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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第一天，上映21天的 《人在囧途之泰囧》 突破10亿票房，业内一片哗然。在网络上，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华语片的崛起”。
《泰囧》 这匹票房黑马，确实让我想起了当年创造票房神话的 《保密局的枪声》。记得，影片1979年在全国发行上映的时候，我正在哈尔滨组稿。只见由影院自发装扮的彩车，挂着电影片名和长影厂标的横幅，热热闹闹地在大街小巷开过，车上的人敲锣打鼓地纵情欢呼。那些天，影院一票难求，万人空巷。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为一部影片而彩车上街的盛况。
《保密局的枪声》 由常彦导演。我在长影艺术处工作时，经常和常导接触，也常听他谈起这部《保密局的枪声》。2013年3月，我又一次拜访了他，请他再次谈谈影片拍摄和发行的情况。
三十四年过去，常导依然充满激情地回忆着这部让他骄傲的电影。他说，《保密局的枪声》是十大卖座影片的冠军。六亿人次的观众，一亿八千万的票房，卖出一千多个拷贝。这些数字在当时可不得了。那时全国多少人口？九亿六千万，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都看了这部电影，一张票才两三角钱。
时隔三十多年，计算影片收入的方法已发生变化。现今注重的是票房，看卖出多少票，收入多少钱;而以前注重的是电影厂卖出多少拷贝，影院观众有多少。《保密局的枪声》 观众达到六亿多人次，在中国电影史上，不知道还有哪几部影片有如此之多的观众。
常彦是怎样抓到这个题材，又怎样把它拍成电影的呢？
祖籍山东的常彦，1932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小小年纪就辍学，到日本人开的铁路工厂当徒工。常彦聪明好学，喜欢文艺尤其喜欢音乐。1948年，常彦成为东影的一名演员。开始是在 《保卫胜利果实》 里面跑群众。跑了几部龙套，到了演大人嫌小，演孩子又嫌大的年龄，上戏的机会少了，他就萌生了改行的念头。喜欢音乐的常彦想学作曲，恋爱中的对象让他学摄影。正好1952年中央电影局成立电影学校有摄影专业，他就去学习了。
没有读过高中课程的常彦要完成大专的教育是很吃力的。好在他的同学中大多是从高中考进电影学校的，他们晚上就给常彦补中学的数理化课。等常彦从电影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全校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了。所以，当学校要选送一位学生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的时候，学校推荐了他，可是常彦考虑到自己的基础不好，就把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他回到厂里当了一名摄影助理。1956年，国家又选送学生到德国留学，又想到了他。这次，他抓住了机会。1959年学成回国，重回长影干上了摄影。别看他是“海归”，在摄制组也得从助理做起。直到1964年他才独立掌机拍摄了故事片 《再生记》，接着又拍摄了白杨主演、王家乙导演的 《冬梅》。
“文革”中，因为常彦有在德国学习的经历而被打成“德修特务”，不被信任，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但是拍样板戏他没有资格。“文革”后期，他在赵心水导演的 《长城新曲》 中担任摄影师。直到奉命编导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教片，才重掌摄影机并逐步向导演方向发展。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中国提供一部关于环保的科教片，这个任务落实到长影，厂里把它交给了曾在德国留学的摄影师常彦。他调查采访、撰写脚本、组织拍摄，集编导摄于一身，任务完成得很好。上级满意，厂里高兴。不久，文化部交给长影一个故事片拍摄任务，要求把上海出版的 《序曲》 一书中由谷雨创作的短篇小说 《第一课》改编成电影。那时，好多导演都没有解放，厂里就把这事交给了常彦。这是一个直接表现“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说的是“文革”初期，工宣队开进大学，毛主席送芒果给工宣队的故事。经集体讨论确定思路后，由郑荃执笔改编，常彦和张普人两位导演联合完成，改编自《第一课》 的 《芒果之歌》 于1976年发行放映。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部影片也从影院撤了下来。
“文革”结束，长影全面恢复了影片生产。
1978年，苏云厂长给常彦一个剧本 《济南战役》。编剧是济南军区的作家李红宇和李心田。常彦看了本子对苏厂长说：这个本子给八一厂拍还行，给我们拍还得大改。苏云明白他说的意思。剧本只写了战役的过程，而作为故事片核心的人物却显得薄弱，故事情节也不强。苏云建议改剧本，常彦便带着摄制组主创人员到济南军区去谈意见。军区政委亲自接见了摄制组一行，政委还拍着常彦的肩膀说：你的意见太好了，改本！常彦让编剧首先加强人物形象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主要人物——陈毅。剧本改好报到电影局，上面下来一个意见说，在毛泽东形象没上银幕前，别的领导人不能出现在银幕上。常彦对此非常反感，人物塑造还要讲什么职位高低吗？常彦说，你们下文件吧。电影局不可能下这样的文件。常彦不拍了，厂里就把剧本交给了其他导演，拍摄时删掉了增加的人物。
