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msen街不愧是柏林的“里脊肉”，这条街真正闹中取静，它与“裤裆大道”平行，仅一街之隔，味道却全然不同。这条街两边的大房子，一点看不出战争的痕迹，它们不仅保存完好，装饰华美，并且刷洗得一尘不染，简直像刚造的。只有每一栋大楼不同的建筑风格，让人们能认出时间的存在：这一栋凸出三面的窗户，形状高大简洁，应该建于20世纪最初的1905年至1910年。那一栋墙面布满圆润轻盈的雕花，显然是1920年代“青春建筑风格”的产物。因为地处中心，又优雅宁静，这条街1991年曾是画廊聚集之处。穿过夏天浓绿、冬天雪白的林荫道，散步时随意踅进一间正举行开幕式的画廊，端着串串气泡袅袅上升的香槟，欣赏或看得懂或莫名其妙的当代艺术，那韵味儿，谁说光资产阶级喜欢？我们虽然长在红旗下，还经历过“文革”再教育，可照样很享受！
　　1991年1月，我获得著名的柏林DAAD艺术项目邀请，作为DAAD学者旅居柏林一年。我和友友到达柏林的季节是严冬一月，树枝上光秃秃的，天空下午三点多就笼上一层朦胧灰暗。但，这是柏林呀！说来可笑，过去我们对这个词的了解，不会超出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点知识。那部老旧的彩色片，在我小男孩的记忆底片上，印满了飞机大炮和炸成山的废墟。希特勒扭歪着脸，声嘶力竭地嚎叫“给我出动一千架飞机！”这唯一一句被记住的台词，像根绳子，系住柏林这座城市，成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尽管荒谬，它也硬拽着这个城市的名字，把它嵌进了我们的生命。
　　这里还有个插曲：就在我们接到DAAD邀请，即将奔赴柏林前不久，澳大利亚前驻中国文化参赞、著名小说家周思（Nike Jose）很兴奋地和我联系。不久，他和一位澳大利亚电影导演同来看我。原来，他描写1980年代北京地下文学圈子的小说《长安街》即将被拍成电影，而他不知为什么，认定小说主人翁、一位摇滚歌手非由我出演不可！那导演见到我的长发，聊起当年北京朋友们昼夜滚动的激情日月，也顿时认可了周思的选择，可当他们二位开始商量拍片时间表，我却突然问：“请问这片子要拍多久？”“哦，大约一年吧”，导演说。“一年？那不成！这片子我不能拍！”我的回答斩钉截铁。那二位完全惊呆了。周思问：“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去柏林，居住写作一年。”周思试图说服我：“写作能不能等等？这拍电影的机会很难得呀。”导演认为他有更棒的理由：“我得提醒一句，我们付的钱是你不能想像的！”哈，他有一点对了，在钱和诗之间，我的选择不言而喻：“NO！我得去柏林，我对电影没兴趣！”真对不起啊，我至今记得好朋友周思那一脸失望。可话说回来，要是我当时同意不来柏林，而去拍那部早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的电影，那才轮到我今天遗憾呢。对于我，唯一值得交出生命去兑换的东西，只有一样：诗。
　　那个夜游“裤裆大道”后的第一个早晨，在临时贵族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醒来，我和友友四目相对：“现在干什么？”当然，最应该做的是顾肚子，这里的厨房虽然装备齐全，可油盐酱醋一无所有，贵族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但，又好像还有什么感觉，在我们里面，比吃饭更急迫更重要，是什么？我们几乎不约而同：“走，去东柏林！”扔下没解开的行李，穿上最暖和的羽绒服，出大门，见到第一个老外，尝试用我们蹩脚的英语问路：“哪儿是东柏林？”那人一脸茫然，好像听不懂，我们再比画一条直线：“墙，就是那道墙。”这下他释然了，也用手势回答，却画了一个大圈：“墙，到处都是，一直走就能撞墙。”哈，可不是？西柏林曾是座被柏林墙围困着的孤岛，四面八方都是墙，谁想看墙？就一直走吧。
