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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在分析资源禀赋理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研究了青海省海西州经济增长现状，特别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结论，对资源禀赋和“资源诅咒”进行了理论反思。
关键词：资源禀赋； 资源诅咒；经济增长；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F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12-04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省区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连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和全国发展趋势一样，西部各省区除内部出现新的发展不平衡外，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拉大。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传统的经济理论分析日益受到挑战，众多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认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呈现相关关系，进而提出“资源诅咒”现象或“资源陷阱”说，并据此来解释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现象，同时也将东西部之间差距的原因归结为西部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等问题。本文在分析青海省海西州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理论反思。
一、资源禀赋理论和“资源诅咒”说与地区经济增长
（一）资源禀赋理论与地区经济增长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认为生产商品不仅仅需要劳动、资本、土地，其他生产要素也是必需的，而且注意到生产不同的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配置也不同。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我们可以得出资源禀赋差异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它决定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优势。
（二）“资源诅咒”说与地区经济增长
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如果我们环顾今日国内外，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甚至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一些经济学家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地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不一定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的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
（三）国内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绩效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上，而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并无意识。
国内的经济研究者中站在世界的角度来探讨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周吉光、张举钢为代表。他们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这其中涉及资源型产品出口贸易模式本身的不利及偏向资源型产品出口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他们还从人力资源及政府的角度揭示了悖论的产生。但在他们的理论中更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并不是直接的，政府及制度方面因素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林毅夫等从经济发展战略引致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契合性，阐述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差异。他提出遵循资源禀赋发展经济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和发挥资源的最大优势。
梁欣然认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反而落后这一“资源诅咒”现象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资源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优势，资源禀赋向现实财富转化的环节必须流畅才能够发挥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而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
二、海西州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海省从实施资源开发战略，到实施西部大开发确立了“依托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的思路，再到2005年10月柴达木被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的产业园区和“十一五”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循环经济试验园区，不仅“资源优势”始终是海西州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海西州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而成为青海省各地区经济增长发展的“领头羊”。
（一）海西州经济增长现状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及研究的目的，本文以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固定资产投资等三个指标进行研究。同时为了进行全面的比较，本文选取1999年、 2002年、2005年及2007年的数据。选取的理由为：1999年的数据可以反映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前的经济增长状况，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正式启动，2000年以后的数据可以从西部大开发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角度说明地区经济发展。
1人均GDP
由表1 可以看出：各观测年份海西州的人均GDP，不仅远远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99年海西州的人均GDP是全省的2.7倍，是全国的1.8倍；到2007年扩大为全省的3.4倍，全国的2.5倍。
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来，海西州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12.2%，远高于青海平均水平6.7%，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
由表2可知：横向比较，1999年、2002年、2005年及2007年，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都远远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纵向比较，海西州的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在上升，由1999年的65%上升到2007年的84.3%。
3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由表3可看出：从1999年到2007年，各观测年份海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都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07年增长最快，是2005年的1.9倍，这与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投资开发不无关系。
（二）资源禀赋与海西州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得出，在各观测年份，海西州无论人均GDP，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额，都在全省各地区中占有绝对优势，而这一优势无不与海西州资源禀赋有关。
1海西州资源禀赋
海西州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素有“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是自治州的主体。柴达木盆地是一个拥有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等矿产富集的盆地。矿产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约16.27万亿元，占全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总量的95%。
矿产资源具有储量大、品位高、类型全、分布集中、资源组合好等特点，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从柴达木地区已探明的金属矿种、矿量看，有色金属资源也较为丰富。再加上煤炭资源(占全省保有资源储量的80.18% )、水力电力资源（青海素有水的摇篮，电的故乡之称）等非金属资源富集，这些资源成为柴达木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为柴达木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看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产业结构主要依赖于资源状况，尤其是第二产业的结构。
图1 各观测年份海西州三次产业结构
由图1很容易看出：西部大开发前后海西州的三产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约越来越大，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这一变化并不妨碍海西州在西部大开发前后经济正常快速地发展。通过海西州的例子证明，好的产业结构并不一定要发展尖端高科技产业，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在符合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逐渐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使产业结构达到最终的优化。而这种优化，是奠定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促使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3投资与经济发展
