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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刀赴会救内蒙
乌兰夫遏制了中国北疆屡屡出现的分裂势头，创建了新中国首个民族自治区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70年前的1947年，中国大地正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而祖国北方诞生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我的外祖父乌兰夫。”乌兰夫的外孙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石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乌兰夫在祖国北疆建设了一道和平稳定的安全屏障。周恩来总理多次评价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
70年后的这个夏天，内蒙古处处洋溢着喜迎“大庆”的氛围。在首府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正修葺一新，还有一个流动纪念馆，在全国宣讲乌兰夫的故事。馆长云玉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没想到乌老（乌兰夫）的故事在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也很受欢迎。讲好乌老的故事，就是讲好内蒙古的故事。”
领导内蒙古最大的抗日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还盯上了大兴安岭西侧的内蒙古。“他们拉拢蒙古族上层人物，企图在内蒙古成立继伪满洲国后的又一个傀儡政权，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就是他们的拉拢对象。”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德王本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但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变得对日本人唯命是从，成了蒙奸。
时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的乌兰夫，想说服德王改邪归正。1935年冬，乌兰夫来到德王办公的蒙古包。当时，德王是“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秘书长。蒙政会管辖内蒙古部分盟旗，虽由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但实权掌握在德王手上。他对乌兰夫说：“这些年为了民族自治，我几次找过蒋介石，也派人去广州找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继棠，结果怎样？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欢迎、支持呀，实质上不给真正的支援。至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当时是绥远省省会）的傅作义就更不用说，天天都想吃掉我们，只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搞高度自治。”
“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老弟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地吃人’。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一心想吞并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帮助蒙古民族独立吗？”乌兰夫诚恳地说。
“我是利用日本的金钱和武器。”
“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难说了。我冒昧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中国的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国人唾弃，德王爷如果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请三思而行。”
德王听到这话很不高兴：“我的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我一人承担，不用别人教训。”
乌兰夫见德王难以挽回，就告辞离开。事前，他已经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蒙政会保安队，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了一些进步官兵。与德王面谈后，乌兰夫等人决定起义。1936年2月21日夜里，暴动队伍分头行动，袭击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德王的亲信李凤诚，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武装了起义部队；打开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外界的联系。
此次暴动推迟了日本侵略者的西进日程。暴动成功后，起义队伍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1000人撤离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向归绥方向行进。后来这支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乌兰夫领导这支队伍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拒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一个人瓦解了一个“共和国”
经历过百灵庙暴动，德王与日本人的勾结更加明目张胆。他于1937年在归绥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又合并日本扶植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投降后，该伪政府解散。德王后来作为伪蒙疆头号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特赦。
但德王的追随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的姨夫、原伪蒙疆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赉（音同赖），跑到德王的老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重新“拉起大旗”，于1945年9月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大造分裂中国的舆论。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临时政府”的问题。
聂荣臻、刘澜涛等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派军队随乌兰夫前去，可是乌兰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得做思想工作，单枪匹马虽有危险，却能显示诚意。于是，他只带了几个人，就向苏尼特右旗出发了。
补英达赉见到乌兰夫后说：“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國临时政府是蒙古人的意愿，临时政府是民主选举的，苏方、蒙方都同意。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受汉人欺负，后来又受日本人欺负，已经受够了。我们刚刚建立起的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临时政府，谁也别想破坏。”
“你所说的民主选举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说的苏联和蒙古方面同意，具体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乌兰夫问。
