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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明确今年是国企改革攻坚年。“坚”从何来？一是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呈现东升西降、南起北落的态势，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二是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进入重视增长质量更甚于增长速度的转型期。转型升级是我国当前特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压力的必然要求，内外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国企转型升级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转型升级意味着要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是对历史经验的颠覆和扬弃，因此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国企要做好转型升级，需注意防止掉入五个陷阱。
从宏观层面来讲，国家希望国企的底部要干净、顶部要领先。“底部干净”需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企业发展的包袱。“顶部领先”则是要扶持一批优秀国有企业，依据自身在国家经济战略层面的定位，向优势产业、行业集中。通过国企在产业层面的深度调整，形成产业带动力，从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产品竞争易而产业竞争难。国企从产品竞争转型到产业竞争，需要审时度势，洞察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产业高度进行战略性分析，确定企业面向未来的产业定位，展开有效的产业竞争策略。在国企转型升级的实践案例中，保守和冒进两种倾向并存。保守是国企的通病;冒进体现为很多国企不切实际地提出全产业链战略，似乎不提全产业链就不够高大上，就不是在做产业。
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比较优势与价值交换，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平等交易与互惠合作。全产业链战略以转型升级的名义，把本该交给市场的纳入企业计划范畴，以竞争的名义行垄断之实。既不利于经济整体的活力，也常常因为贸然进入不熟悉的产业环节，给企业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因此，国企从产品视角到产业视角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切忌急躁冒进，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规划自身的产业发展定位和蓝图。
目前大部分国企以制造业为主，即便一些成功的企业集团，也是以制造业为依托，陆续发展了技术服务、贸易、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融合并进的。从工业化的进程看，工业化的初期是生产型制造业，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则为服务型制造业，服务也是制造。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企业要突出主业生产，强化研发和营销等微笑曲线的高价值环节，打造优质供应链。然而，很多国企向服务业转型成了战略上的大跃进，仓促成立若干子集团，大干快上，把服务业产值和增长作为对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一切围绕服务业发展。
发展服务业必须建立合理的产业逻辑，如果企业没有找到原来制造业与新进服务业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很容易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向服务业转型不是因为制造业不行了，需要另起炉灶，而是企业经营发展必经的阶段。服务型制造业的根本目标是要提升企业面向市场的产品、服务提供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与服务必须相辅相成、融合发展。因此，国企转型战略必须坚持突出主业，做强主业，通过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一边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一边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产品竞争力。
国企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创新驱动？因为时代变了，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标签。
高质量发展会衍生出新的改革红利、新的市场机遇、新的发展动能。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度依赖创新，必须坚持以创新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是长期以来，国企创新囿于机制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呈现出创新动能不足、创新环境不活、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
创新是企业的一种战略能力：企业需要重构创新领域范畴，促进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机融合;企业需要驾驭外部创新环境，高效利用企业内部资源稟赋，强化创新战略统筹;企业需要确立创新策略，确保创新适量合理，不断寻求创造性、风险性、商业价值三者动态平衡;企业还需要加强创新保障机制，确保创新组织高度灵活，提高创新程序标准水平，驱动创新成果产业转化;推动创新需要确保创新衡量指标与激励机制导向明确，依据投入产出机制，突破激励机制的不合理约束，激发内部创新活力。显而易见，大多数国企在创新发展方面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创新。
新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提升国有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企业国际化发展可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吸纳更多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渠道等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共建共享，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
企业推进向国际化转型，一是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明晰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全球政治经济、行业产业坐标中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视野下的产业链、价值链、成本链和优势链中，定位自己的企业能级、优势和竞争力;二是需要在战术层面深入研究目标国家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建立风险清单和内控体系，避免在国际化过程中犯经验主义的毛病，把国内的经验简单应用到国际市场，因水土不服而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在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下，未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会加剧。从内涵式发展向外延式发展转型也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途经。
兼并重组因为涉及到对企业的估值、若干重大利益的安排，因而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领域。既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也有企业向内部控制人的利益输送。因为兼并重组过程复杂、涉及面广、周期较长，目前国内尚缺少科学权威的评测机构，可以对兼并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进行有效度量和防控。避免兼并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还是要从决策机制上做文章，目前很多国企都建立了“三重一大”相关的管理体系，但在执行过程中，内部控制人的因素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内部控制问题层出不穷，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企转型升级的压力很大、要求很高、风险不少，这就要求国企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有效落实董事会职权、强化对董事的考核评价和管理，进一步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制度。此外，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只有针对性地建立面向转型升级的新制度体系，才能为国企转型升级更好地保驾护航。
