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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卢沟桥畔。坐落在这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雄伟庄严。首都各界在此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现场1000多名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习主席神情庄重地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习主席和抗战老战士以及少年儿童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一位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站在习主席左侧、胸前挂满奖章与纪念章的抗战老战士就是新四军老兵焦润坤。怀着敬意，笔者采访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尽管华发苍颜，但老人腰板硬朗，步伐矫健，耳聪目明，讲话干脆利落，军人的飒爽英姿依旧。
在老人家中的墙上，除了那幅他和妻子的金婚纪念照之外，最醒目的就是那张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我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见证者，从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我也是个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成了‘孤儿’，还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最终我参军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随着老人话匣子的打开，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岁月，一同分享他的传奇经历。
抹不去的国仇家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90岁的常州籍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在2014年秋省亲时最能够体会诗中之意。几天里，他在儿子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参加在常州大剧院举行的“抗战精神颂”主题演唱会，到天府陵园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纪念碑，抽空回到儿时居住过的青果巷，找寻年少时的记忆。
走在小桥流水依旧的青果巷里，正素巷、石灰弄、蛤蜊河……这一个个地名，都是焦润坤记忆中的地方。
1924年10月24日，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三个，我是老大，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身体又不好，我没读几年书就跟着父亲一起卖豆腐。尽管日子有些苦，但是还算过得去。”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紧接着，日军进攻南京，并对沪宁沿线多个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时，焦润坤不满13岁。
“一天，我正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焦润坤回忆说，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这一天，焦润坤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尸横遍野，惨叫连天”。
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焦润坤躲在双桂坊和西庙沟十字路口的街边，才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平民百姓，惨不忍睹，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真是造孽呀！”讲到这里，老人闭上了眼睛。回想起当时的惨景，老人激动地挥着双手：“我是个受害者，同时也是日寇暴行的见证者。日军侵略的暴行抹不掉！”这次返乡时，焦润坤坚持去看看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他说，那里是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现在的十字路口，已经变成了“福记大饭店”，老人沉思好一会儿才说，“祝福自己的故乡天天有福。”
为了躲避战乱，焦润坤举家外逃，投亲靠友。“一家五口逃难，辗转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亲戚无力收养我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亲则带着我到上海找活路。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润坤被上海工华儿童收容所暂时收养。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期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继结束，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著名的奉化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为了收容和养育这些难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妇募集了5万元资金，于1938年在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为了不让那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一艘满载着500多个灾童和部分教职员工的“谋福”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向宁波。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都穿着白衬衫、蓝背带裤、圆口黑布鞋，佩戴着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图案的院徽。焦润坤就是这艘船上的灾童之一。
当时的教养院里，有四排教室、七座大寝室、一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待了四年的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一个月后，教养院又接收了从上海过来的100多名儿童。算起来，当时院里一共有600多个孩子。
教养院不但包吃住，还请来了70多位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孩子们被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四个月为一学期，一年三学期，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为了麻痹日伪军，竺梅先夫妇还专门请了几名外教。”
