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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所设计的君子人格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之中，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统一。由此可见，君子人格不仅具有修身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作为个体的“君子”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是紧密相联的，在共同体中担当着政治治理的主导者，成员互动的协调者以及文化创造的开拓者角色。
关键词：君子;共同体;角色定位
共同体由什么样的成员组成，在先秦儒家看来，这样的成员便是“君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对“君子”内涵的挖掘，钱念孙先生认为“对君子文化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考察和纯学术的审视，而更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文化自信、张扬国格人格的理性洞悉和时代确证。”[1]“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多达107次，虽有个别几处的“君子”意指“君主，君王”之意，但绝大部分是描述何为现实中道德修养的代表人物，这既是孔子教化他人的手段，也是希望通过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从普通人向君子的转变，使得社会变成“君子社会”。即作为个体的“君子”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是紧密相联的，君子在共同体中担当着政治治理的主导者，成员互动的协调者以及文化创造的开拓者角色。
一、君子是共同体政治治理的主导者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礼记》最早设想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状态——大同之世。大同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天下是公有的，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社会，而普通百姓也都能以道德作为生活的准绳。虽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但为君子社会刻画了终极蓝本。君子社会与西方柏拉图的共同体主义相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命题，他所设计的“金银铜铁”三种人各司其责，服从城邦的善，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秩序良好的共同体是一个正义的共同体，是符合德性的共同体。可见，社会的好坏评判首先是考量作为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的好坏，而君子作为共同体成员中的“精英”，承担着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责任。陈嘉映教授曾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指出：“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作为良好生活的图画”。[2]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思想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无论是仕途官场，还是黎民百姓都呼唤君子人格。
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孔子试图从恢复礼乐教化入手，期待重回周王朝治世，因此孔子主张在政治上效法先王，而在此背景下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便是实践“礼”和“仁”的人群，始终坚持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修己”与“安人”的统一体，不仅有修身要求，也有政治责任。那么君子如何参与到政治中去，在这一问题上大致有两种路径。一是仕途，自世袭制瓦解之后，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君子，因才德兼备，同时出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对改良政治的目的，在体制中得到资格进入到各级权力机关中去，成为共同体意志的代表。因此，作为德才兼备的君子有资格参与政治，执掌公共权力，改良政治。二是倘若君子不出仕，亦可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为仁由己”，仁是君子主动性的体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仁”是君子得名的必然条件，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君子的责任和义务便体现为“仁”，君子需要在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践行“仁”。君子的行为是出于自觉自愿的，而不是从众的心理。在不违反国家政令和社会准则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在此基础上，君子更进一步，主动担当起推动社会生活的责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奋发有为的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
孔子认为君子除了具有内在的“仁”以外，还要知人，所谓“知者不惑”，其中的“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侯外庐先生说：“孔子的知识论，在以人弘道，故知识又为君子治命道、知礼、知言、知道的‘人事’手段。”[3]对于君子而言，更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的要求，君子知天命，才能成为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孟子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君子除了具有改善政治的功能外，还应当起到社会安定和谐的公共作用。荀子也提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在国家机器亦或是平民生活中，君子人格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君子以其德行表率小人，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有道德的君子并不是那种仅思想高尚的人，而是意识到自己应当做什么的人。从“知人”到“治人”体现了君子的社会公共作用。“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更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最著名的提法当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儒家君子人格的一个突出特征就主动关注民生，以民心为己心，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二、君子是共同体成员互动的协调者
