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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的完成，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差不多用去了我十几年的时间，如此“旷日持久”，不免会觉得感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王德威先生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先是长篇论文，后来扩展成专书），当时受其激发，便有了些想法，于是陆续写出，暂时积攒在手里，后来凑成书稿，算是对这一在学界广有影响的说法的一份侧面回应。德威先生惋惜“五四”新文学未能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持以必要的尊重，心浮气躁地看漏了它实际所包含的丰富的“现代”因素，而有意无意对之造成的“压抑”，致使自身本应达成的丰富和深刻，或者说广度和高度，都不免因此而有所受制。这一“后见之明”，虽确有所“见”，但可能在带来新“见”的同时，也带来些新的“不见”和“未明”之处。
我当时其实颇忧心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通俗”、“世俗”或者“物质主义”的文学写作，有可能降低中国文学所应有的思想及精神水准，并将其与上述郑重致敬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惋惜“五四”新文学有意无意对其造成“压抑”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去挂钩，认为后者对前者虽然未必有直接“责任关系”，但至少起有推波助澜作用，间接责任还是有的，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者是也。现在看来，也许有些责之过苛。至于“压抑”云云，那也要看怎么说了。思想、学术，文化、文学，其发生、发展与生命元气的保存，都离不开自由、多元的生存环境。“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诞生于北洋时期，属于周作人说过的“王纲解纽”时代，军阀纷争，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意识形态上的定于一尊，政局的糟糕自不待言，但思想、学术与文化、文学的环境，却是民国时期再也不曾有过的宽松，故而新文学之与晚清通俗文学一脉，应该是自在某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竞争关系之中，之间并无太多外在的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干预，新文学不甘于承续晚清通俗文学的余绪;或者按“压抑”说，对晚清通俗文学一脉持以“压抑”的态度，并非是借助于外部某种“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的施压，不过是思想学术、文化文学之间，彼此相对公平的竞争、选择的结果。
而我随后也似乎越来越清楚，我当时的疑惑，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参照视野上的差异，我可能多少嫌德威先生在视野上还拓得不够开，尽管他博览了数以千百种计的晚清小说，可讨论问题的视野，似乎始终未能越出晚清文学雷池的半步。
我何以要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从一开始就会信疑参半呢？上面已说过，德威先生此说，事关如何恢复中国新文学所本应具有的丰富和包容，他认为新文学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的有意无意地压抑，实源于其对于晚清文学“通俗性”中所蕴含的丰富“现代性”的视而不见与无从理解，倘若这一面能为新文学所充分认可和接纳，并发愤踔厉，大而广之，则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或许未可限量，至少要比后来它所形成的格局和气度大出许多，他因此而替已成定局的中国新文学觉得可惜。我觉得他说得没错，但又有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不满意在他始终是在拿文学说事，始终拘囿在文学的范围里谈论文学，谈到新文学的承传，便只是去晚清文学那里搜讨，可问题是，晚清文学从精神气脉上讲，其实很孱弱，实在不足以支撑得起可以与后来的新文学相对应的精神视野与气度。
我觉得在讨论文学承传的问题上，我们不妨听从章太炎的建议，把边框彻底打开。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应当把文学放置在一个时代的总体的精神空间中去考量才是。精神自有精神的运作逻辑，其所遵循的规则，套用当今股票市场的说法，应该是“逢高吸纳”，也就是说，在精神的空间或平台上，唯有更好、更有高度、深度与宽度的精神，才有竞争力，才有可能对别人施展影响力，为人所接纳。但在晚清的精神空间里，足以拥有此番能量的精神活动，似乎并不在通俗文学。晚清民初，有高度、深度和宽度的精神活动，主要多由思想学术所承担，而非通俗文学。精神空间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有所不同：资本（逻辑）是逢低吸納，高位抛出，以从中赚取差价为满足;精神则注定是往上走的;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虽然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里对此有过很辩证甚至很诡辩的说法，“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可我还是觉得不一样，它们毕竟是两条路。