作者系博太新景公司高级合伙人
产业化转型急躁冒进
从宏观层面来讲，国家希望国企的底部要干净、顶部要领先。“底部干净”需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企业发展的包袱。“顶部领先”则是要扶持一批优秀国有企业，依据自身在国家经济战略层面的定位，向优势产业、行业集中。通过国企在产业层面的深度调整，形成产业带动力，从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
产品竞争易而产业竞争难。国企从产品竞争转型到产业竞争，需要审时度势，洞察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产业高度进行战略性分析，确定企业面向未来的产业定位，展开有效的产业竞争策略。在国企转型升级的实践案例中，保守和冒进两种倾向并存。保守是国企的通病;冒进体现为很多国企不切实际地提出全产业链战略，似乎不提全产业链就不够高大上，就不是在做产业。
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比较优势与价值交换，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平等交易与互惠合作。全产业链战略以转型升级的名义，把本该交给市场的纳入企业计划范畴，以竞争的名义行垄断之实。既不利于经济整体的活力，也常常因为贸然进入不熟悉的产业环节，给企业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因此，国企从产品视角到产业视角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切忌急躁冒进，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规划自身的产业发展定位和蓝图。
服务业转型舍本逐末
目前大部分国企以制造业为主，即便一些成功的企业集团，也是以制造业为依托，陆续发展了技术服务、贸易、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融合并进的。从工业化的进程看，工业化的初期是生产型制造业，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则为服务型制造业，服务也是制造。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企业要突出主业生产，强化研发和营销等微笑曲线的高价值环节，打造优质供应链。然而，很多国企向服务业转型成了战略上的大跃进，仓促成立若干子集团，大干快上，把服务业产值和增长作为对高管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一切围绕服务业发展。
发展服务业必须建立合理的产业逻辑，如果企业没有找到原来制造业与新进服务业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很容易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向服务业转型不是因为制造业不行了，需要另起炉灶，而是企业经营发展必经的阶段。服务型制造业的根本目标是要提升企业面向市场的产品、服务提供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与服务必须相辅相成、融合发展。因此，国企转型战略必须坚持突出主业，做强主业，通过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一边优化升级传统产业，一边加快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产品竞争力。
创新驱动转型形式主义
国企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创新驱动？因为时代变了，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标签。
高质量发展会衍生出新的改革红利、新的市场机遇、新的发展动能。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度依赖创新，必须坚持以创新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是长期以来，国企创新囿于机制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呈现出创新动能不足、创新环境不活、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
创新是企业的一种战略能力：企业需要重构创新领域范畴，促进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机融合;企业需要驾驭外部创新环境，高效利用企业内部资源稟赋，强化创新战略统筹;企业需要确立创新策略，确保创新适量合理，不断寻求创造性、风险性、商业价值三者动态平衡;企业还需要加强创新保障机制，确保创新组织高度灵活，提高创新程序标准水平，驱动创新成果产业转化;推动创新需要确保创新衡量指标与激励机制导向明确，依据投入产出机制，突破激励机制的不合理约束，激发内部创新活力。显而易见，大多数国企在创新发展方面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创新。
国际化转型经验依赖
新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提升国有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企业国际化发展可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吸纳更多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渠道等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共建共享，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
企业推进向国际化转型，一是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明晰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全球政治经济、行业产业坐标中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视野下的产业链、价值链、成本链和优势链中，定位自己的企业能级、优势和竞争力;二是需要在战术层面深入研究目标国家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建立风险清单和内控体系，避免在国际化过程中犯经验主义的毛病，把国内的经验简单应用到国际市场，因水土不服而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外延式发展转型利益输送
在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下，未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将会加剧。从内涵式发展向外延式发展转型也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途经。
兼并重组因为涉及到对企业的估值、若干重大利益的安排，因而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领域。既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也有企业向内部控制人的利益输送。因为兼并重组过程复杂、涉及面广、周期较长，目前国内尚缺少科学权威的评测机构，可以对兼并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进行有效度量和防控。避免兼并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还是要从决策机制上做文章，目前很多国企都建立了“三重一大”相关的管理体系，但在执行过程中，内部控制人的因素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内部控制问题层出不穷，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企转型升级的压力很大、要求很高、风险不少，这就要求国企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有效落实董事会职权、强化对董事的考核评价和管理，进一步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制度。此外，要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只有针对性地建立面向转型升级的新制度体系，才能为国企转型升级更好地保驾护航。
作者系博太新景公司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