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声枪响，扰乱了边城的日常生活，也触动了基层政府敏感的“维稳”神经。一面是基层政府花钱买稳定的“维稳”逻辑，一面是当地村民对于真相的不断追索。最终，双方在70万的补偿协议上达成了一致。
两三分钟时间，5声枪响，2人毙命。
持枪者，是前来处理治安事件的派出所副所长；横尸街头的，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农民。
因涉警、涉枪、两人死亡，发生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关岭自治县)坡贡镇街上的“1·12”枪击案，受到全国舆论高度关注。
案发半月有余，枪击案情依旧扑朔迷离，到底是“暴力袭警夺枪走火”，还是“警察开枪杀人”，安顺警方、死者家属各执一词。枪案尚未最终定性，来自公安部和贵州省高检专家组的调查鉴定仍在进行。
1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机关最终一定会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死者在家属领到70萬元“救济款”后，已入土为安。然而，面对迟迟没有公布的真相，家属们已经做好开棺再次验尸的准备。
这起民警处置治安纠纷过程中发生的枪击致死案，最终会平静收场吗?
一
2010年1月12日，下午4点，坡贡街上，72岁的余老太和郭永文吵了起来。这天是星期二，坡贡镇每周赶场的日子。不足千米的坡贡街，挤满了四面八方赶集的村民，吵架的场面引起了围观。
余老太和郭永文都是坡贡镇尧上村人。郭姓是村里的大户，占到了村里的三分之一，而余姓在村里唯独一户。
2009年10月份，郭家相中了余家的闺女，上门提亲，这原本是件好事，却被余家拒绝了。
这一下得罪了村里的大多数，也成了此后一切祸患的源头。
半个月前，余家的闺女却偏偏看中了代家的小伙子，住进了代家。代家也住尧上村，在村里不足10户，属于村里的弱势。这让村里的大户郭家自此感觉脸上无光。
在坡贡那个边远乡村，面子问题有时候比娶不上老婆更重要。
于是，这件事立马成了乡村间的宗族事件，为了让郭家找回面子，今年1月8日，代家特意赔偿了郭家1360元，名为误工费。
余家的老太太为此很气愤，别看她70多岁了，眼里却揉不得沙子。余家从未答应这桩亲事，也无彩礼，何谈赔偿?
老太太仗着岁数大，在集市上开始跟郭家的年轻人理论起来。吵架的郭永文38岁，初中文化，是郭家年轻人里的中坚。
这天中午，郭永文和堂兄郭永华等6个人刚喝了点酒。在坡贡这个少数民族山区，喝酒是村民习以为常的事。
而当天喝酒的分量，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大概喝了7斤酒，“出来后晕乎乎的”。郭永文则说，6人只喝了2斤酒，“大家没有醉”。“是2斤酒，一斤用塑料袋装的散酒，一斤泡的药酒。”餐馆老板后来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
事后，贵州省公安厅为死者郭永华和郭永志做血检，结果，两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33.5毫克和299.4毫克，“均属于高度醉酒状态”。
余老太跟郭家的年轻人吵了十分钟后，局面变化了。郭家的年轻人们说不过老太，却把矛头指向了代家，认为老太婆的咒骂是受到代家的指使。
在坡贡镇粮管所门口，喝了酒的郭永文，恰巧碰见了来赶集的代家父子，二话没说，就对代家父子动起手来。
下午4点14分，坡贡镇派出所的电话响了起来，有人报警：“坡贡街上有人打架。”
当班的民警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迅速去了现场。
于是，一起乡村的普通纠纷进而演变为警察介入的治安案件。
二
斗殴的发生地就在镇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距离镇政府不到200米，再往前不远就是坡贡镇派出所了。
派出所只有3个警察、2个协勤，却要处理坡贡镇方圆68.9平方公里和1.6万余人出现的各种警情，警力严重不足。
出警的张磊33岁了，块头大，身材壮实。1997年考入公安队伍，从派出所内勤一直做到副所长。由于坡贡镇派出所没有正所长，张磊是实际上的“头儿”。
据媒体报道，张磊工作踏实、责任心强、认真负责，曾两次获得市级“优秀责任区民警”称号，1次获得省级“优秀责任区民警”。
目前，尚不知他出警前的活动轨迹，事后有人爆料指张磊出警前曾喝酒，但贵州省公安厅在张磊的血液中未检测到酒精含量。
那一天，张磊未穿制服，挎着一把枪就直接去现场了。当地警方表示，近年来，民警出警带枪已成为惯例。在其他地方对于出警未带枪者，还会受到批评。
比如2006年3月2日，广东省江门恩平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凶杀案。案发数分钟，接警的两名警员赶到现场，在与凶犯对峙时，苦于手无寸铁，民警返回派出所取枪求援。在这个过程中，凶手再次行凶，一家4口人分别被凶手砍伤致死。
