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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共和国同龄，今年七十岁了。按说到了这把年纪，早应把一切看淡，把一切放下了，可是几十年来，还在睡梦中不断浮现当年上学时的场景;每年一度的高考时节来临，总能勾起当年参加高考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暮年之际，回首我的求学之路，有收获、喜悦，也有失落、遗憾，而这一切无不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九五八年，那年我九岁，已过了该入学的年纪。但是现实是，家家都在为温饱问题发愁，我家的情况更为糟糕：兄妹五人，弟弟尚小，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学费已经让家庭不堪重负;父亲患青光眼无钱医治，眼看日趋严重，哪里有钱再供我读书？那时教育远不如现在这么普及，方圆十几里才有一所公立小学，离我家最近的就是三里外的东张小学，那里就是渴望读书的孩子们心中的圣殿。眼巴巴地看着玩伴们一个个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我心里酸酸的，自卑极了。
不得不说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对教育事业都是非常重视的。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创办民办小学，以解决大龄儿童上学问题。我们村也办起了民小，教室就设在村里一座破败的关帝庙里，土坯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凳子由学生自带。学校有两名教师，男教师是一个原国民党部队的老兵，参加和平起义后在解放军部队当过文化教员。另一名女教师是我那小学毕业的堂姐——他们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民小条件很差，很不正规，那些上公立学校的伙伴们常投来不屑的眼光，好在这里不收学费，能有学上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农村，有经验的农民在种庄稼时，对农作物采取“墩苗”措施。所谓“墩苗”，就是面对刚出苗的庄稼，农民不是急于施肥、灌溉，而是先将幼苗周围的土压实。目的是抑制幼苗茎叶生长，逼着幼苗把根须扎向更深的土里。这样的幼苗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过了“墩苗”期，再给它施以水肥，就会飞快地生长，而且整个生长周期都抗倒伏、抗虫害，保持旺盛的生长势头。也许庄稼的这种“墩苗”效应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对上学的渴望一旦得到了满足，学习的劲头就一下迸发出来了，半个学期就啃完了一年级全年的学习内容。恰好，二年级有一个学生要求留级，老师干脆让我俩交换一下课本，我俩各得其所，这样我就跳了一级，坐到二年级的教室里了。
三年级开学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村小学停办了，我们被公办东张小学“收编”了，我高兴了一阵子，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羡慕的小伙伴们平起平坐了。这激起了我更大的学习热情，在知识的海洋里我如鱼得水，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一九六四年小学毕业时，我是我们村考入太康县第八中学的三个人之一。在我们村小学并入公立小学的那拨人中，我是唯一进入中学的人。要知道那个年代，全县还不到十所中学，每所中学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定额四十五人，能升入中学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我为自己能够上中学而高兴，同时也为那些落榜的同学而悲哀，正是求学的大好年华，却被大面积地拦在了学校大门之外，这就是当时无奈的现实。
太康县第八中学就设在我们村五里外的逊母口公社，而这也是我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学校不大，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各一班，校风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是太康高中的优秀生源地之一，年年从这里升入高中的学生数量在全县名列前茅。当时我受环境的限制，看不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也没有更大的目标，只是从老师自豪的介绍中知道，某一届有多少人从这里升入了太康高中，谁谁谁升入高中后考入了大学。现实的例子是，我二哥从这里毕业后考入了当时的郑州地质学校后参军。我堂哥考入了新乡师范学院，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要知道那时大学生的数量太少了，头上顶着天之骄子的光环，令人羡慕。这时我心中已经有了目标，决心追随学长们的脚步，向心中的圣地——大学殿堂奋力攀登。姐姐先我两年考入了太康县第八中学，可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几个学生的上学费用了，她迫不得已辍学了。我知道她是为我作出了牺牲。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前文说到，二哥考上了郑州地质学校，可是为了区区五元钱路费，母亲借了半个村子！经济上如此，生活上能好到哪里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当时，学生们的生活普遍都很艰苦。除了家在公社的走读生以外，其他学生都是自带干粮，有的离家十多里路，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一个星期的伙食费需用肩膀一次背齐。学校有一个学生食堂，但只负责把学生带的馍馍用蒸笼热一热，简单地供应些热水。各人的装馍馍的篮子就挂在寝室的墙上，为了对付成群结队的麻雀，还要用布包得严严实实。冬天还好些，到了热天，馍馍难免发霉长毛，就这样也不舍得扔，如果计划不周，就难免断顿饿肚子。在食堂蒸笼热馍馍的时候，为了避免拿错，我们都用绳子结个网兜，把馍馍放在里面，等热好了，就各掂各的网兜。当时哪有什么下饭的菜，很少见到油腥，许多人连咸菜也吃不起。白开水就锅饼或窝头就是一日三餐的常态。