既然旨在将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其精神建构，重新纳入晚清以来，最足以代表中国思想学术水准的空间和视野，视其为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精神整体构架中的组成部分，打通其与晚清以来思想、学术之间彼此息息相关的联系，而此一思路现时期尚少见有人采纳与尝试，因而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将遭遇的困难，自然远比预想的繁多，关涉的学科层面与需要重新研读的资料，毫不夸张地说，增长之势几乎呈几何级数，当初的起意、构想，随视野与研读的拓展及延伸，也会在相应的迁延中改变一些方面，甚至推倒重来。
有关章太炎及钱玄同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部分，最初成稿于2000—2005年，我在位于日本长野松本的信州大学人文部任教期间。与我谊兼师友的新颖教授，大概是最早看过它们的抽印本或电子文稿的，当即就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鼓励。当时他也正好有一段时间在韩国釜山大学教书，本来说好会有一个赴东京一桥大学开会的机会，我准备前去看他，后来不知何故未能成行。早些年，我曾有幸担任他们这个班的班主任的时候，新颖就曾以他出众的悟性令我暗自惊喜过。承他有心，把他在釜山那一段跟我有过几次往还的电子书信留存了下来。他当时凭第一印象，对我刚上手的工作所说的一些话，再一次让我感到惊喜。我觉得他对这项研究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理解。另外让我觉得惊喜的则是，他把一些时过境迁，后来几乎都已经让我忘干净了的，即当时起意、发凡的一些心理动机，也都在他的日记里替我一一留存了下来。我将它们引录在这里，一来是想借重新颖的话，替自己壮壮阵势（如果真有这样的阵势的话）;二来呢，也是想借重这样的机会，多少向这本书的读者（我真心地谢谢你们！）交代一下当初我打算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点幽微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2002年5月10日写的，我当时在韩国釜山大学，而李老师在日本信州大学已经好几年了。 反复读了几遍李振声老师的E-mail。
前些日子，我请李老师把他写的长文《钱玄同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始末发微》发来，读后我写信给他谈我的感受，同时也谈了我自己在学术上的困惑，向他求教。好几天没有回音。现在读到他的信：“这段时间日本过‘黄金周’，一直没上研究室，你的邮件还是刚刚看到的。谢谢你有耐心去读我那篇读起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快感的文章。年纪大了，文章写起来，连自己也觉得只是一味地在枯瘦下去，读你们的文章，可以是那样地腴润自如，心里非常羡慕，但也无可如何，只好这样了。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实在太难了，我只能老实说，我也答不出。谁都有过或多或少受此类困扰纠缠的时候。我自己这么多年，便是稀里糊涂挨过来的。我在这方面一向比较糊涂，同时还有点固执，信服别人指点不如信服自己。人文这一行，说到底无非还是王国维、傅斯年他们早已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老话，一是看你能不能找到新的材料，再就是你有没有新的看法。一种东西或环境太熟悉了，就有撤离的必要，除非你有了新看法，让原先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又能让你像打量一件陌生的东西那样重新打量它，这需要理论。”
我读振声老师的这篇长文，与去年读他的另一篇长文《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感受略有不同。关于章太炎的文章，题目意思显豁;这篇谈钱玄同参与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始末的诸多繁杂事情，我一开始读就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阅读会被引向哪里。我就是一直怀着紧张的心情，看李老师非常耐心地考证和讲述种种细故。为什么钱玄同晚年会忍受着极大的病痛，以远远超出身心所能够承受的限度编校刘师培的遗著？读到这一问题提出，不禁怦然心动。“正是这样的一份工作，搅动了他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使得那些早已成为他一生中最弥足珍贵的材料，那些昔日往事，都纷纷回到了他的心里……这件工作对他来说，实有特殊的意义。