“怎么解决内蒙古的问题，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来以后再说。”补英达赉的态度由趾高气场变得有所缓和。
“请你好好考虑我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乌兰夫补充说。
乌兰夫又约见了苏联驻蒙古副顾问尼古拉耶夫，此人傲慢地说：“我们解放了内蒙古，补英达赉建立的临时政府是我们同意的，你们应该支持。”
乌兰夫曾赴苏联留学，就用俄语说：“苏蒙联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中国和内蒙古的情况。我们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少数民族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尼古拉耶夫固执己见，乌兰夫又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受中共中央之命来这里解决你们支持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我们党不主张内蒙古独立，不同意建这个临时政府。我的话是代表我们党中央的，你的意见是不是代表联共中央，如果能，请你写下来。”尼古拉耶夫无言以对。后来，支持补英达赉的苏蒙联军负责人收到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查问此事的电报，态度终于有所转变。
乌兰夫还向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阐述了这些理念，并拿出一张《晋察冀日报》给他们看，上面刊登了汉奸、蒙奸名单，其中就有德王、补英达赉。“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赉是蒙奸，便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乌兰夫生前回忆说。补英达赉也同意改选，结果乌兰夫当选主席，补英达赉也保住了政府委员的职位。
“当选3天后，烏兰夫就借故将临时政府迁到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停止了它的活动。过后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进来，所谓‘临时政府’自然就消失了。周恩来总理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乌兰夫长子布赫生前回忆说。
东西蒙的统一
“临时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而1946年初在兴安盟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则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有了自己的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其主席是原来在伪满洲国担任兴安总省主席的博彦满都。1946年3月，乌兰夫等人与该政府代表相约，在热河省省会承德讨论东蒙古的去向问题。
双方都主张内蒙古统一起来搞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但具体怎么办争论很激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实行“宗藩”式“自治”。 中共代表乌兰夫则主张，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布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讲自己的方案，就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有针对性地做通了东蒙古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他找到“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两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旧相识。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长期与内蒙古革命脱节，还被共产国际解散。你们如今重新组建这个党，提出内外蒙合并，外蒙古又不支持，让你们找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治运动。再说这个党成分复杂，有原伪满官吏，基本上都是民族上层，不能代表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途何在？我建议你们解散这个党。”乌兰夫说。
特木尔巴根是农民出身，与乌兰夫的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只是走上了不同的民族解放道路。他考虑片刻后回答：“我赞成你说的道理。”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伪满时的官吏占一半，群众怎么会拥护？这个政府还是先撤销。”乌兰夫进一步劝他。
“为蒙古同胞的长远利益着想，是该照你说的做。”特木尔巴根最后问道：“我在苏联时是联共党员，请云泽（乌兰夫）同志证明，能否转为中共党员？”乌兰夫欣然同意，并报党组织批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秘书长哈丰阿，听说特木尔巴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申请入党，后获准。
“双方经过充分讨论，思想得以统一。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会议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会议实现了东西蒙的统一，又称‘四三会议’。”李志明说。会后不久，“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
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召开。393名人民代表接到通知后，个个激动不已，有的骑马，有的坐着牲畜拉的勒勒车，带着干粮，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来到王爷庙，行使有史以来第一次内蒙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权利。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主席，哈丰阿当选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临时参议会议长，特木尔巴根等当选自治政府委员。5月1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为主席。政府驻地几经搬迁，最终于1954年迁入呼和浩特。自治区的范围也几经调整，于1979年确定了今天的面貌。
周恩来：“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
“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是摸索前进的，早期提出学苏联，实行联邦制，但中国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几百年来，蒙古族地区是封建王公统治，西藏是政教合一，和内地有很大不同。乌兰夫在革命斗争中感受到，实行联邦制，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以说，他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时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石梅说。1955年9月，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 一。
虽然内蒙古实行“自治”，但在布赫印象中，“父亲特别强调内蒙古是全中国的一部分”。云玉美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乌兰夫“从来都是强调部分离不开整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自治区应为国家排忧解难”。
