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起4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
　　我坐在物理竞赛的考场上，面对一纸的公式和模型深感绝望。那时我上高三，在全校被寄予厚望的理科重点班，成绩又在班里数一数二，参加竞赛是我作为优等生的义务。几乎是学生时代的唯一一回，我打算反抗：我把试卷翻到背面，“唰唰唰”地写起了小说，起名为《北京以北》。故事在我脑子里积攒有一段时间了，那是一个出生于江南的少年的故事，他偶然发现自己是京城旗人后裔，于是北上探寻关于祖辈的真相。
　　小说被我顺手投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意外入选，然后我去上海参加复赛，拿了一等奖。出版商找上门来，说能把我包装成畅销书作家，我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事实上，那篇《北京以北》写完后，我再也没有勇气读它。它是一个前17年都在贫瘠和庸常中度过的男孩的幻想产物，而我怎么能有资格和那些光彩夺目的作家共享“作家”这一称号？我继续顺着“品学兼优尖子生”的路子撒腿狂奔，仅仅把那个冬天视为正确路径以外的一次还有点意思的变轨。高考我发挥得不错，成为当年的江苏省理科状元，有些媒体采访我，问我准备填报什么专业，我想更贴合这个热气腾腾的时代，又想继续写东西，于是回答：“新闻吧。”
　　不幸，我再次当了逃兵。我有什么能力写作？这个疑问又从我的脑袋里钻了出来。有记者劝我，学新闻累；有长辈说，学金融稳当。于是我报了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商学院。
　　我在商学院过得并不开心，像念理科的高中3年，被箍在了一个“没天赋、没兴趣，但结果还可以”的魔咒里。命运奇诡无常，我上大二时到人物杂志社实习，如同坠入爱河，从资料整理做起，做周边采访、写新媒体稿、写短报道，再到独立做长报道，兜兜转转，命运又把我推回写作的路上。我在写作方面的进步用肉眼可见，但对自己“何以写作”的困惑一直不解。
　　这个困惑被部分解决是在这个月。我为 《人物》杂志撰写了关于作家双雪涛的报道。双雪涛是当下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星，他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也是2016年我读完的唯一的国内小说。和双雪涛的4次见面极其愉快，我捕捉到彼此的频率后，意外发现他拥有和我相似的履历：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上大学时读了父母倾心的法学专业，他的第一本小说（同样能被归入幻想文学的范畴）则是在乏味的银行职员岁月里写出来的。
　　我几乎不可遏制地问了他“何以写作”的问题，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向我讲述了写处女作时震颤而又迷人的感受：“我常在深夜里战栗，因为自己的想象，和自己超越自己的想象，自己给自己的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夜晚，一切存在未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
　　这是创作的巨大乐趣，而我一直在用近乎刻意的躲闪回避它。这和你的天资无关，和你的年纪无关，和你的成长轨迹也无关，仅仅是寫，持续写，一直写。我们常常以为创作是“有故事的人”的特权，其实不然，它是对每个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力的礼遇。
　　最近，我在阅读挪威作家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他受困于“编故事”能力的丧失，决心用普鲁斯特式的自传体记录过往的每一个时刻：为孩子换纸尿裤这场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像爆裂的一根水管的父亲的死亡……这些时刻在他的叙述下，笼罩着淡淡的光晕，就像克瑙斯高所说的那样：“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千篇一律。”
　　我无法确认自己何时才有在笔端召唤记忆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成为一名忠于自我、忠于内心的写作者。如同双雪涛喜欢的斯坦贝克的那句比喻：“作家最好的状态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
　　从少年时代的余烬走出，上山的路大概有一生那么漫长。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顶点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