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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需要在动态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和阐释，从而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中对“人民”内涵的深入理解，及其背后的时代变迁与意义空间。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既承接着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统，又存在微妙的不同，是深入新时代复杂的现实格局和内在诉求之中的问题意识、历史反思和思想方向，要在历史脉络、现实观照及政治文化的互动逻辑中辩证地把握。
关键词：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文艺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之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做出重要讲话，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此后，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思想是在党的文艺传统的基础上，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和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做出的新的判断、总结和阐释，具有探索与创新的重要价值，也构成了新时代自身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魅力。
1、“人民”内涵的充实与拓展
“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理论上可追溯到马克思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述：“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这里一方面谈到“人民性”具有其“历史个性”，同時也指出人民之于历史的主体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人民”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密切相连的动态的概念范畴。
在革命的年代及其历史逻辑中，“人民”是在与“敌人”的对立结构中呈现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框架下，“人民”的概念是与最大多数的“大众”相关联的，毛泽东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以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抗战力量，是历史使命也是人民的目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5]毛泽东的论述展现了不同时期“人民”概念内涵的历史规定性，这既是各项政策的依据和基础，也体现着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辩证性。从文艺实践的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中国文艺沿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发展，涌现出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以及电影《上甘岭》《阿诗玛》《女篮五号》等一系列与时代社会相映照的经典作品，塑造了新的人民形象，品味新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也丰富了“人民”的文学谱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人民”的范畴也在拓展，在“人民”的“社会主义标准”之外增加了“爱国主义标准”[6]，对“人民”概念的认识事实上也意味着对变化着的中国的理解。邓小平在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7]邓小平关于“人民”的论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对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做出的科学判断和现实指引。在文艺界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时代氛围、政策环境的敏感和主动回应，正如张炯总结，“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版了一批纠正“左倾”思潮的文艺学教材，崛起多元思维，就文艺与政治、文艺特性与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的方法论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人性与人道主义、新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文艺批评界也就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和先锋文学展开争鸣，从而促进文艺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思考。”[8]《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作品中描摹了一代改革者、奋斗者的形象和风貌，《人生》《邻居》《父与子》《夕照街》等影视作品映照同时也思考着转型中国的“人民”新的发展空间、生活方式和未来可能性。
在以往的理解中，“人民”更接近于一个集合概念或群体概念，在作为概念的使用中，“人民的名义”也不免被抽象化、象征化甚至口号化。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9]在这里，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感受和梦想的表述，正是对“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和个体差异性的肯定，它超越了“人民”的群体化、客体化位置，将“人民”具象化、肉身化，既重视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主体性，也尊重每一个各有其“内心的冲突与挣扎”的个人主体性，为我们理解“人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内在的视野，突破概念的距离而更加具有切身感，充实并拓展了“人民”概念的内涵。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重视，积极撰文学习和总结。仲呈祥在《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中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10]白烨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中既有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与期望，也有对文艺规律的强调与发挥，特别是深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紧贴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未来中国的发展远景，使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浓郁的时代特色。进入新时代，要有新风貌。”[11]文艺理论界深入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各领域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潜心创作，精品佳作大量涌现，《云中记》《装台》《牵风记》《人世间》等长篇小说不仅受到评论家的专业认可，更收获了社会各领域受众的口碑，现代生活的飞速节奏并不会吞没掉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对长篇佳作的耐心;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越剧《秋色渐浓》、豫剧《重渡沟》、话剧《柳青》、沪剧《敦煌女儿》、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舞台艺术作品，兼具大众与小众、中华经典与地方特色的隽永魅力;《我和我的祖国》《我不是药神》《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关注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细节，令人民的形象在新时代的聚焦中更加真切、鲜活，也显示了新时代文艺的无穷活力。
