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茶是人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而另一种饮料——酒，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婚丧嫁娶、节庆欢聚，酒是宴席上的必需品。然而除此之外，酒也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伴侣。
大唐天宝五年（746），杜甫写下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写的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而是八个善饮的诗人。诗里的李白是这样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三分负气，三分狂狷，三分恃才，写尽了李白的那份痴——重情义而轻功名，既无奈，又甘愿。李白兼具“诗仙”与“酒仙”双重身份，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今风流名士，在酒面前都有个相同的身份——饮者。所以，清朝人喜欢在瓷器上画“饮中八仙”。如图1常熟博物馆藏饮中八仙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致敬饮者们。
古往今来的饮者们诗酒相生，醉乐无极，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轶事、诗文与画作。然而，最能引发现代人产生怀古之情的，莫过于酒具了。
“饮不厌精、器不厌细”，古人的宴集，也是人与风景与物之间交相辉映的视觉盛宴。物尽其妙，是雅集与宴会上的审美标准。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书中人物祖千秋之口，阐述了酒与酒具之间的关系：“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什么酒，便用什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这一坛关外白酒……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酒以舌品味，器以目观赏。美酒与酒具彼此衬托，才是真正的酒文化的美学内涵。
中国历代酒具除了讲究与酒本身的搭配，还与饮酒风俗、审美风尚、工艺发展相关。新石器时代至魏晋以前，中国酒具的材质以陶器、青铜器、漆器为主。魏晋至隋唐时期，瓷质酒具日渐发达，有壶、尊、注子、温碗及各式酒杯等，玉酒器逐步繁荣，主要有耳杯、盏等。此外，金银酒具渐趋繁荣，器型主要有壶、盏、杯等，漆酒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宋元至明清时期，瓷质酒具普及，其中以梅瓶、玉壶春瓶、葫芦瓶、执壶、温碗、高足杯、鸡缸杯、压手杯等尤为经典。
大体而言，体型硕大的酒具所储存的酒温和，小巧的则比较浓烈，古代的酒酿造时间短，度数一般很低，故饮酒器形制较大。
青铜时代的酒具是祭祀仪式中的主角，酒具庄重典雅、奢华大气。爵、角、斝、盉、罍、卣、壶、斛、觯、尊、彝、勺、觥……（图2）商代的酒具样式已十分丰富完备，这些酒具的造型对后世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但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酒具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安徽省博物馆藏1963年安徽省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1087）吴正臣夫妇墓出土注壶、注碗一套（图3），为宋代酒具的代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说明北宋时曾普遍流行使用注壶、注碗。用法为温酒时将注壶置于注碗中，以碗中热水温之。
元代蒙古族的饮食习惯素以豪放著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元青花，大盘、大碗颇多，展示了蒙古族的饮食风采。有史料可寻的是当时蒙古贵族流行以一种大碗做酒具，并称之为“满忽儿”，其体量比桶还大（图4）。用如此大碗喝酒，体现的是酒的不浓烈。直到元代中后期，蒸馏酒技术传入中国，经过发酵、蒸馏后制成的酒，酒精纯度高达30%以上。随着酿酒技术的进步，酒的度数也越来越高，酒具也越发而精巧起来。