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在包头建设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遇到白云鄂博矿山的敖包搬迁问题。“位于包头达茂旗的白云鄂博，在当地牧民心中是一座‘神山’，山上有牧民们世代祭祀的敖包。牧民认为，大规模开发矿山资源，会破坏敖包，神会怪罪下来。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到此盗掘矿山资源，遭到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对。”李志明说。乌兰夫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另找一块吉地，把敖包搬迁出矿区。”他一面动员僧侣和牧民搬迁，一面要求工作人员：新敖包选址要由蒙古族活佛、僧侣按照宗教传统选择吉地，遇到困难由政府出面协调；搬迁方式要按照蒙古族的风俗，按宗教仪式举行隆重的敖包移址仪式。最终，吉地选在不远处的一座“宝山”——白云查干。如今，白云鄂博矿区因盛产稀土而闻名于世。 3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所孤儿院里的数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营养跟不上，面临生命危险。时任全国婦联主席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乌兰夫，乌兰夫说：“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时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长期地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第二个办法很快得到周恩来和内蒙古当地政府的同意。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这个故事。乌兰夫次子乌可力说：“有一天，家乡人送来10箱奶粉，父亲当时就吩咐秘书‘把这些奶粉都送给民政部门，转送给那些孩子’。”乳业至今是内蒙古的一个重要产业，区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伊利是亚洲唯一一家进入全球10强的乳业企业。2017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调研时说：“着力扶持培育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增收富民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有一次，乌兰夫听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就带着内蒙古的“特产”——10袋奶粉去看望总理。恰巧周恩来不在，他从邓颖超那里得知，总理正四处想办法解决全国人民饿肚子的问题。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马上与当地农业口的同志商量救济事宜。有人认为，内蒙古本身是牧区，不是产粮大户，要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乌兰夫则说：“我们应当为国家解难，为总理分忧。哪怕我们多上缴一斤粮食，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对国家的一片心嘛！”“这年秋后，全区上缴公粮和卖余粮达7亿公斤，在全国很多地方无粮可缴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任务。周恩来称赞‘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李志明说。
内蒙古的耕地少，大部分是草原。在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按照“以粮为纲”的政策，把草原视为“荒地”，盲目开垦了十多万公顷。乌兰夫得知后，顶着压力劝阻农垦部，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做法。他说，在牧区开垦牧场，就像在农区破坏庄稼一样。几十年来，内蒙古人民一直在沿袭乌兰夫提出的政策，积极建设防护林，防沙治沙，保护牧场，保卫着祖国北疆的4000公里绿色屏障。
专访乌兰夫之子乌可力、外孙女石梅
乌兰夫遏制了中国北疆屡屡出现的分裂势头，创建了新中国首个民族自治区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70年前的1947年，中国大地正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而祖国北方诞生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我的外祖父乌兰夫。”乌兰夫的外孙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石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乌兰夫在祖国北疆建设了一道和平稳定的安全屏障。周恩来总理多次评价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
70年后的这个夏天，内蒙古处处洋溢着喜迎“大庆”的氛围。在首府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正修葺一新，还有一个流动纪念馆，在全国宣讲乌兰夫的故事。馆长云玉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没想到乌老（乌兰夫）的故事在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也很受欢迎。讲好乌老的故事，就是讲好内蒙古的故事。”
领导内蒙古最大的抗日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还盯上了大兴安岭西侧的内蒙古。“他们拉拢蒙古族上层人物，企图在内蒙古成立继伪满洲国后的又一个傀儡政权，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就是他们的拉拢对象。”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德王本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但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变得对日本人唯命是从，成了蒙奸。
时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的乌兰夫，想说服德王改邪归正。1935年冬，乌兰夫来到德王办公的蒙古包。当时，德王是“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秘书长。蒙政会管辖内蒙古部分盟旗，虽由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但实权掌握在德王手上。他对乌兰夫说：“这些年为了民族自治，我几次找过蒋介石，也派人去广州找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继棠，结果怎样？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欢迎、支持呀，实质上不给真正的支援。至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当时是绥远省省会）的傅作义就更不用说，天天都想吃掉我们，只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搞高度自治。”
“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老弟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地吃人’。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一心想吞并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帮助蒙古民族独立吗？”乌兰夫诚恳地说。
“我是利用日本的金钱和武器。”
“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难说了。我冒昧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中国的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国人唾弃，德王爷如果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请三思而行。”