2、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意识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基础和依据正是当代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现实，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下直面和深入新问题，动态地把握历史趋势和现实诉求所凝结的问题意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是口号，而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与指向性，具体说来，“以人民为中心”就不是以既得利益阶层为中心，不是以“精英”“名媛”为中心，不是以文学史和艺术史为中心，也不是以销量、票房和点击率为中心，而是以亿万中国大地上的百姓为中心和预期受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有机会集中地与西方现代文艺接触和对话，文艺思潮迭起，创作实验异彩纷呈，开放活跃的文艺氛围，释放了艺术创造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些负效应，有研究者谈到，“对新时期诗歌的美学规范进行反思，涉及诗歌的各个方面。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新时期诗歌是‘精英化’而不是‘民众化’的，是‘西方化’而不是‘中国化’的，是‘形式化’而不是‘生活化’的。”[12]不只是诗歌，小说、书画、电影也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圈层化倾向，将预期受众定位为精英阶层（评论家），甚或某些国外奖项及评委。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创作上的先锋探索与创新，而是反思技术手段、艺术形式的求变是否只是对技术本身的迷恋，或刻意制造的阅读、观赏的门槛与障碍，抑或成为“小圈子”的欣赏闭环和自我标榜的标识。同样，形式的借鉴与基调趣味的模仿并非同义，正如西方现代文艺有其自身的艺术传统和经验现实，中国文艺需要的是在对本土经验的独特洞悉和传递中确立出来的主体性和艺术个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感知中国情感和韵味的真切表达，是沐于蓝天碧海和隐于村舍角落中的人们都不被排除在外的丰富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深入，某种历史崇拜的意识倾向也影响到创作主体对作品本身世序格局、文质情采的专注，当创作者竞相致力于作品进入文学史或艺术史，这一方面促进作品愈加精致和厚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为了追求精致或厚重的效果本身而精致、厚重，进而也将文学史、艺术史异化为某种分配荣誉的权力领域，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也并非简单地迎合大众的娱乐和消遣。伴随资本注入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也出现了以市场和流量为目的的创作，三个月即成“吸金爆款”的赚快钱模式极大改变了文艺界的格局和水准，各种资本因素所催生的活力很容易被商业运作裹挟吞没，可延展的才华只成瞬间的异彩，随即便兑换为价格与关注度，以及市场和媒体压力，作家作品也消耗于个人营销和产品营销中，而“人民”也沦为流量的一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充满铜臭气。”[13]这样的强调正是在对某些潮流现象的观察分析后作出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14]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辩证地分析和回答了文艺与市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为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展人民文艺明确了方向。
解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也需要我们从多重视角思考不以“什么”为中心，并切实地将之代入到具体的语境和流行价值观、艺术观的映照中，才能深入地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并以之校准在目迷五色的纷繁中急功近利或无所适从。
3、以人民为“中心”的辩证理解
“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内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框架，是回应新时代新问题的创新和创造，学习讨论中会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传统相联系，从而在历史的关联性和超越性中进一步发掘“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和新的时代语境。
“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为人民服务”两者都在明确强调人民的主导地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5]，“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6]，由此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纳入到文艺领域中，成为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1979年，邓小平在《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7]，为改革开放之初的转型中国及其文艺事业指示了方向。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了关于人民、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等命题的一系列深刻论述：“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8]“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19]从战争岁月、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大国崛起的新时代，“为人民”这一核心追求一以贯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都在以自身的时代方式贯彻和展开，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为人民服务”又包含着微妙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在于句式，在于提法，在于表述方式，也在于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文艺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全称判断和叙述，强调所有的“文艺”都要“为人民服务”，而“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则是以人民为“中心”，既然有“中心”，就会有“边缘”，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在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对于“非主流”的“边缘”文艺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中也深刻地涵容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重要文艺思想传统。新时代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取向，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推动，但并非将其绝对化，并不强求一律，这既基于对开放、多元的世界大势的宏观把握，也是对文化的内在性、互动性的充分认识，也体现了新时代对艺术规律、艺术人才的深刻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为”方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既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方向，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的彰显。深刻理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既要求我们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本质和主导性，也要求我们辩证理解“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也对非中心的“边缘”文艺保持开放包容和互动空间，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并以之引导全媒体时代各个文化圈层、文化群落的多元文艺形态，在交互与碰撞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提出，是我们党文艺思想的深刻总结，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开拓未来的指针。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万物互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艺始终同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程紧密相连，也见证和参与了我们党文艺思想不断自我更新、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艺生产力不断被激活，创作题材、主题、风格、形式不断丰富充盈，在文艺与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20]无论怎样的时代流转、受众迭代或审美重构，人民都是创作的活水，深入理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奋斗与辉煌、探索与无限中把握不变的根本，才是新时代文艺坚定的方向和执着的深情。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3][15][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857页、853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6] 祝灵君：《读懂“人民”的含义与价值》，《学习时报》，2019年10月21日，第A2版。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8] 张炯：《文艺理论四十年回顾》，《文艺报》，2018年11月26日，第2版。
[9][18][19]习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13页、18页。
[10] 仲呈祥：《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日，第8版。
[11] 白烨：《切近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2017年文学状况概观》，《文艺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
