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到大，籍贯都是跟随着父亲填写为浙江吴兴（今湖州）。根据《吴兴荻溪章氏家乘》四修本及其续编，我家世居荻港（原属菱湖镇，今归南浔区和孚镇），属清芬堂一支。荻港章氏系明末清初从绍兴迁来，其始只有一家，佚名且人丁不旺，可能是垦荒之农民或乡村手工业者。5世以后人口渐增，6世始有少数人科举入仕，9世已渐成当地望族，且长期重视子弟教育，因而在清末民初英才辈出，为全省乃至全国所罕见。
　　我家是个移民家庭，从小就听长辈讲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并说章家子孙小脚趾外侧均有赘肉，系当年逃荒离别时父母有意咬伤，留下疤痕以便他日团聚相认。最近几年，经检阅家乘并据亲友口碑，已可肯定从12世到14世有三代人曾迁居于太原，而且有好几位先辈死后葬于城郊剪子湾沙河村。
　　
　　北迁之始
　　
　　首先离开菱湖并往北方求发展的，是12世祖石庵（亦作实庵）公。据《荻溪章氏家乘》卷十三，由他三个儿子（棣、楠、桐）合撰的《石庵府君行略》记述：“府君讳节文，字石庵。貌清奇，长身鹄立，言笑不苟。幼好读书，长即潜心经世之学。论政事得失，下笔千言，悉中时弊。书法具体欧阳。历赞两江、东河幕府，专司笺奏，名动一时，尤为陶文毅公、林文忠公所推重。胪陈盐政、河工、夷务各折，半出府君手，俱合机宜。以河工议叙，选河南按察司司狱，未数年迁滑县县丞，授固始令。为政以爱民清讼为首务，凡赴诉者，无不立予剖断。案无留牍，而疾恶如仇，不畏强御。有巨室戚友横暴，人发其事，廉得实。贿属关顾，府君不许，立下诸狱。由是巨室衔怨，以他事中府君落职。时林文忠公督办粤西军务，闻公被议，叹曰：‘刚正如章某，使得尽其所长，政绩必可观焉。今乃以微罪去官，天下少一良吏矣。’因专弁赍书慰藉，并邀赴粤仍司奏牍。君感知遇之深，应召前往。遂蒙奏请开复原官升直牧，并专折特荐堪任道府，请旨擢用。未几，文忠薨。府君乃以直牧筮仕山右，历署隰、绛、平、定等州，皆有政声，同治己巳，补授代州直隶州。”
　　由此可知，节文公系因游幕而离开家乡。起初在两江、东河督署专司笺奏，先后受知于陶澍、林则徐，稍后至河南，历任滑县县丞、固始县令，以得罪地方豪强而免职。与林文忠公交谊甚厚一事，林则徐日记曾有记述。据萧致治教授函告：其一是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林则徐由北京赴湖广总督任途中，“又二十里郑州，住西关外行馆。罗丞、蔡令随到此，赖通判（安）、章实庵（节文）亦来见。桂中丞复遣弁来送馔，张心阶观察亦然。留实庵共饭”。地方官员随行或谒见者中，独留节文公共饭，可见宾主情笃。其二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林公奉诏晋京再次路经郑州，“馆于西门外，开归道张心阶来此晤谈，上南厅施丞（熙）、署中河厅赖（安）及抚辕巡捕金（梁，即观业）、章（节文）、满副将（承功）俱来见”。节文公职卑位低，而林公两次过郑均召晤谈，亦可见两人关系之密。过去我家珍藏林公书赠节文公的对联与条幅，内有“顾曲周郎”等语，说明相知之深，故能在其危难之际授以援手。
　　


　　如果没有林则徐的特荐，节文公可能长期蹉跎；如果不是林公猝逝于广西军中，节文公也许要继续随军转战桂、湘、鄂、赣等地，而不会到山西出任地方官多年。这也是时也，命也！