德王听到这话很不高兴：“我的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我一人承担，不用别人教训。”
乌兰夫见德王难以挽回，就告辞离开。事前，他已经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蒙政会保安队，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了一些进步官兵。与德王面谈后，乌兰夫等人决定起义。1936年2月21日夜里，暴动队伍分头行动，袭击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德王的亲信李凤诚，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武装了起义部队；打开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外界的联系。
此次暴动推迟了日本侵略者的西进日程。暴动成功后，起义队伍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1000人撤离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向归绥方向行进。后来这支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乌兰夫领导这支队伍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拒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一个人瓦解了一个“共和国”
经历过百灵庙暴动，德王与日本人的勾结更加明目张胆。他于1937年在归绥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又合并日本扶植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投降后，该伪政府解散。德王后来作为伪蒙疆头号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特赦。
但德王的追随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的姨夫、原伪蒙疆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赉（音同赖），跑到德王的老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重新“拉起大旗”，于1945年9月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大造分裂中国的舆论。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临时政府”的问题。
聂荣臻、刘澜涛等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派军队随乌兰夫前去，可是乌兰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得做思想工作，单枪匹马虽有危险，却能显示诚意。于是，他只带了几个人，就向苏尼特右旗出发了。
补英达赉见到乌兰夫后说：“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國临时政府是蒙古人的意愿，临时政府是民主选举的，苏方、蒙方都同意。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受汉人欺负，后来又受日本人欺负，已经受够了。我们刚刚建立起的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临时政府，谁也别想破坏。”
“你所说的民主选举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说的苏联和蒙古方面同意，具体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乌兰夫问。
“怎么解决内蒙古的问题，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来以后再说。”补英达赉的态度由趾高气场变得有所缓和。
“请你好好考虑我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乌兰夫补充说。
乌兰夫又约见了苏联驻蒙古副顾问尼古拉耶夫，此人傲慢地说：“我们解放了内蒙古，补英达赉建立的临时政府是我们同意的，你们应该支持。”
乌兰夫曾赴苏联留学，就用俄语说：“苏蒙联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中国和内蒙古的情况。我们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少数民族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尼古拉耶夫固执己见，乌兰夫又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受中共中央之命来这里解决你们支持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我们党不主张内蒙古独立，不同意建这个临时政府。我的话是代表我们党中央的，你的意见是不是代表联共中央，如果能，请你写下来。”尼古拉耶夫无言以对。后来，支持补英达赉的苏蒙联军负责人收到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查问此事的电报，态度终于有所转变。
乌兰夫还向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阐述了这些理念，并拿出一张《晋察冀日报》给他们看，上面刊登了汉奸、蒙奸名单，其中就有德王、补英达赉。“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赉是蒙奸，便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乌兰夫生前回忆说。补英达赉也同意改选，结果乌兰夫当选主席，补英达赉也保住了政府委员的职位。
“当选3天后，烏兰夫就借故将临时政府迁到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停止了它的活动。过后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进来，所谓‘临时政府’自然就消失了。周恩来总理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乌兰夫长子布赫生前回忆说。
东西蒙的统一
“临时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而1946年初在兴安盟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则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有了自己的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其主席是原来在伪满洲国担任兴安总省主席的博彦满都。1946年3月，乌兰夫等人与该政府代表相约，在热河省省会承德讨论东蒙古的去向问题。
双方都主张内蒙古统一起来搞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但具体怎么办争论很激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实行“宗藩”式“自治”。 中共代表乌兰夫则主张，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布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讲自己的方案，就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有针对性地做通了东蒙古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他找到“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两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旧相识。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长期与内蒙古革命脱节，还被共产国际解散。你们如今重新组建这个党，提出内外蒙合并，外蒙古又不支持，让你们找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治运动。再说这个党成分复杂，有原伪满官吏，基本上都是民族上层，不能代表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途何在？我建议你们解散这个党。”乌兰夫说。