　　我们在萨维尼广场站跳上Sbahn（德国城市高架火车），唯一知道的方向是波茨坦，这条线路的东柏林终点站。好兴奋啊，这趟车是向东开的！那时候，“东”有特定含义，那是政治观念的另一边，刚刚被打开的历史那一边。对漂泊在外的我们来说，向东，就像钻进时光隧道，一次旅行，能带我们回到自己的过去，那记忆、那昨天，没说出来的，是藏在东方地平线背后的那个字——“家”。
　　Sbahn上的乘客，一看就知道，都是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满脸兴奋，叽叽喳喳，向窗外翘望的眼睛里，溢满神秘和好奇。确实，柏林从未像1991年这么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之前，它是铁幕背后一块西方的飞地，仿佛被空投到了一片虚无之中。东德国界线后面，是那无边的“另一个世界”，广袤、空旷、寂寥无人（至少鲜有人声）。我运用黄土南店插队的体验，想像那个世界，二十公里、二百公里、两千甚至两万公里，没什么区别。东柏林郊区一个小村庄，好像能直接衔接上西伯利亚的旷野，混沌等于空白，而空白能塞满狂想，于是，Sbahn的一个个车厢，满载着对统一后新德国五彩缤纷的想像，向东驶去。
　　Sbahn車窗，翻动着人们手里的旅游书，一页页都是熟悉的画面：议会大厦，勃兰登堡门，弗里德里希大街，亚历山大广场……车门开开合合，乘客上上下下，我们怀揣“坐到东头最远处”的隐秘决定，稳坐不动。列车滚滚前行，又不知停了几站，忽然，我们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了。是什么？原来不知不觉中，车上已经没有了旅客，现在的乘客，换成了地道的东德“人民”：灰、蓝单色调的制服，工装式的砸线棉袄，冷漠的脸色（在反射天气还是心理的寒意？），不是好奇而是反感的眼神，像明明白白在把我们推开。我们再瞧瞧自己身上，糟，区别太明显了：我穿了一件柠檬黄的、鲜艳的羽绒登山服，一望而知又轻又暖（其实是中国出口转内销货，友友出国前从秀水街淘来的），友友穿一件皮衣，看着蛮漂亮，其实也是伦敦跳蚤市场的战利品，只花几个英镑擒获的。但Sbahn上，没法解释这误解，人们的眼神里，只能读出一个词：“外人！”物质不同，确实能把人们隔开。同一个车厢里，我们和他们，成了不信任、拒绝甚至敌对的双方。衣着上，我们是西方的、资产的；面孔上，我们又是东方的，而这东方，站在意识形态之墙的哪一边？那时，读懂柏林已够困难，要读懂陌生的德国眼神，简直像一门外语中的外语！没准那里有德国式的温暖，可惜咱不明白。
　　反正，车向东越远，窗外景色越荒凉。最后，连弹痕累累的城市也没了，只剩下一片冬天的荒野，冷冰冰的冻土地上，几棵枯树，一片残雪，简直像外国版的黄土南店。这车怎么还晃不到头呀？冷，好像能射穿玻璃，在外景和人们目光间流窜，再蔓延到我们身上、心里，激起一阵寒颤。能感到心底深处，丝丝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来不及分析那是什么，又一个小站到了，我和友友对望一眼，“回去！”趁车门未关，一个纵身跳到空荡荡的站台上。这趟拟议中的“东德之旅”，就这么半途而废了。事后回想，我突然自问，在中国时，我是否也有一双那样冷漠的眼睛？投向陌生人时，充满了“外人”、不信任、敌对的潜台词——世界，就这样被一道道目光狠狠隔开。 　　我们又跳上向西的Sbahn，像缠回一个线轴似的，一站站倒退着重走一遍刚才的旅程。远郊、近郊、城市、中心，亚历山大广场到了，这是柏林旅游者的核心地带，热闹拥挤，当然安全。我们下了车，追随众人的脚步，漫游、照相，周围一栋栋社会主义风格的大楼，毕竟是德国造，比出国前我们住过的北京劲松小区，要结实、高级得多。当然，东德时能住在这样市中心的，肯定是高干，要和他们比房子，得拿出北京西长安街上有名的22号楼，甚至钓鱼台东门外的小楼区。
　　既然从中国来，广场上有名的马克思、恩格斯铜像，一定要看。但走到近旁，我们感觉好失望：这两位，马克思坐得端正，恩格斯站得笔直，姿势僵硬、表情抽象（或根本没有表情）。这塑出全身的两位伟人，比我们见惯了只有头像的马恩列斯毛，仿佛突然矮了一大截。雕像不说话，历史却也不沉默。马克思身上，被泼上了一大团红油漆，对这鲜红淋漓的“血迹”，他一脸木然，无动于衷。倒是写在下面的另外一行英文字，我们读懂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柏林墙倒塌了，对历史的反思争辩，可并未停止。谁错谁对？让时间审视吧。