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热情。对于我们这些在饥饿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都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坐到中学的教室里，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上你追我赶，唯恐掉队，很少听到有人因逃学或旷课而受批评，相反常常有人因早起或晚睡违反了作息时间而受到老师的制止或劝阻。升入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仍保持了领先的势头，被推举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在班里第一批加入了团组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前景一片光明，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样紧张而有序、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学习生活，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全国就戛然而止了。从批判“三家村”开始，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全国乱了套，各地全面实行停课闹革命，各级领导机构瘫痪，教师靠边站，大游行，喊口号，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全国大串联，学生队伍四分五裂，成立战斗队，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运动一个接一个，高潮一拨又一拨……
作为初中生，我们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随波逐流。开始的新鲜和狂热过后，我们渐渐地陷入焦虑和彷徨：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一九六八年，我们学校三个屆别的学生同时毕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我们的初中时代。 太康一高——全县唯一的高中已经解散，分布在全县各重点公社的初中办起了高中班，当时叫这类学校为“戴帽中学”。各校教师队伍东拼西凑。高中班以原来一部分高中教师为教学骨干，还有一部分老师是原来教初中的。教学设备非常简陋，学生来自各届别，成绩参差不齐。当时我们的学校倒是分来了一位文革前的教学权威，这位老师姓孙，毕业于名牌大学，可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当然成了被揪斗的对象。在我的整个高中阶段，他一直靠边站，不能代课，我一直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一九七○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大学早已停止招生多年，毕业即意味着学生阶段的结束。高中毕业后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从小习惯了农民的生活，对于各项农活也并不陌生，但是毕竟有了高中学历，对于上大学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强烈的向往，有着跳出农门到更大舞台去施展抱负的强烈愿望，然而现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单调而贫乏。铁板一块的城乡二元结构，“商品粮”和“农业户口”，不同的人群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人员流动几乎是静止状态，广大农村青年上升的通道几乎被堵死，靠知识改变命运成了奢望。上边偶尔也会分一两个招工的名额，但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某些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当兵入伍不失为跳出农门的一条捷径，但是你必须得是贫农或中农出身，还得有掌权的“伯乐”作为后台才能获得机会，我曾三次报名参军，然而一次体检的机会也没得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谋到了一份供销社农村“双代点”的工作，这虽然不是一次华丽转身，但在当时也算一份让旁人羡慕的工作。从此，我与此后工作一辈子的单位——逊母口供销社结缘。
那时，供销社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为了方便群众生活，在各生产大队都有代销代购点，也叫“双代点”，人员场地由各大队负责提供，供销社负责资金和货源供应，说是“双代点”，其实当时可供收购的农产品很少，受规模限制也不供应生产资料，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流动资金不过六百到一千元左右。一辆架子车就是交通工具。“双代点”的开设给周围群众提供了不少方便。“双代点”的岗位虽然非常平凡，却是供销社选拔人才重要的基地，很多正式工都来自“双代点”。当时供销社的岗位主要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而设立，招工很灵活，由上级劳动部门备案即可。
“双代员”每月初从供销社领到十八元工资，交生产队九元，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其余自己支配。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一方面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每月有了几元的零花钱。况且那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只能把这份工作干好。由于我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在群众中口碑不错，加上头上有着高中毕业的微弱光环，工作一年多就被选拔到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中心门市部工作。虽然我有着更大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志不在三尺柜台，但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况且在那个物资紧缺、处处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供销社营业员可是让人眼红的职业呢。
