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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人，除了找到合適的职业等一些只专注于利己的事情之外，还需要承担一个在公共资源中作为享有者对于社会所应回馈的义务。”
“人之所以为人，除了找到合适的职业等一些只专注于利己的事情之外，还需要承担一个在公共资源中作为享有者对于社会所应回馈的义务。”
——叶文心
2010年11月8日至10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文心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3校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论坛。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教授共同探讨了3校的教育合作、交流工作的开展，以及全球教育发展的进程，分享了彼此的进步，也在探讨协商中分担着彼此的压力。
文心之毛，书雕龙之史——历史成为生命一部分
叶文心的曾外祖父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一份血统的传递，叶文心从高中起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当时的台湾大学联考时，她第一志愿便填报了台大历史系。由于兴趣广泛，当年的叶文心选修了许多不同的学科，涵盖经济学、人类学甚至地质学，对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为日后从事历史与教育学交叉学科研究埋下了伏笔。
本科的学习最终使叶文心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但这与台大历史系研究古代史的主流产生了很大的偏差。在坚定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之后，叶文心毅然决定出国留学，彻底成为反抗“越古老越是学问”这一偏见的先锋。由于美国的学术条件非常利于学者检索档案，叶文心选择了留美读史的道路，一直到博士毕业。
象牙塔里的人文不算真正的人文——学者情怀聚焦教育问题
叶文心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她对于当今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或许正是源自这一研究。
叶文心满怀激情地向记者讲述了她在伯克利参与的“伯克利中国倡议”(Berkeley China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力于关注中国转型所带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工作组，落实伯克利加州大学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沟通、知识交流并规划相关项目是否投入了足够的资源和关注，更进一步促进中美大学之间知识、学生和学者的交流。
工作组开设已有3年，叶文心从去年起担任工作组主任，继续进行第一个阶段的初步规划，他们首先做的是搜集和集中伯克利加州大学与中国合作交流的项目，比如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课题数量、涉及的学生、老师数量等；其次就是关注其他学校与中国的交流，以此作为参考指标。通过这些调查，可以综合评判哪些课题值得研究，哪些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能够对当代关怀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2010年的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论坛，以及2009年北京论坛期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者围绕“金融危机下的高等教育”展开的讨论。
由于工作组没有专职的行政工作人员，叶文心只能独担此任，无怪乎常见到叶文心的身影活跃在各大教育论坛和会议中。
中西碰撞——不同于国内语境的视角
在积极参与与中国交流的同时，叶文心在海外获得的是不同于国内语境的视角。她认为，中国教育目前必须要进行的是结构性调整，从传统的“授业解惑”中独立出来，向学术专业化、体制化发展。在世界领域上重视对话语权的争取，在体制中寻求有效的、渐进的改变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好途径。而面临的挑战则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上的矛盾。
在2010年的北京论坛上，叶文心曾对中美两国公立高等教育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变化，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与重大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立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确立了高度统一的标准。从招生名额、学位要求、专业设置到大学的人事、管理都由教育部统一协调管理。
叶文心的报告中还提到了1997年中国开始实施的大学扩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这次扩招是在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大学不断扩招，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减少，这必将导致教育产业化、学生缴纳更多的学费、学校开设更多的创收项目等现象的出现，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同时，国家集中资金建设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包括中国的“211计划”、“985计划”等，越优秀的高校获得的资金越充足。叶文心指出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下，最公立的学校，就意味着承担成为最卓越高校的使命。中国之所以竭尽全力建设研究型大学，是因为在数字差的背后，是知识落差和教育落差，政府力求通过推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来缩小这些落差。中国在教育发展的千秋大业上，仍然任重道远。
而在美国，公立学校只是从政府获得资金，进行自我管理，在大学的事务范围内有很大的自主性。作为实践“加州理念”代表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自二战时期的校长克尔(Clark Kerr)强调大学(university)不应当“单一(uni)”而应“多元化(multi)”以来，一直把如何走出象牙塔，把作为一种社会公益的高等教育提供给大众作为自己的校训，强调必须进入社区，与人们周遭的生活相接轨。
与北京大学一样同为公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强调自己的“公众性”。由于学校的最高管理者不是私立财团，而是加州的人民群众，所以将公众性置于章程的第一位，并且坚持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拥有全美最多的顶级学科专业，校园文化“多元而卓越”。
叶文心在她的报告中还谈到，如果伯克利加州大学不能进行自主管理而受制于规章限制，它是无法在打破知识落差和代表下层社会大众利益方面取得突破的。
叶文心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整体的公众性都很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都不以利己为要旨。现代社会多数高校都持多功能论，即将大学的根本职能定义为教学、研究和服务综合化。伯克利加州大学与北大有着相通的观念，都强调了服务大众的重要性，寻求高效的方法解决全球性的高等教育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两校的共同使命。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虽然公立大学可以尝试从多方面获取资金，但是如何使得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不受到出资方的控制，值得中国的学者和教育从业者深思。