　　亚历山大广场上，最显眼的，莫过于东柏林电视塔了。那座高耸入云的东西，长长的茎，头上顶着一颗圆球，像一棵倒立的洋葱（中国说法“倒栽葱”，恰如其分），从天堂的高度俯瞰着人类。它建造于1969年，1963年柏林墙切割柏林的六年后，此塔高度共三百六十五米，是巧合，还是以此暗示它占据了时间的制高点？它能俯瞰无限轮回的三百六十五天，让历史变幻于脚下，而它上帝似的高居顶端一动不动。西德朋友告诉我们，电视塔本来就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它要造这么高，因为这样能把整个西柏林尽收眼底，无须逾越领空，它就住在空中，西柏林每条街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到、被拍下、被录制。这座瞭望塔、监视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西柏林人甚至整个西方，小心了！你们能登上月亮，可我们最高倍数的望远镜，能直接看到你们床上！
　　我们当然好奇，既想从空中看看这座将要生活一年的城市市容，更想跨时空地看看当年东德秘密警察眼里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于是，买票，挤进空间特小的高速电梯——真的高速！在1991年，我们还从没乘坐过四十秒钟能上升二百零三米的电梯，上下如飞机起降，耳膜被挤压得生疼。终于，来到了塔顶圆球里，我们手持柏林地图，和眼1971年到河北省饶阳县看望“文革”下放的母亲。
　　中的城市对照着看，那真像一幅超前的3D地形图，西柏林每条大街历历在目，有个好望远镜，什么“动静”都甭想逃过去。我们端着咖啡，环绕三百六十度的景观，好一通欣赏。“监视塔”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柏林现在只有一个，这场3D电影的人群中，或许有007，却肯定没有克格勃，时代变了！我们和身边一模一样的西方游客闲聊着，扛着那时罕见的东方脸，我们一次次被问“日本人吗？”（这烦人的问题！终于有一次，我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对又一位好奇者回答“我是北朝鲜人！”哈，果然把他吓了一跳！）但在电视塔上，这问候挺亲切，它帮我们很快忘记了刚才Sbahn上的冷眼，回到了熟悉的人群中。在这儿，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没有冷战结束、两德统一，谁也来不了这！于是，看吧，聊吧，喝吧，柏林在脚下——这是我们的柏林！
　　看够了，冬天的薄暮也渐渐降临，回吧。还是拥挤的电梯，还是耳膜疼。出来走上亚历山大广场。忽然，我发现友友身上有什么呼扇呼扇。仔细看，哇，竟然是她那皮衣服，被什么利器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就在衣兜外面，显然是让小偷盯上了！赶快回忆，唯一可能的作案机会，必是在那个拥挤的电梯里，人挤人的窄小空间，谁会在意身体摩擦几下？这小偷身手也真不错，皮衣上的切口，整齐凌厉，应该是传说中磨锋利的硬币所为，这可是第一次在现实中领教它。所幸，被切开的是这皮衣外层，里面衣兜还有一层，所以保住了宝贵的银子。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银子，而在于这一刀，切到了我们热昏的头脑上，又是一道寒光，一下子连接起了刚才Sbahn上的目光，东德、东柏林——这些“东”，并没有改变，它们仍是陌生的、秘密的，隐在我们周围，挤在我们身边，手里攥着刀子！这一想，脊梁骨嗖嗖发冷。眼前著名的菩提树下大道，算了！洪堡大学，算了！快走！这是勃兰登堡门，门那边就是西柏林，别照相了，快穿过去！终于，我们的脚，又站到了“西方”的土地上。记得好清楚，真是松了一口气呀。这柏林第一天，就像第一堂课，好家伙，有内容！
