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造就了陕北人淳朴粗犷、忠厚诚实的性格，也衍生了具有黄土地特有风情的说唱艺术。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些高亢激昂的声腔，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回响千年，至今不息。一代一代的陕北人，在说书、道情、民歌等陕北说唱艺术的熏陶下成长为民间艺术家，延续着陕北独特的文化根脉。
　　一把三弦说古今
　　没有听过说书，就等于没到过陕北。说书是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结束一天的忙碌，晚上能听一场说书是陕北人最大的享受。
　　如果你来延安旅游，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遇见一位地道的陕北说书人。他们怀抱三弦，脚踩甩板，边说边唱，用陕北方言为观众演绎一段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浓郁的陕北风情扑面而来，那激扬粗犷的声腔直入心灵，令人陶醉于陕北人的淳朴与热情之中。
　　陕北说书不只是说，而是说唱并重。正所谓“说是骨头唱是肉”，说书人怀抱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是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人们习惯把用三弦伴奏的称为“三弦书”，把用琵琶伴奏的称为“琵琶书”，其实两者只是伴奏乐器不同，表演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太大分别。
　　陕北说书内容非常丰富，涵盖远古神话、趣闻逸事、民间风俗等方方面面。一些传统书目因循宋元话本和鼓词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依然具有宋代脚本程式化特征。近现代文艺工作者和说书人还编创了很多革命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书目，或赞美颂扬，或嘲笑鞭挞，使得说书更接地气。
　　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曾说：“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1944年，他在延安体验生活时，即对陕北说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搜集整理陕北说书曲目。一个偶然的机会，贺敬之结识了来自横山的说书艺人韩起祥（1915—1989年），听他说唱自编的新书，为其艺术才华所打动。于是，贺敬之便邀请韩起祥来到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韩起祥来到“鲁艺”后不久便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成立的“文协说书组”，并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开始改编和整理旧书，创作新书。经过他改编的旧书有400余部（段），他创作的《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王丕勤走南路》《翻身记》等新书影响巨大，深受说书艺人和广大群众的欢迎，甚至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称赞。在编新书受到重视后，韩起祥致力于推广说新书，在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各县举办说书培训班。在延长县办培训班的时候，他又凭借新书作品赢得了与说琵琶书的领头人杨生富之间的比赛，这更使他的新书深入人心，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学习。韩起祥对陕北说书的改革和传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三弦战士”。
　　另一位说书艺人张俊功（1932—2008年）则是在说书的表演形式和唱腔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张俊功也是横山人，自幼左眼失明，曾拜本县说书艺人张金福为师。1960年，28岁的张俊功进入延安县曲艺馆，在韩起祥、李海清、李有明等人影响下，说书艺技日渐提高。在50年的演艺生涯中，张俊功对说书形式和曲调进行了大胆改革：他改变了单人坐唱说书一把三弦、一副甩板、一副麻喳喳伴奏的固定模式，改为由三弦、二胡、板胡、笛子、小鼓、小镲、木鱼、碰铃等组合而成的小乐队;他吸收了眉户、秦腔等戏曲艺术的唱腔特点，创造了“迷花调”音乐，并在书中制造一些尽可能的“由头”，插入陕北民歌、道情、练子嘴等艺术形式。这些改革使得说书更具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也给了说书艺人自由发挥的艺术空间。人们把张俊功视为说书怪才，常把他与韩起祥并提，俗语“韩起祥帅，张俊功怪”，点出了二人不同的表演特征。
　　韩张二人对说书的改革与推广，促进了陕北说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如今，作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北说书多次入选全国非遗曲艺周参演节目，并参加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受到热烈欢迎。在一些中青年艺人的带动下，陕北说书演出形式更加灵活多变，融合了很多时代元素，进一步舞台化、艺术化。新时代说书艺人紧跟时代步伐，赋予了陕北说书新的生命力，焕发勃勃生机。