他似乎是在借此确保自己可以自由地并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借以寻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实的身份、感情和价值观有所歸属。”文章后面的部分援引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里的看法，论述钱玄同对刘师培的学术评价与对历史危机时刻的刻骨铭心记忆息息相关。钱推重非纯粹学者时代的刘早年著述的学术价值，却看轻其后期执教国学院及北大时期的著述，与鲁迅临终对章太炎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这是因为，他们所认同的，是在历史特定危机时刻展开的思想和学术，此时此刻的思想和学术或不“纯粹”，但因深深介入现实的危机情境中，使得原本被限制在经院和书面上的著述活动，绽放出与危机撞击下显得特别真实有力的生命活动直接相通的种种可能，从而透出其特有的精神光泽。刘师培遗著的整理和编纂，使晚年钱玄同再次重温并确认了自己之于危机时刻的思想学术精神的认同关系，并借以重新理解和提出撰写一种有别于纯粹学究性模式的学术史的可能性。文章恰好结束于这高潮处。
日记里说到的两篇长文，是李振声老师这些年来所做的一项工作的部分成果，这项工作是，对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源头和思想资源作一个清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思想著述纳入新文学思想资源的框架里加以审视和谛听，力求对新文学的来龙去脉作更有历史根底的理解和阐释。同时还牵涉，置身社会文化急骤转型时期，学问家何以对时代做出反应，何以自处，何以接洽已有的学术体系与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无法避免地会指向更根本的追问，学问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问？如此等等。李老师跟我说，他要写的这些文字，一方面是在反刍历史，重新体验和追寻先人的内心经验，同时也想宽释自己心里的困惑和疑难。
章太炎那篇随即便由与我同样谊兼师友的业松教授“自告奋勇”地拿去荐发于湖南的《书屋》。记得，当时《书屋》因故两期合并为一册，正好可以一次刊完这篇不短的文稿，得以让它就此结识了不少当时的年少新锐。康有为、梁启超部分的文字，曾刊发在陈思和、王德威先生担纲主编，金理教授负责编务的近年的《文学》季刊;王国维部分刊于复旦古籍所刊行的《薪火学刊》;还有一些初稿雏形，则曾相继刊发于《复旦学报》、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和《杭州师大学报》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王德威先生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先是长篇论文，后来扩展成专书），当时受其激发，便有了些想法，于是陆续写出，暂时积攒在手里，后来凑成书稿，算是对这一在学界广有影响的说法的一份侧面回应。德威先生惋惜“五四”新文学未能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持以必要的尊重，心浮气躁地看漏了它实际所包含的丰富的“现代”因素，而有意无意对之造成的“压抑”，致使自身本应达成的丰富和深刻，或者说广度和高度，都不免因此而有所受制。这一“后见之明”，虽确有所“见”，但可能在带来新“见”的同时，也带来些新的“不见”和“未明”之处。
我当时其实颇忧心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蔚为大观的“通俗”、“世俗”或者“物质主义”的文学写作，有可能降低中国文学所应有的思想及精神水准，并将其与上述郑重致敬晚清“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惋惜“五四”新文学有意无意对其造成“压抑”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去挂钩，认为后者对前者虽然未必有直接“责任关系”，但至少起有推波助澜作用，间接责任还是有的，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者是也。现在看来，也许有些责之过苛。至于“压抑”云云，那也要看怎么说了。思想、学术，文化、文学，其发生、发展与生命元气的保存，都离不开自由、多元的生存环境。“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诞生于北洋时期，属于周作人说过的“王纲解纽”时代，军阀纷争，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意识形态上的定于一尊，政局的糟糕自不待言，但思想、学术与文化、文学的环境，却是民国时期再也不曾有过的宽松，故而新文学之与晚清通俗文学一脉，应该是自在某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竞争关系之中，之间并无太多外在的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干预，新文学不甘于承续晚清通俗文学的余绪;或者按“压抑”说，对晚清通俗文学一脉持以“压抑”的态度，并非是借助于外部某种“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的施压，不过是思想学术、文化文学之间，彼此相对公平的竞争、选择的结果。