　　1991年，被我称为“出国后第一次喘口气”，终于能定定神，想想我们的生活漩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也包括新的提问：未来的路怎么走？诗怎么写？
　　急剧震荡的1989年，是被世界各地的大新闻、大事件塞满了的一年，几乎月月甚至周周发生政治地震：第一大事当然是东欧、苏联的政治变化，谁也不曾想到，那个共产帝国的庞然大物，竟然一夜间土崩瓦解、消散于无形；其次，南非白人种族制度的崩溃，曼德拉英雄式的凯旋而归，又给世界专制制度狠狠一击。
　　大事连续不断的同时，各种小事也不让我们消停，第一件就是在国外的生存本身。出了国才知道，原来国内每月微薄而保险的工资，其实是老大奢侈。旱涝保收，没什么心理压力。到了国外，生存突然整个坍塌到自己头上，谋生的刀刃，令每天变得无比锋利。在奥克兰，友友当旅馆清洁工，这让她后来能把家里床上的被褥，疊得有棱有角，像五星级宾馆。我呢，因为是奥克兰大学的访问学者，原则上不能额外打工，于是只得冒了马来西亚朋友“江健勇”之名，找到一个只准大学生干的活：到一个卖车行擦洗汽车。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时间不长，却把我整周时间打了个七零八落。那时，我还不认识我擦洗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车“路虎”。也最怕老板模仿着马来西亚口音、怪腔怪调地叫“康——勀盐——荣”，我坐在那儿发呆了半天，全无反应，忽然才发觉那是在叫“我”！两个月后，我已开始唠叨：“再这样干下去，我就自杀！”并在一次欧洲文学之旅后，甩手而去，从此恨上了曾折磨我两个月的“路虎”，走在全世界的大街上，看见它就想上去踹一脚！
　　有了这可怕的“洋插队”垫底，柏林DAAD提供的房子、工资，确实像天上掉馅饼，让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临时贵族。这有期限的衣食无忧，让我们一路绷紧的神经稍微放松。“喘气定神”之余，这一年春夏之交某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母亲。幽暗中，她静静坐在那儿，不说话，只定定看着我，她的脸和去世时一模一样。我不记得那个梦延续了多久，但它令我记忆深刻，因为我长大的环境里，直接照料我的不是母亲，而是老保姆二姨。从记事起，我跟二姨吃，跟二姨睡，以至后来经常梦见她，而很少或简直没有梦见过亲生的母亲。从这个梦醒来后，另一个念头又镇住了我：这是1991年，就是说，从她去世的1976年算起，十五年过去了。我已变老了十五岁，而她的脸一点儿不变，好像生命和死亡有两个时间，生命不停变化，死亡却静止不动。我一路在生命中奔跑（是流亡的景象吗？），而她静坐在死亡里等待，等着那时三十六岁的我，追上她五十岁去世的年龄。这感觉，既像形而上的玄思，又实在无比。它刺激着我，在柏林Mommsenstrasse 9号我的书桌上，写下了第一首题赠给我母亲的诗《母亲》。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妈妈虽然在现实中早早离去，但又将在精神上不断返回，启示我、审视我。自这首诗后，我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她，继续进行那场生死对话。这首《母亲》，远不止于母子亲情，它穿越生死时空，让我冥冥中伸出的思念之手，冥冥中被一位精神母亲握住。在我们之间，搭建起另一种现实——一缕隐约泛红的血丝，拉着一个绵延不绝的血缘。 　　母亲
　　如果梦见你的脸你就再次诞生
　　轮回这棵肉质的孱弱的树
　　早该坠满了果实
　　如果沙滩上你光着脚
　　雪白的盐粒从浮肿的脚踝朝肩头爬
　　像你曾爬进一条早晨的隧道
　　鞋脱在门外
　　用一对聋耳忽略孤儿们的呼喊
　　死亡才是我们新的家庭
　　每年的烛光下死者都成为女性的
　　你在隔壁的房间里更衣