　　节文公出生于嘉庆戊午（1798年）八月二十八日，为独生子。父名岳佑，系荻港普通村民，能够允许独子远走异乡谋生，思想应属比较开明。节文公到山西任职的时间，应在林则徐死后不久，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或咸丰元年（1851年）。他历任隰、绛、平、定等州知州，所至各地均有较好政声。同治己巳（1869年）又补授晋北要地代州直隶州知州，时晋豫捻事粗定，西陲军事正繁，雁门为入陕孔道，大军络绎，民多逃亡。公莅任后，历陈差徭苦况，详定章程，有纵兵扰民者严议，军士入境知儆。市廛不惊，招抚流亡，疮痍遂复。壬申（1872年）冬，以游勇滋事，曾冒雪清查，因致寒疾。癸酉（1873年）六月卒于官，寿七十有六（《行略》）。节文公在山西任地方官前后约20年，最后死于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离号称“三关”之一的雁门关只有20公里。
　　节文公虽宦游山西多个州县，但病逝后却与夫人胡氏合葬于山西阳曲县沙河村。节文公有三子：长子棣、次子楠、三子桐，均随父在山西生活、工作多年。除棣逝世后由其长子维藩迎葬于杭州郊区章家园外，楠、桐及其妻均安葬于太原东门外剪子湾沙河村。棣之次子世恩（兼祧楠、桐），亦与祖、父安葬于太原自家墓地。
　　
　　剪子湾寻梦
　　
　　《吴兴荻溪章氏家乘》“谱牒七”对13世棣、楠、桐及14世维藩、世恩兄弟均有简略记载：
　　棣，字怡棠，号仪吉。道光辛卯年（1831年）十月初六日生。历任山东布政司经历、署临清直隶州州同、剿办山东捻匪、总理新疆后路粮台等职。光绪癸未年（1883年）四月初三日卒于天津，归葬钱塘章家园。
　　楠，字子和，道光癸巳年（1833年）正月初二日生。历任盐运司经历，署山西河东西场大使。光绪乙亥年（1875年）六月二十一日卒，葬阳曲沙河村。
　　桐，字听蕉，号廷嘉，道光甲午年（1834年）五月十五日生。曾任山西候补知县。光绪戊戌年（1898年）五月二十日卒，葬沙河村。
　　维藩，字印生，号干臣。咸丰戊午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历任安徽无为州知州，调署怀宁、宣城等县知县，花翎盐运使衔题奏道，农工商部员外郎等。甲午以后陆续创办芜湖益新面粉公司与宝兴铁矿公司。1921年农历九月一日卒，葬杭州章家园。
　　


　　世恩，字锡侯，号叔振，咸丰辛酉年（1861年）十月十四日生。光绪癸巳（1893年）科顺天副贡，历任河南候补直州判，四川候补道，兵工厂、造币厂总办，常备军统领，奏派美国圣鲁易赛会专员暨考察欧美各国军政。光绪丙午年（1906年）五月初一日卒，葬沙河村。
　　维藩、世恩均为棣子，因楠、桐无后，遂以世恩兼祧。
　　棣父子均喜咏诗。棣存诗有《井陉》一首：“河流虢虢石离离，指点淮阴尚有词。城下谈兵惊汉主，水边列阵出奇师。崇冈耸阁人行怯，骇浪冲沙马渡危。从古兴亡宁在险，每经关塞一嗟咨。”这是现今可以看到的他对晋地景物史事的仅有描述。
　　维藩生前曾辑印《铁髯诗草》，惜现今流传者多为南归后晚年所作。世恩遗著有《运甓斋诗草》、《环游管见》、《环游日记》等，诗作中不乏对山西这片热土的眷恋。如《归陵川道中》：“秋色晚苍苍，征车指太行。村深闻犬吠，岁熟羡农忙。云过不成雨，月明微有霜。遥怜诸弟妹，此夕侍高堂。”再如《过蒲州旧宅感怀》：“夙昔浮家地，重来感独经。花争今日艳，山送旧时清。题句寻书舍，开尊忆小亭。临风神一怆，骨肉几凋零。”这些朴素的小诗，至今仍然散发出丝丝缕缕的乡愁。
　　正是这丝丝缕缕的乡愁，把我们牵引到太原郊区剪子湾，那是我梦魂萦绕的祖辈安息之地。
　　2004年9月14日，在山西大学行龙副校长的热情陪同下，我与内人怀玉驱车前往太原市杨家峪剪子湾村。到达村委会办公室，老支书薛银宝等候已久。他对杨家峪剪子村的沿革稍作介绍后，就引导我们前往祖坟原址，即原来的沙河村。此地与东山相距30里，沿途均为连绵山坡，可以想见当年多为荒凉的坟地。但现代化的商业大潮迅速淹没了原先的农村，整个剪子湾已与太原市区连成一片。原先的杨家峪公社已经演变为街道办事处，人烟稀少的沙河村也被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成为颇具社区规模的高层住宅群，并且改名为很有气派的“富康苑”，人口稠密，熙熙攘攘，真是时过境迁，面目全非。“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眼前的急剧时空转换，对我的心灵产生巨大震撼，片刻间几乎失语、失忆，脑际一片茫然。