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生活学习了四年多，“教养院是我爱国教育启蒙基地、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在这里，孩子们边学习边劳动，并接受体育锻炼，教养院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当年，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日军的一场细菌战，再次把他推向了生死边缘。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也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那个痛苦真是要命，脓包用剪刀剪破，用盐水洗一洗。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黏在一起，撕心裂肺的疼。”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细菌弹投放多年后，我随部队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不能种，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难找。”焦润坤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4岁。焦润坤记得，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以前每天供应的米饭也改成了玉米马铃薯沾着盐巴吃。焦润坤回忆说：“生活就变得差了，各人下学后就到山上挖野菜。”徐锦华秉承竺梅先的遗志，维持教养院近一年，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教养院乃宣告结束。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晚年，焦润坤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6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戎马征战只为不再是“孤儿”
教养院解散时，焦润坤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
“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润坤回忆道，“但是因为团结，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都毫不畏惧。”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的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但是，盘踞在慈溪三七市（现属余姚市）一带的伪军宋庆云部所属的方惠部队却仰仗日寇鼻息，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在下湖头庙构筑工事，设立关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迫切要求我军拔除这个据点。
4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北自卫总队三中队奉命去消灭这股顽敌，中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开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带村庄宿营。焦润坤说：“当时我21岁，是个毛头小伙，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他得知我来自国际灾童教养院，平日里对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
白天敌人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行动，照样出来抢粮，当即遭到迎头痛击，敌人狠狈逃窜，一头缩进下湖头庙“乌龟壳”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部队直捣伪军老巢，全部彻底歼灭敌人。焦润坤等战士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
这天夜里，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伸手不见五指，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先头部队一个排摸到敌人的竹篱笆内，但多数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竹篱笆外的开阔地上。焦润坤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斧头、钳子拆掉竹篱笆，扫除了敌人的外围障碍，并一鼓作气冲到庙门前，向庙里投掷手榴弹。但由于既无炮，又无爆破工具，缺少打攻坚战的经验和条件，无法冲进庙里去。
焦润坤清晰地记得，部队进攻到庙门时，敌人火力凶猛，卓新民带头进攻，腹部不幸中弹，血流不止。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干扰敌人的注意力。随后，焦润坤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卓新民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才找到一家民办诊所，昏迷中卓新民还在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卓新民终因失血过多而不幸牺牲。这场战斗，共毙伤伪军22人，焦润坤的战友也伤亡12人。
新四军浙东纵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使敌人胆战心惊，连夜逃窜到叶家车站。从此，伪军再也不敢出来骚扰，日寇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焦润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焦润坤说，他把青春的1000天留给了抗日战争，之后的1000天则投入到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当上了空军飞翔二大队政委。
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第三野战军所在地南京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后来在军管会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
“国家解放了，我不再是‘孤儿’了，终于一家团圆，不用再漂泊离散。”随后，焦润坤将家人都接去了上海。1955年，焦润坤被授大尉军衔，1961年授少校军衔。
倍儿棒的幸福开启耄耋新生活
1964年8月，焦润坤从空军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援外处任科长。1969年10月，一机部选调100多人到湖北十堰支援二汽（东风前身）建设，焦润坤也在其中。他响应祖国号召，告别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从北京来到山城十堰。
“从北京坐火车到汉口，从汉口转车到光化，到了光化再转汽车到丹江，再坐船到邓湾，上岸以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十堰。”就这样，第一代东风人从北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下落到了山沟沟里。点着油灯在老乡家里打地铺的焦润坤，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打游击的年代。
山路坑坑洼洼，设备运输相当艰难。焦润坤回忆，有次大年三十夜，车辆走到六里坪，原先准备夜晚回到厂内吃年饭，然而因路况太差，等把机器运到厂内，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在没有等级公路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设备运往山里，没有出现过大事故。“我们创造了运输战线上的奇迹”，作为基建运输的一份子，焦润坤自豪地说。 针对工期紧和产线复杂难调带来的质量问题，二汽开展了质量攻关战。厂领导派焦润坤去做质量协调工作。“几十条生产线，全部是我们自己搞国产。一关不通都不行，一个零部件生产不出来或者有问题会影响整辆车。”