《济南战役》 没拍成，常彦就想改抓一个反映地下斗争的题材。他让在 《芒果之歌》 里有过良好合作的郑荃去深入生活，了解素材。郑荃就带一个助手金德顺到了青岛。郑荃于1947年在青岛加入地下党组织，对青岛熟悉。金德顺毕业于吉林大学，1972年分配到长影总编室做剧本编辑。他们在青岛收集素材时，无意间看到一本长篇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作者吕铮。故事情节惊险而又精彩，是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就写信向常彦推荐了这本小说。常彦从厂里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借回家看，看着看着他也激动起来。他喜欢这个故事，也看到了小说潜在的价值。在“文革”中许多曾经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常彦要用这个故事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从艺术角度讲，常彦认定这本小说完全可以拍出一个观众喜闻乐见的好片子来。
剧本初稿完成后，常彦又带编剧郑荃、金德顺和摄影师高洪宝，美术师王桂枝等人到了上海。他们见到了小说作者吕铮，并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敌伪档案，又采访了一些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然后，大家坐下来研究剧本，一场戏一场戏地讨论，由金德顺记录整理，再形成剧本，剧名叫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厂里通过剧本后，决定投产。那一年的重点戏是孙羽导演、宋晓英主演的反映藏族生活的 《丫丫》 和袁乃晨导演的舞剧片 《蝶恋花》，用的是伊斯曼彩色胶片。厂里让常彦用国产彩色胶片拍。 常彦认为彩色片的效果不如黑白片更能营造影片气氛。苏云赞成他的想法，就让他用黑白胶片拍了。影片开拍的时候，剧本还叫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后来改叫 《黎明之前》。直到片子拍完，常彦决定改名为 《保密局的枪声》。主管剧本的纪叶说：这个片名怎么像好莱坞似的？常彦笑道：你这么一说，我还决定了就这么叫！
剧组里年轻演员居多，戏里面又是反面人物居多。不论老演员还是新演员，都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表演。“文革”结束不久，“四人帮”那一套文艺理论还束缚着创作人员的头脑，何况这是一部表现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地下党员终日和敌人生活在一起，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剧本里的人物，只有陈少泽演的刘啸尘和向梅演的史秀英是“好人”，还有一个李启民演的老三，一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表面上也是“坏人”。如果把握不好人物，就是丑化正面形象或者美化反面形象，那就是政治问题。对反面人物的处理也很可能出现脸谱化。面对演员的顾虑，导演常彦说：敌人也是人，你们就按剧本的要求演，出了问题就说是我导演要求的。演员没有了负担，表演也就放开，不再缩手缩脚。
厂里审查双片的时候，不知道消息怎么透露出去了，看片子的人特别多。三百多个座位的小礼堂，座无虚席不说，连过道两旁都站满了人。如果不是有人守着，平常厂长坐的位置都得让人占了。常彦看了看周围，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他也不认识，据说还有长春几家报社的记者。为保证厂长审查影片，厂办的人提出清场。这时常彦站起来说：今天来了许多朋友看这部片子，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摄制组通知的。不论这些朋友是怎么来的，都出自对影片的关心。我建议就不要清场了，让大家看片。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大家看完影片，把意见留下来。他说过之后，一位厂长说放片子吧。影片结束，大家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长影小礼堂的影片审查往往是风向标，常彦知道这部影片要火，但他没有想到能火到那个程度！
1983年，常彦导演的 《在被告后面》，又让他经历了一次审查上的大起大落。影片在送审的时候，反应很好。眼看就要公映了，突然中宣部下来一纸电文，让长影停印拷贝禁止发行。这是一部较早反映党内不正之风的作品，投产前厂里就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彦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想到会到“停印拷贝禁止发行”的地步。就在他为影片的前景忧心忡忡的时候，在1984年文化部举办的优秀影片评比中，此片居然获得优秀影片一等奖。常彦后来才知道，邓小平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很好，让胡耀邦也看看。胡耀邦看过之后，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 《在被告后面》，说很好嘛，并对某些部门动不动就枪毙影片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选自《长影的故事》/王霆钧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0月版）
