制度、观念、行为选择实际上构成了封闭性的链条，环环相连，互相影响，这就造成了特权现象和特权文化的顽固性。姚桓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部分解释了民众对特权体系的容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中，普通老百姓认为，即使现在自己不能从特权中获利，以后也可能可以，或者下一代可能有特权。另一方面，人们要么认为官员的地位尊贵，理应享有特权；要么认为官员只要能为百姓造福，即使有特权也无所谓。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指出，这种官本位文化和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哪怕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大量特权现象的政治体系的存在也就很好理解了。但从长远来看，任何特权都只能是有限的和必须置于机会均等和规则健康合理前提之下的。对此，刘迎秋教授强调，如果当代社会（国家）的多数人还潜意识地把“特权”视为“臭豆腐”而津津乐道、甚至梦寐以求，那么，这样一种潜意识或者说追求，迟早都会导致人们思想的扭曲，最终导致该社会（国家）的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和全面衰败，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四、社会应借助缩小边际回报来减少人们因境遇、贡献和积累性所造成的差距。政治学理论认为，不平等是绝对的，因为影响力在任何社会中的分配都是不平衡的。与此相应的是，平等是相对的，平等更像是一个行动的趋势、一个降低初始不平等性的过程。从调查结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缩小人们因境遇不同而形成的差距，而国家应该顺应民众这一诉求。而对于劳动与贡献中的哪一个应成为决定报酬的首要标准这一问题，多数民众选择了贡献，这反映了民众的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枬森教授强调，按照劳动来分配报酬，也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使人忽视了劳动的价值。比如，一些科研工作者努力工作很多年，但未必会有成果，有的人运气好，恰好出了成果，得到大量回报。但事实上，那些未得到成果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劳动也值得尊重。因此，社会建设的方向之一，即应通过社会的作用努力消除这种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认为，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只有同时兼具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配置标准两大特征的社会，才是资源配置公正的社会。然而，资源有效配置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涉及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从而可能意味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可以较好地解决结果公平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结果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等，通过竞争市场的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其政策性含义是，只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他们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保证他们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社会公正的目标自然就会达到。
五、制度建设和规则建构应在引导社会和公众观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本次调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徐平教授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关键是引向何处，是增加普通人的不满情绪，还是引导一种文化自觉？政治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自觉，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它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或社会的影响，超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有利于自身维系和发展的反思和改变。因此，假如促进平等和消除特权确实是某一政治体系现在或未来追求的价值之一，那么它就应该在培育政治文化方面积极行动，在民众观念中找出有利于实现这一价值的部分进行鼓励传播，对相反的方面进行抑制，并且将平等诉求落实到政策中去。或许正如何辉教授所说，要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破除或限制特权，选择观念的启蒙或变革确实是条件之一，却非最佳途径；从制度安排入手，影响行为选择，才更有实现破除或限制特权的可能。（执笔：吴江，顾智锦）
注释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当代视野》，杨红伟，吴新叶，方卿，曾纪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6页。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俞可平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张一兵：“肯定的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觉——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