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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对于汉代地域文化的考古研究，更是具有时代性的意义，受到了考古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冀中南正处于我国华北平原，在当时的汉代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不可忽视的考古学价值。文章从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中的汉墓考古入手，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考古学；研究
冀中南地处华北平原地带，往北与长城一带接壤，有着浓厚的北方文化，而往南则连着黄河中下游地区，东邻山东，西隔太行山，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從20世纪50年代冀中南一带汉墓出土随葬品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其文化特色的与众不同。可以说，汉代冀中南一带的地域文化对考古学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尤其对各类墓葬文化的分析，更是充分展现了我国汉代文化的繁荣史。
1 对汉代墓葬形制的认识
从冀中南所发现的汉墓形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带有横向墓道的砖室墓。
1.1 竖穴土坑墓
据史料记载，竖穴土坑墓在我国东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流行，例如战国中晚期的燕下都遗址中的墓葬大都是竖穴土坑墓的形态。在竖穴中直接放置尸体或棺椁。而到了西汉初期，这种竖穴土坑墓一直被沿用着，只不过更为先进一些。到了西汉中期，人们已经开始用砖砌起四壁，在上面加上木板再砌砖，只是这种砖椁墓并没有在汉代冀中南地区流行起来，却在山东地区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初期。由这种现象也可以推断，冀中南的这种砖椁墓形制，与山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了鲁北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
1.2 洞室墓
洞室墓的起源更为悠久，据考古学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则为关东地带。而且这种洞室墓的形制大都是以口大而底小的长方形制出现的，同时在洛阳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墓穴，这就可以说明关中地区和洛阳一带在文化交流上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进入汉代之后，以长安为核心、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地域依然是洞室墓的主要分布区，而冀中南与三河互为毗邻，必然会受到三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于是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中也就出现了洞室墓的影子。
1.3 砖室墓
带有横向墓道的砖室墓出现于冀中南地区的西汉晚期，但因生活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一直到了东汉初期才得以推广和流行。这种砖室墓的规模与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相比，不仅面积大，而且结构也相对比较复杂。对于一些贵族墓来讲，砖室墓的面积可达上百平方米，而且构筑的方式也非常复杂，可以由主室、侧室等构成。但砖室墓的构建结构总体上都是以“甲”字形为主，这种结构也被王室贵族所认可，其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及长城以北的塞外。
2 从汉墓随葬物品来进行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在汉代冀中南地区人们对于死者的随葬品是非常看重的，并且其种类特别丰富，不仅有陶器、铁器、漆器等，还有比较贵重的玉石和青铜器，虽然这种贵重的器皿随葬较少，但在大型墓室中，也是可以发现这些随葬器物的。当然，诸如各种各样的陶器和金属附件还是很多的，而一些漆器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已经腐烂。从汉代冀中南地区这些随葬物品的类型来看，也能够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解和分析。
2.1 陶器
冀中南随葬陶器的葬俗也是受当时汉文化墓葬共性因素的影响。经考古学家研究，冀中南汉墓所随葬的陶器有着两种不同的特点，有的陶器在汉墓中是普遍存在的，诸如圆球腹矮蹄足鼎、扁球腹矮蹄足鼎、盘口鼓腹圈足壶等，这些陶器的形态与铜器有些相似之处，应该是当时的汉代劳动人民仿铜礼器而制造的，在当时流行甚广，因此，可以将其纳入汉代墓葬区性因素。另一种陶器在形态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色，诸如盆形高足鼎、罐形高足鼎、喇叭口假圈足壶等，但这样形态的陶器在冀中南地域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可以被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2.2 生活器物
生活类的器物主要包括熏炉、奁、樽、魁、灯、形樽、耳杯、案等，这些生活器物中的耳杯、形樽最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在墓葬中出现过。而且这些生活物品的形态与汉代冀中南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据考古学家们研究，这也是由战国时期的器形发展而来的。而那些盆形、灯、奁、樽、魁、熏炉等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出现在墓葬中的新类型，而且分布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北方的冀中南地区有，而且在江浙一带也都曾经发现过，其各地形态基本没有太多差异，这也算是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有一种鼎形圆炉是西汉晚期冀中南汉墓出现的新生活器具，这种圆炉可以承放炊具，炉内还能够生火，炉口周围有支钉，后人研究这种随葬生活物品应该与庖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墓葬出土时，这种圆炉多与灶共同出现，也正好说明圆炉与灶是一对组合，如说景县大代庄东汉墓等。如果把这些随葬品与当代的生活相联系的话，也会觉得是为了烹饪才随葬这些生活器物的。这样的圆炉在西汉后期的鲁北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年间，而鲁北正好与冀中南相互依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鲁北地区的随葬器物中只见灶而不见圆炉，据推测圆炉可能是被当地人们当作一种特殊的厨房用具来使用，而到了冀中南地区的组合出现，则是受鲁北地区文化因素的作用。