张磊带的是支“六四”式手枪，可装7发子弹。这把枪在25米距离内，能射穿7厘米厚的木板。枪是2009年底贵州省组织打黑行动前配发的。
这些年，坡贡镇的干群关系始终比较复杂。来自当地媒体的报道称，翻开坡贡镇几年前的史料，该镇曾发生过村民冲击政府、围堵高速公路等群体性事件，群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之争更是常事，无所事事的村民较多，为鸡毛蒜皮之事打闹的人不少。
三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张磊和王道胜开着一辆没有警灯的面包车来到现场，张磊穿便服，协警王道胜穿着制服。
便衣(张磊)下车后，直接抓住郭永华的衣领，转了个180度，叫他去派出所。郭永华不去，张磊接着喊了第二遍，旁边穿警服的协警王道胜在一旁呵斥，“他妈的，你很冲啊!”然后一拳头打在郭永华的右肩膀上。
随后，便衣就把郭永华往地下压，命令他跪下，郭永华还顶嘴，“我没有犯法，为啥子要跪下，官也不是你一个人当。”
“警察到时，郭永华和郭永文还在拉扯我们。张磊想将我们拉开，郭永华和郭永文根本不听，还推开警察来抓我。”代家父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磊让郭家兄弟到派出所，二人不从，并且推搡警察。于是，张磊抓住了郭永华，王道胜抓住了郭永文。
一看来了警察，周围看热闹的人炸开了锅，有人起哄，有人叫好，妇女们背着的娃娃被惊吓着哭起来。
现场越来越乱。
有人看见张磊从右腰拔出了一把深色的手枪，人群忽地一下向外散开，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枪响起。“那种声音平时没有听见过，在电影电视中听见过。”
代家父子证实，张磊先是往天上和地下各打了一枪，“地上还冒出了火花。”
接着，第三声枪响了。
“我亲眼看见郭永华仰面倒地，头朝着路边。右手还紧紧握着没来得及戴上的白手套，双腿猛烈地一蹬一缩，直到一动不动。”目击者陈艳梅说。她是死者郭永华的堂弟媳妇，当天离现场最近。
郭永华倒地后，四周的人立马围了过来，郭永志这时候也出现在人群中。郭永 志是郭永华的堂弟，他的儿子叫协勤王道胜“干爹”。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围了很多人，我没看清楚怎么开的枪，等我挤进去，看见郭永志扑在地上，左手捂着腰，使劲撑起来喊了两声救命，右手伸向电线杆。”多个死者家属证实，紧接着，张磊又向郭永志头部开了一枪。
家属的讲述与安顺官方的说法存在巨大出入。
1月18日，安顺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稿称，“返回途中，闻讯赶来的郭永志上前殴打代寸忠等人，张磊立即予以制止，但郭永志、郭永华情绪激动、不听劝阻，辱骂和袭击张磊，并且抢夺张磊的枪支，张磊在鸣枪示警后，两名死者不顾警告仍上前抢夺张磊的枪支，在与张磊扭打的过程中两人被子弹击中死亡。”
新闻发布会上，还披露了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结果：张磊所持六四式手枪共击发5枚子弹，其中2枪为对天鸣枪示警，3枪击中两名死者。死者郭永华头部左眼睑下方被子弹击中，死者郭永志的头部左颞顶部和右大腿中段被子弹击中。
安顺官方的通报用词中性，死者系“被子弹击中”，对于到底是张磊主动开枪，还是暴力袭警夺枪走火，并不明确。1月21日，中共安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周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来自公安部、贵州省高检的专家组正在紧张调查鉴定中，目前尚无最终定性的结论。
不过，安顺官方的新闻发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1月13日，案发19小时后，安顺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郭永志和郭永华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击毙”。1月17日，新华社援引安顺警方负责人的话说，“从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张磊临场处置经验不足，存在处置不当的问题，没能很好掌控住局面，张磊及协勤当时确实受到当事人攻击和抓扯，但有无必要开枪示警值得商榷。”
郭永华两人倒地处，紧挨着一家摩托车专卖店，店主刘苏浪看到最后一幕，刘苏浪是郭永华的侄儿。他说，枪声过后，张磊脸色一度苍白，并拉着周围的人说，“大家都看到的，他们在抢我的枪，你们要给我作证。”
然后，张磊掏出手机，打电话。
此时，40公里外的关岭自治县政府大楼，会议室里人头密匝。当天要开好几个会，比如全县经济工作会、全县计生工作调度会，坡贡镇的书记、镇长，关岭自治县的书记、县长，刚好都在会场。
同一时刻，回过神来的死者家属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给几公里外的亲人报信。郭永文心急，抄着小路就往家跑。