[12] 李云雷：《新时代诗歌要有新气象》，《诗刊》，2018年第10期。
[13][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7] 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2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关键词：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文艺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之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做出重要讲话，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此后，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思想是在党的文艺传统的基础上，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和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做出的新的判断、总结和阐释，具有探索与创新的重要价值，也构成了新时代自身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魅力。
1、“人民”内涵的充实与拓展
“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理论上可追溯到马克思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述：“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这里一方面谈到“人民性”具有其“历史个性”，同時也指出人民之于历史的主体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人民”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密切相连的动态的概念范畴。
在革命的年代及其历史逻辑中，“人民”是在与“敌人”的对立结构中呈现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框架下，“人民”的概念是与最大多数的“大众”相关联的，毛泽东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以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抗战力量，是历史使命也是人民的目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5]毛泽东的论述展现了不同时期“人民”概念内涵的历史规定性，这既是各项政策的依据和基础，也体现着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辩证性。从文艺实践的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中国文艺沿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方向发展，涌现出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以及电影《上甘岭》《阿诗玛》《女篮五号》等一系列与时代社会相映照的经典作品，塑造了新的人民形象，品味新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也丰富了“人民”的文学谱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人民”的范畴也在拓展，在“人民”的“社会主义标准”之外增加了“爱国主义标准”[6]，对“人民”概念的认识事实上也意味着对变化着的中国的理解。邓小平在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7]邓小平关于“人民”的论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对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做出的科学判断和现实指引。在文艺界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时代氛围、政策环境的敏感和主动回应，正如张炯总结，“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西方现代文论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版了一批纠正“左倾”思潮的文艺学教材，崛起多元思维，就文艺与政治、文艺特性与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的方法论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人性与人道主义、新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文艺批评界也就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和先锋文学展开争鸣，从而促进文艺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思考。”[8]《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作品中描摹了一代改革者、奋斗者的形象和风貌，《人生》《邻居》《父与子》《夕照街》等影视作品映照同时也思考着转型中国的“人民”新的发展空间、生活方式和未来可能性。
在以往的理解中，“人民”更接近于一个集合概念或群体概念，在作为概念的使用中，“人民的名义”也不免被抽象化、象征化甚至口号化。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9]在这里，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感受和梦想的表述，正是对“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和个体差异性的肯定，它超越了“人民”的群体化、客体化位置，将“人民”具象化、肉身化，既重视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主体性，也尊重每一个各有其“内心的冲突与挣扎”的个人主体性，为我们理解“人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内在的视野，突破概念的距离而更加具有切身感，充实并拓展了“人民”概念的内涵。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引起了文艺界的高度重视，积极撰文学习和总结。仲呈祥在《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中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10]白烨谈到，“习近平文艺思想中既有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与期望，也有对文艺规律的强调与发挥，特别是深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紧贴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未来中国的发展远景，使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浓郁的时代特色。进入新时代，要有新风貌。”[11]文艺理论界深入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各领域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潜心创作，精品佳作大量涌现，《云中记》《装台》《牵风记》《人世间》等长篇小说不仅受到评论家的专业认可，更收获了社会各领域受众的口碑，现代生活的飞速节奏并不会吞没掉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对长篇佳作的耐心;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越剧《秋色渐浓》、豫剧《重渡沟》、话剧《柳青》、沪剧《敦煌女儿》、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舞台艺术作品，兼具大众与小众、中华经典与地方特色的隽永魅力;《我和我的祖国》《我不是药神》《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关注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细节，令人民的形象在新时代的聚焦中更加真切、鲜活，也显示了新时代文艺的无穷活力。
2、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意识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基础和依据正是当代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现实，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下直面和深入新问题，动态地把握历史趋势和现实诉求所凝结的问题意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是口号，而是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与指向性，具体说来，“以人民为中心”就不是以既得利益阶层为中心，不是以“精英”“名媛”为中心，不是以文学史和艺术史为中心，也不是以销量、票房和点击率为中心，而是以亿万中国大地上的百姓为中心和预期受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界有机会集中地与西方现代文艺接触和对话，文艺思潮迭起，创作实验异彩纷呈，开放活跃的文艺氛围，释放了艺术创造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些负效应，有研究者谈到，“对新时期诗歌的美学规范进行反思，涉及诗歌的各个方面。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新时期诗歌是‘精英化’而不是‘民众化’的，是‘西方化’而不是‘中国化’的，是‘形式化’而不是‘生活化’的。”[12]不只是诗歌，小说、书画、电影也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圈层化倾向，将预期受众定位为精英阶层（评论家），甚或某些国外奖项及评委。