焦润坤说，他在二汽15年，与妻子和孩子长久分居两地，主要完成了二汽基建运输、通水和设备攻关三件大事。谈起二汽创业中一项项重大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完成时，焦润坤说，每次遇见困难时，都是干部职工齐上阵，团结一致渡难关。大家都觉得能够为实现“汽车工业强国”的理想做点事，非常荣幸。
晚年，焦润坤曾回过十堰，“我感觉我的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为什么？因为我都看不到十堰市原来的面貌了，全是新面貌，十堰变化太大了！十堰市和东风公司在几十年发展中，共同建立了美好的家园！”
而今，十堰已经变为一个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基地，焦润坤见证了十堰从一片荒山变成现代化汽车城的蜕变过程。得知东风公司已经连续多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前200名名单，他高兴地说：“作为东风的一员，我为东风的发展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有机会很想再次回到车城十堰看看，回到东风转一转。”
1984年，焦润坤自一机部科技司质量攻关组离休。1997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焦润坤成为首批会员，后又当上了浙东分会副会长、宣讲团团长。“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此后，焦润坤多次走进北京卫戍部队、“老虎团”导弹部队、天安门国旗班，北师大、北航、中国传媒大学等大专院校，以及街道、国家机关，讲述战争经历、弘扬铁军精神。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卢沟桥畔的“独立自由勋章”雕塑，缅怀的是那场救亡图存伟大斗争中无数的奉献者、殉难者，记取的是一段“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历史。
纪念仪式后，老人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抗战纪念馆展厅，参观“伟大胜利”大型主题展览。展览通过900余件文物、640余幅图片及大量绘画、雕塑和声光电模型等，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参观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看望了参加仪式的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这时，习近平再次和焦润坤握手，并微笑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很好，能赶上了这么幸福的时代……”焦润坤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事先准备了满满一肚子的话都一下子说不上来了。
焦润坤将自己的一生归纳成“四个阶段”：童年是个悲惨的童年，青年是个战斗的时期，壮年时投入二汽建设，晚年则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很难让人相信，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但他一直感觉自己的身体倍儿棒。说起2014年7月7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一事，焦润坤至今仍十分激动：“能和总书记一起参加‘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骄傲的事情，也是我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们享受这个时代的幸福。”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一位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站在习主席左侧、胸前挂满奖章与纪念章的抗战老战士就是新四军老兵焦润坤。怀着敬意，笔者采访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尽管华发苍颜，但老人腰板硬朗，步伐矫健，耳聪目明，讲话干脆利落，军人的飒爽英姿依旧。
在老人家中的墙上，除了那幅他和妻子的金婚纪念照之外，最醒目的就是那张与国家领导人的合照。“我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见证者，从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我也是个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成了‘孤儿’，还成了细菌战的受害者；最终我参军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随着老人话匣子的打开，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国土沦陷的岁月，一同分享他的传奇经历。
抹不去的国仇家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90岁的常州籍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在2014年秋省亲时最能够体会诗中之意。几天里，他在儿子的陪同下，专程前往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参加在常州大剧院举行的“抗战精神颂”主题演唱会，到天府陵园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纪念碑，抽空回到儿时居住过的青果巷，找寻年少时的记忆。
走在小桥流水依旧的青果巷里，正素巷、石灰弄、蛤蜊河……这一个个地名，都是焦润坤记忆中的地方。
1924年10月24日，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妹三个，我是老大，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身体又不好，我没读几年书就跟着父亲一起卖豆腐。尽管日子有些苦，但是还算过得去。”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紧接着，日军进攻南京，并对沪宁沿线多个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时，焦润坤不满13岁。
“一天，我正提着篮子从茭蒲巷出来，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焦润坤回忆说，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日寇的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街上顿时血肉横飞。”这一天，焦润坤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尸横遍野，惨叫连天”。
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焦润坤躲在双桂坊和西庙沟十字路口的街边，才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平民百姓，惨不忍睹，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真是造孽呀！”讲到这里，老人闭上了眼睛。回想起当时的惨景，老人激动地挥着双手：“我是个受害者，同时也是日寇暴行的见证者。日军侵略的暴行抹不掉！”这次返乡时，焦润坤坚持去看看双桂坊和西庙沟的十字路口。他说，那里是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现在的十字路口，已经变成了“福记大饭店”，老人沉思好一会儿才说，“祝福自己的故乡天天有福。”
