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编《新唐书》时，专修“纪”“志”部分，“列传”部分是由尚书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修的。在最后统一编校时，朝廷就命令欧阳修仔细审阅列传部分，删改为统一的体例。但是，欧阳修说：“宋公是我的前辈，见解多有不同，怎么都能跟自己想的一样呢？”于是没有做任何改动。
　　《新唐书》修完之后，按照以往修史的旧例，在署名上只署官职最高者的姓名。但官职最高的欧阳修却说：“宋公对列传也下了很深的功夫，怎么能夺取他的功劳呢？”他坚持只把“纪”“志”部分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把“列传”部分署上了宋祁的名字。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主编《甲寅》杂志，李大钊恰在日本留学。一日，章士钊从来稿中见一篇论文文风醇懿，写得很有声色，遂约其相会。未几，李大钊如邀来访。章士钊问：“守常者，为君之名乎，字乎？”李大钊答：“字耳！”按当时习惯，所撰正式文稿，一般都署名，于是章问：“然则文稿中君何不署名？”李答：“投稿于先生主编之《甲寅》，何敢与先生同名而上之？”言外之意，“士钊”之外又出一“大钊”，岂不是太放肆了？说罢，两人大笑。
　　著名学者钱钟书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大学者的架子。年轻人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回答问题，帮助查找资料，有时还写信详细解答。他在赠送给别人的书上签名，常常是“钱钟书敬奉”。一个叫吴庚顺的青年写了一篇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论文，登门求教于钱钟书。钱钟书给予了热心帮助，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文章发表前，这位青年过意不去，非要钱钟书一同署名不可。钱钟书当然不肯答应。在青年人一再央求之下，钱钟书勉强同意署上一个“郑辛禹”的笔名。为什么要署上这样一个名字？原来，《百家姓》里，“郑”在“吴”之后；天干中，“辛”在“庚”之后，古代圣贤“尧舜禹”三人“禹”在“舜”之后。如此三个之“后”，尽显大学者谦逊之精神与待人诚恳之品格。
　　1957年，张沁文戴着一顶“右派”帽子从南京林学院毕业，到塞上高原的右玉县接受“改造”。从1957年到1962年，他做了大量的物候观察和记载，写成了《右玉县自然地理》。1978年冬，他在研究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写出了《农业系统工程·农事学》。他将初稿寄给钱学森。钱学森很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深入探讨的途径和改写意见。1980年，钱学森路过太原，会见了张沁文，并提出与他合作，为中国科技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系统工程普及讲座撰写《农业系统工程》讲稿，并从观点的阐述、材料的选择，到文章的层次结构进行了研究。定稿后，张沁文几次提出把钱学森的名字写在前面。钱学森写信坚持说，“你的名字还是放在前面，也算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当然还有其他诸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发明创造权在于你……”1980年10月5日，经钱学森推荐，张沁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农业系统工程》讲座，获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