　　


　　老支书又带我们拜访剪子湾村的老会计，他曾亲眼见过原沙河村墓地，这样的老人在当地已经为数不多了。原来行龙副校长早已亲自到过村委会，为我们这次寻觅祖先的足迹做了充分的准备。
　　老会计名为尹才智，名如其人，是村里少有的粗通文墨者。他的家是幸存的好几孔相通的窑洞，采光充分，窗明几净，庭院里花木甚多，更显出有几分不俗的风雅。为了欢迎远方前来寻根的客人，他们全家都动员起来，不仅老两口殷勤送上茶水、点心，连儿子、媳妇也请假在家帮忙照顾。我们就坐在两老住的那孔窑洞的窗边，听尹老娓娓叙谈往事，底下是他的发言记录：
　　1949年我9岁，已读小学。每天上学、放学，都经过这片坟场，乡人称之为“大墓地”，不仅规模大，还有四根大石柱、石羊、石马等，比其他坟墓引人注目。
　　剪子湾早先很荒凉。据说有一外地磨剪人最先定居于此，因而称为剪子湾。初期全村只有五六户人家，我家为其中之一，到我已住有六七代。我家几代人都以帮人“打坟”（筑坟）为业，章家的祖坟很可能就是我的先辈建成。我曾在城里读过小学，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所以土改后领导上把我叫回来当村会计。当时我是村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以后还管过拖拉机站。
　　“大墓地”是1955年“合作化”时被平掉的，事先曾登报通知亲属迁坟。因为这片坟墓已经多年无人祭扫，又没有任何亲友可以出面联络，遂由村民自行迁葬。详细情况已记不清，只知道那4根石柱与石羊、石马曾上交县文物保管部门，现今是否仍然妥为保存就很难说了。
　　另据为我们开车的山西大学司机赵师傅说，他也是剪子湾村人，且曾在老会计领导下开过拖拉机。他曾向尹家邻近的一位72岁老太太打听过，这位老人也曾亲眼见过大墓地，所述情况与尹会计说的相类似。但她曾听长辈说，这些坟墓由于亲属久已离开太原，所以大多委托附近居民代为照料，墓边土地亦归其耕作，无需交租，逢年过节送点新粮、鲜果，“意思意思”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与杭州“章家园”祖坟情况相同，我们习惯把代管祖坟的农家称为“坟亲”，意即如同亲戚。杭州祖坟虽然已在“公社化”期间推平改为茶园，但1987年我前往遗址凭吊时还能有幸找到当年的“坟亲”，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充当向导，并且还出示一本折叠账本，记录其代为保管的各处祖坟的方位、面积、建筑等相关资料。至于谁是剪子湾祖坟的守望者（坟亲），则早已无可考察了。也许就是尹家的先辈吧！谁知道呢？
　　但短短的相聚，已经把近百年的间隔与几千里的距离大为缩减，尹、章两家后代的心迅速贴近，临别时两对老年夫妇竟然握手相望依依不舍。我们在村中仅存的这座代代相传的连体窑洞庭院花木中摄影留念。汽车开行后，尹老全家仍不断挥手惜别。据老支书告知，这几孔窑房亦在市规划公路线内，将与整个剪子湾村同时搬迁。以后再来，连这丁点历史遗痕也将荡然无存了。
　　近乡情怯，寻梦无痕。回武汉后，重温世恩公居晋遗作一首：
　　家书久不至，望书如望榜。本期佳音来，偏作不堪想。吾亲笔素勤，训必月三两。吾兄每思弟，濡笔代鼓掌。缄封可置邮，最易通音响。胡乃双鱼滞，安问堕苍茫。客中本不乐，比来益惝恍。陟岵复陟屺，以次念少长。颇知天相人，万事虑其傥。忽若有所失，欢语意亦强。旦夕竹报来，神气庶几爽。（《客洪洞盼家书不至》）。
