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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草书在拍场盛行，王铎的草书作品更是藏家的香饽饽，撑起古代草书专场的大半江山。
撰文>>>陈树生
当遗民是种怎样的体验？在和平年代很难想象，好比明明跟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吃穿不愁，有立足之地，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强横的外人，打破了生活的平静，自己被迫失去已经习惯的一切，本来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陡然间必须要谨小慎微、提心吊胆活着，个中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本文的主人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生。
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河南孟津，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在家族长辈的祝福和热切期盼下，他懵懂地开启了自己平常却不平凡的人生之旅，此时无人能够想象，在数年后，将要发生的巨变，而这个新生儿更无从得知，自己未来将要承担的使命。他就是王铎，字觉斯，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为今人乐道的是其书法，上承晋代书法审美旨趣，被视为书学界“中兴之主”。众所周知，在古代礼制严苛的社会下，不少文人在仕途上虽有报国之心，却没有左右逢源的处事技巧，或者过于耿直狷介，因此大多只能寄情山水，饮酒酬唱罢了。不过，在这个真性情的群体中，总能诞生那么几颗“明星”，熠熠生辉，他们既有诗才和豁达的胸怀，又能审时度势，在复杂的仕途中施展抱负，王铎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明代崇祯时，王铎就已官至礼部尚书，南明弘光朝则稳居大学士兼次辅的高位，即便改朝迭代，入清之后依旧能担任礼部尚书一职，可谓一生仕途通达，这在风云变幻的封建政坛，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王铎的朋友圈里，有一位好友这样评价他，“人外宽内毅，与人坦易而心意湛深，人不能度也。”简而言之，就是会做人、能干事。王铎懂得方圆之道，比如明代崇祯帝励精图治，一心想当个明君，重振国威，因此大开言路，王铎经常就事论事，拿捏分寸，从不碰触皇帝内心的“雷区”，所以即便屡屡直言进谏，也能深得皇帝赏识。对于处世之道，王铎曾对家人如是说：“物满则概，人满则损，虽曰夭损之，实人之自损也。”“细行谨则德乃善，德乃善则吉乃来，吉乃来则家纪不堕，敬之哉。”而这种性格也在他沦为遗民后，主导了其书法创作的思想。插播一句，当今拍卖场上，王铎书法颇受藏家欢迎，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清初，有人对此不解，明末时为何不倾心于书法呢？道理很简单，王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管自己多大能耐，毕竟易主，政坛险恶，不如当个闲散文人，独善其身吧。
近几年，草书在拍场盛行，王铎的草书作品更是藏家的香饽饽，撑起古代草书专场的大半江山。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尤其书法淬砺的路途中，王铎主要汲取《淳化阁帖》中张芝、“二王”等法帖菁华，再融入自身的独特感悟，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任何艺术家的创作风格，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审美趣味，王铎亦不例外。明末清初，书法艺术方面，其形式、笔法、墨法、纸质、结体、章法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轴巨制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与喜爱，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多呈现淋漓变化的墨法，力度强悍，笔触灵动，结构奇险，章法偏于奔放酣畅，完全打破了“二王”书学风格长期垄断市场的局面。
