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并不长。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我们北大的差距。
　　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校园。
　　耶鲁没有围墙——一个学校怎么可以没有围墙呢？我们北大不但有围墙，还有门禁，进进出出要查学生证，没证的要查身份证，免得有人背个炸药包来炸食堂——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耶鲁的房子都老得不像话，James·Gamble·Rogers在一个世纪前修的哥特式学院，过时得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却仍立在那儿，一矗就是上百年，也不知道拆了重建，白白错失为纽黑文地区GDP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整个校园总是天蓝草绿，鸟语花香。北大在校园建设方面，仿佛是一手黑牌的甘宁，加一手方块的大乔——特能拆，拆得乐不思蜀。
　　耶鲁的课堂都小得不像话。许多课的学生都不超过十人，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课上发言。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一个学生。等到了上课时间，发现只有一个人进来——老师；老师发现只有一个学生——我。
　　这门课是亚洲考古学。
　　从此一个学期，大眼瞪小眼，如坐针毡。
　　这真是我这辈子上得最认真的一门课。诚然，尽管，那段时间我的学术口语有了奇迹般的突飞猛进。
　　我在北大上的四年课，基本上没有一门课出席人员少于四十人.考试的时候经常上百人。这种五十到两百人一起上的单边课堂，可以翘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打游戏，可以背GRE，可以思考哲学。这样的上课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追求个人发展的同学就吃饭睡觉打Dota。
　　耶鲁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严格得不像话。第一次拿到我那篇讲《尚书》里的羲和的论文回馈时，二十页白纸上一片殷红，老师的修改细致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与任何一个脚注。
　　北大论文交上去，老师打个八十八分，老师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耶鲁的老师与学生的邮件来往，多得不像话。邮件内容包括：下节课的阅读材料，要你思考的问题，可能的论文题目，最近学校的访客，无聊讲座，邀请你去他家吃感恩节火鸡，还有最近他自己接受采访的剪报。
　　给你发这么多邮件的老师，也许你会猜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可实际上，发邮件最多的那位老教授，已然七十岁高龄，在东亚圈子里相当有名气。
　　可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时常我给她的邮件一按下发送键，就立即收到她的秒回——仿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邮箱，随时准备回学生邮件。
　　北大的老师很有师道威严，越有资历的越有威严。
　　耶鲁的社团乱得不像话。传说骷髅会，以前的入会仪式之一，就是去坟场里挖人祖坟。什么舞狮协会、冥想协会。
　　耶鲁的创业基金，荒唐得不像话。我认识的林学院的同学，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拿着耶鲁几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干起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卖白菜。他们利用了纽黑文闲置的停车场屋顶，用来种白菜。这个项目在一年后，取得了巨大的失败。几万美元款项就这么着打了水漂。
　　北大那500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创业基金——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买白菜的钱，但是，它是绝对不会给卖白菜这种愚蠢的项目的！这笔一共约3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小心翼翼地分发给了生物技术之类的商业计划。剩下没有拿奖的同学，最后大多走上了为国家打工的道路。
　　（摘自《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