为了躲避战乱，焦润坤举家外逃，投亲靠友。“一家五口逃难，辗转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没有着落，亲戚无力收养我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亲则带着我到上海找活路。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润坤被上海工华儿童收容所暂时收养。
上海沦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战争初期成立的难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继结束，大批孤儿又重回街头流浪。著名的奉化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为了收容和养育这些难童，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妇募集了5万元资金，于1938年在泰清寺创办了一所灾童学校——国际灾童教养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为了不让那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一艘满载着500多个灾童和部分教职员工的“谋福”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驶向宁波。船上的500多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都穿着白衬衫、蓝背带裤、圆口黑布鞋，佩戴着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图案的院徽。焦润坤就是这艘船上的灾童之一。
当时的教养院里，有四排教室、七座大寝室、一个大礼堂，还有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生活设施。“初到教养院，我感觉比家还要好！”说起待了四年的教养院，焦润坤还很激动。
一个月后，教养院又接收了从上海过来的100多名儿童。算起来，当时院里一共有600多个孩子。
教养院不但包吃住，还请来了70多位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孩子们被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四个月为一学期，一年三学期，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为了麻痹日伪军，竺梅先夫妇还专门请了几名外教。”
焦润坤在国际灾童教养院生活学习了四年多，“教养院是我爱国教育启蒙基地、抗日教育的启蒙基地”。在这里，孩子们边学习边劳动，并接受体育锻炼，教养院还经常请一些著名人士来院宣传抗日。当年，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可恨的是，日寇连孩子也不放过。”
1940年10月，日军的一场细菌战，再次把他推向了生死边缘。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国际灾童教养院驻地也遭到日寇细菌弹袭击，大面积爆发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发高烧、打摆子，浑身脓包。那个痛苦真是要命，脓包用剪刀剪破，用盐水洗一洗。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声一片，因为脓包破裂，和被子黏在一起，撕心裂肺的疼。”焦润坤回忆说，“我们90多个人被集中隔离，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只能自生自灭。三个月后，曾经挤得满满当当的床铺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侥幸活下来，几乎瘦成了皮包骨头。” “细菌弹投放多年后，我随部队路过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不能种，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难找。”焦润坤说，“当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但直至今天，日本还有一些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真是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对此，我们绝不答应，要坚决回击！”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4岁。焦润坤记得，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养院全体灾童，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担子落到了徐锦华身上。形势越来越困难，经费、粮食无继，陷入重重困境，教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但没有人离开。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以前每天供应的米饭也改成了玉米马铃薯沾着盐巴吃。焦润坤回忆说：“生活就变得差了，各人下学后就到山上挖野菜。”徐锦华秉承竺梅先的遗志，维持教养院近一年，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教养院乃宣告结束。
“从教养院里出来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陆的，也有在台湾、美国的。我们在后来的聚会中常常聊及往昔岁月。”晚年，焦润坤动情地说，“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是有一点，600多人里没出一个汉奸！”
戎马征战只为不再是“孤儿”
教养院解散时，焦润坤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同年12月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
“那个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润坤回忆道，“但是因为团结，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忍，都毫不畏惧。”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1945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的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但是，盘踞在慈溪三七市（现属余姚市）一带的伪军宋庆云部所属的方惠部队却仰仗日寇鼻息，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在下湖头庙构筑工事，设立关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迫切要求我军拔除这个据点。
4月15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北自卫总队三中队奉命去消灭这股顽敌，中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开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带村庄宿营。焦润坤说：“当时我21岁，是个毛头小伙，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他得知我来自国际灾童教养院，平日里对我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
白天敌人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行动，照样出来抢粮，当即遭到迎头痛击，敌人狠狈逃窜，一头缩进下湖头庙“乌龟壳”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部队直捣伪军老巢，全部彻底歼灭敌人。焦润坤等战士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