资金投入水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可以由固定资产投资衡量。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固定资产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青海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外延扩大再生产应是青海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海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稳定增长，是推动青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表明，投资增加可以引致生产总值的成倍增加。用投入产出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不仅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扩大投资会拉动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劳动力等的需求，从而拉动与投资活动相关行业的产出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对“资源禀赋”及“资源陷阱”的反思
近年来众多的国内研究表明，国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既与资源禀赋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也不存在如国际上在非洲和拉美表现极为突出的“资源陷阱”现象。但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近年来国内众多的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认识“资源禀赋”和“资源陷阱”问题。
（一）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的生产要素起着不同的作用
众所周知，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但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往往只集中到对自然资源的关注，而忽视了对社会资源的研究。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反映了经济增长资源结构中心的转移，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第一阶段是轻纺工业，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发展中心，它的资源结构主要是劳动力。重化工业前期阶段，以能源、原材料为工业发展重心，主要是投资推动。重化工业后期阶段，以机械电子加工组装工业为发展重心，属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这时的资源要素主要是技术。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心，即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时的资源要素主要是知识，包括信息。因此，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单纯依靠资源优势，进行粗放型的生产和加工则资源优势即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市场也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它包含各种复杂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完全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对自然资源进行出口或粗放型加工，依然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就有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资源悖论。如果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其整体的发展环境是处于不以自然资源为要素主体的阶段，那么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利润就会被其他要素如技术、信息等占有。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的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3.62%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比重波动比较大，先下降后平稳上升，由1978年的49.61%下降到2001年的44%，然后上升到2007年的52.1%；第三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6.77%上升到2007年的36.6%,总体看，“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由三产业的比重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来看，青海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过其他要素，其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是分配的主体。单从省内来说，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制度至关紧要，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根据T.W.舒尔茨的定义，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在他看来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它包括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实施机制。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越来越明显，很多经济研究者把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它作为对出现“资源悖论”现象的因素之一。
第一，产权界定。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生产活动相对封闭，因此就有资源所在地优先受益权，这时资源的利用成本和所获得的收益都是内部化的，因此就有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越快这样的现象。在那时，资源的所有权是不需要界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产权界定清不清楚的问题。现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活动的开放化，产权界定问题很有必要，因为产权界定不清很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一旦资源丰富地区没有充分享受到资源的收益，让一些资金充足的地区产生 “搭便车”行为，就很容易导致有些地区免费使用资源甚至把自己经济活动中的代价、成本转嫁给产权界定不清的部门或地方，造成资源丰富地区得不偿失，从而资源悖论现象就出现。
第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就要联系到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了它们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殖民扩张对一些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作了制度安排或者说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这些被影响的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而变得很高，从而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落后。
（三）市场经济强化了发展差距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致使资源始终流向效益比较好的地区和部门是市场经济铁的规律。在市场的优胜劣汰手段下，由于竞争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市场只会导致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贫穷地区越来越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对沿海和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让东部和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后来虽然对西部地区也有优惠政策，但相比以前给东部的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一旦东部和沿海地区经济强大起来，他们就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投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投资带给西部地区的并不是利益和富裕，更多的是开采完资源后剩下的残局和生态的破坏。
（四）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关键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旨在维护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公平。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中的效率原则体现在区域与产业两个层面上。首先，该机制促进资源型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功能之一，是为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发展提供资金保证，促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该机制促进矿产勘查投资，从而保证资源开发业的再生产。
我国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一方面在打破自然资源地区垄断、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配置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对资源所在地利益的保护。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支持，不仅使广大的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使东部沿海地区积累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比自然资源更重要的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社会资源，而这类资源正是广大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此，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以经济和政策补偿为基础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不仅是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是促使地区、行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关键。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政府主导下的欠发达区域产业整合与经济发展研究》（编号JJ1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举钢，周吉光.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悖论［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10）：31—32
［2］梁欣然.区域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性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93—96
［3］付淑丽，沈群.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关系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03）：37—38
