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教授指出，根据保守估计，中国黑社会的成员达到100万人，如果以每个黑社会组织人数为20人计算的话，将是5万个组织。从分布上来看，分散在近3000个县市之中，密集的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100万还是一个保守的估算。
　　从黑社会影响的人口范围来看，由于黑社会的种种恐怖的手段，对社会的恶性影响，可想而知对一般民众的震慑力范围有多大。闻黑色变是人之常情。可以估算的是，如果基于100万黑社会分子存在的话，其影响的人群将是千万计。生活在黑社会的阴影之下，对于一般民众或者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件痛苦而难堪的事。
　　黑社会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在加剧。由于许多的黑社会已经渗透至众多的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无形之中，成本增高就是一个实在的问题。报端曾经披露，在广州的私宰肉市场，就因为有黑社会的支持才长期存在。而根据统计，私宰肉已经占领了许多市场的一半以上，甚至，在许多的星级宾馆，都已经是私宰肉的天下。其对市场的影响可想而知。
　　在许多市场，霸市已经不是新闻；在许多道路，人们也是屡屡遭遇路霸，黑社会对社会的危害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中国黑社会的发展从经济基础来看，收益在这个时候显得丰厚。特别是在经济紧缩的背景之下，这种收益比较让人艳羡。
　　但是，对比国外的许多黑社会组织，由于其社会法律以及组织的相对严密性，使得黑社会的收益相应减低以及成本高昂。香港著名报人林行止先生在分析海外黑社会组织结构时，曾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促使黑社会分子铤而走险的重要理由不是基层分子的收益，而在于向更高层次爬升的动力。不同层次之间的收益状况差别极大，是海外黑社会的重要特点。这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海外的黑社会势力会把中国视为一块等待开发的沃土，而积极渗透，其中成本和收益无疑是最大的衡量指标。
　　由于海外黑社会的渗透，特别是贩毒活动本身涉及的环节众多，跨地域作业的需求，对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组织，管理水平，对社会其他职能部门的渗透，装备水准等等，都对黑社会的升级提供了客观要求。而我们在社会防范上，在整体法律的跟进上。却显得迟缓。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不断颁布“打黑、反黑”命令和通知，今年更是强调对黑社会要“致命打击”，可见情况已非常严重。
　　
　　打黑计从何出
　　
　　“打黑”在我们的公开媒体上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类似的运动并不少见，但从效果来看，却不尽理想。就如年年“扫黄”，黄业却仍在泛滥一样，运动式的“打黑”给人的整体判断还是斩草不能除根。
　　除了人们常识上的担心盘根错节的关系会让打黑效果打折扣之外，如果经济形势不能好转，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不能得到完好地解决，那么，黑社会依然还会是百足之虫。
　　并且，从技术层面看，展开舆论攻势，“严打”不懈，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加强《刑法》的处罚力度，这些都很重要。但就现实根本而言，扫黑如果不能同反腐败结合，只能是痴人说梦。这估计也是此次打黑政策出台时，特别强调政府公务员参与黑社会活动将受到严惩的原因。
　　另外，黑社会已经弥补的那部分社会功能，如何实现良性的转换对接应该是决策层考虑的战略问题。伴随着打黑运动的深入，原先黑社会所控制的行业或渠道将会短期之内收敛，或相应削弱。这个时候，正常的管理职能如何到位并让其合理化，是政府不能忽略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政府职能的优化配置，政府如何做到既讲求信用，又公平高效，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黑社会的社会基础——这应该同打黑运动并行不悖。
　　再进一步，政府如何真正行使应承担的职能，在某些政府力不能及或者不应有所为的领域，通过鼓励正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宗教组织的正常发展，并依法活动，以弥补市场经济不能够承担的社会功能，以补充政府行为其中的一些不足。
　　显然，打黑并不仅仅是严刑峻法就能奏效，我们不敢寄希望于通过一场运动就能一了百了，世界从此就无比干净。我们只是希望，即使在全面横扫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忘记政府所应当承担的是实现社会科学管理的神圣职责，不应忘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