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创作上的先锋探索与创新，而是反思技术手段、艺术形式的求变是否只是对技术本身的迷恋，或刻意制造的阅读、观赏的门槛与障碍，抑或成为“小圈子”的欣赏闭环和自我标榜的标识。同样，形式的借鉴与基调趣味的模仿并非同义，正如西方现代文艺有其自身的艺术传统和经验现实，中国文艺需要的是在对本土经验的独特洞悉和传递中确立出来的主体性和艺术个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感知中国情感和韵味的真切表达，是沐于蓝天碧海和隐于村舍角落中的人们都不被排除在外的丰富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深入，某种历史崇拜的意识倾向也影响到创作主体对作品本身世序格局、文质情采的专注，当创作者竞相致力于作品进入文学史或艺术史，这一方面促进作品愈加精致和厚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为了追求精致或厚重的效果本身而精致、厚重，进而也将文学史、艺术史异化为某种分配荣誉的权力领域，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也并非简单地迎合大众的娱乐和消遣。伴随资本注入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也出现了以市场和流量为目的的创作，三个月即成“吸金爆款”的赚快钱模式极大改变了文艺界的格局和水准，各种资本因素所催生的活力很容易被商业运作裹挟吞没，可延展的才华只成瞬间的异彩，随即便兑换为价格与关注度，以及市场和媒体压力，作家作品也消耗于个人营销和产品营销中，而“人民”也沦为流量的一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充满铜臭气。”[13]这样的强调正是在对某些潮流现象的观察分析后作出的，“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14]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辩证地分析和回答了文艺与市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为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展人民文艺明确了方向。
解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也需要我们从多重视角思考不以“什么”为中心，并切实地将之代入到具体的语境和流行价值观、艺术观的映照中，才能深入地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并以之校准在目迷五色的纷繁中急功近利或无所适从。
3、以人民为“中心”的辩证理解
“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内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框架，是回应新时代新问题的创新和创造，学习讨论中会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传统相联系，从而在历史的关联性和超越性中进一步发掘“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和新的时代语境。
“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为人民服务”两者都在明确强调人民的主导地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5]，“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6]，由此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纳入到文艺领域中，成为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1979年，邓小平在《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7]，为改革开放之初的转型中国及其文艺事业指示了方向。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出了关于人民、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等命题的一系列深刻论述：“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8]“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19]从战争岁月、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大国崛起的新时代，“为人民”这一核心追求一以贯之，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都在以自身的时代方式贯彻和展开，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文艺为人民服务”又包含着微妙的不同，这种不同既在于句式，在于提法，在于表述方式，也在于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文艺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全称判断和叙述，强调所有的“文艺”都要“为人民服务”，而“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则是以人民为“中心”，既然有“中心”，就会有“边缘”，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在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对于“非主流”的“边缘”文艺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中也深刻地涵容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重要文艺思想传统。新时代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取向，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推动，但并非将其绝对化，并不强求一律，这既基于对开放、多元的世界大势的宏观把握，也是对文化的内在性、互动性的充分认识，也体现了新时代对艺术规律、艺术人才的深刻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为”方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既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方向，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的彰显。深刻理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既要求我们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本质和主导性，也要求我们辩证理解“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也对非中心的“边缘”文艺保持开放包容和互动空间，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并以之引导全媒体时代各个文化圈层、文化群落的多元文艺形态，在交互与碰撞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提出，是我们党文艺思想的深刻总结，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开拓未来的指针。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万物互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艺始终同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程紧密相连，也见证和参与了我们党文艺思想不断自我更新、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艺生产力不断被激活，创作题材、主题、风格、形式不断丰富充盈，在文艺与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20]无论怎样的时代流转、受众迭代或审美重构，人民都是创作的活水，深入理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奋斗与辉煌、探索与无限中把握不变的根本，才是新时代文艺坚定的方向和执着的深情。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3][15][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857页、853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6] 祝灵君：《读懂“人民”的含义与价值》，《学习时报》，2019年10月21日，第A2版。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8] 张炯：《文艺理论四十年回顾》，《文艺报》，2018年11月26日，第2版。
[9][18][19]习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13页、18页。
[10] 仲呈祥：《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日，第8版。
[11] 白烨：《切近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2017年文学状况概观》，《文艺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
[12] 李云雷：《新时代诗歌要有新气象》，《诗刊》，2018年第10期。
[13][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7] 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2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