《泰囧》 这匹票房黑马，确实让我想起了当年创造票房神话的 《保密局的枪声》。记得，影片1979年在全国发行上映的时候，我正在哈尔滨组稿。只见由影院自发装扮的彩车，挂着电影片名和长影厂标的横幅，热热闹闹地在大街小巷开过，车上的人敲锣打鼓地纵情欢呼。那些天，影院一票难求，万人空巷。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为一部影片而彩车上街的盛况。
《保密局的枪声》 由常彦导演。我在长影艺术处工作时，经常和常导接触，也常听他谈起这部《保密局的枪声》。2013年3月，我又一次拜访了他，请他再次谈谈影片拍摄和发行的情况。
三十四年过去，常导依然充满激情地回忆着这部让他骄傲的电影。他说，《保密局的枪声》是十大卖座影片的冠军。六亿人次的观众，一亿八千万的票房，卖出一千多个拷贝。这些数字在当时可不得了。那时全国多少人口？九亿六千万，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都看了这部电影，一张票才两三角钱。
时隔三十多年，计算影片收入的方法已发生变化。现今注重的是票房，看卖出多少票，收入多少钱;而以前注重的是电影厂卖出多少拷贝，影院观众有多少。《保密局的枪声》 观众达到六亿多人次，在中国电影史上，不知道还有哪几部影片有如此之多的观众。
常彦是怎样抓到这个题材，又怎样把它拍成电影的呢？
祖籍山东的常彦，1932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小小年纪就辍学，到日本人开的铁路工厂当徒工。常彦聪明好学，喜欢文艺尤其喜欢音乐。1948年，常彦成为东影的一名演员。开始是在 《保卫胜利果实》 里面跑群众。跑了几部龙套，到了演大人嫌小，演孩子又嫌大的年龄，上戏的机会少了，他就萌生了改行的念头。喜欢音乐的常彦想学作曲，恋爱中的对象让他学摄影。正好1952年中央电影局成立电影学校有摄影专业，他就去学习了。
没有读过高中课程的常彦要完成大专的教育是很吃力的。好在他的同学中大多是从高中考进电影学校的，他们晚上就给常彦补中学的数理化课。等常彦从电影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全校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了。所以，当学校要选送一位学生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的时候，学校推荐了他，可是常彦考虑到自己的基础不好，就把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他回到厂里当了一名摄影助理。1956年，国家又选送学生到德国留学，又想到了他。这次，他抓住了机会。1959年学成回国，重回长影干上了摄影。别看他是“海归”，在摄制组也得从助理做起。直到1964年他才独立掌机拍摄了故事片 《再生记》，接着又拍摄了白杨主演、王家乙导演的 《冬梅》。
“文革”中，因为常彦有在德国学习的经历而被打成“德修特务”，不被信任，虽然没有被关进牛棚，但是拍样板戏他没有资格。“文革”后期，他在赵心水导演的 《长城新曲》 中担任摄影师。直到奉命编导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教片，才重掌摄影机并逐步向导演方向发展。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中国提供一部关于环保的科教片，这个任务落实到长影，厂里把它交给了曾在德国留学的摄影师常彦。他调查采访、撰写脚本、组织拍摄，集编导摄于一身，任务完成得很好。上级满意，厂里高兴。不久，文化部交给长影一个故事片拍摄任务，要求把上海出版的 《序曲》 一书中由谷雨创作的短篇小说 《第一课》改编成电影。那时，好多导演都没有解放，厂里就把这事交给了常彦。这是一个直接表现“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说的是“文革”初期，工宣队开进大学，毛主席送芒果给工宣队的故事。经集体讨论确定思路后，由郑荃执笔改编，常彦和张普人两位导演联合完成，改编自《第一课》 的 《芒果之歌》 于1976年发行放映。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部影片也从影院撤了下来。
“文革”结束，长影全面恢复了影片生产。
1978年，苏云厂长给常彦一个剧本 《济南战役》。编剧是济南军区的作家李红宇和李心田。常彦看了本子对苏厂长说：这个本子给八一厂拍还行，给我们拍还得大改。苏云明白他说的意思。剧本只写了战役的过程，而作为故事片核心的人物却显得薄弱，故事情节也不强。苏云建议改剧本，常彦便带着摄制组主创人员到济南军区去谈意见。军区政委亲自接见了摄制组一行，政委还拍着常彦的肩膀说：你的意见太好了，改本！常彦让编剧首先加强人物形象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主要人物——陈毅。剧本改好报到电影局，上面下来一个意见说，在毛泽东形象没上银幕前，别的领导人不能出现在银幕上。常彦对此非常反感，人物塑造还要讲什么职位高低吗？常彦说，你们下文件吧。电影局不可能下这样的文件。常彦不拍了，厂里就把剧本交给了其他导演，拍摄时删掉了增加的人物。