“警察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很快就在尧上村炸开了锅。听到有人吃了亏，郭家的青壮年、老人家，纷纷放下手上的活，朝着坡贡街赶去。
四
这时候，身在黔东南黄平县的郭涛也接到了电话，村里人跟他说家里出了事，速归。
郭涛1981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七，是郭永华最小的弟弟，别看他只有小学文化，因为长期在外面跑，去过江浙，见多识广，是郭家的主心骨，很多次代表村里处理了棘手的大事，办事有经验。在当地，但凡村民有个红白喜事，都会找到郭涛，做主要的管事员。据称，2006年，郭涛在浙江打工，厂里贵州老乡和四川老乡发生纠纷，双方提刀舞棒，眼看就要血流成河，郭涛及时调停，方化干戈为玉帛。
当时，郭涛正在输液，挂上电话，郭涛拔掉点滴，直接包车就往坡贡镇赶。
与民间的突发应对遥相呼应的是，贵州省突发事件四级联动的响应。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材料，事发不到10分钟，坡贡镇长吴昕就接到张磊打来的电话，“坡贡街上有人打架，我在出警，有人抢枪，出事了，请你喊镇上的人去维护现场。”40分钟后，吴昕和坡贡镇党委书记罗兴平已从会场赶回坡贡。
这时候，从村里赶来的死者亲属，加上周边跑来看热闹的村民，已经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家属们的情绪都比较激动。”镇长吴昕回忆。
死者家属从附近找来一捆电线，把现场围了起来。家属守在四周，不准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碰尸体，刚开始甚至不准盖白布。
下午5点，关岭自治县正在召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县长杨开华也接到了电话。听说两人死亡，还涉枪、涉警，杨开华当即起身，离开会场，直奔坡贡镇事发现场。
差不多同一时刻，安顺市公安局长周云，通过安顺市公安局信息指挥中心，也掌握了有关信息。周云安排指挥中心信息系统，将此事如实向安顺市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关岭自治县公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周云当即召集市公安局领导开紧急会议，作出明确分工后，指派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分别带领刑侦、纪委督察、法制等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夜里10点。周云也从安顺市赶到坡贡镇。紧接着，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程洪林，也带队赶到坡贡镇。程洪林随身带着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的亲笔批示：“查清情况，分清责任，依法依规处理。”
程洪林到场后，在坡贡镇政府2楼会议室，现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传达公安厅长崔亚东的批示，接着，程洪林提出几点要求。
紧急会议快结束时，村里人的谈判代言者郭涛赶回来了。
在进镇子的路口，郭涛看到两辆大警车和4辆小警车停在路边，车上全是警察。郭涛觉得这事要闹大了，后来媒体说当晚调动了大批武警和防暴队。瓮安事件之后，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
周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澄清，真实情况是，事发初期，事态判断不明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关岭自治县调集一些民警，为了不影响群众生活，在远处待命，“当晚一个武警也没去”。
五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最终引发枪击命案，这在坡贡，甚至在安顺市，都还是第一次。然而，群体性事件在坡贡这個偏远的小镇却并不少见。
安顺市委政法委维稳处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6月，贵州发生当时轰动国内外的瓮安事件，2009年6月，湖北石首发生类似群体性事件。此后，当地基层党委政府，均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每次遇到突发事件，“维稳”成为重中之重。
2010年初，关岭自治县召开了新年第一次综治会，2010年综治工作重心中，“保稳定”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保增长”和“保民生”。
同时，春节临近，贵州全省的“两会”也即将召开，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也是基层党委政府的头等“政治任务”。