《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下卷记载明初酒器有23种：“尊、榼、欙、罍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须、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太白。”其中瓷质酒具有酒经、注子、劝盏、劝盘、台盏等。明初酒具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在明永乐、宣德时期，海上贸易的兴盛，苏麻离青与回青料的进口使景德镇青花烧造技术炉火纯青，大量瓷器出口到欧亚各国，景德镇因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瓷器产地。200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永乐地层出土了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釉里红龙纹高足碗等诸多酒具，说明瓷质的酒具已经成为主流，到了清代，景德镇所烧造的酒具更为华美，许多器型堪称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酒具成为收藏家视作至宝，早已失去其作为酒具的实用功能。
玉壶藏春
作为酒瓶的玉壶春瓶，名字便富有诗意。它一直以来被附会上了一段佳话：相传苏轼景德镇寻禅友未遇，而信步入一制瓷作坊，见一老师傅制陶，随意吟诵起王昌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说的是怀友人的心境，而制陶的师傅却做出了一个撇口细颈的形状出来，说道：“此器如心倒置，谓之‘心到’了，撇口寓示‘敞开心扉’，拙器抒志示节，客官以为如何？”苏轼听后舒心释怀，赋诗“玉壶先春，冰心可鉴”之句。传说不可考，事实上，“玉壶”二字在宋代之前就已出现，且“玉壶春”原是一种美酒之名，宋代诗人张来有“玉壶春酒射朝霞，只看纤腰不看花”之句。玉壶春瓶应该是装美酒的瓶，自宋代起历朝历代皆有烧造，从形制上看很适合作酒具：它颈部细长，便于把持，器口略微外撇，易于倒酒。明代初期的玉壶春瓶造型敦厚矮粗，大撇口，颈部粗短，鼓腹，圈足外撇（图5—7）。康熙时的玉壶春瓶则胎体厚薄均匀，胎质洁白细腻，釉水肥厚莹润，白釉泛青，釉面平整，器型规整，线条流畅，品种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五彩、粉彩、斗彩、描金彩、墨彩等。常见绘画题材，以山石芭蕉、云龙纹、山水、人物、花卉、缠枝莲为主，兼有花鸟纹、云龙海水纹、岁寒三友、狮子滚球等。当然，到了清代，玉壶春瓶也成了陈设器（图8）。
梅瓶春寿
有人说，梅瓶是一种花器。而事实上，梅瓶亦是酒瓶（图9、10）。
1983年5月20日，在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王妃合葬墓中，考古人员在边龛内发现了一对嘉靖五爪双龙戏珠高腰带盖青花梅瓶，当瓶盖打开时，酒香顿时弥漫——瓶中装的是乳鼠药酒。这瓶酒历经400余年，由于密封精细，所以保存完好，极为珍贵，以此说明梅瓶的用途——储酒。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载：“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 上海博物馆藏洪武青花云龙纹梅瓶，其用途则是装贺寿之酒。它的肩部有篆书“春寿”二字。器腹绘青花云龙纹，其细鳞龙、磨菇式折带云的画法均有洪武特征。由于龙为五爪，可知该器为官窑制品（图11）。
自宋元至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期间均有梅瓶生产，且都为储酒用。有一类梅瓶多在器肩腹部刻写“内府”款字，表示了其独特的皇家身份。主要的传世“内府”款字梅瓶有北京房山县良乡镇元代窖藏出土磁州窑“内府”款梅瓶、杭州元代窖藏出土孔雀蓝釉带有覆钵形“内府”款盖梅瓶、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明初期的景德镇青花瓷楷书“内府”款梅瓶（图12）等。从存世的实物来看此类“内府”款字的梅瓶精粗悬殊，和明清时期的“官窑器”的品质绝伦、标准划一迥然不同。这种现象应和这类梅瓶的社会功能、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元代内府元人所著专论宫室机构制度名称的《禁扁》中，在“府”条下，周代有“内府”之名，而“本朝”即元代并无专列“内府”条。可见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内府”机构，自然也不是明清时代的“内务府”。《元史》中却有多处提及各地土物、特产“供奉内府”、“以供内府”、“以贡内府”，其所指当是皇室宫廷。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内府”梅瓶多出于窖藏，明代的多出于墓葬，说明在明代此类梅瓶多用于赏赐用酒。其赏赐的内容也不仅是瓶中美酒，酒瓶的本身也是尊崇的赏赐，作为荣耀的象征还为主人死后作为陪葬品。总体来说，永乐时期的青花是我国青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明代永乐梅瓶清新隽秀、端庄典雅，与洪武时期相比，工艺技法日臻成熟质量明显提高。永乐时期著名的梅瓶还有桃竹纹梅瓶、折枝花果纹梅瓶、海兽纹梅瓶、云龙纹梅瓶等，均为青花。