基层供销社在农村是独家经营，面对千家万户，大到农药化肥、农业机具、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无所不包。虽然那时社会购买力低下，门市部业务仍然十分繁忙，逢集市日我们常常忙得吃不上准点饭。职工共有百十号人，除一部分老职工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亦工亦农”，身份仍然是农民。每月三十元工资，一部分要交到所在生产队买一个劳力的工分。这种状况以后又持续了很多年，能转为正式工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营业员的工作虽然繁重，平凡而单调，但是我明白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也是我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工作了，所以慢慢地也有随遇而安了。
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尽管这次招生对象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这一重磅消息又燃起了我对上大学的渴望，我决定努力争取这难得的机会，实现多年来已渐渐遗忘的大学梦。
根据已公布的招生政策规定，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拨相结合的方针，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择优推荐，而且每个生产大队只能推荐一个名额。我当时虽在供销社工作，但是户籍在老家小吴村。我满怀希望地回小吴村去报名，然而现实劈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被告知，大队唯一的推荐指标已经给了同村的一个女生。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的不甘心，事实已无可挽回，我只好回单位向我的齐主任求助。在齐主任的努力下，事情有了转机，公社同意我作为社直机关的推荐人选参加当年的高考，这就等于在已经满员的车厢里给我加了个座位。
被推荐就意味着获得了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否则是没有资格入场的。文化课考试如期举行，考场设在原太康一中。我心中不免忐忑，毕竟毕业那么多年了，又没有什么复习资料，临时抱佛脚，既无章法也毫无边际。考试有两张卷子，政治、语文合卷，另一张卷子考数理化。类似的模拟考试，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整体水平咋样，个人水平如何，人人心里都没底。考试下来，我自我感觉还不不错，属于正常发挥。因为最终没有公布考试成绩，所以怎样评的卷，考了多少分，在此后的录取工作中考试分数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成了永远的谜。
因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选拔大学生过程中第一次实行文化考试，一切简单多了，什么估分、报志愿、划分数线这些全免去了，招生数量指标直接分到县，县文教局就是录取中心。既然是“重在政治表现”，那谁上谁下谁去哪个学校只有文教局说了算，考试分数只是参考，各公社上报上来的推荐表就是重要依据，同时也要考虑各公社大体平衡。各公社上报的推荐数量和实际录取人数差别不是很大，从理论上讲，凡被推荐者被录取的希望都很大。而齐主任对我能金榜题名显得更有把握，因为他直接参与了公社推荐名单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被推荐和被录取之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何况我在名单上的位置十分靠前呢。更夸张的是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前对我表示了祝贺，甚至对我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我所在的部门，定员三人，为了填补我走后的空缺，提前调入了一位同事，以及时接替我的工作。我飘飘然起来，仿佛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
然而，历史无情地给我开了一次玩笑。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原来的大学入学推荐名单被推倒重来，重新敲定推荐名单人选。当年，走进考场的千千万万考生的大学梦破灭了。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但是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同时已经拥有了在旁人看来还算不错的工作，丧失了背水一战的动力。另一方面，父母年事已高，父亲当时已双目失明，家庭的状况已不允许我远走高飞，我当年同学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地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我就这样彻底与大学无缘了。
高尔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我虽然没能圆大学梦，但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在社会这所大学中不断学习、锤炼自己。我通过自学取得了会计资格，从营业员走上了会计岗位，后来又被提拔为镇供销社副主任，一直工作到退休。在对子女教育方面，我一直没有放松，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的大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三个子女读书也很争气，大儿子考入了兰州大学，二儿子考入石河子大学，后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女儿考入郑州一所大专院校。我凭着微薄的工资收入，还和妻子种了六亩地，供三个子女读完了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他们帮我圆了大学梦。我也很欣慰，自己当年与大学擦肩而过的遗憾在他们身上没有重演。毕竟，现在的大学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大家都公平地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高考，仍然是普通人改變命运的机会。这是时代的进步，更是个体的幸运。
