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许多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陌生的是人们并不了解它的具体形态，在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更不会将其与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其实在今天的许多法学家看来，以家法族规为代表的社会规范，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一并组成了人类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系。同依靠国家强制力执行的国家法（又称“硬法”）不同，家法族规属于“软法”的范畴。由于“修身齐家”的理念在传统中国备受尊崇，治家几乎成为每个家族的必修课。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诞生了不可胜数的家法族规。它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在造福家国的同时，也彰显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柔性之美。

谆谆家训

　　中国最早的家法族规起源于何时，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从一些史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家训、家法的雏形。商周时期，宗法制日渐成熟，对王族而言，治国与治家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直到清朝末年，皇族家法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具体到每个人的小家，家训、家规与国法仍然联系密切。传统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制在传统社会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自然而然，“以礼治家”的观念也就深入人心，许多家规、家训都是围绕着“礼”而诞生、发展与演变。与此同时，礼制与法制也在不断互相融合。到了唐朝，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传统中国法律的“礼法合一”达到巅峰，家训家规与国家法之间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
　　一般说来，家规又可以细分为家法、家训、族规等几种类型，具体内容略有不同。家训多为劝导型规范，体例灵活，可长可短。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都留有脍炙人口的家训。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就曾写下著名的《诫子书》，告诫他的儿子诸葛瞻“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南北朝时期，名士颜之推写下了著名的《颜氏家训》，全书分为二十篇，洋洋数万言，包括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养心、归心等内容。有的家训言简意赅，比如北宋名臣包拯，就曾立下家训，告诫子孙后代，不可贪赃枉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纵览古今家训，其内容虽有差异，但用意大致相同，以劝人勤俭亲善为宗。
　　寻常百姓讲求立训治家，皇家更是如此。有些皇族家训，其作用不亚于现代国家之宪法，可以直接影响一个王朝的历史走向，宋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五代时期，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使百年乱世重归一统。赵匡胤吸取前代教训，提倡文治天下，厚待士人，曾在太庙密室之中，立下一座誓碑，后世之君祭祀太庙之时，须单独观看默诵，世代遵守。其内容是：“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靖康之变后，东京陷落，太庙洞开，这三条家训才为后人所知。当时，宋徽宗被金军掳走，生怕在江南即位称帝的儿子赵构不知此事，偷偷地告诉即将南下的大臣曹勋，让他把誓词转告赵构。宋朝的历代皇帝基本上很好地遵守了太祖家训。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伟大成就与赵匡胤立训与后世子孙的守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法森严

　　同家训相比，家法的诞生要晚一些，而且常附有明确的惩罚措施。有些家法扩展至整个宗族，是为族规。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大量的门阀士族。管理这样的庞大家族，设立家法有其必要性。在这些家族之中，很有可能已经产生过成文家法，只是暂时没有明确的史料予以证明。同一时期的《颜氏家训》就曾明确规定，“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可以作为合理推测的旁证。中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成文家法，大概当属制定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的江州陈氏《义门家法》，由江州长史陈崇订立。这部家法共计三十三条，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对于家族管理的种种事项都有明确规定，还设有处罚措施。《义门家法》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家法。这与今日法治的立法、执法已有异曲同工之妙。几百年来，陈氏子孙繁衍不息，谨守家法，这部奇文也得以流传至今。
　　从立法角度考量，《义门家法》彰显了较高的立法水平。首先，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规定家族之中设立主事一人，副事二人，负责管理内外诸事。“此三人不以长少拘之，但择谨慎才能之人委之，不限年月。倘有年衰乞替，相因择人替之，仍不论长少。若才能不称任，则择贤者代之。”“立库司二人，作一家之纲领，为众人之表率，握赏罚之二柄，主公私之两途，惩劝上下，勾当庄宅，掌一户版籍、税粮及诸庄书契等应。”“诸庄各立一人为首，一人为副，量其田地广狭，以次安排弟侄，各令首、副约束，共同经营。仍不得父子同处，远嫌疑也。”“差弟侄十人，名曰宅库人，其中一人负责酿制酒、醋，一人负责看管门户，二人负责管理粮仓，二人负责管理园圃，四人负责监收禾、桑、柘、柴。”“立勘司一人，掌卜勘男女婚姻之事，并排定男女第行，置长生簿一本。”此外最为重要的是，“立刑杖厅一所，凡弟侄有过，必加刑责”。
　　其次，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用于提升家族成员的个人素质和生活质量。比如，“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立二人学医，以备老少疾病，须择谙识药性方术者。药物之资，取给主事之人。”“厨内令新妇八人，掌庖爨之事，二人修羹菜，四人炊饭，二人支汤水及排布堂内诸事。此不限日月，迎娶新妇，则以次替之。”“每年织造帛绢，仰库司分派。诸庄丝绵，归与妇女织造。新妇自年四十八以下，另织二匹，帛绸一匹，女孩一匹。婆嫂四十八以上者免。”
　　再次，为日常起居制定了详细的规则。比如一日三餐，“丈夫于外庭同作两次。自年四十以下至十五岁者作先次，取其出赴勾当，故在前也。自年四十以上至家长，同坐后次，以其闲缓，故在后也。并令新冠后生二人，排布祗候茶汤等。妇人则在后堂坐，长幼亦作两次。并出厨中新妇，祗候茶汤等。其盐酱、蔬菜、腥鲜，出正副掌事取给酌当。”“非节序，丈夫出外勾当者，五夜一会，酒一瓷瓯，所以劳其勤也。尊长取便，仍令支酒人常别酝好酒，以俟老上取给。”
　　最后，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恃酒干人及无礼妄触犯人者，各决杖五十”。“不遵家法，不从家长令，妄作是非，逐诸赌博、斗争伤损者，各决杖十五下，剥落衣装，归役一年。改则复之。”“妄使庄司钱谷，入于市廛，淫于酒色，行止耽滥，勾当败缺者，各决杖二十，剥落衣装，归役一年。改则复之。”同国家法的制裁相比，家法的制裁虽然力度比较小，但是影响力却不小。因为在古代那样一个宗族人情社会，一旦受到家法制裁，意味着当事人颜面尽失，失去了在当地立足的资本。如果当事人不服宗族管教，一旦诉诸官府，除有极大冤屈之外，官方通常会尊重宗族的意见，对其施以重惩，这就使得家法更有约束力。
　　《義门家法》诞生之后，随着传统社会治家理念的发展以及印刷术的普及，大量家法族规纷纷问世并且流传至今，其内容更为丰富，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虽然在今天看来，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之中不免保留了许多落后甚至是错误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其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闪光点，可资当代借鉴。到了近代，作为传统社会产物的家规家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能够与时俱进，印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今天，中央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倡导挖掘家规家训中的优秀法治内容，这一传统法律中的柔性之美，必将焕发新生，迎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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