这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包括交通事故、医患纠纷引起的部分死人事件，只要涉及尸体，家属就可能拿死者的尸体作为道具，采取抬尸堵路、抬尸堵楼等影响正常办公秩序的极端手段，“给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以求能够在谈判过程中，达 到自己增加利益砝码的目的”。
所以，对于涉及死人的事件，各级维稳办都非常重视。
具体到关岭1·12枪案，不简单是死两个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枪支、警察等敏感问题。“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但从维稳的角度考虑，处理不好，它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另外，维稳处还了解到，郭家所在的村子民风剽悍，服刑人员很多。很多年前，当地被称作“寡妇村”，因为村庄实在太偏远、太穷，本村男子大多外出务工，这里成了作案者的天堂。有一年春节，关岭自治县追捕“三逃”(作案在逃、批捕在逃、服刑或羁押在逃——记者注)，曾在这里抓获4人。
因为担心死者家属把尸体抬出来闹事，围堵乡政府或者派出所，当晚指挥部准备了两套方案。首先，大约30名民警，集结在离坡贡镇三四公里的地方随时待命。
第二个准备是，为防止事态扩散，专门把政府工作人员召集起来，通过亲戚关系等资源，剥离一部分死者亲属。
这两套方案的好处在于，不会引起死者家属和政府的直接矛盾，同时，又能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郭吉富是尧上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死者郭氏兄弟的六叔。当晚，他就被叫到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劝我不要带头起哄，要劝年轻人不要乱动，在场的领导很严肃地表态，一定会解决。”
当晚，枪案现场，家属围着尸体燃起5个火堆，不远处的镇政府大楼，灯火通明。
郭涛到场，谈判开始。
六
谈判的现场在坡贡镇政府3楼，镇委书记办公室。参与谈判的官方代表，是胡玉亭和张克品，前者是关岭县政法委书记，后者是分管安全的副县长。家属代表，则是郭涛。
“张县长说，事情已然这样，总有个解决的办法，政府主动提出赔钱的问题。”郭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问我要多少，我说一个人75万，一个人65万。”
郭涛的开价是有根据的。郭家有个亲戚在贵州大学做副院长，当时打电话给这个亲戚，咨询律师，按照农民人均年开支1.25万元，以小孩抚养到18岁、老人赡养到80岁的标准，估算出来的。“郭永志的小孩子才9个月，4个老人，所以要价高一些。”
“张县长和胡书记说，太高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处理过很多，按工伤或者矿难的比例，最多也就20万，根据当年的农村收入，算起来也就20万左右。”
政府的开价距离郭涛的预期颇远。
他反驳，一枪一命，75万的确不高。“我们不是敲诈政府，我是有根据的，否则我会叫200万。”
深夜，屋内的谈判，一直在为补偿款的多少而拉锯。屋外，坡贡镇政府采取的一些举措，多少缓解了家属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镇政府食堂把储备的面条搬出来，煮给现场守尸的死者家属吃，镇长吴昕腾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床，让死者家属和年长者取暖休息。
基层官员担心的事态扩散并未发生，直到天将亮，死者家属终于和坡贡镇政府达成“补偿协议”。镇长吴昕代表坡贡镇政府签字，承诺每名死者先行借支3万元用于下葬，待尸体安葬后3天内一次性给予32万补偿。作为条件，死者家属必须配合司法機关进行尸检。
“35万元，是家属能接受的底线。如果当时政府不答应，他们扬言会把尸体搬进派出所。这样会引发更大的不稳定。”吴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家属代表郭涛则坦陈，他看到了大批警察在路口驻扎，家属担心天亮后警方“抢尸”，山村有埋人的风俗，尸体落到政府手里，家属就会很被动，“不得已，签下协议”。
尸检在家属的见证下，从13日早上7点持续到了下午5点。报告最终由贵州省公安厅和安顺市公安局的专家形成。称张磊所持六四式手枪共击发5枚子弹，其中2枪为对天鸣枪示警，3枪击中两名死者。
1月16日死者被安葬。第二天，家属从镇政府领回了64万元。收条上，协议上的“补偿款”说法被改为“救济款”。
郭涛并不在意这笔钱到底是叫“补偿款”，还是“救济款”。他更关心的是枪击案的性质：到底是暴力袭警走火致死，还是警察开枪杀人。
这个年轻人心里很清楚，性质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死者后代的颜面，“谁愿意背负老爸是抢警察的枪被打死的罪名?!”