2.3 模型器物
在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还有模型明器，比如说仓、仓楼、猪圈等，而这些随葬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把这些生活设施制作成为陶制模型来进行随葬，这在当时的汉代是很盛行的一种随葬方式。特别是在西汉中后期，这些模型明器的随葬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而在这些模型器物的形态上，它也与陶礼器非常的相似，充分体现出了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冀中南地区的汉墓中多以方井、梯形的炉灶出现，并且直到东汉的晚期都一直在延续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器物的形态也变得非常连贯和完整，这应该属于冀中南地域文化因素的范畴。
另外，在冀中南一带的墓葬中还发现一些具有亚腰形井、马蹄形灶、梯形卷沿井、浅腹矮足等形态的模型明器，这些形态并没有成为汉代墓葬的主流。尤其是其中梯形卷沿井，出现较晚，盛行于东汉，且这种形态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冀中南本地文化的产物。而其他几种形态在气候环境等特点不同的作用下，也与其他地区有着一些类似之处和共同点，却因为各地文化的不同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性。
2.4 日用陶器
汉代陶制品的形态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在墓葬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罐、釜了，而出现最多的则是直口球腹罐、直颈深弧腹罐、束颈深弧腹罐，这三种陶罐的出现频率是其他形态陶罐的一倍以上，并且在别的地区也很少见这三种陶罐，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冀中南的本土文化因素。除了这三种常见的陶制品之外，还有一些诸如圆弧腹平底罐、尖鼓腹平底罐等也在冀中南地域出现过，不过仅仅是一段时期，但这些陶器却在鲁南、苏北一带广泛流行，因此，被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种鲁南苏北文化因素，而冀中南则是受其影响。另外的一种日用陶器为陶釜，这是西汉墓中常见到的日用器物，虽然在冀中南汉墓中釜的数量与罐相比数量较少，但却也是贯穿于整个西汉时期的一种随葬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还形成了连贯性的演变序列，这也是冀中南本土文化因素的一个标志。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具有三种不同的属性文化因素，即本地文化因素、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及外来文化因素，要进行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研究，就必须要从这些文化特征的发展和变化中进行分析，让古代历史文化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宋蓉.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J].文物春秋，2015（01）：30-39.
[2]郑禄红.青岛地区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D].烟台：烟台大学，2013.
[3]石自社.洛阳地区汉代墓葬形制的考古学观察[C]//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
关键词：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考古学；研究
冀中南地处华北平原地带，往北与长城一带接壤，有着浓厚的北方文化，而往南则连着黄河中下游地区，东邻山东，西隔太行山，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從20世纪50年代冀中南一带汉墓出土随葬品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其文化特色的与众不同。可以说，汉代冀中南一带的地域文化对考古学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尤其对各类墓葬文化的分析，更是充分展现了我国汉代文化的繁荣史。
1 对汉代墓葬形制的认识
从冀中南所发现的汉墓形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带有横向墓道的砖室墓。
1.1 竖穴土坑墓
据史料记载，竖穴土坑墓在我国东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流行，例如战国中晚期的燕下都遗址中的墓葬大都是竖穴土坑墓的形态。在竖穴中直接放置尸体或棺椁。而到了西汉初期，这种竖穴土坑墓一直被沿用着，只不过更为先进一些。到了西汉中期，人们已经开始用砖砌起四壁，在上面加上木板再砌砖，只是这种砖椁墓并没有在汉代冀中南地区流行起来，却在山东地区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初期。由这种现象也可以推断，冀中南的这种砖椁墓形制，与山东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了鲁北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
1.2 洞室墓
洞室墓的起源更为悠久，据考古学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影响最为明显的地区则为关东地带。而且这种洞室墓的形制大都是以口大而底小的长方形制出现的，同时在洛阳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墓穴，这就可以说明关中地区和洛阳一带在文化交流上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进入汉代之后，以长安为核心、洛阳为中心的三河地域依然是洞室墓的主要分布区，而冀中南与三河互为毗邻，必然会受到三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于是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中也就出现了洞室墓的影子。
1.3 砖室墓
带有横向墓道的砖室墓出现于冀中南地区的西汉晚期，但因生活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一直到了东汉初期才得以推广和流行。这种砖室墓的规模与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相比，不仅面积大，而且结构也相对比较复杂。对于一些贵族墓来讲，砖室墓的面积可达上百平方米，而且构筑的方式也非常复杂，可以由主室、侧室等构成。但砖室墓的构建结构总体上都是以“甲”字形为主，这种结构也被王室贵族所认可，其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及长城以北的塞外。