这天夜里，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伸手不见五指，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先头部队一个排摸到敌人的竹篱笆内，但多数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竹篱笆外的开阔地上。焦润坤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斧头、钳子拆掉竹篱笆，扫除了敌人的外围障碍，并一鼓作气冲到庙门前，向庙里投掷手榴弹。但由于既无炮，又无爆破工具，缺少打攻坚战的经验和条件，无法冲进庙里去。
焦润坤清晰地记得，部队进攻到庙门时，敌人火力凶猛，卓新民带头进攻，腹部不幸中弹，血流不止。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干扰敌人的注意力。随后，焦润坤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卓新民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才找到一家民办诊所，昏迷中卓新民还在念叨“杨排长打下来没有，攻进去了没有”。卓新民终因失血过多而不幸牺牲。这场战斗，共毙伤伪军22人，焦润坤的战友也伤亡12人。
新四军浙东纵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使敌人胆战心惊，连夜逃窜到叶家车站。从此，伪军再也不敢出来骚扰，日寇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焦润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焦润坤说，他把青春的1000天留给了抗日战争，之后的1000天则投入到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期间浙东纵队北撤时的澉浦突围战，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当上了空军飞翔二大队政委。
1949年的一天，焦润坤从上海出发，到第三野战军所在地南京报到。从上海到南京，途经家乡常州，他不由停下脚步，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后来在军管会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
“国家解放了，我不再是‘孤儿’了，终于一家团圆，不用再漂泊离散。”随后，焦润坤将家人都接去了上海。1955年，焦润坤被授大尉军衔，1961年授少校军衔。
倍儿棒的幸福开启耄耋新生活
1964年8月，焦润坤从空军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援外处任科长。1969年10月，一机部选调100多人到湖北十堰支援二汽（东风前身）建设，焦润坤也在其中。他响应祖国号召，告别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从北京来到山城十堰。
“从北京坐火车到汉口，从汉口转车到光化，到了光化再转汽车到丹江，再坐船到邓湾，上岸以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十堰。”就这样，第一代东风人从北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下落到了山沟沟里。点着油灯在老乡家里打地铺的焦润坤，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打游击的年代。
山路坑坑洼洼，设备运输相当艰难。焦润坤回忆，有次大年三十夜，车辆走到六里坪，原先准备夜晚回到厂内吃年饭，然而因路况太差，等把机器运到厂内，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在没有等级公路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设备运往山里，没有出现过大事故。“我们创造了运输战线上的奇迹”，作为基建运输的一份子，焦润坤自豪地说。 针对工期紧和产线复杂难调带来的质量问题，二汽开展了质量攻关战。厂领导派焦润坤去做质量协调工作。“几十条生产线，全部是我们自己搞国产。一关不通都不行，一个零部件生产不出来或者有问题会影响整辆车。”
焦润坤说，他在二汽15年，与妻子和孩子长久分居两地，主要完成了二汽基建运输、通水和设备攻关三件大事。谈起二汽创业中一项项重大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完成时，焦润坤说，每次遇见困难时，都是干部职工齐上阵，团结一致渡难关。大家都觉得能够为实现“汽车工业强国”的理想做点事，非常荣幸。
晚年，焦润坤曾回过十堰，“我感觉我的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为什么？因为我都看不到十堰市原来的面貌了，全是新面貌，十堰变化太大了！十堰市和东风公司在几十年发展中，共同建立了美好的家园！”
而今，十堰已经变为一个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基地，焦润坤见证了十堰从一片荒山变成现代化汽车城的蜕变过程。得知东风公司已经连续多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前200名名单，他高兴地说：“作为东风的一员，我为东风的发展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有机会很想再次回到车城十堰看看，回到东风转一转。”
1984年，焦润坤自一机部科技司质量攻关组离休。1997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焦润坤成为首批会员，后又当上了浙东分会副会长、宣讲团团长。“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此后，焦润坤多次走进北京卫戍部队、“老虎团”导弹部队、天安门国旗班，北师大、北航、中国传媒大学等大专院校，以及街道、国家机关，讲述战争经历、弘扬铁军精神。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卢沟桥畔的“独立自由勋章”雕塑，缅怀的是那场救亡图存伟大斗争中无数的奉献者、殉难者，记取的是一段“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历史。
纪念仪式后，老人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抗战纪念馆展厅，参观“伟大胜利”大型主题展览。展览通过900余件文物、640余幅图片及大量绘画、雕塑和声光电模型等，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参观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看望了参加仪式的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代表。这时，习近平再次和焦润坤握手，并微笑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很好，能赶上了这么幸福的时代……”焦润坤说，因为当时太激动，事先准备了满满一肚子的话都一下子说不上来了。
焦润坤将自己的一生归纳成“四个阶段”：童年是个悲惨的童年，青年是个战斗的时期，壮年时投入二汽建设，晚年则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很难让人相信，焦润坤已经年至耄耋，但他一直感觉自己的身体倍儿棒。说起2014年7月7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一事，焦润坤至今仍十分激动：“能和总书记一起参加‘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骄傲的事情，也是我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们享受这个时代的幸福。”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