“人之所以为人，除了找到合适的职业等一些只专注于利己的事情之外，还需要承担一个在公共资源中作为享有者对于社会所应回馈的义务。”
——叶文心
2010年11月8日至10日，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文心教授应邀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3校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论坛。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教授共同探讨了3校的教育合作、交流工作的开展，以及全球教育发展的进程，分享了彼此的进步，也在探讨协商中分担着彼此的压力。
文心之毛，书雕龙之史——历史成为生命一部分
叶文心的曾外祖父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一份血统的传递，叶文心从高中起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当时的台湾大学联考时，她第一志愿便填报了台大历史系。由于兴趣广泛，当年的叶文心选修了许多不同的学科，涵盖经济学、人类学甚至地质学，对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为日后从事历史与教育学交叉学科研究埋下了伏笔。
本科的学习最终使叶文心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但这与台大历史系研究古代史的主流产生了很大的偏差。在坚定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之后，叶文心毅然决定出国留学，彻底成为反抗“越古老越是学问”这一偏见的先锋。由于美国的学术条件非常利于学者检索档案，叶文心选择了留美读史的道路，一直到博士毕业。
象牙塔里的人文不算真正的人文——学者情怀聚焦教育问题
叶文心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她对于当今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或许正是源自这一研究。
叶文心满怀激情地向记者讲述了她在伯克利参与的“伯克利中国倡议”(Berkeley China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力于关注中国转型所带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工作组，落实伯克利加州大学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沟通、知识交流并规划相关项目是否投入了足够的资源和关注，更进一步促进中美大学之间知识、学生和学者的交流。
工作组开设已有3年，叶文心从去年起担任工作组主任，继续进行第一个阶段的初步规划，他们首先做的是搜集和集中伯克利加州大学与中国合作交流的项目，比如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课题数量、涉及的学生、老师数量等；其次就是关注其他学校与中国的交流，以此作为参考指标。通过这些调查，可以综合评判哪些课题值得研究，哪些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能够对当代关怀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2010年的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论坛，以及2009年北京论坛期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者围绕“金融危机下的高等教育”展开的讨论。
由于工作组没有专职的行政工作人员，叶文心只能独担此任，无怪乎常见到叶文心的身影活跃在各大教育论坛和会议中。
中西碰撞——不同于国内语境的视角
在积极参与与中国交流的同时，叶文心在海外获得的是不同于国内语境的视角。她认为，中国教育目前必须要进行的是结构性调整，从传统的“授业解惑”中独立出来，向学术专业化、体制化发展。在世界领域上重视对话语权的争取，在体制中寻求有效的、渐进的改变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好途径。而面临的挑战则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上的矛盾。
在2010年的北京论坛上，叶文心曾对中美两国公立高等教育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折射出整个中国的发展变化，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与重大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立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确立了高度统一的标准。从招生名额、学位要求、专业设置到大学的人事、管理都由教育部统一协调管理。
叶文心的报告中还提到了1997年中国开始实施的大学扩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这次扩招是在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大学不断扩招，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资金投入在减少，这必将导致教育产业化、学生缴纳更多的学费、学校开设更多的创收项目等现象的出现，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同时，国家集中资金建设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这包括中国的“211计划”、“985计划”等，越优秀的高校获得的资金越充足。叶文心指出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下，最公立的学校，就意味着承担成为最卓越高校的使命。中国之所以竭尽全力建设研究型大学，是因为在数字差的背后，是知识落差和教育落差，政府力求通过推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来缩小这些落差。中国在教育发展的千秋大业上，仍然任重道远。
而在美国，公立学校只是从政府获得资金，进行自我管理，在大学的事务范围内有很大的自主性。作为实践“加州理念”代表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自二战时期的校长克尔(Clark Kerr)强调大学(university)不应当“单一(uni)”而应“多元化(multi)”以来，一直把如何走出象牙塔，把作为一种社会公益的高等教育提供给大众作为自己的校训，强调必须进入社区，与人们周遭的生活相接轨。
与北京大学一样同为公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强调自己的“公众性”。由于学校的最高管理者不是私立财团，而是加州的人民群众，所以将公众性置于章程的第一位，并且坚持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拥有全美最多的顶级学科专业，校园文化“多元而卓越”。
叶文心在她的报告中还谈到，如果伯克利加州大学不能进行自主管理而受制于规章限制，它是无法在打破知识落差和代表下层社会大众利益方面取得突破的。
叶文心说，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整体的公众性都很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都不以利己为要旨。现代社会多数高校都持多功能论，即将大学的根本职能定义为教学、研究和服务综合化。伯克利加州大学与北大有着相通的观念，都强调了服务大众的重要性，寻求高效的方法解决全球性的高等教育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两校的共同使命。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虽然公立大学可以尝试从多方面获取资金，但是如何使得高校的独立自主性不受到出资方的控制，值得中国的学者和教育从业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