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开始担任总税务司,直到一九一一年九月去世,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掌门人。不仅如此,他对于晚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能够说得上话。当初决定建立总税务司时,无论是各国公使还是商人们,都希望把这一机构建立在商业中心上海,但后来还是建在了北京,并隶属于总理衙门,所以每当晚清京官对于外交事务不知如何应对时,他们就会就近向赫德请教。在一八六九年《中英新条约》、一八八五年《巴黎草约》、一八八七年《里斯本草约》谈判过程中,赫德都曾发挥过作用。由于工作努力,为人谨慎,赫德很受清廷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如一八六九年赏加布政使衔,一八八五年赏戴花翎,一九○一年更荣获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是即使中国官员也很难得到的。作为晚清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领导,赫德在很多人眼里也近乎一个中国官员了。
　　对于研究晚清的海关史、外交史来说,赫德的意义是毋庸多言的。首先要进行这一研究的是美国人马士(Hosea B. Morse)。马士一八七四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一八七七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一八八七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一九○三至一九○七年任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一九○九年退休后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史。
　　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赫德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予以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七十四本)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研究。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一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这部巨著自一九一○至一九一八年陆续出版,很快成为国际汉学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尽管如此,马士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初衷,在为二、三卷所写的前言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遗憾:“在我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最初的念头就是想使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成为全书的核心,并且就拿他们作为线索来编写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历史。……我终于不曾获得赫德的日记,并且有几大札重要的书信也没有归我利用;因为得不到这项遗漏的资料,所以要写那本曾经由我计划好了的历史性的传记,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就只好极其遗憾地,不得不用一部历史来代替一本传记。”
　　当然遗憾也并不是完全无可弥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马士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对晚清的海关以及赫德本人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论述,如第二卷第一章(上海税务司)、第二章(总税务司)、第七章(海关权力的确定)。在第三卷第十四章(协定中的海关)中他对赫德做了这样的评价:“赫德爵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自从早期耶稣会教士起,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因深通中国语言,所以能把事情敷陈成那样一种形式,致使西方读者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却能够投合精细有余而胸襟开阔不足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好;虽然在财政经济方面能力不强,可是在组织和指导别人的工作上,他是一个奇才;而他的最优异的品质则是他的谨慎。”可见,赫德在晚清错综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能够长期控制海关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是自有他的一套官场经验的。
　　马士在坎伯莱小镇过着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生活。一九二九年深秋,一个年轻学生的来访打破了他晚年生活的沉寂,并开始了一段忘年交,直到一九三四年马士去世。此人就是日后西方汉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当时费正清刚从哈佛本科毕业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和马士不仅有校友之谊,也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他已决定把近代英国对华政策和英中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打算从海关这一重要的机构切入。初次见面,兴奋不已的马士就滔滔不绝地向费正清讲了一大通有关海关和晚清政府的情况,并承诺以后会给费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马士没有子女,他显然已经把费正清当做了自己的某种继承人,而费正清也在马士身上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亲。对于马士的大名,费正清早在哈佛时就已经听说,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他仔细阅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章节。马士的著作体大思精,考证翔实,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使用一条中文材料,完全依靠外文资料。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他这样做固然有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文材料的不易获得。这一状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是可能的了。
　　费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马士,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工夫。一九三二年初,他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海关的地方,时间是一八五四年,费正清希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地进入赫德的世界。但一个意外人物的出现把费正清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这个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魏尔特出生于英国,一九○三年来华进入海关工作,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务,并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机要秘书。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费正清一到上海就拿着马士的介绍信前往拜访。总税务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机构之一,一九二九年后从北京移至上海。费正清在魏尔特那里没有得到马士那样的欢迎,他的到来一下子让主人大为警惕。原来魏尔特正在计划写一部海关史,或者说是一部赫德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海关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赫德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由魏尔特来写自然颇为合适。魏尔特长期供职海关,熟悉业务,接触过海关有史以来的大量材料,而且作为机要秘书还能够看到一般海关人员无缘一见的机密文件。面对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对手,费正清立刻决定把自己研究课题的下限划定在一八五八年——赫德是一八五九年才入海关的,这样绝对不会和魏尔特冲突;并且他明确地告诉魏尔特,他将把以后四年的留学时间主要用来学习中文和阅读中文材料,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尔特长达九百多页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書于一九五○年问世,三年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这篇论文是在他一九三五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写而成的,那篇论文讨论了一八五○至一八五八年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一九五三年的论著则不仅把论题扩大了,而且时间也调整为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四年,离赫德掌管海关的时间更远了。
　　马士当年因为没有看到赫德的日记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而魏尔特在这一方面也并没有走得更远,估计他也同样遭到了赫德家属的拒绝。赫德的日记直到一九七一年由其长孙捐献给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才大白于天下,这已是魏尔特去世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一珍贵的史料,费正清和他的同事很快投入了整理工作,在一九九一年他去世前,赫德的早期日记分两大册(一八五四——一八六三,一八六三——一八六六)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对于一辈子乐于为他人作嫁衣的费正清来说,这一工作或许比写一本赫德的传记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马士和魏尔特在世时没能看到赫德的日记,而费正清则是在生前没能完成《马士传》的写作。马士在中国海关三十多年的工作业绩虽然难以和赫德相比,但他的一生无疑也见证了晚清历史的波澜曲折。学术研究永远都是一个将留下种种遗憾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