君子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君子应当凭借自己的道德品质和责任义务，使得共同体的良好秩序得以可能。随着君子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的辐射范围扩大，共同体里也逐渐地包含了小人，敌人或是其他人群。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的“同”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的“同”不是一个意思，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意思，孔子所说的“同”是人云亦云，人是己是，人非己非，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准则，即与君子相比，小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总是随波逐流，而君子则是能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将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看待。当自己的主张被他人接受时，也应该促使他人的主张被接受;同样，如果君子不接受他人的主张，也不要以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别人。由此可见，“和”就是指君子要尊重别人，在共同体中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孔子以“周而不比”和“群而不党”描述君子的品格，便是肯定君子在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展现的优良品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能够注意自己的言行，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能虚心地接受来自他人地想法，对于好的想法，君子会真诚地赞同，对于不好的想法，君子不会盲从附和，助长错误。对于君子自己来说，如果自己的意见没有被他人接收，他也不会迁怒于此，心怀坦荡，保留意见而不抱怨他人和社会。孔子门下有一位多次与孔子发生冲突的门生：宰我。他曾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遭到孔子的指责。孔子如此评价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尽管如此，宰予被后人列于“孔门十哲”之一，是因为他曾跟从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齐国、楚国的“弘道”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看，宰予独立思考的能力、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以及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恰恰符合君子人格所彰显的品质。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不断演化正是基于对于社会都动乱、政治败坏的批判和改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孔子依旧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但学者对于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研究皆是以批判性的眼光对其加以現实之思考。 杨国荣先生提出：“个体之域的观念、意识、品格无疑体现了对公共之域的社会生活的实质作用，而个体的正义感与公平社会的互动，则在更深的层面展示了以上关联。”[4]君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将社会群体有序地连接起来，君子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君子善于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进行换位思考，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与他人的互动。君子应当把自己的道德和共同体连接起来，产生一种交互作用。君子追求自我的同时能兼顾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将“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他将更容易从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体中学习到他人的长处，共同体也将因他的存在而更富有活力。儒家强调“仁者爱人”，“爱人”要求君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既要注意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也要注意可能对他人造成麻烦的不当行为，在对不正当的思想或行为的克制的问题上，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君子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在孟子的性善论中，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从人的社会性要求君子在对待他人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方式，孟子还提出了“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他说“治人不治，反其智”（《孟子·离娄上》）在治理过程中，如果君子的行为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三、君子是共同体文化创造的开拓者
一个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关键在于有无德才兼备且愿意主动奉献的人来促进社会进程。这种群体便是儒家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因此，除共同体政治治理的主导者，成员互动的协调者外，君子也具有在共同体中担任文化创造开拓者角色的功能。君子首先存在于家庭、家族之中，继而扩大到社会，及至世界，使家庭、社会、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社会的良好风气基于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道德修养，我们知道，礼记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始终是最终理想，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是“善”的，而在共同体中的君子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开拓者。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近君子者”如何？在孟子与宋勾践的对话中，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古代的君子无论得志与否，总是以自己的言行表现唤起人们对于“道”的认识，引导人们归于“道”。孔子曾对学生子路，子贡对于管仲的批评给予了回应，他认为作为忠臣的管仲虽没有做到忠君，为公子纠赴死，但他转而选择辅佐齐桓公，最终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基于历史文明的立场，看待管仲做出的贡献，比起大义，儒家所宣扬的忠君显得次要，管仲的故事体现了君子的社会品格。荀子沿袭了儒家君子人格在开拓文明方面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君子的“精英”形象。荀子较孔孟时代较晚，处于战国末期，用荀子的来说便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时代。荀子在谈及人与万物的区别时也认为“义”能体现人的生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又“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朱承教授在讨论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关系问题时提出：“相对于‘利’的属己性，‘义’具有公共性的意味，强调要人的价值选择要符合更为公共、更为广泛、更为永恒、更为普遍的原则，而不仅仅是从‘小我’‘我所在的团体’利益诉求角度出发。”[5]对于天下之事，既无可又无不可，然必有所依，这就是“义”。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面对重大抉择时，总是指向于“义”，也就是说，君子唯“义”是从。可见，在荀子看来，君子不仅是具有德性的个人，也是法的根源，推动文明世界的社会正义得以实现。
四、小结
可见，君子的言行并不仅限于道德实践，而是贯穿于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君子的道德实践也是政治实践，充满君子的社会便是良好的共同体，君子社会强调了共同体中的成员自身道德品质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君子之所以君子，就在于其中凝聚了对社会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因而至今具有研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现代社会，没有了“圣人”、“君子”等最高的道德象征對于社会大众的导向作用，现代公民要自觉资源从古代君子身上继承保留好的品质，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一致，以寻求美好生活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6-13（001）.
[2]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
[3]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沈阳：沈阳教育出版社，1998.3.