40岁以前的王铎主要学习古帖，专心摹拟晋唐法书，注重细节，追求形神兼备。尽管当时明末书法创作风向一直立足突破“二王”的范式。但天下书法集大成者又无不对其心摹手追，王铎同样推崇“二王”和张芝，其书法风格中的雄肆豪放、遒劲酣畅均得益于此。此外，纵览和临摹拓写历代名碑法帖是不少书法家艺术臻于成熟的必经之路。汲取古帖的艺术营养只是王铎书法风格定型的探索之一，丰富的创作实践则是他找到自己书法风格的关键，才使得今人有幸领略其笔势洒脱峻峭、笔意蕴藉浑厚、章法欹奇雄伟的草书魅力，真可谓“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王铎无疑将魏晋的高雅韵致与唐宋的森严法度和谐统一，使“尚态”书风发展到了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和发明家一样，都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才能破茧而出，练就经典。王铎在其草书风格日益成熟的道路中，有着明显的演变痕迹。他遵从一条对古法增损、取舍、剪裁、冶炼、熔铸之路。王铎先从行草的字形和章法上进行以古为基、汇融我意的创新探索，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尚力、尚势的行草书风，达到了法与意、情与理、力与势的完美结合，其行草书之“变”，是建立在对张芝、“二王”、张旭、怀素、米芾行草书的继承基础上的。古今大家对传统均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对传统的继承是全面而理性的，取其精华，同时又不刻板。王铎在主张崇古却不泥古的主张中得以完善自己的艺术理念，在得古人结构的基础上，重在表现自我，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再现与模仿。正如今人研究所言，“王铎的临古作品，表面看似随意，实则在体会古帖神韵后，加强力量和气势的成分，以恣肆跌宕的大写意风采来抒发胸臆。古典书风已经不能满足王铎的个性追求，只有个性张扬和更具强烈表现力的形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王铎的情感宣泄。经王铎的精心糅合后，其草书狂怪中蕴涵雅逸，颠沛中不失沉着，一种时代的情愫和理想的寄托在其书法中得以体现。”
王铎的一生堪称跌宕起伏，作为“贰臣”、明代遗民，又侍奉新主，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来说，心理是十分纠结的，明末清初的遗民文人中大多都有着这样的苦楚，最终在与这个世界告别时，也难以释怀，钱谦益如此，王铎也这样，降清七年后，也就是顺治九年（1652年），王铎在“有仙迎我”的呓语中离开了人世。临终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是出自贰臣的纠结心态，还是别有深衷，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在清代，王铎虽有官职，却远离政务，基本没有谏言，想必对于遗民文人，清代统治者也是十分警戒的，并未赋予重任。于是，王铎依旧秉持谨慎谦逊的做人方式，寄情翰墨，悠游于党争之间。
撰文>>>陈树生
当遗民是种怎样的体验？在和平年代很难想象，好比明明跟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吃穿不愁，有立足之地，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强横的外人，打破了生活的平静，自己被迫失去已经习惯的一切，本来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陡然间必须要谨小慎微、提心吊胆活着，个中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本文的主人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生。
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河南孟津，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在家族长辈的祝福和热切期盼下，他懵懂地开启了自己平常却不平凡的人生之旅，此时无人能够想象，在数年后，将要发生的巨变，而这个新生儿更无从得知，自己未来将要承担的使命。他就是王铎，字觉斯，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为今人乐道的是其书法，上承晋代书法审美旨趣，被视为书学界“中兴之主”。众所周知，在古代礼制严苛的社会下，不少文人在仕途上虽有报国之心，却没有左右逢源的处事技巧，或者过于耿直狷介，因此大多只能寄情山水，饮酒酬唱罢了。不过，在这个真性情的群体中，总能诞生那么几颗“明星”，熠熠生辉，他们既有诗才和豁达的胸怀，又能审时度势，在复杂的仕途中施展抱负，王铎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明代崇祯时，王铎就已官至礼部尚书，南明弘光朝则稳居大学士兼次辅的高位，即便改朝迭代，入清之后依旧能担任礼部尚书一职，可谓一生仕途通达，这在风云变幻的封建政坛，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王铎的朋友圈里，有一位好友这样评价他，“人外宽内毅，与人坦易而心意湛深，人不能度也。”简而言之，就是会做人、能干事。王铎懂得方圆之道，比如明代崇祯帝励精图治，一心想当个明君，重振国威，因此大开言路，王铎经常就事论事，拿捏分寸，从不碰触皇帝内心的“雷区”，所以即便屡屡直言进谏，也能深得皇帝赏识。对于处世之道，王铎曾对家人如是说：“物满则概，人满则损，虽曰夭损之，实人之自损也。”“细行谨则德乃善，德乃善则吉乃来，吉乃来则家纪不堕，敬之哉。”而这种性格也在他沦为遗民后，主导了其书法创作的思想。插播一句，当今拍卖场上，王铎书法颇受藏家欢迎，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创作于清初，有人对此不解，明末时为何不倾心于书法呢？道理很简单，王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管自己多大能耐，毕竟易主，政坛险恶，不如当个闲散文人，独善其身吧。