　　俗情苦乐唱谐音
　　道情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宋代。陕北道情的形成没有文字记载，在民间一直传唱的一首道情曲唱道：“三柴挂板响连声，口口声声唱道情，祖祖辈辈往下传，洪武年间到如今。”这虽说是口头传唱，但仍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说明陕北道情最迟在明洪武年间已有传唱。不过那时传唱的应该是曲艺道情，不是现在的戏曲道情。
　　陕北戏曲道情大约成形于清代，晋西道情传入陕北后与当地的民歌结合，并吸收了眉户、秧歌等艺术元素，形成了陕北道情的“东路调”，也称为“新调”。与东路调相对而言，原来陕北本土的道情被称为“西路调”，也叫“老调”。陕北老道情受西凉音乐的影响较大，过去称为“凉腔”。陕北道情的流行地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延安的子长市、延川县，榆林的清涧县、子洲县和横山区，其中清涧县被誉为“道情窝子”。
　　陕北人把唱道情叫“吼道情”，把唱一段道情叫“吼一湾道情”，说明陕北道情具有粗犷、豪放的特点。陕北形容人心情愉快的时候，就说“高兴得半夜里唱道情”。陕北道情的主要伴奏乐器有三大件，即小三弦、管子、四胡（民間叫四音），主要打击乐器有渔鼓、简板，后来多以梆子、小铰铰和板鼓代替，配合陕北人特有的激越声腔，“吼”出独特的艺术境界。
　　过去唱道情没有专业团体，都是农民的业余班子，称作“梅花班子”。光绪年间至20世纪30年代，清涧县出现了史家河、岩头、袁家河、乐堂堡等村的道情班子。他们在腊月、正月等农闲时出去演出，农忙时就在家里种地。20世纪40年代，新编秧歌剧《减租会》中的插曲《翻身道情》唱遍大江南北，陕北道情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道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各村堡的民间班社不断扩大，有的县剧团也演道情戏，培养出新一代演员，并创作演出了大批现代道情戏。
　　陕北道情没有如说书和民歌那样广泛流传，可为什么还能一直流传下来呢？这归功于那些痴迷于陕北道情的民间艺人的坚守。演唱陕北道情最出名的两个人是强不屈和惠万年。 　　强不屈（1917—1998年）是陕西省子长市强家沟村人。他15岁开始学艺，有很高的艺术天赋，民间叫“五花身子”即小生、老生、老旦、丑旦（也叫媒旦）、三花都演，西路调、东路调他都会，唱、做、念、打样样行，因而戏路很宽，。强不屈唱道情正如他的名字，有一股坚强不屈的拧劲儿，为了唱好一出戏，他经常一个人在家排戏，将妻子、牛、驴及镢头等拟为角色，对其津津有味地演唱，唱到动情处竟然声泪俱下。传统陕北道情戏都是口传，没有剧本。强不屈文化水平不高，却硬是靠着顽强的毅力记录保留下来30多个剧本。他从艺58年，直到72岁高龄时还为群众登台表演，影响带动了强家沟六代“道情人”。
　　惠万年（1928—2004年）是陕西省清涧县乐堂堡村人，其父惠应泰是当地闹秧歌、唱道情的把式，人称“金嗓子”，也是有名的包头（即旦角）。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爱唱道情，10多岁便能唱一些段子，到14虚岁，已能演包头（装旦角），并成了道情班里的台柱子，村里爱唱道情的大孩子都愿意拉着他一起去唱。惠万年是个多面手，不光能唱戏，还能编戏、导戏。1953年初，他曾被选为优秀民间艺人，与白秉权、“溜溜旦”等一起代表陕西省到北京参加集训。惠万年的老道情唱得最好，尤其以唱苦戏饰旦角最为著名。
　　陕北道情戏大多源于生活，或诙谐幽默，或悲苦缠绵，在“谐谑音闹”中演绎俗情苦乐，抒发陕北人奔放朴素的艺术情怀。经过数代人的坚守传承，虽然老艺人们相继故去，但道情戏依旧在陕北常演不衰。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年轻艺人加入了道情艺术团队，相信这一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戏曲艺术，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响彻陕北，进而走向全国。
　　除了说书和道情，民歌也是陕北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陕北人几乎没有不会唱民歌的，有“男人忧愁唱曲子，女人忧愁哭鼻子”之说，“曲子”即民歌。其实，在陕北男人女人都爱唱“曲子”，高兴时唱，忧愁时唱，思念时唱，幸福时也唱，无时无处不唱，凡有陕北人足迹的地方，就有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流传地域之广，是说书和道情无法相比的，一些民歌不仅在陕北流行，还唱遍全国乃至传到国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乐坛西北风盛行，高亢嘹亮的劳动号子、灵活自由的信天游、情意绵绵的陕北小调承载着陕北人的生活情怀风靡全国，《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等曲目传唱不衰。
　　不管是说书、道情還是民歌，都是陕北人淳朴豪放性格的艺术表达，是陕北民间艺术的结晶。当你站在枣园窑洞前或宝塔山下，随时都会有陕北人激越清澈的声腔传入耳膜，一声声原生态的呼喊响彻黄土高原，美丽的陕北也因这些声腔变得更加鲜活、质朴、亮丽，如同一个穿着花棉袄待嫁的新娘，沉醉于黄土高原上斑斓的霞彩之中……
　　曹伯植，陕西省延安市文旅局退休干部，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