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枕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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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清是哪一块被我们割得光秃秃的草地,只记得脚底被草根扎得生疼;记不清是哪一畦被我们摘得只剩下零落橘子的园圃,只记得眼睛被酸涩成紧闭;记不清是哪一亩被我们搅得找不到一块水清的池塘,只记得手脚白成了霜;记不清是哪一夜被我们吵得隐起来的月亮,只记得母亲喊归的声音高亢绵长……
  这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课余生活。
  我们放学回家时,把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往木柱子的钉上一挂,拿着镰刀和竹篮便去打猪草,除了完成家里需要的,还可以多打一篮卖给邻居,就为了换取二分的草钱,也不怕赤脚走在尖尖的草根上。
  我们村里和我同龄的孩子有十来个,那时没有玩具,没有零食,没有所谓的课外活动,我们却玩得很疯狂。我们到生产队的地里挖过红薯,折过甘蔗,摘过橘子;我们成群结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横渡“大江”“长河”,我们阵垒分明十分投入地扮演着“红军”“国军”;我们把皎洁的月光吵暗,我们把睡着的亲人叫醒……我们被村里的老人称为“野人”。
  “野人”也有不野的时候,那便是有书看的时节。我的父亲是民国时代的高小毕业生,家里的“藏书”是父亲读书时用的课本,再加上《三国演义》《封神榜》若干本,还有几本页码不全的《红楼梦》,再就是一本哥哥买的《吕梁英雄传》。小学三四年级时,当然读不懂这些书,所以最喜欢的是父亲的课本,发黄而粗糙的书页上,彩印却仍然鲜亮,为了向小伙伴炫耀,我竟然偷偷地把彩印从书上取出来,给书页留下了一个个窗子。父亲视书如命,发现我的“杰作”后自然给我一顿好打:“哪里有读书人剪书的!”这话让我从此不敢再造次。其后我喜欢上了《封神榜》,那地里遁的,天上飞的,能兴风作浪,能腾云驾雾,每看完一回,都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如此能耐,遁地飞天,甚至在梦中也筑起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可爸爸反对我看《封神榜》,说“《封神榜》,讲话随便讲”。
  后来,父亲看我开始看《三国演义》了,于是,只要他在家就每天晚上给我们兄弟姐妹讲一段三国。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的平地上,母亲收拾了碗筷,擦净了饭桌,为了少被蚊子咬,我们就坐在饭桌上。月光在一片稻穗子上晃动,四下寂静,哪怕只剩下我一人,我也会缠着父亲讲一段,再讲一段。上楼了,我就凑着煤油灯,看那竖排版的“三国”,继而“水浒”,继而“红楼”,生怕书被别人拿去,每次看后就把书压在薄薄的枕头下,虽然睡着硌得生疼,却还是那样的安然。
  其实那时看的这些书,看懂的真没有多少。看到篇首篇尾“诗云”“有诗为证”的,跳过;看到描写风景、心理活动的,跳过;看到男女欢爱、缠绵悱恻的,跳过,但仍然看得很投入,有时刘海儿被灯火燎了,更多是鼻孔被油灯熏黑,直到后来,母亲心疼灯油(那时煤油是按人头配给的),惩罚我由看三国改为不许夜里看书。我们这一代农村娃,学生时代的这些生活应该都经历过,我们没有多少物质享受,活得很简单,但开心快乐。不过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像我这样走出农村、考上大学的却寥寥。我是何其幸运,搅浑了邻居的饮水塘,母亲的惩罚是看“三国”;糟蹋了生产队的庄稼地,老师的惩罚是写作文。
  我是这群孩子中比较“野”的一个,跟着我“野”的死党还有四五个,每当被老师惩罚,他们便让我帮着完成作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不知替多少同学写过多少篇同题作文,为了不被老师发现,我绞尽脑汁,变换口吻,写尽了我们“野”的各种生活,写尽了书上读的各种积累,割草,摘橘,游泳,捉蟹,自制陀螺、手枪,玩老鹰抓小鸡,两军对垒捉汉奸,拿着卖草所得的小钱兴冲冲地去十几里外的书店买“小人书”,或在书店门口租书摊边坐一上午……但这种“侠义”,练就了我快速作文的能力、一题多做的能力、学以致用的能力,所有这些让我觉得,原来生活中的经历是可以写进作文的,阅读的摘录也是可以写进作文的,而每次发现老师当着全班、全年级,甚至拿到别的年级读的作文竟都是我写的时,那种喜乐,比父亲从上海带来大白兔奶糖还让我自得。小学中学时的这些得意以参加县里的作文竞赛获得一等奖终结。现在想来,真应该感谢自己的父母,那样放心地让我们“野”,感谢老师那样“文明”的惩罚,也感谢当年的邻居和当时的社会给我们“孩子就是这样”的宽容,我们种种的“野”,使自己有了更大胆的体验,更丰富的经历。此后,为了高考,同学们都在辛苦地攻读文言文,应试语段不知练了多少,老师却发现,我的文言文根本就不需要练习,老师问我读过什么,我提了读过的那几本小说,老师恍然又茫然:“哦,是这样吗?”而我却真真切切地笃定这便是答案。其实大凡有阅读,必有积累,哪怕你当初并不明白,经过一段时光的封存,沉淀,在适当的时候总会被唤醒,激活,这犹如郭靖会背《九阴真经》,却不得要领不会使用一样。当这种积淀经过生活以及不断地阅读这类酵母的催发,它们就会成为酿制一坛好酒的米,那酒的醇厚便是人的淳厚。会读书的标志之一便是将读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加以使用,如同口中说的,笔下写的,应试答的。读和写是最能检测一个人的语文素养的,于是我被老师认为“语文好”!
  选择师范大学是因为我一直被老师喜欢,选择汉语言文学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语文,而且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语文老师当班主任。从我成为学习委员的那一天起,老师因为怀孕便把收发、批改、订正作业的任务全交给了我,等到我能顺利地帮同学做文言文试题,我俨然已是老师;从我每次替四五个同学写作文,且篇篇不俗,到县里作文竞赛获得一等奖,我俨然已是写作能手。上了师范大学,因为喜欢泰戈尔的诗,我抄录了十几本的练习簿,永恒的“游丝”,灵动的“飞鸟”,光明而又有祭品般韵味的“吉檀迦利”,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新月”,对生命充满思考的《园丁集》,坚守信仰的《采果集》,那时幼稚地以为自己就是为这些诗作而活的。抄过读过,生怕被同学取去不还,就压在枕下。靠窗的叠床,能承接月亮的恩泽,熄灯之后,靠路灯和月光的辉映,我睁大双眼搜寻朦胧文字后,闭目在歌吟、在冥思。直到有一天,一首《归航喽》的小诗,被学校书记大加赞赏,并推荐到杂志上发表,于是我受到各种要做诗人的鼓励,以为自己真有诗人的潜质,并表示将来要从事诗歌创作……
  走出大学校门,走上中学讲台,32年,我没有再写诗,也没有做成诗人,却将教书当成了文艺,把教语文当成了写诗。有多次机会逃离教育,却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诗一般的生活,离开教育便是一无所有。于是,阅读和写作自然是我教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回望岁月深深的窄巷,以书为砖,以纸为路,狭隘,但走得坦然。我知道巷子的那一头,是童年少年时代的几本有限的书和几篇自以为得意的文,还有那散发着煤油味的昏黄的灯,以及挑灯夜读后剪掉的灯花;巷子的这一头,落地窗前,我在半床明月半床书中挑拣,挑拣这一路的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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