[5]杨国荣.成已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6]朱承.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J].哲学动态，2019（05）.
关键词：君子;共同体;角色定位
共同体由什么样的成员组成，在先秦儒家看来，这样的成员便是“君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对“君子”内涵的挖掘，钱念孙先生认为“对君子文化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考察和纯学术的审视，而更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文化自信、张扬国格人格的理性洞悉和时代确证。”[1]“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多达107次，虽有个别几处的“君子”意指“君主，君王”之意，但绝大部分是描述何为现实中道德修养的代表人物，这既是孔子教化他人的手段，也是希望通过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从普通人向君子的转变，使得社会变成“君子社会”。即作为个体的“君子”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是紧密相联的，君子在共同体中担当着政治治理的主导者，成员互动的协调者以及文化创造的开拓者角色。
一、君子是共同体政治治理的主导者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礼记》最早设想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状态——大同之世。大同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天下是公有的，选举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社会，而普通百姓也都能以道德作为生活的准绳。虽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但为君子社会刻画了终极蓝本。君子社会与西方柏拉图的共同体主义相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命题，他所设计的“金银铜铁”三种人各司其责，服从城邦的善，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秩序良好的共同体是一个正义的共同体，是符合德性的共同体。可见，社会的好坏评判首先是考量作为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的好坏，而君子作为共同体成员中的“精英”，承担着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责任。陈嘉映教授曾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指出：“孔子关于君子的刻画，可引来作为良好生活的图画”。[2]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思想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无论是仕途官场，还是黎民百姓都呼唤君子人格。
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中，孔子试图从恢复礼乐教化入手，期待重回周王朝治世，因此孔子主张在政治上效法先王，而在此背景下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便是实践“礼”和“仁”的人群，始终坚持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修己”与“安人”的统一体，不仅有修身要求，也有政治责任。那么君子如何参与到政治中去，在这一问题上大致有两种路径。一是仕途，自世袭制瓦解之后，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君子，因才德兼备，同时出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对改良政治的目的，在体制中得到资格进入到各级权力机关中去，成为共同体意志的代表。因此，作为德才兼备的君子有资格参与政治，执掌公共权力，改良政治。二是倘若君子不出仕，亦可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为仁由己”，仁是君子主动性的体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仁”是君子得名的必然条件，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君子的责任和义务便体现为“仁”，君子需要在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践行“仁”。君子的行为是出于自觉自愿的，而不是从众的心理。在不违反国家政令和社会准则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理想，在此基础上，君子更进一步，主动担当起推动社会生活的责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奋发有为的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
孔子认为君子除了具有内在的“仁”以外，还要知人，所谓“知者不惑”，其中的“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侯外庐先生说：“孔子的知识论，在以人弘道，故知识又为君子治命道、知礼、知言、知道的‘人事’手段。”[3]对于君子而言，更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的要求，君子知天命，才能成为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孟子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君子除了具有改善政治的功能外，还应当起到社会安定和谐的公共作用。荀子也提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在国家机器亦或是平民生活中，君子人格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君子以其德行表率小人，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有道德的君子并不是那种仅思想高尚的人，而是意识到自己应当做什么的人。从“知人”到“治人”体现了君子的社会公共作用。“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更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最著名的提法当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儒家君子人格的一个突出特征就主动关注民生，以民心为己心，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二、君子是共同体成员互动的协调者
君子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君子应当凭借自己的道德品质和责任义务，使得共同体的良好秩序得以可能。随着君子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的辐射范围扩大，共同体里也逐渐地包含了小人，敌人或是其他人群。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的“同”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的“同”不是一个意思，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意思，孔子所说的“同”是人云亦云，人是己是，人非己非，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准则，即与君子相比，小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总是随波逐流，而君子则是能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将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看待。当自己的主张被他人接受时，也应该促使他人的主张被接受;同样，如果君子不接受他人的主张，也不要以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别人。