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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法》 是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的第一部法学著作.1839 年, 林则徐奉命到广州主持禁烟, 因处理外交事宜的实际需要, 分别委托伯驾和袁德辉选译了当时亟须参考的部分. 本文以晚清 《万民法》 为研究对象, 借助惯习考察《万民法》 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起人和译者个人经历之间的联系, 分析林则徐对源语文本选择的背后社会动因以及伯驾和袁德辉两位译者受个人惯习影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