郭涛和死者家属至今拿不到尸检报告，他们担心此事最终不了了之。这几天，郭家给死者的坟墓搭起了石棉瓦，他们甚至已经在寻找可以冰冻尸体的冰柜。
郭涛说，家属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开棺再次验尸，他们只要一个真相。
两三分钟时间，5声枪响，2人毙命。
持枪者，是前来处理治安事件的派出所副所长；横尸街头的，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农民。
因涉警、涉枪、两人死亡，发生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关岭自治县)坡贡镇街上的“1·12”枪击案，受到全国舆论高度关注。
案发半月有余，枪击案情依旧扑朔迷离，到底是“暴力袭警夺枪走火”，还是“警察开枪杀人”，安顺警方、死者家属各执一词。枪案尚未最终定性，来自公安部和贵州省高检专家组的调查鉴定仍在进行。
1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机关最终一定会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死者在家属领到70萬元“救济款”后，已入土为安。然而，面对迟迟没有公布的真相，家属们已经做好开棺再次验尸的准备。
这起民警处置治安纠纷过程中发生的枪击致死案，最终会平静收场吗?
一
2010年1月12日，下午4点，坡贡街上，72岁的余老太和郭永文吵了起来。这天是星期二，坡贡镇每周赶场的日子。不足千米的坡贡街，挤满了四面八方赶集的村民，吵架的场面引起了围观。
余老太和郭永文都是坡贡镇尧上村人。郭姓是村里的大户，占到了村里的三分之一，而余姓在村里唯独一户。
2009年10月份，郭家相中了余家的闺女，上门提亲，这原本是件好事，却被余家拒绝了。
这一下得罪了村里的大多数，也成了此后一切祸患的源头。
半个月前，余家的闺女却偏偏看中了代家的小伙子，住进了代家。代家也住尧上村，在村里不足10户，属于村里的弱势。这让村里的大户郭家自此感觉脸上无光。
在坡贡那个边远乡村，面子问题有时候比娶不上老婆更重要。
于是，这件事立马成了乡村间的宗族事件，为了让郭家找回面子，今年1月8日，代家特意赔偿了郭家1360元，名为误工费。
余家的老太太为此很气愤，别看她70多岁了，眼里却揉不得沙子。余家从未答应这桩亲事，也无彩礼，何谈赔偿?
老太太仗着岁数大，在集市上开始跟郭家的年轻人理论起来。吵架的郭永文38岁，初中文化，是郭家年轻人里的中坚。
这天中午，郭永文和堂兄郭永华等6个人刚喝了点酒。在坡贡这个少数民族山区，喝酒是村民习以为常的事。
而当天喝酒的分量，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大概喝了7斤酒，“出来后晕乎乎的”。郭永文则说，6人只喝了2斤酒，“大家没有醉”。“是2斤酒，一斤用塑料袋装的散酒，一斤泡的药酒。”餐馆老板后来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
事后，贵州省公安厅为死者郭永华和郭永志做血检，结果，两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33.5毫克和299.4毫克，“均属于高度醉酒状态”。
余老太跟郭家的年轻人吵了十分钟后，局面变化了。郭家的年轻人们说不过老太，却把矛头指向了代家，认为老太婆的咒骂是受到代家的指使。
在坡贡镇粮管所门口，喝了酒的郭永文，恰巧碰见了来赶集的代家父子，二话没说，就对代家父子动起手来。
下午4点14分，坡贡镇派出所的电话响了起来，有人报警：“坡贡街上有人打架。”
当班的民警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迅速去了现场。
于是，一起乡村的普通纠纷进而演变为警察介入的治安案件。
二
斗殴的发生地就在镇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距离镇政府不到200米，再往前不远就是坡贡镇派出所了。
派出所只有3个警察、2个协勤，却要处理坡贡镇方圆68.9平方公里和1.6万余人出现的各种警情，警力严重不足。
出警的张磊33岁了，块头大，身材壮实。1997年考入公安队伍，从派出所内勤一直做到副所长。由于坡贡镇派出所没有正所长，张磊是实际上的“头儿”。
据媒体报道，张磊工作踏实、责任心强、认真负责，曾两次获得市级“优秀责任区民警”称号，1次获得省级“优秀责任区民警”。
目前，尚不知他出警前的活动轨迹，事后有人爆料指张磊出警前曾喝酒，但贵州省公安厅在张磊的血液中未检测到酒精含量。
那一天，张磊未穿制服，挎着一把枪就直接去现场了。当地警方表示，近年来，民警出警带枪已成为惯例。在其他地方对于出警未带枪者，还会受到批评。
比如2006年3月2日，广东省江门恩平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凶杀案。案发数分钟，接警的两名警员赶到现场，在与凶犯对峙时，苦于手无寸铁，民警返回派出所取枪求援。在这个过程中，凶手再次行凶，一家4口人分别被凶手砍伤致死。
张磊带的是支“六四”式手枪，可装7发子弹。这把枪在25米距离内，能射穿7厘米厚的木板。枪是2009年底贵州省组织打黑行动前配发的。