如果说永乐梅瓶是明早期酒具的巅峰之作，那么到了成化，一种官窑烧造的小酒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自从其诞生之初直至今日，一直被模仿，而从未被超越。这种酒杯采用了一种新的工艺：斗彩。
斗彩之美
成化斗彩杯，从诞生之初就备受追捧：隆庆五年（1571）进士、曾任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尚书等职的郭子章在所撰《豫章陶志》中称赞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万历文人沈德符则说：“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
这种昂贵的成化斗彩，胎薄釉润，娇巧玲珑，青花色淡平实，用笔柔和，经过二次烧造，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映成趣，纹饰有龙纹、花鸟等。最为知名的是鸡缸杯，杯口微侈，壁矮，以鸡为主题纹饰，又其状似缸，故名。纹饰彩绘于外壁，有鸡纹二组，以奇石花卉间隔。一组公鸡在前，昂首护卫，母鸡在后低头觅食，三小鸡围绕在旁，欢呼展翅。另一组亦采二老三少组合，母鸡振翅低头，正奋力与猎物搏斗，前立一小鸡为母加油，并做充分准备，随时可加入战阵。也许母鸡振翅奋战，惊动了在前护卫的公鸡，蓦然回首，关爱之情不言而喻；另两小鸡则嬉戏于花丛下，怡然自得。釉上色彩有红、黄、褐、绿等，浅染深描，或是二色重叠，搭配巧妙，架构了一幅活泼生动、祥和欢乐的天伦图（图13）。
有传说设色清新明快、娇柔婉约的斗彩，由于蕴含着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是成化帝朱见深专门为其宠妃万贵妃烧制的。然而真实的万贵妃却是一位“女汉子”，史书描写其“貌雄声巨，类男子”，并且“每上出游，必戎服”。很难想象万贵妃会喜欢如此小巧的鸡缸杯来饮酒，倒是朱见深性格内向柔弱，喜爱精巧秀美之物，他才是真正的爱斗彩的呀！
除了鸡缸杯，明代著名的杯还有很多：永乐的压手杯，底部绘有花纹，款字藏在花内，细如米粒；嘉靖的红鱼高足杯，自胎骨中烧出鱼形，凸起宝光；昊十九的“卵幕杯”胎质轻薄如卵膜……
明代的永宣青花与成化斗彩，作为酒具之中的经典，一直被后世所模仿，可明人的意趣却总难模仿得来。
如果说成化斗彩是明代的高峰，那么康熙时期的酒器——十二月花卉杯，则代表了清代酒具的又一高峰。
繁花似锦
十二只形似仰钟的小酒杯，每一只酒杯上绘制有十二个月份的代表花卉，也即传说中的花神十二月花卉杯，有青花五彩和青花两个品种，每杯一花一诗，一般多以水仙花为首，其次为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一面绘画，对应面题诗钤印，融画、诗、印于一体，胎薄玲珑，构思巧妙。 成书于1906—1911年的《陶雅》中提到 ：“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质地甚薄，铢两自轻。彩花以有黄色小兔者为最美，菊与荷鸳者为下。昔者十二杯不过数金，所在多有，今则黄兔者一只，已过十笏矣。若欲凑合十二月之花，试戛戛乎其难。青花价值且亦不甚相悬也。”其中说的最美者黄兔杯就是八月桂花杯，“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桂花杯上的题咏令人充满遐思；而菊花杯让人想起的是隐士姿态——东篱下的陶渊明，悠然的隐逸生活……月夜凌波的水仙、金英翠萼的玉兰、春风带笑的桃花…… 十二个酒杯一字排开，那“红紫万千披锦绣”康熙时期的盛世之景仿佛都凝聚于这一套杯中（图14）。
然而康熙、雍正所崇尚清新儒雅的文人之风，到了乾隆却因帝王的审美而转变。物质财富的积累，整个社会弥散着奢华风气，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被极大地淡化，代雅静而起的是华丽之风。与此同时，吉祥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与繁荣。乾隆官窑的酒具几乎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集中体现。
乾隆的鸡缸杯，繁复的菊花、工丽的山石与大段的诗文，还别出心裁地画上了可爱的童子，而那大公鸡的形象，也颇为呆萌写实（图15）。除了喜欢仿烧历代名器，乾隆时还有许多创新与发明。乾隆粉彩带托爵杯，花纹之繁复，色彩之绚烂，令人叹为观止；仿木纹釉多穆壶（图16），巧夺天工，融各种炫技与炫富元素为一体，木纹与铜饰件的逼真程度，几可乱真，谁又能想到这竟是瓷土烧就？