2 从汉墓随葬物品来进行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在汉代冀中南地区人们对于死者的随葬品是非常看重的，并且其种类特别丰富，不仅有陶器、铁器、漆器等，还有比较贵重的玉石和青铜器，虽然这种贵重的器皿随葬较少，但在大型墓室中，也是可以发现这些随葬器物的。当然，诸如各种各样的陶器和金属附件还是很多的，而一些漆器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已经腐烂。从汉代冀中南地区这些随葬物品的类型来看，也能够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解和分析。
2.1 陶器
冀中南随葬陶器的葬俗也是受当时汉文化墓葬共性因素的影响。经考古学家研究，冀中南汉墓所随葬的陶器有着两种不同的特点，有的陶器在汉墓中是普遍存在的，诸如圆球腹矮蹄足鼎、扁球腹矮蹄足鼎、盘口鼓腹圈足壶等，这些陶器的形态与铜器有些相似之处，应该是当时的汉代劳动人民仿铜礼器而制造的，在当时流行甚广，因此，可以将其纳入汉代墓葬区性因素。另一种陶器在形态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色，诸如盆形高足鼎、罐形高足鼎、喇叭口假圈足壶等，但这样形态的陶器在冀中南地域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可以被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2.2 生活器物
生活类的器物主要包括熏炉、奁、樽、魁、灯、形樽、耳杯、案等，这些生活器物中的耳杯、形樽最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在墓葬中出现过。而且这些生活物品的形态与汉代冀中南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据考古学家们研究，这也是由战国时期的器形发展而来的。而那些盆形、灯、奁、樽、魁、熏炉等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出现在墓葬中的新类型，而且分布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北方的冀中南地区有，而且在江浙一带也都曾经发现过，其各地形态基本没有太多差异，这也算是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有一种鼎形圆炉是西汉晚期冀中南汉墓出现的新生活器具，这种圆炉可以承放炊具，炉内还能够生火，炉口周围有支钉，后人研究这种随葬生活物品应该与庖厨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墓葬出土时，这种圆炉多与灶共同出现，也正好说明圆炉与灶是一对组合，如说景县大代庄东汉墓等。如果把这些随葬品与当代的生活相联系的话，也会觉得是为了烹饪才随葬这些生活器物的。这样的圆炉在西汉后期的鲁北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年间，而鲁北正好与冀中南相互依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鲁北地区的随葬器物中只见灶而不见圆炉，据推测圆炉可能是被当地人们当作一种特殊的厨房用具来使用，而到了冀中南地区的组合出现，则是受鲁北地区文化因素的作用。
2.3 模型器物
在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还有模型明器，比如说仓、仓楼、猪圈等，而这些随葬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把这些生活设施制作成为陶制模型来进行随葬，这在当时的汉代是很盛行的一种随葬方式。特别是在西汉中后期，这些模型明器的随葬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而在这些模型器物的形态上，它也与陶礼器非常的相似，充分体现出了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冀中南地区的汉墓中多以方井、梯形的炉灶出现，并且直到东汉的晚期都一直在延续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器物的形态也变得非常连贯和完整，这应该属于冀中南地域文化因素的范畴。
另外，在冀中南一带的墓葬中还发现一些具有亚腰形井、马蹄形灶、梯形卷沿井、浅腹矮足等形态的模型明器，这些形态并没有成为汉代墓葬的主流。尤其是其中梯形卷沿井，出现较晚，盛行于东汉，且这种形态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冀中南本地文化的产物。而其他几种形态在气候环境等特点不同的作用下，也与其他地区有着一些类似之处和共同点，却因为各地文化的不同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性。
2.4 日用陶器
汉代陶制品的形态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在墓葬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罐、釜了，而出现最多的则是直口球腹罐、直颈深弧腹罐、束颈深弧腹罐，这三种陶罐的出现频率是其他形态陶罐的一倍以上，并且在别的地区也很少见这三种陶罐，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冀中南的本土文化因素。除了这三种常见的陶制品之外，还有一些诸如圆弧腹平底罐、尖鼓腹平底罐等也在冀中南地域出现过，不过仅仅是一段时期，但这些陶器却在鲁南、苏北一带广泛流行，因此，被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种鲁南苏北文化因素，而冀中南则是受其影响。另外的一种日用陶器为陶釜，这是西汉墓中常见到的日用器物，虽然在冀中南汉墓中釜的数量与罐相比数量较少，但却也是贯穿于整个西汉时期的一种随葬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还形成了连贯性的演变序列，这也是冀中南本土文化因素的一个标志。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具有三种不同的属性文化因素，即本地文化因素、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及外来文化因素，要进行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研究，就必须要从这些文化特征的发展和变化中进行分析，让古代历史文化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宋蓉.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J].文物春秋，2015（01）：30-39.
[2]郑禄红.青岛地区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D].烟台：烟台大学，2013.
[3]石自社.洛阳地区汉代墓葬形制的考古学观察[C]//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