　　我只能从诗文中想见这先辈三代二十几口人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亲情乡思。历史毕竟是存在过的，难以磨灭的唯有记忆。最近，年近九十的大哥还向我追述祖父（维藩之子）生前向他说过的话：“太原的坟亲最笃实，有年带信来说送点果子给章家孩子们尝尝，结果竟扎扎实实送来两大车。”
　　
　　关陇西域久奔驰
　　
　　石庵公把家从江南挪到北国，这三代人都有移民先驱者的根性—“宦游四方，随地占籍”。他们断然抛弃安土重迁，血液中永远流淌着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冲动。正如同当年美国西部开发者一样，他们奔驰的方向也是大西北，只不过前者携带的是牛车犁锹，而章氏一门则是“跨马按吴钩”，奔驰在西域征战途中。
　　不知是否有遗传基因，这怡棠、维藩、世恩父子三人，都不安于走科举致仕的老路。怡棠公“生而沉毅，读书不事帖括，昕夕手通鉴一编，好驰马，习韬钤”，少年时代随父亲宦游河南，即已在光、固平叛中稍露身手。维藩公也是“生而岐嶷，读书目十行下。幼侍其父宦游齐、鲁、晋、陇间，习韬钤，好骑马”。世恩公亦“自幼好治兵略，山川形胜，塞之区，靡不留意……究心政治，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虽属随营攻读，但却有《从军古意》一诗明志：“勒马啸西风，壮心拔剑起。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男儿一出门，长征几万里。”这首诗大体上可以看做是章氏父子豪情壮志的真实写照。
　　


　　他们早年建功立业之地都是在甘肃与新疆。
　　怡棠公以河南军功议叙，前往山东历署广储库大使、临清州等职，迨僧格林沁督师齐鲁，知其能军，调赴行营，咨谋军事，颇为器重。旋荐擢州牧，前往直省，督催军饷。僧格林沁殁后，又值鲁抚张曜率豫军进攻关陇，再次应召赞襄戎幕，屡建奇功。“既而兵出玉门，平沙万里。中丞（张曜）深虑转运维艰，留守酒泉，总理粮饷，府君（怡棠公）首议增台站，募民驼于哈密、吐鲁番等处，分设转运。由是挽粟飞刍，得以无阻。时晋豫各省连年旱，额饷解不及半，孤军远出，时有哗溃之虞。府君筹借商款，并请相国左恪靖侯按月接济，卒使豫军立功西域，士饱马腾。”新疆肃清后，经左宗棠保荐升郡守，以道员遇缺题奏，并赏带花翎，授正二品封典。及左公于光绪辛巳（1881年）移督两江，首先奏调怡棠公前往江南襄佐。至此“始交粮台整辔南返，在甘已十有二年矣”(《家乘》)。左宗棠以钦差大臣出任陕甘总督是在同治丁卯即1867年，怡棠公随豫军入陇是在同治己巳年即1869年，前后相距仅两年，而从此受左公知遇之恩，遂得于暮年随左公回归江南，诚为家族史上一段佳话。
　　怡棠公的两个儿子（维藩、世恩）都是出生于山西而成长于关陇。世恩有《随家君赴陇西》一诗：“金城玉垒旧曾游，万里重来待白头。胸次欲吞沧海日，眼前又见灞陵秋。廿年身世劳车马，一剑光芒烛斗牛。不有勋名能盖世，男儿翻怕说封侯。”但世恩在陇时间不算很长，他是这个家族三代男性成员中唯一坚持科举应试者，所以常往返于京师与兰州酒泉之间。他在考场屡遭蹉跌，怡棠公南归后，他因自己双祧楠、桐两位叔父，遂回太原侍奉双亲。时楠已死，应归桐家，桐以候补知县在太原谋职，仕途似不得意，而家庭生计亦颇艰窘。世恩归晋后曾有《辛卯除夕感怀》一诗，自注：“时年三十一岁，落第后作。”诗云：“已过员上书年，文阵犹难敌五千。贫耻媚人甘俗谤，傲能得友悟前缘。举戈意气思挥日，咒柱功名不问天。自笑儒生家食久，中宵偏梦勒燕然。”辛卯是1891年，怡棠公南归不过两年即以公务出差病逝于天津，并由已在安徽任地方官的维藩迎葬于杭州。但世恩依然梦萦塞外勒马啸西风的豪迈往昔，那是多少血性男儿终身难忘的征战情结啊！