然而盛世之花总会开到荼蘼，乾隆之后瓷器的烧造日益走下坡路。时至今日，明清名瓷酒具，大部分成了博物馆的藏品而失去了原来的实用功能。可这小小的酒具，曾经盛满的又岂止是美酒呢？
大唐天宝五年（746），杜甫写下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写的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而是八个善饮的诗人。诗里的李白是这样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三分负气，三分狂狷，三分恃才，写尽了李白的那份痴——重情义而轻功名，既无奈，又甘愿。李白兼具“诗仙”与“酒仙”双重身份，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今风流名士，在酒面前都有个相同的身份——饮者。所以，清朝人喜欢在瓷器上画“饮中八仙”。如图1常熟博物馆藏饮中八仙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致敬饮者们。
古往今来的饮者们诗酒相生，醉乐无极，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轶事、诗文与画作。然而，最能引发现代人产生怀古之情的，莫过于酒具了。
“饮不厌精、器不厌细”，古人的宴集，也是人与风景与物之间交相辉映的视觉盛宴。物尽其妙，是雅集与宴会上的审美标准。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书中人物祖千秋之口，阐述了酒与酒具之间的关系：“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什么酒，便用什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这一坛关外白酒……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酒以舌品味，器以目观赏。美酒与酒具彼此衬托，才是真正的酒文化的美学内涵。
中国历代酒具除了讲究与酒本身的搭配，还与饮酒风俗、审美风尚、工艺发展相关。新石器时代至魏晋以前，中国酒具的材质以陶器、青铜器、漆器为主。魏晋至隋唐时期，瓷质酒具日渐发达，有壶、尊、注子、温碗及各式酒杯等，玉酒器逐步繁荣，主要有耳杯、盏等。此外，金银酒具渐趋繁荣，器型主要有壶、盏、杯等，漆酒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宋元至明清时期，瓷质酒具普及，其中以梅瓶、玉壶春瓶、葫芦瓶、执壶、温碗、高足杯、鸡缸杯、压手杯等尤为经典。
大体而言，体型硕大的酒具所储存的酒温和，小巧的则比较浓烈，古代的酒酿造时间短，度数一般很低，故饮酒器形制较大。
青铜时代的酒具是祭祀仪式中的主角，酒具庄重典雅、奢华大气。爵、角、斝、盉、罍、卣、壶、斛、觯、尊、彝、勺、觥……（图2）商代的酒具样式已十分丰富完备，这些酒具的造型对后世产生了垂范式的影响，后世礼仪使用的酒具大都保留了商代特征。但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酒具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安徽省博物馆藏1963年安徽省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1087）吴正臣夫妇墓出土注壶、注碗一套（图3），为宋代酒具的代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说明北宋时曾普遍流行使用注壶、注碗。用法为温酒时将注壶置于注碗中，以碗中热水温之。
元代蒙古族的饮食习惯素以豪放著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元青花，大盘、大碗颇多，展示了蒙古族的饮食风采。有史料可寻的是当时蒙古贵族流行以一种大碗做酒具，并称之为“满忽儿”，其体量比桶还大（图4）。用如此大碗喝酒，体现的是酒的不浓烈。直到元代中后期，蒸馏酒技术传入中国，经过发酵、蒸馏后制成的酒，酒精纯度高达30%以上。随着酿酒技术的进步，酒的度数也越来越高，酒具也越发而精巧起来。
《明本大字应用碎金》下卷记载明初酒器有23种：“尊、榼、欙、罍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须、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太白。”其中瓷质酒具有酒经、注子、劝盏、劝盘、台盏等。明初酒具种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