一九五八年，那年我九岁，已过了该入学的年纪。但是现实是，家家都在为温饱问题发愁，我家的情况更为糟糕：兄妹五人，弟弟尚小，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学费已经让家庭不堪重负;父亲患青光眼无钱医治，眼看日趋严重，哪里有钱再供我读书？那时教育远不如现在这么普及，方圆十几里才有一所公立小学，离我家最近的就是三里外的东张小学，那里就是渴望读书的孩子们心中的圣殿。眼巴巴地看着玩伴们一个个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我心里酸酸的，自卑极了。
不得不说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对教育事业都是非常重视的。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创办民办小学，以解决大龄儿童上学问题。我们村也办起了民小，教室就设在村里一座破败的关帝庙里，土坯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凳子由学生自带。学校有两名教师，男教师是一个原国民党部队的老兵，参加和平起义后在解放军部队当过文化教员。另一名女教师是我那小学毕业的堂姐——他们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民小条件很差，很不正规，那些上公立学校的伙伴们常投来不屑的眼光，好在这里不收学费，能有学上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农村，有经验的农民在种庄稼时，对农作物采取“墩苗”措施。所谓“墩苗”，就是面对刚出苗的庄稼，农民不是急于施肥、灌溉，而是先将幼苗周围的土压实。目的是抑制幼苗茎叶生长，逼着幼苗把根须扎向更深的土里。这样的幼苗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过了“墩苗”期，再给它施以水肥，就会飞快地生长，而且整个生长周期都抗倒伏、抗虫害，保持旺盛的生长势头。也许庄稼的这种“墩苗”效应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我对上学的渴望一旦得到了满足，学习的劲头就一下迸发出来了，半个学期就啃完了一年级全年的学习内容。恰好，二年级有一个学生要求留级，老师干脆让我俩交换一下课本，我俩各得其所，这样我就跳了一级，坐到二年级的教室里了。
三年级开学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村小学停办了，我们被公办东张小学“收编”了，我高兴了一阵子，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羡慕的小伙伴们平起平坐了。这激起了我更大的学习热情，在知识的海洋里我如鱼得水，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一九六四年小学毕业时，我是我们村考入太康县第八中学的三个人之一。在我们村小学并入公立小学的那拨人中，我是唯一进入中学的人。要知道那个年代，全县还不到十所中学，每所中学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定额四十五人，能升入中学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我为自己能够上中学而高兴，同时也为那些落榜的同学而悲哀，正是求学的大好年华，却被大面积地拦在了学校大门之外，这就是当时无奈的现实。
太康县第八中学就设在我们村五里外的逊母口公社，而这也是我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学校不大，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各一班，校风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是太康高中的优秀生源地之一，年年从这里升入高中的学生数量在全县名列前茅。当时我受环境的限制，看不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也没有更大的目标，只是从老师自豪的介绍中知道，某一届有多少人从这里升入了太康高中，谁谁谁升入高中后考入了大学。现实的例子是，我二哥从这里毕业后考入了当时的郑州地质学校后参军。我堂哥考入了新乡师范学院，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要知道那时大学生的数量太少了，头上顶着天之骄子的光环，令人羡慕。这时我心中已经有了目标，决心追随学长们的脚步，向心中的圣地——大学殿堂奋力攀登。姐姐先我两年考入了太康县第八中学，可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几个学生的上学费用了，她迫不得已辍学了。我知道她是为我作出了牺牲。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前文说到，二哥考上了郑州地质学校，可是为了区区五元钱路费，母亲借了半个村子！经济上如此，生活上能好到哪里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当时，学生们的生活普遍都很艰苦。除了家在公社的走读生以外，其他学生都是自带干粮，有的离家十多里路，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一个星期的伙食费需用肩膀一次背齐。学校有一个学生食堂，但只负责把学生带的馍馍用蒸笼热一热，简单地供应些热水。各人的装馍馍的篮子就挂在寝室的墙上，为了对付成群结队的麻雀，还要用布包得严严实实。冬天还好些，到了热天，馍馍难免发霉长毛，就这样也不舍得扔，如果计划不周，就难免断顿饿肚子。在食堂蒸笼热馍馍的时候，为了避免拿错，我们都用绳子结个网兜，把馍馍放在里面，等热好了，就各掂各的网兜。当时哪有什么下饭的菜，很少见到油腥，许多人连咸菜也吃不起。白开水就锅饼或窝头就是一日三餐的常态。
