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和初中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无所谓学前教育,更谈不上家庭教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父母,整天忙着农活,无暇顾及我们。我满8岁时才上小学,当时方圆十多里只有一所完小,所以从三年级开始我便做起了寄宿生。至今残留在记忆深处的,无外乎三五个片段:几个偷枣摸瓜的伙伴,赤脚躲在草堆里吓得大气不敢出;四年级时,因围观停在大队门口的一辆吉普车,被下放知青于老师罚站老半天;语文课齐背“老三篇”,总引得窗外荷锄老农驻足笑看;数学应用题做得最多的是“解放前,贫农李大爷借了某某地主……”学习好没人夸,学习差没人怪,懵懂的年纪遇上了懵懂的年代。
　　初中设在公社所在地,离家更远,每次回家要带上一星期的米和菜,两年混沌的日子一晃即过。印象中,那时的我一天到晚只想着吃,想着怎样填饱肚子。我初中毕业时,连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也不会;英语老师现买现卖,到外面集中培训了两个月,回来就教我们英语。当时没有谁会计较功课的得失,张铁生交了白卷不也上了大学?班上唯有胥俊清同学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偶尔一次数学没考70分以上,就会被当医生的父亲教训得眼泪汪汪。那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得相当紧密。免不了要定期帮学校农场拔秧割稻,另外,每星期雷打不动要上山砍一次柴,同时还得间歇性地到远山伐些杂木段给学校创收。为了白木耳实验基地,我们没少从深山老林扛回一种名叫乌桕的树木,那时的白木耳可不亚于补品。忆苦思甜的课是不能少的,脚有残疾的张大爷一直是主讲。有一回,学校竟然煞有介事地弄来些陈年变色的大米煮给我们吃。当时,师生闹派性,大字报满墙贴,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都茫然地看着跟着。
　　“四人帮”粉碎后百废俱兴,各条战线逐步拨乱反正。1977年10月下旬,我在上高一。一天中午,发现老师们攥着报纸兴奋地奔走相告: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随后,教我们物理的下放知青顾老师,激动得告假备战,最终金榜题名。我们猛然醒悟:通过考试也可以上大学!于是老师们加班加点,学生们起早贪黑。学习没资料就借阅抄录。我校的理化学科相对薄弱,一年到头难得做个实验,面对老师也久攻不下的疑难杂症,学校只得定期外请高手来校点拨。大家铆着一股劲,发誓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充溢着校园的每个角落。历经一番拼搏,高中毕业后我终于考上了一所中专,后来成了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说实话,当初我选择读师范做老师,是不太情愿的。一是我感觉自己笨嘴拙舌,既怕镇不住学生,又怕自己不能很好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来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怎么样。过去有“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之说,况且当时“臭老九”的余味还未散尽,尽管尊师重教之声铺天盖地。
　　光阴荏苒,我已从教二十八载。如今的学子们,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应有尽有,可以尽情地享受高科技给学习生活带来的轻松便利。纵观跨世纪的教书生涯,我深有感触:上世纪工资少,还常常拖欠打白条,导致不少教师改行或外出打工谋发展;男教师二十八九岁了,打光棍是常有的事,就连一般的工人都不愿嫁给他。而现在,不但工资年年见涨,还月月准时打到卡上,教师这个职业越来越受人推崇,年轻教师找对象的眼光也高了。从怕入行,中途想改行,到爱上这一行;从一支粉笔一张嘴围绕课本说到底,到图书馆实验室还有远程教育多媒体;从读死书死读书一味强调卷面分数的应试教育,到能说会辩注重手脚并用的素质教育。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必然会促进教育的改良变革。一声声“老师好”,既有成熟自信的问候,又有甘甜纯真的敬重。每当收到学生的短信、贺卡,我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教育给每个人的印记都是极其深刻的。从一个坐在讲台下仰望知识洗礼的小毛孩,到一个站在讲台上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我走过了整整40个春秋。这40年的个人教育经历,见证了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坎坷历程。强国先兴教,新时期教育的优先发展必将奠基民族的美好未来。
　　我自豪,我是一名人民教师!如果有下辈子,我还会选择做“孩子王”。◆(作者单位:江西省崇仁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