［4］峻峰. 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04）：132—135
［5］ 罗朝阳.21世纪青海经济发展问题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江建英（1973—），女，江西南丰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陈文烈（1972—），男，青海民和人，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09-21
责编：启方；校对：林月
关键词：资源禀赋； 资源诅咒；经济增长；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F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12-04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省区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发展战略，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连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和全国发展趋势一样，西部各省区除内部出现新的发展不平衡外，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拉大。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传统的经济理论分析日益受到挑战，众多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认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呈现相关关系，进而提出“资源诅咒”现象或“资源陷阱”说，并据此来解释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现象，同时也将东西部之间差距的原因归结为西部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等问题。本文在分析青海省海西州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理论反思。
一、资源禀赋理论和“资源诅咒”说与地区经济增长
（一）资源禀赋理论与地区经济增长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认为生产商品不仅仅需要劳动、资本、土地，其他生产要素也是必需的，而且注意到生产不同的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配置也不同。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我们可以得出资源禀赋差异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它决定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优势。
（二）“资源诅咒”说与地区经济增长
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如果我们环顾今日国内外，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甚至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一些经济学家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地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不一定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的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
（三）国内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绩效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上，而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并无意识。
国内的经济研究者中站在世界的角度来探讨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周吉光、张举钢为代表。他们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这其中涉及资源型产品出口贸易模式本身的不利及偏向资源型产品出口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他们还从人力资源及政府的角度揭示了悖论的产生。但在他们的理论中更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并不是直接的，政府及制度方面因素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林毅夫等从经济发展战略引致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契合性，阐述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差异。他提出遵循资源禀赋发展经济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和发挥资源的最大优势。
梁欣然认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反而落后这一“资源诅咒”现象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资源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优势，资源禀赋向现实财富转化的环节必须流畅才能够发挥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而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
二、海西州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海省从实施资源开发战略，到实施西部大开发确立了“依托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的思路，再到2005年10月柴达木被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的产业园区和“十一五”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循环经济试验园区，不仅“资源优势”始终是海西州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且海西州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而成为青海省各地区经济增长发展的“领头羊”。
（一）海西州经济增长现状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及研究的目的，本文以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固定资产投资等三个指标进行研究。同时为了进行全面的比较，本文选取1999年、 2002年、2005年及2007年的数据。选取的理由为：1999年的数据可以反映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前的经济增长状况，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正式启动，2000年以后的数据可以从西部大开发的另一种发展模式角度说明地区经济发展。
1人均GDP
由表1 可以看出：各观测年份海西州的人均GDP，不仅远远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99年海西州的人均GDP是全省的2.7倍，是全国的1.8倍；到2007年扩大为全省的3.4倍，全国的2.5倍。
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来，海西州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12.2%，远高于青海平均水平6.7%，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
由表2可知：横向比较，1999年、2002年、2005年及2007年，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都远远高于青海省平均水平。纵向比较，海西州的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在上升，由1999年的65%上升到2007年的84.3%。
3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青海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由表3可看出：从1999年到2007年，各观测年份海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都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07年增长最快，是2005年的1.9倍，这与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投资开发不无关系。
（二）资源禀赋与海西州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得出，在各观测年份，海西州无论人均GDP，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额，都在全省各地区中占有绝对优势，而这一优势无不与海西州资源禀赋有关。
1海西州资源禀赋
海西州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素有“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是自治州的主体。柴达木盆地是一个拥有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等矿产富集的盆地。矿产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约16.27万亿元，占全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总量的95%。
矿产资源具有储量大、品位高、类型全、分布集中、资源组合好等特点，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从柴达木地区已探明的金属矿种、矿量看，有色金属资源也较为丰富。再加上煤炭资源(占全省保有资源储量的80.18% )、水力电力资源（青海素有水的摇篮，电的故乡之称）等非金属资源富集，这些资源成为柴达木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为柴达木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看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产业结构主要依赖于资源状况，尤其是第二产业的结构。
图1 各观测年份海西州三次产业结构
由图1很容易看出：西部大开发前后海西州的三产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就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约越来越大，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这一变化并不妨碍海西州在西部大开发前后经济正常快速地发展。通过海西州的例子证明，好的产业结构并不一定要发展尖端高科技产业，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在符合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逐渐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使产业结构达到最终的优化。而这种优化，是奠定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促使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3投资与经济发展