特木尔巴根是农民出身，与乌兰夫的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只是走上了不同的民族解放道路。他考虑片刻后回答：“我赞成你说的道理。”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伪满时的官吏占一半，群众怎么会拥护？这个政府还是先撤销。”乌兰夫进一步劝他。
“为蒙古同胞的长远利益着想，是该照你说的做。”特木尔巴根最后问道：“我在苏联时是联共党员，请云泽（乌兰夫）同志证明，能否转为中共党员？”乌兰夫欣然同意，并报党组织批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秘书长哈丰阿，听说特木尔巴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申请入党，后获准。
“双方经过充分讨论，思想得以统一。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会议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会议实现了东西蒙的统一，又称‘四三会议’。”李志明说。会后不久，“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
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召开。393名人民代表接到通知后，个个激动不已，有的骑马，有的坐着牲畜拉的勒勒车，带着干粮，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来到王爷庙，行使有史以来第一次内蒙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权利。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主席，哈丰阿当选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临时参议会议长，特木尔巴根等当选自治政府委员。5月1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为主席。政府驻地几经搬迁，最终于1954年迁入呼和浩特。自治区的范围也几经调整，于1979年确定了今天的面貌。
周恩来：“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
“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是摸索前进的，早期提出学苏联，实行联邦制，但中国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几百年来，蒙古族地区是封建王公统治，西藏是政教合一，和内地有很大不同。乌兰夫在革命斗争中感受到，实行联邦制，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以说，他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时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石梅说。1955年9月，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 一。
虽然内蒙古实行“自治”，但在布赫印象中，“父亲特别强调内蒙古是全中国的一部分”。云玉美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乌兰夫“从来都是强调部分离不开整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自治区应为国家排忧解难”。
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在包头建设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遇到白云鄂博矿山的敖包搬迁问题。“位于包头达茂旗的白云鄂博，在当地牧民心中是一座‘神山’，山上有牧民们世代祭祀的敖包。牧民认为，大规模开发矿山资源，会破坏敖包，神会怪罪下来。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到此盗掘矿山资源，遭到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对。”李志明说。乌兰夫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另找一块吉地，把敖包搬迁出矿区。”他一面动员僧侣和牧民搬迁，一面要求工作人员：新敖包选址要由蒙古族活佛、僧侣按照宗教传统选择吉地，遇到困难由政府出面协调；搬迁方式要按照蒙古族的风俗，按宗教仪式举行隆重的敖包移址仪式。最终，吉地选在不远处的一座“宝山”——白云查干。如今，白云鄂博矿区因盛产稀土而闻名于世。 3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所孤儿院里的数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营养跟不上，面临生命危险。时任全国婦联主席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乌兰夫，乌兰夫说：“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时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长期地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第二个办法很快得到周恩来和内蒙古当地政府的同意。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这个故事。乌兰夫次子乌可力说：“有一天，家乡人送来10箱奶粉，父亲当时就吩咐秘书‘把这些奶粉都送给民政部门，转送给那些孩子’。”乳业至今是内蒙古的一个重要产业，区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伊利是亚洲唯一一家进入全球10强的乳业企业。2017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调研时说：“着力扶持培育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增收富民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有一次，乌兰夫听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就带着内蒙古的“特产”——10袋奶粉去看望总理。恰巧周恩来不在，他从邓颖超那里得知，总理正四处想办法解决全国人民饿肚子的问题。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马上与当地农业口的同志商量救济事宜。有人认为，内蒙古本身是牧区，不是产粮大户，要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乌兰夫则说：“我们应当为国家解难，为总理分忧。哪怕我们多上缴一斤粮食，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对国家的一片心嘛！”“这年秋后，全区上缴公粮和卖余粮达7亿公斤，在全国很多地方无粮可缴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任务。周恩来称赞‘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李志明说。
内蒙古的耕地少，大部分是草原。在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按照“以粮为纲”的政策，把草原视为“荒地”，盲目开垦了十多万公顷。乌兰夫得知后，顶着压力劝阻农垦部，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做法。他说，在牧区开垦牧场，就像在农区破坏庄稼一样。几十年来，内蒙古人民一直在沿袭乌兰夫提出的政策，积极建设防护林，防沙治沙，保护牧场，保卫着祖国北疆的4000公里绿色屏障。
专访乌兰夫之子乌可力、外孙女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