　　不过两年以后（光绪癸巳年），世恩“应顺天试，中副车”。他原本是淡漠视之，但因其后家益贫，“遂以州牧赴豫浮沉下僚”。幸好又得到热河都统锡良的赏识，檄调督治垦务，成绩卓著，想必与随怡棠公在酒泉、哈密屯垦积累经验有关。锡良移督四川，檄调世恩偕行，并派往欧美购买兵工机器。“事毕，偏游英、法、美、日本、比利时诸国，归至上海复购铸钱币各机器。凡经历七万里，为行四百八十余日，司出内为银二百七十余万，无毫发私”（《章叔振家传》）。回蜀后，“即以考察各国政治所得者汇册进呈，并条具立宪事宜。锡心重之，而不敢以上闻，仅客荐君才堪大用”。世恩因此郁郁不欢，加以官场人际关系复杂，光绪三十二年以血管破裂暴卒，年仅46岁。
　　从甘肃最先往新疆发展的应是维藩公，他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投效西征大营的，时年23岁。《赣岑府君行略》称：“弱冠从明公镜泉于新疆，时天山南北路尚未肃清，回汉羼杂，动生龃龉，明公依府君如左右手，事无洪纤，悉以咨之。府君亦殚智竭虑，于剿抚事宜，洞烛无隐。哈密等城设屯垦，筹善后，府君综其大纲，为百年闳远之计。故左文襄公督师出关，谂府君贤，委以转运军实，往来冰天雪窖之中，飞挽计胥，士马饱腾，其坚忍勤，有人所不能胜者……文襄凯旋，叙府君劳，以知州上荐，拣发安徽。”其后历任安徽怀宁、无为等地州、县官，并于甲午战争前后辞官转而投身实业，先后创办芜湖益新面粉厂与宝兴铁矿公司，成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先驱者。现今电视系列历史文献纪录片《百年商海》已制作他的专辑，可惜只限于面粉厂的创业史，而缺漏更为重要的当涂凹山（今马鞍山）铁矿开发。
　　
　　追寻祖辈的足迹
　　
　　去年暑假，承蒙兰州大学邀请讲学，这才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追寻祖辈在大西北生活踪迹的梦想。不过，为了旅行的便捷，我走的却是与祖辈正好相反的路线：他们是从山西到甘肃，最后到新疆；我与妻却是先到乌鲁木齐，然后再经大戈壁、嘉峪关直奔兰州。
　　在乌鲁木齐仅逗留两天，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与1982年首次入疆相比，乌鲁木齐已有极大的变化，堪称是一座美丽而又整洁的现代化都市。由于行程紧迫，我们只能通过坎儿井、左公柳等物，想象当年林则徐、左宗棠等先贤对于大西北开发的筚路蓝缕之功，却很难追寻自己祖辈在新疆生活、工作将近5年的任何遗迹。
　　哈密是怡棠公父子居住较久的故地，因为此乃当年左宗棠西征军大本营的所在地，而维藩公又担负着军需物资转运与组织部队就地屯垦的重任。但由于所乘火车是半夜经过，我虽利用短暂停车时间下车，但除车站外看不见任何哈密市容，这是此行最大遗憾。
　　早晨抵达杨园车站后，改乘出租车到敦煌。月牙湖畔有左公柳数株，均百年以上古木，而仍郁郁葱葱，遂留影纪念。遥想当年维藩公兄弟颇爱骑马远游，也许有可能在湖畔诗文吟和……
　　为追随先辈足迹，从敦煌到兰州改乘出租车。9月3日晨起出发，经安西、玉门，下午2时许到达嘉峪关。登城墙，参观城楼，然后又考察仅存的烽火台。这是可以确知的先辈曾游故地，世恩公早年有《题嘉峪关城楼》诗：“跨马按吴钩，闲为出塞游。河分中外险，日照古今愁。败鼓余残垒，悲笳动戍楼。男儿须努力，几辈此封侯。”此诗未注写作时间，但可以断定是在1873年11月左宗棠军收复肃州（今酒泉）以后，因为1874年10月左宗棠奉旨督办西征粮饷转运事宜，随即将粮台移设肃州。怡棠公本来常驻兰州，具体执行筹措粮饷事务，自然会随粮台与西征军大本营一同向前推进。维藩、世恩想必也随营进驻肃州。嘉峪关位于肃州城西，相距不过10余里，军营少年骑马佩剑、登关一游应属轻而易举之事。