这些年，坡贡镇的干群关系始终比较复杂。来自当地媒体的报道称，翻开坡贡镇几年前的史料，该镇曾发生过村民冲击政府、围堵高速公路等群体性事件，群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之争更是常事，无所事事的村民较多，为鸡毛蒜皮之事打闹的人不少。
三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张磊和王道胜开着一辆没有警灯的面包车来到现场，张磊穿便服，协警王道胜穿着制服。
便衣(张磊)下车后，直接抓住郭永华的衣领，转了个180度，叫他去派出所。郭永华不去，张磊接着喊了第二遍，旁边穿警服的协警王道胜在一旁呵斥，“他妈的，你很冲啊!”然后一拳头打在郭永华的右肩膀上。
随后，便衣就把郭永华往地下压，命令他跪下，郭永华还顶嘴，“我没有犯法，为啥子要跪下，官也不是你一个人当。”
“警察到时，郭永华和郭永文还在拉扯我们。张磊想将我们拉开，郭永华和郭永文根本不听，还推开警察来抓我。”代家父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磊让郭家兄弟到派出所，二人不从，并且推搡警察。于是，张磊抓住了郭永华，王道胜抓住了郭永文。
一看来了警察，周围看热闹的人炸开了锅，有人起哄，有人叫好，妇女们背着的娃娃被惊吓着哭起来。
现场越来越乱。
有人看见张磊从右腰拔出了一把深色的手枪，人群忽地一下向外散开，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枪响起。“那种声音平时没有听见过，在电影电视中听见过。”
代家父子证实，张磊先是往天上和地下各打了一枪，“地上还冒出了火花。”
接着，第三声枪响了。
“我亲眼看见郭永华仰面倒地，头朝着路边。右手还紧紧握着没来得及戴上的白手套，双腿猛烈地一蹬一缩，直到一动不动。”目击者陈艳梅说。她是死者郭永华的堂弟媳妇，当天离现场最近。
郭永华倒地后，四周的人立马围了过来，郭永志这时候也出现在人群中。郭永 志是郭永华的堂弟，他的儿子叫协勤王道胜“干爹”。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围了很多人，我没看清楚怎么开的枪，等我挤进去，看见郭永志扑在地上，左手捂着腰，使劲撑起来喊了两声救命，右手伸向电线杆。”多个死者家属证实，紧接着，张磊又向郭永志头部开了一枪。
家属的讲述与安顺官方的说法存在巨大出入。
1月18日，安顺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稿称，“返回途中，闻讯赶来的郭永志上前殴打代寸忠等人，张磊立即予以制止，但郭永志、郭永华情绪激动、不听劝阻，辱骂和袭击张磊，并且抢夺张磊的枪支，张磊在鸣枪示警后，两名死者不顾警告仍上前抢夺张磊的枪支，在与张磊扭打的过程中两人被子弹击中死亡。”
新闻发布会上，还披露了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结果：张磊所持六四式手枪共击发5枚子弹，其中2枪为对天鸣枪示警，3枪击中两名死者。死者郭永华头部左眼睑下方被子弹击中，死者郭永志的头部左颞顶部和右大腿中段被子弹击中。
安顺官方的通报用词中性，死者系“被子弹击中”，对于到底是张磊主动开枪，还是暴力袭警夺枪走火，并不明确。1月21日，中共安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周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来自公安部、贵州省高检的专家组正在紧张调查鉴定中，目前尚无最终定性的结论。
不过，安顺官方的新闻发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1月13日，案发19小时后，安顺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郭永志和郭永华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击毙”。1月17日，新华社援引安顺警方负责人的话说，“从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张磊临场处置经验不足，存在处置不当的问题，没能很好掌控住局面，张磊及协勤当时确实受到当事人攻击和抓扯，但有无必要开枪示警值得商榷。”
郭永华两人倒地处，紧挨着一家摩托车专卖店，店主刘苏浪看到最后一幕，刘苏浪是郭永华的侄儿。他说，枪声过后，张磊脸色一度苍白，并拉着周围的人说，“大家都看到的，他们在抢我的枪，你们要给我作证。”
然后，张磊掏出手机，打电话。
此时，40公里外的关岭自治县政府大楼，会议室里人头密匝。当天要开好几个会，比如全县经济工作会、全县计生工作调度会，坡贡镇的书记、镇长，关岭自治县的书记、县长，刚好都在会场。
同一时刻，回过神来的死者家属们，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给几公里外的亲人报信。郭永文心急，抄着小路就往家跑。
“警察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很快就在尧上村炸开了锅。听到有人吃了亏，郭家的青壮年、老人家，纷纷放下手上的活，朝着坡贡街赶去。
四