资金投入水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可以由固定资产投资衡量。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固定资产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青海省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外延扩大再生产应是青海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海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稳定增长，是推动青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表明，投资增加可以引致生产总值的成倍增加。用投入产出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不仅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扩大投资会拉动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劳动力等的需求，从而拉动与投资活动相关行业的产出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对“资源禀赋”及“资源陷阱”的反思
近年来众多的国内研究表明，国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既与资源禀赋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也不存在如国际上在非洲和拉美表现极为突出的“资源陷阱”现象。但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近年来国内众多的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新认识“资源禀赋”和“资源陷阱”问题。
（一）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的生产要素起着不同的作用
众所周知，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但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往往只集中到对自然资源的关注，而忽视了对社会资源的研究。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反映了经济增长资源结构中心的转移，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第一阶段是轻纺工业，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发展中心，它的资源结构主要是劳动力。重化工业前期阶段，以能源、原材料为工业发展重心，主要是投资推动。重化工业后期阶段，以机械电子加工组装工业为发展重心，属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这时的资源要素主要是技术。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心，即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时的资源要素主要是知识，包括信息。因此，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单纯依靠资源优势，进行粗放型的生产和加工则资源优势即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市场也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它包含各种复杂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完全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对自然资源进行出口或粗放型加工，依然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就有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资源悖论。如果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其整体的发展环境是处于不以自然资源为要素主体的阶段，那么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利润就会被其他要素如技术、信息等占有。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的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3.62%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比重波动比较大，先下降后平稳上升，由1978年的49.61%下降到2001年的44%，然后上升到2007年的52.1%；第三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6.77%上升到2007年的36.6%,总体看，“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由三产业的比重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来看，青海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过其他要素，其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是分配的主体。单从省内来说，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制度至关紧要，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根据T.W.舒尔茨的定义，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在他看来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它包括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实施机制。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越来越明显，很多经济研究者把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它作为对出现“资源悖论”现象的因素之一。
第一，产权界定。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生产活动相对封闭，因此就有资源所在地优先受益权，这时资源的利用成本和所获得的收益都是内部化的，因此就有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越快这样的现象。在那时，资源的所有权是不需要界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产权界定清不清楚的问题。现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活动的开放化，产权界定问题很有必要，因为产权界定不清很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一旦资源丰富地区没有充分享受到资源的收益，让一些资金充足的地区产生 “搭便车”行为，就很容易导致有些地区免费使用资源甚至把自己经济活动中的代价、成本转嫁给产权界定不清的部门或地方，造成资源丰富地区得不偿失，从而资源悖论现象就出现。
第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就要联系到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了它们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殖民扩张对一些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作了制度安排或者说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这些被影响的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而变得很高，从而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落后。
（三）市场经济强化了发展差距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致使资源始终流向效益比较好的地区和部门是市场经济铁的规律。在市场的优胜劣汰手段下，由于竞争优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市场只会导致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贫穷地区越来越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对沿海和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让东部和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后来虽然对西部地区也有优惠政策，但相比以前给东部的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一旦东部和沿海地区经济强大起来，他们就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投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投资带给西部地区的并不是利益和富裕，更多的是开采完资源后剩下的残局和生态的破坏。
（四）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关键
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旨在维护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公平。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中的效率原则体现在区域与产业两个层面上。首先，该机制促进资源型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功能之一，是为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发展提供资金保证，促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该机制促进矿产勘查投资，从而保证资源开发业的再生产。
我国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一方面在打破自然资源地区垄断、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配置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对资源所在地利益的保护。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支持，不仅使广大的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使东部沿海地区积累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比自然资源更重要的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社会资源，而这类资源正是广大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此，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以经济和政策补偿为基础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不仅是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是促使地区、行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关键。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政府主导下的欠发达区域产业整合与经济发展研究》（编号JJ1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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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江建英（1973—），女，江西南丰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陈文烈（1972—），男，青海民和人，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09-21
责编：启方；校对：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