在明永乐、宣德时期，海上贸易的兴盛，苏麻离青与回青料的进口使景德镇青花烧造技术炉火纯青，大量瓷器出口到欧亚各国，景德镇因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瓷器产地。200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永乐地层出土了青花五龙纹玉壶春瓶、青花海水龙纹爵、歇爵山盘、釉里红龙纹高足碗等诸多酒具，说明瓷质的酒具已经成为主流，到了清代，景德镇所烧造的酒具更为华美，许多器型堪称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酒具成为收藏家视作至宝，早已失去其作为酒具的实用功能。
玉壶藏春
作为酒瓶的玉壶春瓶，名字便富有诗意。它一直以来被附会上了一段佳话：相传苏轼景德镇寻禅友未遇，而信步入一制瓷作坊，见一老师傅制陶，随意吟诵起王昌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说的是怀友人的心境，而制陶的师傅却做出了一个撇口细颈的形状出来，说道：“此器如心倒置，谓之‘心到’了，撇口寓示‘敞开心扉’，拙器抒志示节，客官以为如何？”苏轼听后舒心释怀，赋诗“玉壶先春，冰心可鉴”之句。传说不可考，事实上，“玉壶”二字在宋代之前就已出现，且“玉壶春”原是一种美酒之名，宋代诗人张来有“玉壶春酒射朝霞，只看纤腰不看花”之句。玉壶春瓶应该是装美酒的瓶，自宋代起历朝历代皆有烧造，从形制上看很适合作酒具：它颈部细长，便于把持，器口略微外撇，易于倒酒。明代初期的玉壶春瓶造型敦厚矮粗，大撇口，颈部粗短，鼓腹，圈足外撇（图5—7）。康熙时的玉壶春瓶则胎体厚薄均匀，胎质洁白细腻，釉水肥厚莹润，白釉泛青，釉面平整，器型规整，线条流畅，品种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五彩、粉彩、斗彩、描金彩、墨彩等。常见绘画题材，以山石芭蕉、云龙纹、山水、人物、花卉、缠枝莲为主，兼有花鸟纹、云龙海水纹、岁寒三友、狮子滚球等。当然，到了清代，玉壶春瓶也成了陈设器（图8）。
梅瓶春寿
有人说，梅瓶是一种花器。而事实上，梅瓶亦是酒瓶（图9、10）。
1983年5月20日，在桂林尧山明代靖江温裕王朱履焘王妃合葬墓中，考古人员在边龛内发现了一对嘉靖五爪双龙戏珠高腰带盖青花梅瓶，当瓶盖打开时，酒香顿时弥漫——瓶中装的是乳鼠药酒。这瓶酒历经400余年，由于密封精细，所以保存完好，极为珍贵，以此说明梅瓶的用途——储酒。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载：“今人盛酒大瓶，谓之经京瓶，乃用京师之‘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 上海博物馆藏洪武青花云龙纹梅瓶，其用途则是装贺寿之酒。它的肩部有篆书“春寿”二字。器腹绘青花云龙纹，其细鳞龙、磨菇式折带云的画法均有洪武特征。由于龙为五爪，可知该器为官窑制品（图11）。
自宋元至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期间均有梅瓶生产，且都为储酒用。有一类梅瓶多在器肩腹部刻写“内府”款字，表示了其独特的皇家身份。主要的传世“内府”款字梅瓶有北京房山县良乡镇元代窖藏出土磁州窑“内府”款梅瓶、杭州元代窖藏出土孔雀蓝釉带有覆钵形“内府”款盖梅瓶、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明初期的景德镇青花瓷楷书“内府”款梅瓶（图12）等。从存世的实物来看此类“内府”款字的梅瓶精粗悬殊，和明清时期的“官窑器”的品质绝伦、标准划一迥然不同。这种现象应和这类梅瓶的社会功能、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元代内府元人所著专论宫室机构制度名称的《禁扁》中，在“府”条下，周代有“内府”之名，而“本朝”即元代并无专列“内府”条。可见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内府”机构，自然也不是明清时代的“内务府”。《元史》中却有多处提及各地土物、特产“供奉内府”、“以供内府”、“以贡内府”，其所指当是皇室宫廷。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内府”梅瓶多出于窖藏，明代的多出于墓葬，说明在明代此类梅瓶多用于赏赐用酒。其赏赐的内容也不仅是瓶中美酒，酒瓶的本身也是尊崇的赏赐，作为荣耀的象征还为主人死后作为陪葬品。总体来说，永乐时期的青花是我国青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明代永乐梅瓶清新隽秀、端庄典雅，与洪武时期相比，工艺技法日臻成熟质量明显提高。永乐时期著名的梅瓶还有桃竹纹梅瓶、折枝花果纹梅瓶、海兽纹梅瓶、云龙纹梅瓶等，均为青花。