而我随后也似乎越来越清楚，我当时的疑惑，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参照视野上的差异，我可能多少嫌德威先生在视野上还拓得不够开，尽管他博览了数以千百种计的晚清小说，可讨论问题的视野，似乎始终未能越出晚清文学雷池的半步。
我何以要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说从一开始就会信疑参半呢？上面已说过，德威先生此说，事关如何恢复中国新文学所本应具有的丰富和包容，他认为新文学对晚清文学的“通俗性”的有意无意地压抑，实源于其对于晚清文学“通俗性”中所蕴含的丰富“现代性”的视而不见与无从理解，倘若这一面能为新文学所充分认可和接纳，并发愤踔厉，大而广之，则中国新文学的成就或许未可限量，至少要比后来它所形成的格局和气度大出许多，他因此而替已成定局的中国新文学觉得可惜。我觉得他说得没错，但又有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不满意在他始终是在拿文学说事，始终拘囿在文学的范围里谈论文学，谈到新文学的承传，便只是去晚清文学那里搜讨，可问题是，晚清文学从精神气脉上讲，其实很孱弱，实在不足以支撑得起可以与后来的新文学相对应的精神视野与气度。
我觉得在讨论文学承传的问题上，我们不妨听从章太炎的建议，把边框彻底打开。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应当把文学放置在一个时代的总体的精神空间中去考量才是。精神自有精神的运作逻辑，其所遵循的规则，套用当今股票市场的说法，应该是“逢高吸纳”，也就是说，在精神的空间或平台上，唯有更好、更有高度、深度与宽度的精神，才有竞争力，才有可能对别人施展影响力，为人所接纳。但在晚清的精神空间里，足以拥有此番能量的精神活动，似乎并不在通俗文学。晚清民初，有高度、深度和宽度的精神活动，主要多由思想学术所承担，而非通俗文学。精神空间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有所不同：资本（逻辑）是逢低吸納，高位抛出，以从中赚取差价为满足;精神则注定是往上走的;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虽然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里对此有过很辩证甚至很诡辩的说法，“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可我还是觉得不一样，它们毕竟是两条路。
既然旨在将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其精神建构，重新纳入晚清以来，最足以代表中国思想学术水准的空间和视野，视其为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精神整体构架中的组成部分，打通其与晚清以来思想、学术之间彼此息息相关的联系，而此一思路现时期尚少见有人采纳与尝试，因而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将遭遇的困难，自然远比预想的繁多，关涉的学科层面与需要重新研读的资料，毫不夸张地说，增长之势几乎呈几何级数，当初的起意、构想，随视野与研读的拓展及延伸，也会在相应的迁延中改变一些方面，甚至推倒重来。
有关章太炎及钱玄同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部分，最初成稿于2000—2005年，我在位于日本长野松本的信州大学人文部任教期间。与我谊兼师友的新颖教授，大概是最早看过它们的抽印本或电子文稿的，当即就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鼓励。当时他也正好有一段时间在韩国釜山大学教书，本来说好会有一个赴东京一桥大学开会的机会，我准备前去看他，后来不知何故未能成行。早些年，我曾有幸担任他们这个班的班主任的时候，新颖就曾以他出众的悟性令我暗自惊喜过。承他有心，把他在釜山那一段跟我有过几次往还的电子书信留存了下来。他当时凭第一印象，对我刚上手的工作所说的一些话，再一次让我感到惊喜。我觉得他对这项研究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理解。另外让我觉得惊喜的则是，他把一些时过境迁，后来几乎都已经让我忘干净了的，即当时起意、发凡的一些心理动机，也都在他的日记里替我一一留存了下来。我将它们引录在这里，一来是想借重新颖的话，替自己壮壮阵势（如果真有这样的阵势的话）;二来呢，也是想借重这样的机会，多少向这本书的读者（我真心地谢谢你们！）交代一下当初我打算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点幽微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2002年5月10日写的，我当时在韩国釜山大学，而李老师在日本信州大学已经好几年了。 反复读了几遍李振声老师的E-mail。