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热情。对于我们这些在饥饿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都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坐到中学的教室里，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上你追我赶，唯恐掉队，很少听到有人因逃学或旷课而受批评，相反常常有人因早起或晚睡违反了作息时间而受到老师的制止或劝阻。升入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仍保持了领先的势头，被推举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在班里第一批加入了团组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前景一片光明，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样紧张而有序、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学习生活，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全国就戛然而止了。从批判“三家村”开始，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全国乱了套，各地全面实行停课闹革命，各级领导机构瘫痪，教师靠边站，大游行，喊口号，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全国大串联，学生队伍四分五裂，成立战斗队，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运动一个接一个，高潮一拨又一拨……
作为初中生，我们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随波逐流。开始的新鲜和狂热过后，我们渐渐地陷入焦虑和彷徨：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一九六八年，我们学校三个屆别的学生同时毕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我们的初中时代。 太康一高——全县唯一的高中已经解散，分布在全县各重点公社的初中办起了高中班，当时叫这类学校为“戴帽中学”。各校教师队伍东拼西凑。高中班以原来一部分高中教师为教学骨干，还有一部分老师是原来教初中的。教学设备非常简陋，学生来自各届别，成绩参差不齐。当时我们的学校倒是分来了一位文革前的教学权威，这位老师姓孙，毕业于名牌大学，可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当然成了被揪斗的对象。在我的整个高中阶段，他一直靠边站，不能代课，我一直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一九七○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大学早已停止招生多年，毕业即意味着学生阶段的结束。高中毕业后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从小习惯了农民的生活，对于各项农活也并不陌生，但是毕竟有了高中学历，对于上大学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强烈的向往，有着跳出农门到更大舞台去施展抱负的强烈愿望，然而现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单调而贫乏。铁板一块的城乡二元结构，“商品粮”和“农业户口”，不同的人群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人员流动几乎是静止状态，广大农村青年上升的通道几乎被堵死，靠知识改变命运成了奢望。上边偶尔也会分一两个招工的名额，但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某些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当兵入伍不失为跳出农门的一条捷径，但是你必须得是贫农或中农出身，还得有掌权的“伯乐”作为后台才能获得机会，我曾三次报名参军，然而一次体检的机会也没得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谋到了一份供销社农村“双代点”的工作，这虽然不是一次华丽转身，但在当时也算一份让旁人羡慕的工作。从此，我与此后工作一辈子的单位——逊母口供销社结缘。
那时，供销社是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为了方便群众生活，在各生产大队都有代销代购点，也叫“双代点”，人员场地由各大队负责提供，供销社负责资金和货源供应，说是“双代点”，其实当时可供收购的农产品很少，受规模限制也不供应生产资料，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流动资金不过六百到一千元左右。一辆架子车就是交通工具。“双代点”的开设给周围群众提供了不少方便。“双代点”的岗位虽然非常平凡，却是供销社选拔人才重要的基地，很多正式工都来自“双代点”。当时供销社的岗位主要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而设立，招工很灵活，由上级劳动部门备案即可。
“双代员”每月初从供销社领到十八元工资，交生产队九元，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其余自己支配。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一方面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每月有了几元的零花钱。况且那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只能把这份工作干好。由于我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在群众中口碑不错，加上头上有着高中毕业的微弱光环，工作一年多就被选拔到公社所在地——供销社中心门市部工作。虽然我有着更大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志不在三尺柜台，但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况且在那个物资紧缺、处处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供销社营业员可是让人眼红的职业呢。