如果说永乐梅瓶是明早期酒具的巅峰之作，那么到了成化，一种官窑烧造的小酒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自从其诞生之初直至今日，一直被模仿，而从未被超越。这种酒杯采用了一种新的工艺：斗彩。
斗彩之美
成化斗彩杯，从诞生之初就备受追捧：隆庆五年（1571）进士、曾任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尚书等职的郭子章在所撰《豫章陶志》中称赞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万历文人沈德符则说：“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余儿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
这种昂贵的成化斗彩，胎薄釉润，娇巧玲珑，青花色淡平实，用笔柔和，经过二次烧造，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映成趣，纹饰有龙纹、花鸟等。最为知名的是鸡缸杯，杯口微侈，壁矮，以鸡为主题纹饰，又其状似缸，故名。纹饰彩绘于外壁，有鸡纹二组，以奇石花卉间隔。一组公鸡在前，昂首护卫，母鸡在后低头觅食，三小鸡围绕在旁，欢呼展翅。另一组亦采二老三少组合，母鸡振翅低头，正奋力与猎物搏斗，前立一小鸡为母加油，并做充分准备，随时可加入战阵。也许母鸡振翅奋战，惊动了在前护卫的公鸡，蓦然回首，关爱之情不言而喻；另两小鸡则嬉戏于花丛下，怡然自得。釉上色彩有红、黄、褐、绿等，浅染深描，或是二色重叠，搭配巧妙，架构了一幅活泼生动、祥和欢乐的天伦图（图13）。
有传说设色清新明快、娇柔婉约的斗彩，由于蕴含着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是成化帝朱见深专门为其宠妃万贵妃烧制的。然而真实的万贵妃却是一位“女汉子”，史书描写其“貌雄声巨，类男子”，并且“每上出游，必戎服”。很难想象万贵妃会喜欢如此小巧的鸡缸杯来饮酒，倒是朱见深性格内向柔弱，喜爱精巧秀美之物，他才是真正的爱斗彩的呀！
除了鸡缸杯，明代著名的杯还有很多：永乐的压手杯，底部绘有花纹，款字藏在花内，细如米粒；嘉靖的红鱼高足杯，自胎骨中烧出鱼形，凸起宝光；昊十九的“卵幕杯”胎质轻薄如卵膜……
明代的永宣青花与成化斗彩，作为酒具之中的经典，一直被后世所模仿，可明人的意趣却总难模仿得来。
如果说成化斗彩是明代的高峰，那么康熙时期的酒器——十二月花卉杯，则代表了清代酒具的又一高峰。
繁花似锦
十二只形似仰钟的小酒杯，每一只酒杯上绘制有十二个月份的代表花卉，也即传说中的花神十二月花卉杯，有青花五彩和青花两个品种，每杯一花一诗，一般多以水仙花为首，其次为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一面绘画，对应面题诗钤印，融画、诗、印于一体，胎薄玲珑，构思巧妙。 成书于1906—1911年的《陶雅》中提到 ：“康熙十二月花卉酒杯，一杯一花，有青花有五彩，质地甚薄，铢两自轻。彩花以有黄色小兔者为最美，菊与荷鸳者为下。昔者十二杯不过数金，所在多有，今则黄兔者一只，已过十笏矣。若欲凑合十二月之花，试戛戛乎其难。青花价值且亦不甚相悬也。”其中说的最美者黄兔杯就是八月桂花杯，“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桂花杯上的题咏令人充满遐思；而菊花杯让人想起的是隐士姿态——东篱下的陶渊明，悠然的隐逸生活……月夜凌波的水仙、金英翠萼的玉兰、春风带笑的桃花…… 十二个酒杯一字排开，那“红紫万千披锦绣”康熙时期的盛世之景仿佛都凝聚于这一套杯中（图14）。
然而康熙、雍正所崇尚清新儒雅的文人之风，到了乾隆却因帝王的审美而转变。物质财富的积累，整个社会弥散着奢华风气，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被极大地淡化，代雅静而起的是华丽之风。与此同时，吉祥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与繁荣。乾隆官窑的酒具几乎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集中体现。
乾隆的鸡缸杯，繁复的菊花、工丽的山石与大段的诗文，还别出心裁地画上了可爱的童子，而那大公鸡的形象，也颇为呆萌写实（图15）。除了喜欢仿烧历代名器，乾隆时还有许多创新与发明。乾隆粉彩带托爵杯，花纹之繁复，色彩之绚烂，令人叹为观止；仿木纹釉多穆壶（图16），巧夺天工，融各种炫技与炫富元素为一体，木纹与铜饰件的逼真程度，几可乱真，谁又能想到这竟是瓷土烧就？
然而盛世之花总会开到荼蘼，乾隆之后瓷器的烧造日益走下坡路。时至今日，明清名瓷酒具，大部分成了博物馆的藏品而失去了原来的实用功能。可这小小的酒具，曾经盛满的又岂止是美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