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雨》以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湖南湘中小镇杨柳镇农民运动激烈的矛盾冲突为背景，“钩沉大革命漩涡中乡土社会无从逃避的撕裂与疼痛”，展现了那场席卷华夏大地乡村革命的残酷与惨烈。它“有一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1}，又让人感到谁都逃不掉屈辱的命运。它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可堪称一部“全景式”的“史诗作品”。
　　一、历史叙事的乡土风情与史诗品格
　　《墨雨》是一部政治历史的乡土风俗画。
　　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中杨柳镇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殷实户与贫雇农、二溜子与北伐军之间势不两立的尖锐斗争。作者自己曾说“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涟源市杨家滩镇，农会委员长戴组织人马在殷实户黄家开仓分谷吃排饭，抓黄游团，用马粪纸扎一个三尺多高的高帽子，里面涂满狗屎，还放了石头，游团那天是个大晴天，很热，狗屎从头上流下来，流到脸上、身上，很远能闻到臭气。黄的老婆过意不去，求情无效后对戴说：“你不要太做过了啊，我的崽在北伐军”，并且当了连长。黄家搬出这个在北伐军当连长的儿子，并没有吓住戴。戴说：“你崽在北伐军，也只能咬着我的卵！”游团之后，戴用鸟铳把黄打死了。马日事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分道扬镳，各地开始清党清乡。黄的儿子带了一支小队伍，回到杨家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获了戴等人。这位北伐军连长比戴更加残忍，他把戴押到父亲坟前，令戴把衣服脱个精光，双手着地，围着坟堆，像狗一样爬了三圈，又令士兵割下戴的鸡鸡，并把鸡鸡塞进戴的嘴里，然后说：“你要我咬你的卵，你自己咬吧！”{2}最后把戴枪毙在他父亲的坟前。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个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作者用了很长的时间实地考察，“在涟源多处调查，寻找蛛丝马迹，还奔赴娄底、湘潭、广东、江西等地，寻访农运当事人的后代，农运史料收集者”{3}，还“搜集、阅读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他甚至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弄清了当时的乡村治理结构、地租及计算方法，稻谷在春荒和秋收时的不同价格，长工的年俸和短工的日薪，教师的工资和军人的津贴。到了小说中，地名换了，人名调了，事件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异。作者就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加工提炼，变形想象等手法，创造出了具有审美效应的具体生动的艺术状态，它表现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意蕴和规律，包含着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既带着作家的主观色彩，因而它不同于生活真实，只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又必须建基于客观现象，以生活真实作为依据；既以形象方式存在，是一种成功的文学形象状态，又与生活真实保持着一种宏观的、整体的、本质的相似性。显然，真实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可靠性和依托感，使得《墨雨》获得了艺术真实的刚性与硬度；也给这部展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史诗作品，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独特光彩和神韵。
　　小说描绘了一幅远逝醇厚的湘中乡土风俗画，也是一种记忆的乡愁。这种逼真的风俗画，就是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湘中一带普遍的生活习俗。作者以全景式构图，严谨而精细的笔法，客观的视角，展现了当时那种过年、插田、挖红薯等习俗的情景。它不带任何政治的、宗教的或伦理的价值判断，却与大众精神生活和审美需求十分贴近，是一种纯粹、健康、自然的社会习俗，带有浓厚的诗情画意。那过年的互赠吃食，不是“猪羊牛肉啦，鸡鸭鱼啦，油炸豆腐啦，红薯粉丝啦，冬笋啦”，就是“鹿子、斑鸠、野鸡、野猪、冬毛老鼠等野味”。那杨柳人的团圆饭，“有的在早晨吃，有的在中午吃，有的在晚上吃。吃饭之前，要放鞭炮。因此，大年三十这天，从天未亮到天黑后，都是噼噼啦啦，鞭炮声不断”。那守岁，“大年三十晚上，要把火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着火炉，听长辈翻古，一直要过了子夜时才去睡觉”。