　　像童年那样不在乎衬裤中的细节
　　离开我也离开一个世界的耻辱
　　而我被谁领进这梦里参观一场病
　　血液在学校里笨拙描写的只是你的病
　　你停在你死去的地点让我追赶
　　追上你的年龄
　　隔着玻璃仿佛隔着一滴干透了的奶
　　我从你一瞥中目睹自己在变形
　　一场雨后躯体都是别处
　　你一直站在那里
　　我却越来越远地死于缩小的距离
　　在一场梦或一个末日与你会合
　　这首《母亲》，在我1991年写于柏林的诗作中，堪称精品。它把情思的缠绵和人生的锋利细细缠绕，令诗意的幻象直接兑换成现实的深度。我猜想，那个梦、这首诗，其实是一种融合：把当年丧母的痛惜，用我自己亲历的游子漂流，加倍凸显了出来。想到和“母亲”一词经常连用的故土内涵，那梦中不可追溯的母亲面容，更获得了深远得多的延伸。也许因此，在后来各种诗歌活动中，我屡屡朗诵它，每次朗诵，都像重做一次那个梦。十五年、二十五年到今天的四十年，我的年龄继续增长，早已超过了母亲五十岁的享年，但，她幽幽的目光还在前面，那生死双重时间中，“越来越远地死于缩小的距离”的历程，仍未完成。我曾暗自惊诧，为什么那次柏林之梦后，我再没梦见过母亲？她为什么惊鸿一瞥之后，又一次把我遗弃在这世上，而再不回来看我了？现在，只剩《母亲》这首诗，像她目光的一道余波，凝视着困惑的我。
　　1988年我们出国时，从未想像有一天会长住在中国之外，所以把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完全当作了一次好玩的事。中国憋闷够了，来个一年度假，当然不错。所以，提起行囊，国关鬼府里一切明摆浮搁着，收也不收，拉上门就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六年，期间变化，不说天翻地覆，也颇令我们体验了自己人生的小小沧桑。六年之后的1994年，新西兰政府特许我和友友获得新西兰国籍，拿到那本外国护照，想到中国从此成了“我自己的外国”，真有些百感交集。但话也说回来，这国籍（包括国界）真有那么重要么？我们在国关鬼府写，在新西兰漏雨的小屋里写，在柏林Mommsenstrasse 9号临时贵族的书房里写，有什么区别？“界”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我——在写！而且在用中文写！离散于中国，不等于离散于中文，甚至相反，越离散于中国，越使我意识到什么是中文，它那作为语言、思想载体和美学的特性。就是说，离散恰恰意味着我更深地返回，到那个突破“内”“外”旧界限、重新整合出的更深也更强的自我之内。出国，打开了我生存、写作的新视野。不是地球变小了，是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大了！
　　就在那次回国前，我收到爸爸一封信。打开一看，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爸爸在信中告诉我，我旅居国外期间，小偷曾数次光顾鬼府，除了把我多年搜集的异国情调纪念品一扫而光，谁知为什么，竟把我妈妈的骨灰盒也偷走了！我爸知道我和母亲感情很深，因此始终没敢提起此事，现在我要回来了，他才不得不告诉我，同时为这隐瞒向我道歉。但，我能说什么呢？我想到那只骨灰盒，黑漆的，方方正正，正面有仿黄杨木雕的小树，嵌着几只廉价的螺钿。1976年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妈妈火化后，我和爸爸抱着它，来到八宝山火葬场领取妈妈的骨灰，就那么一小包，真难想像，一个人最后只剩下这么点东西。打开纸包，我第一次看到骨灰，一小堆黄白色粉末，夹杂着几块能被认出的骸骨形状。我记得，爸爸用手轻轻把骨灰捧进骨灰盒，骨灰那么少，甚至没装满一盒。我抱着，简直没有重量。这就是我妈妈吗？她真的活过、存在过吗？我第一次体验亲人的消失，它竟如此简单。
　　从1976年到1988年，我鬼府小屋的大书柜顶层，是一个空出来的小小祭坛，里面并排安放着我的两位“母亲”：妈妈和二姨。两只骨灰盒，都用黑纱盖着，前面是她们的照片，妈妈那张，是她燕京大学的毕业照，一顶学士帽，一杨炼母亲李华1950年代初摄于日内瓦，其时任职中国驻瑞士使馆。