　　“河分中外险”应指过赖河，因此河正好横贯于嘉峪山（祁连山支脉）与嘉峪关之间，而嘉峪关又控扼着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处的咽喉津要。“日照古今愁”则暗寓国势日颓、边疆危急之意。败鼓残垒，遥闻营中悲笳，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但少年诗人却不乏军营子弟的英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西征又正好为有志之士提供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维藩、世恩兄弟正是胸怀壮烈地随着左军大营，由兰州推进到酒泉，终于在哈密为西征大展身手。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百余年前的败鼓残垒之地，现在已修缮成为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旅游胜地。嘉峪关以酒钢为依托，升格为甘肃省直辖市并成为全国先进花园城市。抚今思昔，感慨良多！
　　强忍辘辘饥肠，在市内草草进餐后继续驱车疾行，循祁连山脉驰骋于大戈壁上。平沙千里，渺无人烟，想见先辈当年乘马骑驼跋涉于风雪征途之艰苦。夜宿张掖甘州宾馆，张掖旧称甘州，亦为祖辈西征必经之地。
　　9月4日晨起参观鼓楼后继续前行，途经山丹、永昌、武威、古浪、天祝、永登等地，沿途均可见祁连山连绵不绝之雄姿。“莽莽祁连山，黯黯临洮水”，在怡棠父子诗文中最常见的就是对祁连山与黄河水的咏叹。愈近陇东，林木、庄稼愈见丰茂，而人烟亦稍稠密。晚6时半抵兰州，但因市区堵车，至7时半始到达兰州大学。
　　兰州是怡棠公父子居住最久之地，但却无多少遗迹可以追寻。只有贡院旧址，原考官阅卷之处（至公堂）尚存，门口有左宗棠所书木质长联两幅，可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首联末端已磨损，字迹漫漶无可辨识。不过最使我们流连忘返的却是流经兰州市区的那一段黄河，此前我一直自命为长江之子，但经过这番西北寻根之行以后，很自然地对黄河萌生了浓郁的亲情。从石庵公到怡棠公父子，我的直系祖先整整有三代人是靠黄河水养育滋润的啊！我的血管里流有西北人的血性，西北汉子憨直粗犷的基因，也遗留在我这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后代身上。因此，在兰州期间，尽管讲学、交流颇为繁忙，但只要有空闲，我与妻子必定前往黄河岸边，亲近黄河，观赏黄河，阅读黄河，仿佛偎依在母亲身边，享受那无边无际的温馨亲情。
　　寻梦无痕，但是感受却颇多。例如，左宗棠收复并开发新疆，通常只归功于湘军，有所谓“三湘子弟满天山”之说，但其实也有许多外省人参与其间，如来自河南的张曜率领的嵩武军。由于左宗棠此前曾任闽浙总督，所以又延揽了一部分浙江精英协赞军务，如胡雪岩即主要帮助筹款。章氏父子三人虽无赫赫战功，但也曾为西征的物资转运与屯垦自给做出重要贡献。兰州大学友人对我此次寻根之旅极为关切，临别时叙谈兴味甚浓，遂以研究课题“浙江人与左宗棠西征”奉赠，大家都认为很有意思，并愿今后加强钻研。也许这就是此行的意外收获吧！
　　(题图：凹山铁矿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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