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共诊尘肺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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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孙凡军来说,每一次感冒,都像过一回鬼门关。
  孙凡军,来自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一个小村庄,尘肺病三期患者,他的性命是被抢回来的。
  张海超,新闻人物,“开胸验肺”第一人,来自河南。
  他们是尘肺病人,被称为是“跪着走向死亡”的人。
  尘肺病,是长时间在高粉尘、高污染环境里劳动,通过呼吸道吸入大量粉尘,进入肺细胞,最后陷入化、板结化,导致肺功能丧失的一种职业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孙树菡透露了一个数字:“目前,中国现有职业病人中,尘肺病占90%。”
  记者出身的王克勤长期关注尘肺病人,并发起大爱清尘基金会,他说:“据我们估算,我国尘肺病人数达600万,这只是个保守数字。不仅在矿山,建筑工地也会发生尘肺病。”
  “数量极其巨大,处境极其困难,维权极其艰难,救助极其尴尬。”王克勤用四个“极其”道出了尘肺病农民工面临的真实困境。
  尘肺病遇“三难”
  3月2日,《民生周刊》记者见到了张海超,也见到了他的主治大夫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2014年七八月间,陈静瑜为尘肺病三期的张海超做了换肺手术,术后曾一度出现排异反应。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他,看起来状态不错。
  张海超说:“我只能说是中国尘肺病患者中最幸运的一个。”就医过程中,他曾处处碰壁。许多医院检查告知他患有尘肺病,但避而不谈和职业病有关,诊断证明只出示“排除肺结核、肿瘤”等模糊字眼。
  孙凡军的父亲以挖煤为生,死于尘肺病,父亲死后,孙凡军能谋生的手段依旧是挖煤。2008年因咳嗽严重,去医院检查,孙凡军被诊断为肺结核。半年后,方得知自己患尘肺病,因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维权艰难。
  在孙凡军维权过程中,一个病友去世。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王胜利说:“这些案子的维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官司没打完,人没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单纯按照程序走下去,他们的权益即便得到保障,也看不到结果。”
  王克勤说:“尘肺病本质上是工伤,应该获得赔偿,相应的问题都应该能够解决。但是鉴定难,立案难,获赔难,能够被鉴定为职业病的难,能够做工伤鉴定的更难。”
  尘肺病二期和三期以上患者,每一次呼吸都需要调动浑身肌肉。“得了尘肺病,意味着,只剩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肺在工作,很多尘肺病人不能躺着睡觉,只能趴着度过漫漫长夜。”王克勤说。
  放开鉴定打破治疗垄断
  孙凡军没有工伤保险,但参加了新农合,而尘肺病的医疗报销不在新农合范围之内,他唯一能够申请到的就是每月60元的低保。更戏剧性的是,孙凡军所在煤矿的老板亦死于尘肺病。
  宋进宝来自陕西,在山西的煤矿打工,与孙凡军一样,参加了新农合,没有工伤保险,得不到救助。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弘昌集团董事长陈世强呼吁,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建议将无法确认劳动关系、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职业病待遇和工伤赔偿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新农合。
  孙凡军虽为农民,但维权多年,已经了然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希望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这个门槛太难过了,没有职业病鉴定,就得不到国家的相关救助。”他说。
  张海超的主治医生陈静瑜是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他提出《放开“尘肺病鉴定、治疗”之垄断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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