《济南战役》 没拍成，常彦就想改抓一个反映地下斗争的题材。他让在 《芒果之歌》 里有过良好合作的郑荃去深入生活，了解素材。郑荃就带一个助手金德顺到了青岛。郑荃于1947年在青岛加入地下党组织，对青岛熟悉。金德顺毕业于吉林大学，1972年分配到长影总编室做剧本编辑。他们在青岛收集素材时，无意间看到一本长篇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作者吕铮。故事情节惊险而又精彩，是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就写信向常彦推荐了这本小说。常彦从厂里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借回家看，看着看着他也激动起来。他喜欢这个故事，也看到了小说潜在的价值。在“文革”中许多曾经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常彦要用这个故事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从艺术角度讲，常彦认定这本小说完全可以拍出一个观众喜闻乐见的好片子来。
剧本初稿完成后，常彦又带编剧郑荃、金德顺和摄影师高洪宝，美术师王桂枝等人到了上海。他们见到了小说作者吕铮，并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敌伪档案，又采访了一些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然后，大家坐下来研究剧本，一场戏一场戏地讨论，由金德顺记录整理，再形成剧本，剧名叫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厂里通过剧本后，决定投产。那一年的重点戏是孙羽导演、宋晓英主演的反映藏族生活的 《丫丫》 和袁乃晨导演的舞剧片 《蝶恋花》，用的是伊斯曼彩色胶片。厂里让常彦用国产彩色胶片拍。 常彦认为彩色片的效果不如黑白片更能营造影片气氛。苏云赞成他的想法，就让他用黑白胶片拍了。影片开拍的时候，剧本还叫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后来改叫 《黎明之前》。直到片子拍完，常彦决定改名为 《保密局的枪声》。主管剧本的纪叶说：这个片名怎么像好莱坞似的？常彦笑道：你这么一说，我还决定了就这么叫！
剧组里年轻演员居多，戏里面又是反面人物居多。不论老演员还是新演员，都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表演。“文革”结束不久，“四人帮”那一套文艺理论还束缚着创作人员的头脑，何况这是一部表现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地下党员终日和敌人生活在一起，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剧本里的人物，只有陈少泽演的刘啸尘和向梅演的史秀英是“好人”，还有一个李启民演的老三，一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表面上也是“坏人”。如果把握不好人物，就是丑化正面形象或者美化反面形象，那就是政治问题。对反面人物的处理也很可能出现脸谱化。面对演员的顾虑，导演常彦说：敌人也是人，你们就按剧本的要求演，出了问题就说是我导演要求的。演员没有了负担，表演也就放开，不再缩手缩脚。
厂里审查双片的时候，不知道消息怎么透露出去了，看片子的人特别多。三百多个座位的小礼堂，座无虚席不说，连过道两旁都站满了人。如果不是有人守着，平常厂长坐的位置都得让人占了。常彦看了看周围，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他也不认识，据说还有长春几家报社的记者。为保证厂长审查影片，厂办的人提出清场。这时常彦站起来说：今天来了许多朋友看这部片子，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摄制组通知的。不论这些朋友是怎么来的，都出自对影片的关心。我建议就不要清场了，让大家看片。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大家看完影片，把意见留下来。他说过之后，一位厂长说放片子吧。影片结束，大家起立鼓掌，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长影小礼堂的影片审查往往是风向标，常彦知道这部影片要火，但他没有想到能火到那个程度！
1983年，常彦导演的 《在被告后面》，又让他经历了一次审查上的大起大落。影片在送审的时候，反应很好。眼看就要公映了，突然中宣部下来一纸电文，让长影停印拷贝禁止发行。这是一部较早反映党内不正之风的作品，投产前厂里就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彦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想到会到“停印拷贝禁止发行”的地步。就在他为影片的前景忧心忡忡的时候，在1984年文化部举办的优秀影片评比中，此片居然获得优秀影片一等奖。常彦后来才知道，邓小平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很好，让胡耀邦也看看。胡耀邦看过之后，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 《在被告后面》，说很好嘛，并对某些部门动不动就枪毙影片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选自《长影的故事》/王霆钧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