近几年，草书在拍场盛行，王铎的草书作品更是藏家的香饽饽，撑起古代草书专场的大半江山。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尤其书法淬砺的路途中，王铎主要汲取《淳化阁帖》中张芝、“二王”等法帖菁华，再融入自身的独特感悟，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任何艺术家的创作风格，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审美趣味，王铎亦不例外。明末清初，书法艺术方面，其形式、笔法、墨法、纸质、结体、章法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轴巨制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与喜爱，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多呈现淋漓变化的墨法，力度强悍，笔触灵动，结构奇险，章法偏于奔放酣畅，完全打破了“二王”书学风格长期垄断市场的局面。
40岁以前的王铎主要学习古帖，专心摹拟晋唐法书，注重细节，追求形神兼备。尽管当时明末书法创作风向一直立足突破“二王”的范式。但天下书法集大成者又无不对其心摹手追，王铎同样推崇“二王”和张芝，其书法风格中的雄肆豪放、遒劲酣畅均得益于此。此外，纵览和临摹拓写历代名碑法帖是不少书法家艺术臻于成熟的必经之路。汲取古帖的艺术营养只是王铎书法风格定型的探索之一，丰富的创作实践则是他找到自己书法风格的关键，才使得今人有幸领略其笔势洒脱峻峭、笔意蕴藉浑厚、章法欹奇雄伟的草书魅力，真可谓“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王铎无疑将魏晋的高雅韵致与唐宋的森严法度和谐统一，使“尚态”书风发展到了极致。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和发明家一样，都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才能破茧而出，练就经典。王铎在其草书风格日益成熟的道路中，有着明显的演变痕迹。他遵从一条对古法增损、取舍、剪裁、冶炼、熔铸之路。王铎先从行草的字形和章法上进行以古为基、汇融我意的创新探索，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尚力、尚势的行草书风，达到了法与意、情与理、力与势的完美结合，其行草书之“变”，是建立在对张芝、“二王”、张旭、怀素、米芾行草书的继承基础上的。古今大家对传统均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对传统的继承是全面而理性的，取其精华，同时又不刻板。王铎在主张崇古却不泥古的主张中得以完善自己的艺术理念，在得古人结构的基础上，重在表现自我，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再现与模仿。正如今人研究所言，“王铎的临古作品，表面看似随意，实则在体会古帖神韵后，加强力量和气势的成分，以恣肆跌宕的大写意风采来抒发胸臆。古典书风已经不能满足王铎的个性追求，只有个性张扬和更具强烈表现力的形式才能更好地适应王铎的情感宣泄。经王铎的精心糅合后，其草书狂怪中蕴涵雅逸，颠沛中不失沉着，一种时代的情愫和理想的寄托在其书法中得以体现。”
王铎的一生堪称跌宕起伏，作为“贰臣”、明代遗民，又侍奉新主，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来说，心理是十分纠结的，明末清初的遗民文人中大多都有着这样的苦楚，最终在与这个世界告别时，也难以释怀，钱谦益如此，王铎也这样，降清七年后，也就是顺治九年（1652年），王铎在“有仙迎我”的呓语中离开了人世。临终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是出自贰臣的纠结心态，还是别有深衷，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在清代，王铎虽有官职，却远离政务，基本没有谏言，想必对于遗民文人，清代统治者也是十分警戒的，并未赋予重任。于是，王铎依旧秉持谨慎谦逊的做人方式，寄情翰墨，悠游于党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