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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宗教史家任继愈与北大教授、东方学家季羡林同日辞世。民间对任继愈有意无意忽视,对季羡林有意无意重视,其社会心理根源,在对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而不在他们的学问本身。
熊十力给这位昔日的学生回了一封信,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然而,在这以后,据任继愈自述,他们书信往来依旧,但再不探讨学问。
1959年,任继愈迎来学术生涯中一大转折。当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接见任继愈。毛泽东说,他读过任继愈的所有著作,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无人研究。毛又问,道教与福音书呢?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最后问,你们哲学系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评价任的宗教研究是“凤毛麟角”。
1963年,任继愈将自己1955-1962年发表的佛教论文,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这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书之一,另一部则是其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1964年,他受毛泽东的钦点,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987年(中间曾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并患有严重眼疾,右眼失明),才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并于2005年卸任。
纵览任继愈的一生学术,大约有三个最重要方向:1、佛教研究;2、中国哲学史研究;3、主持古籍文献整理。在前两个领域,他最主要的论著,都是以马列主义学说,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指导贯穿的。
在20世纪下半叶,接受马列主义学说的佛教研究者主要有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方立天、郭朋、严北溟等人。其中范文澜的态度最激烈,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又说,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
任继愈没有范文澜激烈,但也同样喜欢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来,任继愈受命创办杂志《科学与无神论》,批判地研究佛教与弘扬科学与无神论,此间正有一种颠扑不破的转化关系。但是,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就在任提出此说后不久,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说回来,对于佛教及其思想,任继愈仍怀有一定的温情与推许,他承认佛家逻辑与论证方法相当精致,于是委婉地提出,可将佛教当成哲学史上的一个“反面教员”,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
再看中国哲学史。1949年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门显学,在1980年代以前,最主流的当是任继愈、冯友兰、侯外庐,稍小一号的还可加个杨荣国进来,1980年代后,则要放入一位张岱年(此前,在反右及文革中,他均受迫害)。
这几位中,冯友兰特别值得一说。他在民国即因一部《中国哲学史》得享大名,1949年后希望与时俱进,却常遭遇尴尬。1957年,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愿意进行思想改造,要用马列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毛回信说:“你愿意接受改造固然很好,还是以老实为宜”。“文革”后,冯友兰晚年在身体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工具之一仍是唯物史观。
与冯的多舛不一样,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显得更加稳健。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也有参与),根据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1962—1974年出齐。该书从问世起,占领中国各大学哲学系几达30年。但在今日,爱读这部书的人却不多了。人们似乎更愿意去读出生在这部书之前的,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者出生在这部书之后的,如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而张岱年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文中,甚至对任继愈主编的这部书只字不提。(张岱年本人其实跟任继愈颇有渊源。张岱年是冯友兰的堂妹婿,任继愈则是冯友兰的侄女婿。20世纪三个最有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围绕冯友兰的女性亲属,竟建立了一个有趣的三角裙带关系。)
晚年的回归?
在任继愈学术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他致力于主持各样大型古籍整理丛书,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客观地说,以任氏的学问、功力及认真,确是主持此等工程的上佳人选。
民间对任继愈有意无意忽视,对季羡林有意无意重视,其社会心理根源,在对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而不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事实上,如今大多数追悼二位逝者的作文,不过是借机跟学术,跟文化吊下膀子而已,并非一往情深。
作为东方学专家,季羡林在专业领域内确实贡献巨大。而因为精通12类以上的语言,他又被看作与其师陈寅恪一样的天才,从而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崇拜。但如其自言,他不是国宝,也不是泰斗,更不是国学大师。东方学根本就不属于传统国学范畴,他怎么会是国学大师呢?至于国宝,季羡林自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季羡林《病榻杂记》)说到泰斗,季羡林的自谦也是一种自知。因为他要与整个20世纪的学术群星相较,而不是与当下比比皆是的桂冠大于实际学问的人比较。若与前者比,季羡林肯定不是最有分量的,若与后者比,季羡林则重得足以压死大象。
在我看来,晚年的任继愈其实比季羡林更可爱。任主持的《中华大藏经》,质量也远在季挂名总编纂的《传世藏书》之上——当然,前者是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后者基本是商业项目,本不足比拟。