基层供销社在农村是独家经营，面对千家万户，大到农药化肥、农业机具、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无所不包。虽然那时社会购买力低下，门市部业务仍然十分繁忙，逢集市日我们常常忙得吃不上准点饭。职工共有百十号人，除一部分老职工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亦工亦农”，身份仍然是农民。每月三十元工资，一部分要交到所在生产队买一个劳力的工分。这种状况以后又持续了很多年，能转为正式工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营业员的工作虽然繁重，平凡而单调，但是我明白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也是我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工作了，所以慢慢地也有随遇而安了。
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尽管这次招生对象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这一重磅消息又燃起了我对上大学的渴望，我决定努力争取这难得的机会，实现多年来已渐渐遗忘的大学梦。
根据已公布的招生政策规定，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拨相结合的方针，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择优推荐，而且每个生产大队只能推荐一个名额。我当时虽在供销社工作，但是户籍在老家小吴村。我满怀希望地回小吴村去报名，然而现实劈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被告知，大队唯一的推荐指标已经给了同村的一个女生。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的不甘心，事实已无可挽回，我只好回单位向我的齐主任求助。在齐主任的努力下，事情有了转机，公社同意我作为社直机关的推荐人选参加当年的高考，这就等于在已经满员的车厢里给我加了个座位。
被推荐就意味着获得了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否则是没有资格入场的。文化课考试如期举行，考场设在原太康一中。我心中不免忐忑，毕竟毕业那么多年了，又没有什么复习资料，临时抱佛脚，既无章法也毫无边际。考试有两张卷子，政治、语文合卷，另一张卷子考数理化。类似的模拟考试，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整体水平咋样，个人水平如何，人人心里都没底。考试下来，我自我感觉还不不错，属于正常发挥。因为最终没有公布考试成绩，所以怎样评的卷，考了多少分，在此后的录取工作中考试分数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成了永远的谜。
因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选拔大学生过程中第一次实行文化考试，一切简单多了，什么估分、报志愿、划分数线这些全免去了，招生数量指标直接分到县，县文教局就是录取中心。既然是“重在政治表现”，那谁上谁下谁去哪个学校只有文教局说了算，考试分数只是参考，各公社上报上来的推荐表就是重要依据，同时也要考虑各公社大体平衡。各公社上报的推荐数量和实际录取人数差别不是很大，从理论上讲，凡被推荐者被录取的希望都很大。而齐主任对我能金榜题名显得更有把握，因为他直接参与了公社推荐名单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被推荐和被录取之间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何况我在名单上的位置十分靠前呢。更夸张的是他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前对我表示了祝贺，甚至对我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我所在的部门，定员三人，为了填补我走后的空缺，提前调入了一位同事，以及时接替我的工作。我飘飘然起来，仿佛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
然而，历史无情地给我开了一次玩笑。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原来的大学入学推荐名单被推倒重来，重新敲定推荐名单人选。当年，走进考场的千千万万考生的大学梦破灭了。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但是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同时已经拥有了在旁人看来还算不错的工作，丧失了背水一战的动力。另一方面，父母年事已高，父亲当时已双目失明，家庭的状况已不允许我远走高飞，我当年同学中有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地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我就这样彻底与大学无缘了。
高尔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我虽然没能圆大学梦，但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在社会这所大学中不断学习、锤炼自己。我通过自学取得了会计资格，从营业员走上了会计岗位，后来又被提拔为镇供销社副主任，一直工作到退休。在对子女教育方面，我一直没有放松，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的大学，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三个子女读书也很争气，大儿子考入了兰州大学，二儿子考入石河子大学，后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女儿考入郑州一所大专院校。我凭着微薄的工资收入，还和妻子种了六亩地，供三个子女读完了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他们帮我圆了大学梦。我也很欣慰，自己当年与大学擦肩而过的遗憾在他们身上没有重演。毕竟，现在的大学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大家都公平地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高考，仍然是普通人改變命运的机会。这是时代的进步，更是个体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