　　股青春气息。二姨的摄于她在北京板桥二条的家里，背后是北屋的窗户和一丛丁香花。二姨生前，曾悄悄对我说过，希望有朝一日，她的女儿能从台湾回来，与她重逢。但这愿望，直到她去世的1978年，仍未实现。现在想来，我舍不得依照古训“入土为安”把她们的骨灰早早安葬，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完全没想到，就在1988年7月，我出国前不到一个月，二姨的女儿真从台湾回来了！我一见她，吓了一跳，她和二姨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像二姨再生！幸亏我把二姨的骨灰保存在身边，让我们能一起安葬共同的母亲。在北京西郊太子峪公墓，一块小小、白色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慈母田奚贞”。下葬前，我手抄了一卷写于1979年、记录二姨病中经历的散文诗《病房记事》，把它和骨灰盒一同埋入墓穴，让“蛾子”的手迹，在地下黑暗中继续陪伴她。我记得好真切，那天晚上，我回到鬼府家里，忽然感到一种清清楚楚的空：她骨灰移出小屋那天，二姨才真的走了。她回到女儿手中、大地怀中，她可以安心了，终于无须再担忧我们。
　　不幸的是我妈妈的骨灰，我深悔没有像二姨的女儿那样，尽早安葬妈妈的骨灰。也许是自私，还在渴求她无形的温暖。更多是空虚，保留她在身边，潜意识里她就还在这儿，我就还能向她求助。又或许，仅仅是无能，我甚至不知该怎样安排這个葬礼。唉，说白了简直就是混账，整个1980年代，我的生活太乱了、太满了，堆满了“事”，却没想到这件大事。可谁又能预料一次出国带来的变化呢？我以为今后的时间，日日、月月、年年，都要那样度过，永远来得及为妈妈举行一个葬礼。但，来不及了，妈妈不得不死第二次。我想像，当那个小偷，打开骨灰盒，看到一盒黄黄白白的骨灰，他会害怕吗？他的手，抱起那只骨灰盒，偷偷把骨灰倒在某处，会发抖吗？妈妈的第一次死，因为下乡毁了她的健康，是“文革”恶果的一部分。而她骨灰被偷的第二次死，因为我突然被甩出中国、甩出我的小屋，不能再守护她，而成了另一个历史之死的一部分。这家人之死，让那个无边之死聚焦了、显形了。
　　从1991年到2016年，多少次，我在柏林，半夜醒来，眼睛盯着虚空时，能感到，母亲那把骨灰，还在徐徐落下。它们其实撒在我体内。母亲的、我的、更多人的重重沧桑，含在每一个人的躯体中。死亡就这么重重叠叠！一个梦，有弯弯曲曲的枝杈，轻轻扫过，就划破一道裂缝，让我在一刹那间，瞥见自己深处那座废墟。
　　更惊人的是，我后来和弟弟核对妈妈骨灰盒被偷走的时间，赫然发现，那几乎正发生在1991年初某时——我在柏林梦见母亲之前不久！难道中国古代的托梦之说，真有其事？妈妈的鬼魂，跋涉过半个地球，远远来寻找我。她竟然能在陌生的异国，一张陌生的床上，找到亲爱的儿子，并用穿越时空的静静目光，和一首潜伏在儿子心底的诗，唤醒儿子深藏的记忆。是啊，托梦！一个梦穿过了多少层次：时间、空间、死者、生者、诗人、诗篇，每层都是梦，又都是现实，现实如梦，梦即现实。直到那终极的疑问：她和我，谁是真的？幻象和事实，哪个更虚无？一首诗，一个爱，都摸不到，却都真实无比。
　　一个梦、一个末日，一个能无限缩小的距离，让我相信，1993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那位自称“大地守护者”的女人所说或许是真的，宇宙的模式是一种同心圆：最里圈是我们的自我，外面环绕着一圈我们前世今生所有最亲近的人，再外面才是灵魂的汪洋大海。灵魂转世，从来不零零散散，而是包裹在一起，成群轮回。这就算个幻觉吧，但也在给我安慰，让我能继续书写一首献给母亲的诗：“夏季的第一只蝉开始哭泣 / 死去母亲的眼睛从未离开你 / 类似被称为夜的天空……是死亡那类似母亲的眼睛 / 熏香了树木 / 是母亲眼中的死亡诞生一首夏天的诗”（《鬼魂的形式》）。
　　妈妈的眼睛，永远悬在我头上，穿过灵魂的汪洋大海，俯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