由此可见，“和”就是指君子要尊重别人，在共同体中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孔子以“周而不比”和“群而不党”描述君子的品格，便是肯定君子在与他人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展现的优良品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能够注意自己的言行，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也能虚心地接受来自他人地想法，对于好的想法，君子会真诚地赞同，对于不好的想法，君子不会盲从附和，助长错误。对于君子自己来说，如果自己的意见没有被他人接收，他也不会迁怒于此，心怀坦荡，保留意见而不抱怨他人和社会。孔子门下有一位多次与孔子发生冲突的门生：宰我。他曾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遭到孔子的指责。孔子如此评价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尽管如此，宰予被后人列于“孔门十哲”之一，是因为他曾跟从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齐国、楚国的“弘道”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看，宰予独立思考的能力、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以及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恰恰符合君子人格所彰显的品质。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不断演化正是基于对于社会都动乱、政治败坏的批判和改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孔子依旧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但学者对于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研究皆是以批判性的眼光对其加以現实之思考。 杨国荣先生提出：“个体之域的观念、意识、品格无疑体现了对公共之域的社会生活的实质作用，而个体的正义感与公平社会的互动，则在更深的层面展示了以上关联。”[4]君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将社会群体有序地连接起来，君子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君子善于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进行换位思考，这样的行为有利于与他人的互动。君子应当把自己的道德和共同体连接起来，产生一种交互作用。君子追求自我的同时能兼顾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将“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他将更容易从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体中学习到他人的长处，共同体也将因他的存在而更富有活力。儒家强调“仁者爱人”，“爱人”要求君子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既要注意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也要注意可能对他人造成麻烦的不当行为，在对不正当的思想或行为的克制的问题上，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与他人的沟通中，君子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在孟子的性善论中，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从人的社会性要求君子在对待他人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方式，孟子还提出了“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他说“治人不治，反其智”（《孟子·离娄上》）在治理过程中，如果君子的行为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三、君子是共同体文化创造的开拓者
一个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关键在于有无德才兼备且愿意主动奉献的人来促进社会进程。这种群体便是儒家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因此，除共同体政治治理的主导者，成员互动的协调者外，君子也具有在共同体中担任文化创造开拓者角色的功能。君子首先存在于家庭、家族之中，继而扩大到社会，及至世界，使家庭、社会、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社会的良好风气基于每一位共同体成员的道德修养，我们知道，礼记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始终是最终理想，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是“善”的，而在共同体中的君子应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开拓者。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近君子者”如何？在孟子与宋勾践的对话中，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古代的君子无论得志与否，总是以自己的言行表现唤起人们对于“道”的认识，引导人们归于“道”。孔子曾对学生子路，子贡对于管仲的批评给予了回应，他认为作为忠臣的管仲虽没有做到忠君，为公子纠赴死，但他转而选择辅佐齐桓公，最终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基于历史文明的立场，看待管仲做出的贡献，比起大义，儒家所宣扬的忠君显得次要，管仲的故事体现了君子的社会品格。荀子沿袭了儒家君子人格在开拓文明方面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君子的“精英”形象。荀子较孔孟时代较晚，处于战国末期，用荀子的来说便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时代。荀子在谈及人与万物的区别时也认为“义”能体现人的生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又“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朱承教授在讨论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关系问题时提出：“相对于‘利’的属己性，‘义’具有公共性的意味，强调要人的价值选择要符合更为公共、更为广泛、更为永恒、更为普遍的原则，而不仅仅是从‘小我’‘我所在的团体’利益诉求角度出发。”[5]对于天下之事，既无可又无不可，然必有所依，这就是“义”。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面对重大抉择时，总是指向于“义”，也就是说，君子唯“义”是从。可见，在荀子看来，君子不仅是具有德性的个人，也是法的根源，推动文明世界的社会正义得以实现。
四、小结
可见，君子的言行并不仅限于道德实践，而是贯穿于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君子的道德实践也是政治实践，充满君子的社会便是良好的共同体，君子社会强调了共同体中的成员自身道德品质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君子之所以君子，就在于其中凝聚了对社会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因而至今具有研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现代社会，没有了“圣人”、“君子”等最高的道德象征對于社会大众的导向作用，现代公民要自觉资源从古代君子身上继承保留好的品质，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一致，以寻求美好生活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光明日报，2014-06-13（001）.
[2]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
[3]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沈阳：沈阳教育出版社，1998.3.
[5]杨国荣.成已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6]朱承.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J].哲学动态，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