这时候，身在黔东南黄平县的郭涛也接到了电话，村里人跟他说家里出了事，速归。
郭涛1981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七，是郭永华最小的弟弟，别看他只有小学文化，因为长期在外面跑，去过江浙，见多识广，是郭家的主心骨，很多次代表村里处理了棘手的大事，办事有经验。在当地，但凡村民有个红白喜事，都会找到郭涛，做主要的管事员。据称，2006年，郭涛在浙江打工，厂里贵州老乡和四川老乡发生纠纷，双方提刀舞棒，眼看就要血流成河，郭涛及时调停，方化干戈为玉帛。
当时，郭涛正在输液，挂上电话，郭涛拔掉点滴，直接包车就往坡贡镇赶。
与民间的突发应对遥相呼应的是，贵州省突发事件四级联动的响应。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材料，事发不到10分钟，坡贡镇长吴昕就接到张磊打来的电话，“坡贡街上有人打架，我在出警，有人抢枪，出事了，请你喊镇上的人去维护现场。”40分钟后，吴昕和坡贡镇党委书记罗兴平已从会场赶回坡贡。
这时候，从村里赶来的死者亲属，加上周边跑来看热闹的村民，已经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家属们的情绪都比较激动。”镇长吴昕回忆。
死者家属从附近找来一捆电线，把现场围了起来。家属守在四周，不准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碰尸体，刚开始甚至不准盖白布。
下午5点，关岭自治县正在召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县长杨开华也接到了电话。听说两人死亡，还涉枪、涉警，杨开华当即起身，离开会场，直奔坡贡镇事发现场。
差不多同一时刻，安顺市公安局长周云，通过安顺市公安局信息指挥中心，也掌握了有关信息。周云安排指挥中心信息系统，将此事如实向安顺市委政府、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关岭自治县公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周云当即召集市公安局领导开紧急会议，作出明确分工后，指派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分别带领刑侦、纪委督察、法制等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夜里10点。周云也从安顺市赶到坡贡镇。紧接着，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程洪林，也带队赶到坡贡镇。程洪林随身带着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的亲笔批示：“查清情况，分清责任，依法依规处理。”
程洪林到场后，在坡贡镇政府2楼会议室，现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传达公安厅长崔亚东的批示，接着，程洪林提出几点要求。
紧急会议快结束时，村里人的谈判代言者郭涛赶回来了。
在进镇子的路口，郭涛看到两辆大警车和4辆小警车停在路边，车上全是警察。郭涛觉得这事要闹大了，后来媒体说当晚调动了大批武警和防暴队。瓮安事件之后，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
周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澄清，真实情况是，事发初期，事态判断不明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从关岭自治县调集一些民警，为了不影响群众生活，在远处待命，“当晚一个武警也没去”。
五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最终引发枪击命案，这在坡贡，甚至在安顺市，都还是第一次。然而，群体性事件在坡贡这個偏远的小镇却并不少见。
安顺市委政法委维稳处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6月，贵州发生当时轰动国内外的瓮安事件，2009年6月，湖北石首发生类似群体性事件。此后，当地基层党委政府，均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每次遇到突发事件，“维稳”成为重中之重。
2010年初，关岭自治县召开了新年第一次综治会，2010年综治工作重心中，“保稳定”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保增长”和“保民生”。
同时，春节临近，贵州全省的“两会”也即将召开，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也是基层党委政府的头等“政治任务”。
这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情况来看，包括交通事故、医患纠纷引起的部分死人事件，只要涉及尸体，家属就可能拿死者的尸体作为道具，采取抬尸堵路、抬尸堵楼等影响正常办公秩序的极端手段，“给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以求能够在谈判过程中，达 到自己增加利益砝码的目的”。
