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认真的写作者，都会在自己所处时代与现实生存之间，不断探寻写作的意义与可能。在唐朝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中，李白、杜甫他们既写出了开阔、自由、奔放、具有大唐气象的诗歌珍品，也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直面现实的悲悯之作。所以，一个时代的审美，既是丰富多元的，又与时代的整体风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朦胧诗”问题，谢冕等前辈顶着巨大压力发表了“三个崛起”文章，为新诗写作个人化、生活化和所谓“朦胧诗”的合法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十分喜欢“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样的提法。我觉得，这种提法所表明的文学发展状态，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我们的创作才会更加生机勃勃。
　　近年来，随着阅读的深入与扩展，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诗歌创作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发展的崭新阶段。诸多沉潜踏实的诗人，不断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但同时，整个诗歌创作格局和美学视域，又显得过于平滑和单一。我在期盼诗坛能够像20世纪80年代贡献出昌耀一样，贡献出具备独特美学气质的诗人，同时自己也尝试着去走不同的道路。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水平有限，但是我希望去碰觸一些陌生的题材和领域，试着去构建自己的写作体系。因为包括我自己，有太多的年轻人写出了大量自我、纤细、敏感、脆薄的作品，已经形成了几乎完全统一而难于辨识的美学风格。而我们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却具有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诗学样态，人们的生存，又是那么残酷而华丽、顽韧而脆弱，都在无尽空虚中，寻求着生命的意义和永恒。所以，我想从自身生存的场域出发，去历史和大地的深处，探寻灵魂归宿的可能性。同时，我也想锻造一种开放、混沌、大气、自由的诗风，来配合这样一种具有牺牲意味的创作行为。
　　以上就是《诗篇：西汉水》这组诗出现的缘由。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地方，处于秦岭南麓西段，西汉水作为一条神话般的河流，与她周遭的土地一起，孕育了周秦盛世和氐羌文明，成为我们祖辈繁衍生息的风水宝地，我从小奔走在这条大河的身边，切身感受过她的雄浑与博大。现在，年近不惑的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宿命般的写作责任，催迫着我去了解她，呈现她。她注定是一条不同凡响的河流，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她两岸的人，肉体与灵魂的来源与归宿。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以私我、羸弱为美的时代，承续她沉淀在我们身体中狂放、豪侠、恣肆、壮美的基因，完成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人类灵魂的塑造。我想，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找到我们这群人灵魂的归宿与恒在。这条路刚踏上去，我也将一往无前，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