前些日子，我请李老师把他写的长文《钱玄同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始末发微》发来，读后我写信给他谈我的感受，同时也谈了我自己在学术上的困惑，向他求教。好几天没有回音。现在读到他的信：“这段时间日本过‘黄金周’，一直没上研究室，你的邮件还是刚刚看到的。谢谢你有耐心去读我那篇读起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快感的文章。年纪大了，文章写起来，连自己也觉得只是一味地在枯瘦下去，读你们的文章，可以是那样地腴润自如，心里非常羡慕，但也无可如何，只好这样了。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实在太难了，我只能老实说，我也答不出。谁都有过或多或少受此类困扰纠缠的时候。我自己这么多年，便是稀里糊涂挨过来的。我在这方面一向比较糊涂，同时还有点固执，信服别人指点不如信服自己。人文这一行，说到底无非还是王国维、傅斯年他们早已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老话，一是看你能不能找到新的材料，再就是你有没有新的看法。一种东西或环境太熟悉了，就有撤离的必要，除非你有了新看法，让原先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又能让你像打量一件陌生的东西那样重新打量它，这需要理论。”
我读振声老师的这篇长文，与去年读他的另一篇长文《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感受略有不同。关于章太炎的文章，题目意思显豁;这篇谈钱玄同参与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始末的诸多繁杂事情，我一开始读就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阅读会被引向哪里。我就是一直怀着紧张的心情，看李老师非常耐心地考证和讲述种种细故。为什么钱玄同晚年会忍受着极大的病痛，以远远超出身心所能够承受的限度编校刘师培的遗著？读到这一问题提出，不禁怦然心动。“正是这样的一份工作，搅动了他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使得那些早已成为他一生中最弥足珍贵的材料，那些昔日往事，都纷纷回到了他的心里……这件工作对他来说，实有特殊的意义。他似乎是在借此确保自己可以自由地并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借以寻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实的身份、感情和价值观有所歸属。”文章后面的部分援引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里的看法，论述钱玄同对刘师培的学术评价与对历史危机时刻的刻骨铭心记忆息息相关。钱推重非纯粹学者时代的刘早年著述的学术价值，却看轻其后期执教国学院及北大时期的著述，与鲁迅临终对章太炎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这是因为，他们所认同的，是在历史特定危机时刻展开的思想和学术，此时此刻的思想和学术或不“纯粹”，但因深深介入现实的危机情境中，使得原本被限制在经院和书面上的著述活动，绽放出与危机撞击下显得特别真实有力的生命活动直接相通的种种可能，从而透出其特有的精神光泽。刘师培遗著的整理和编纂，使晚年钱玄同再次重温并确认了自己之于危机时刻的思想学术精神的认同关系，并借以重新理解和提出撰写一种有别于纯粹学究性模式的学术史的可能性。文章恰好结束于这高潮处。
日记里说到的两篇长文，是李振声老师这些年来所做的一项工作的部分成果，这项工作是，对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源头和思想资源作一个清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思想著述纳入新文学思想资源的框架里加以审视和谛听，力求对新文学的来龙去脉作更有历史根底的理解和阐释。同时还牵涉，置身社会文化急骤转型时期，学问家何以对时代做出反应，何以自处，何以接洽已有的学术体系与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识体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无法避免地会指向更根本的追问，学问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问？如此等等。李老师跟我说，他要写的这些文字，一方面是在反刍历史，重新体验和追寻先人的内心经验，同时也想宽释自己心里的困惑和疑难。
章太炎那篇随即便由与我同样谊兼师友的业松教授“自告奋勇”地拿去荐发于湖南的《书屋》。记得，当时《书屋》因故两期合并为一册，正好可以一次刊完这篇不短的文稿，得以让它就此结识了不少当时的年少新锐。康有为、梁启超部分的文字，曾刊发在陈思和、王德威先生担纲主编，金理教授负责编务的近年的《文学》季刊;王国维部分刊于复旦古籍所刊行的《薪火学刊》;还有一些初稿雏形，则曾相继刊发于《复旦学报》、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和《杭州师大学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