所以，对于涉及死人的事件，各级维稳办都非常重视。
具体到关岭1·12枪案，不简单是死两个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枪支、警察等敏感问题。“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但从维稳的角度考虑，处理不好，它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另外，维稳处还了解到，郭家所在的村子民风剽悍，服刑人员很多。很多年前，当地被称作“寡妇村”，因为村庄实在太偏远、太穷，本村男子大多外出务工，这里成了作案者的天堂。有一年春节，关岭自治县追捕“三逃”(作案在逃、批捕在逃、服刑或羁押在逃——记者注)，曾在这里抓获4人。
因为担心死者家属把尸体抬出来闹事，围堵乡政府或者派出所，当晚指挥部准备了两套方案。首先，大约30名民警，集结在离坡贡镇三四公里的地方随时待命。
第二个准备是，为防止事态扩散，专门把政府工作人员召集起来，通过亲戚关系等资源，剥离一部分死者亲属。
这两套方案的好处在于，不会引起死者家属和政府的直接矛盾，同时，又能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郭吉富是尧上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死者郭氏兄弟的六叔。当晚，他就被叫到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劝我不要带头起哄，要劝年轻人不要乱动，在场的领导很严肃地表态，一定会解决。”
当晚，枪案现场，家属围着尸体燃起5个火堆，不远处的镇政府大楼，灯火通明。
郭涛到场，谈判开始。
六
谈判的现场在坡贡镇政府3楼，镇委书记办公室。参与谈判的官方代表，是胡玉亭和张克品，前者是关岭县政法委书记，后者是分管安全的副县长。家属代表，则是郭涛。
“张县长说，事情已然这样，总有个解决的办法，政府主动提出赔钱的问题。”郭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问我要多少，我说一个人75万，一个人65万。”
郭涛的开价是有根据的。郭家有个亲戚在贵州大学做副院长，当时打电话给这个亲戚，咨询律师，按照农民人均年开支1.25万元，以小孩抚养到18岁、老人赡养到80岁的标准，估算出来的。“郭永志的小孩子才9个月，4个老人，所以要价高一些。”
“张县长和胡书记说，太高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处理过很多，按工伤或者矿难的比例，最多也就20万，根据当年的农村收入，算起来也就20万左右。”
政府的开价距离郭涛的预期颇远。
他反驳，一枪一命，75万的确不高。“我们不是敲诈政府，我是有根据的，否则我会叫200万。”
深夜，屋内的谈判，一直在为补偿款的多少而拉锯。屋外，坡贡镇政府采取的一些举措，多少缓解了家属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镇政府食堂把储备的面条搬出来，煮给现场守尸的死者家属吃，镇长吴昕腾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床，让死者家属和年长者取暖休息。
基层官员担心的事态扩散并未发生，直到天将亮，死者家属终于和坡贡镇政府达成“补偿协议”。镇长吴昕代表坡贡镇政府签字，承诺每名死者先行借支3万元用于下葬，待尸体安葬后3天内一次性给予32万补偿。作为条件，死者家属必须配合司法機关进行尸检。
“35万元，是家属能接受的底线。如果当时政府不答应，他们扬言会把尸体搬进派出所。这样会引发更大的不稳定。”吴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家属代表郭涛则坦陈，他看到了大批警察在路口驻扎，家属担心天亮后警方“抢尸”，山村有埋人的风俗，尸体落到政府手里，家属就会很被动，“不得已，签下协议”。
尸检在家属的见证下，从13日早上7点持续到了下午5点。报告最终由贵州省公安厅和安顺市公安局的专家形成。称张磊所持六四式手枪共击发5枚子弹，其中2枪为对天鸣枪示警，3枪击中两名死者。
1月16日死者被安葬。第二天，家属从镇政府领回了64万元。收条上，协议上的“补偿款”说法被改为“救济款”。
郭涛并不在意这笔钱到底是叫“补偿款”，还是“救济款”。他更关心的是枪击案的性质：到底是暴力袭警走火致死，还是警察开枪杀人。
这个年轻人心里很清楚，性质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死者后代的颜面，“谁愿意背负老爸是抢警察的枪被打死的罪名?!”
郭涛和死者家属至今拿不到尸检报告，他们担心此事最终不了了之。这几天，郭家给死者的坟墓搭起了石棉瓦，他们甚至已经在寻找可以冰冻尸体的冰柜。
郭涛说，家属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开棺再次验尸，他们只要一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