如果季羡林还活着,还能清醒思考的话,他或会吁请人们多纪念任继愈,就像1997年3月,他对记者说的那样:“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
熊十力给这位昔日的学生回了一封信,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然而,在这以后,据任继愈自述,他们书信往来依旧,但再不探讨学问。
1959年,任继愈迎来学术生涯中一大转折。当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接见任继愈。毛泽东说,他读过任继愈的所有著作,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无人研究。毛又问,道教与福音书呢?任答,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最后问,你们哲学系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评价任的宗教研究是“凤毛麟角”。
1963年,任继愈将自己1955-1962年发表的佛教论文,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这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书之一,另一部则是其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1964年,他受毛泽东的钦点,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987年(中间曾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并患有严重眼疾,右眼失明),才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并于2005年卸任。
纵览任继愈的一生学术,大约有三个最重要方向:1、佛教研究;2、中国哲学史研究;3、主持古籍文献整理。在前两个领域,他最主要的论著,都是以马列主义学说,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指导贯穿的。
在20世纪下半叶,接受马列主义学说的佛教研究者主要有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方立天、郭朋、严北溟等人。其中范文澜的态度最激烈,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又说,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
任继愈没有范文澜激烈,但也同样喜欢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后来,任继愈受命创办杂志《科学与无神论》,批判地研究佛教与弘扬科学与无神论,此间正有一种颠扑不破的转化关系。但是,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就在任提出此说后不久,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说回来,对于佛教及其思想,任继愈仍怀有一定的温情与推许,他承认佛家逻辑与论证方法相当精致,于是委婉地提出,可将佛教当成哲学史上的一个“反面教员”,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
再看中国哲学史。1949年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一门显学,在1980年代以前,最主流的当是任继愈、冯友兰、侯外庐,稍小一号的还可加个杨荣国进来,1980年代后,则要放入一位张岱年(此前,在反右及文革中,他均受迫害)。
这几位中,冯友兰特别值得一说。他在民国即因一部《中国哲学史》得享大名,1949年后希望与时俱进,却常遭遇尴尬。1957年,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愿意进行思想改造,要用马列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毛回信说:“你愿意接受改造固然很好,还是以老实为宜”。“文革”后,冯友兰晚年在身体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工具之一仍是唯物史观。
与冯的多舛不一样,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显得更加稳健。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也有参与),根据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1962—1974年出齐。该书从问世起,占领中国各大学哲学系几达30年。但在今日,爱读这部书的人却不多了。人们似乎更愿意去读出生在这部书之前的,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者出生在这部书之后的,如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而张岱年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文中,甚至对任继愈主编的这部书只字不提。(张岱年本人其实跟任继愈颇有渊源。张岱年是冯友兰的堂妹婿,任继愈则是冯友兰的侄女婿。20世纪三个最有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围绕冯友兰的女性亲属,竟建立了一个有趣的三角裙带关系。)
晚年的回归?
在任继愈学术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他致力于主持各样大型古籍整理丛书,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客观地说,以任氏的学问、功力及认真,确是主持此等工程的上佳人选。
民间对任继愈有意无意忽视,对季羡林有意无意重视,其社会心理根源,在对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而不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事实上,如今大多数追悼二位逝者的作文,不过是借机跟学术,跟文化吊下膀子而已,并非一往情深。
作为东方学专家,季羡林在专业领域内确实贡献巨大。而因为精通12类以上的语言,他又被看作与其师陈寅恪一样的天才,从而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崇拜。但如其自言,他不是国宝,也不是泰斗,更不是国学大师。东方学根本就不属于传统国学范畴,他怎么会是国学大师呢?至于国宝,季羡林自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季羡林《病榻杂记》)说到泰斗,季羡林的自谦也是一种自知。因为他要与整个20世纪的学术群星相较,而不是与当下比比皆是的桂冠大于实际学问的人比较。若与前者比,季羡林肯定不是最有分量的,若与后者比,季羡林则重得足以压死大象。
在我看来,晚年的任继愈其实比季羡林更可爱。任主持的《中华大藏经》,质量也远在季挂名总编纂的《传世藏书》之上——当然,前者是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后者基本是商业项目,本不足比拟。
如果季羡林还活着,还能清醒思考的话,他或会吁请人们多纪念任继愈,就像1997年3月,他对记者说的那样:“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