那杨梅树过年，是在“树上猛剁一刀”，“把酒倒到刀口处”，祷盼杨梅树结的果，“三担零一箩”，“不起虫”，“也不酸”，既“红”，又“甜”；那初一的拜年，“祭祀先祖”之后，陆续有龙灯狮子队伍和个人拜年，“还有赞土地、送财神、送春牛、打莲花落的”，大家“拱手作揖，以礼相待”。那元宵夜，“家家户户都要扎灯笼”挂到门外，一直照到天亮。“杨柳街上，更是一条灯的河流。”那梅家祠堂戏台上，“舞狮子的，跳蚌壳舞的，打地花鼓的，吹笛子拉二胡的，唱山歌的，耍拳舞棍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真是丰富多彩，美轮美奂，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温润着文化的气韵。然而，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写风俗，更不靠古旧的奇风异俗招徕读者。他的风俗画是动态的，渗透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从中透露着时代变革的信息。就拿过年来说，“农会一闹”，猪“提前杀了”，“肉价上涨”，殷实户“胀着一股气”，“贫苦人家，茫然无措，唉声叹气，有的怨书落壳，有的怨殷实户。”人们于抑郁的心情中，忽然又想起了杨柳地花鼓，又在元宵繁华热闹的戏台上，渗透了时代生活的内容：“旦：（作沉思状，白）你在说鬼话吧。书落壳以前是喊你打过牌，现在他当委员长了，全镇禁赌，难道还喊你打牌不成？丑：（作委屈状，白）妹子，你不要冤枉哥哥我啊！书落壳禁赌是只禁别人，他自己还是一样赌咧！”这些真实的画面，虽是写风俗，实则写社会，蕴含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而且，插田、扮禾、挖红薯的风俗，既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又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杨柳这个地方，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喜欢结伴劳作。插田、扮禾、挖红薯的时候，这家那家、上家下家的青壮劳力，通过兑工、帮工的方式，集结到一起，打山歌，讲笑话，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一天一晃就过去了。一般的人家，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兑工。孤儿寡母，无工可兑，村里有威望的喊一声，愿者去帮工。殷实户不可能兑工，除了请长工、临工之外，凡来帮工的人，要记着，张三一天，李四两天，然后选择机会，以略高于临工的待遇偿还。这些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几乎无人打破。
　　作者把地方习惯风俗化，把风俗社会化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透过这些描写，作者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舞台和氛围。
　　小说是一部全景式描写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史诗作品。作为史诗作品，其时间跨度并不长，它的全景式与史诗性，关键在于作品的场景与容量。场景广阔，容量巨大，既使作品拥有博大、精深的内在力量，拥有深层结构中的意蕴与灵魂，又使作品内容含有纵深的历史感、时代感、人生感；既是对客观事物某些本质的把握，又是对丰富复杂生活意蕴的发现。作者虽然以杨柳镇为历史舞台，却具广阔的空间。有湖南自治的百姓安宁，勃勃生机，也有军阀拉锯的打打杀杀，惨不忍睹；有赵恒惕的尾大不掉，自身难保，也有唐生智的暗通款曲，实力雄厚。有国民党的湖南省政府，又有湖南省农民协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有省政府发到县政府的文件，又有省农部颁发到县农委的告示。有平安县政府及唐日新县长，县党部鲁飞，还有平安县农委会及委员长梅思贤；有杨柳镇政府及镇长张麻子，还有杨柳镇农会及书落壳委员长。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双重、多元的政治舞台，权力分散，政出多门。最先是农会对政府革命，农会一旦掌权，就有依照《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判决了著名绅士“吴辉的死刑”。有赶走县长、枪杀县长的，也有架空镇长、杀掉镇长的；有打富、吃排饭的，也有游团、枪毙殷实户主的。然而，到了马日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员鲁飞被枪毙了，“脑壳”还挂在长沙城门口的“城墙上”，北伐军又拿着“唐县长签发的通缉令”，枪毙了农会干将书落壳、吴有如、二毛、红猫等。这是一幅多广阔、凄惨的史诗画面。作者写到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个精心的设计。它是一个轮回的、因果报应的审美观的形象再现。毫无疑问，有思想、有新意、有深度，作品才有光彩、有生命力；也只有登上思想的峰巅，高瞻远瞩，才能获得健康的、高尚的、与人民相通的感情，反映人民的愿望、要求、理想与心声。并把所描写的对象、事物与现实人生、国家要事、时代风云、大千世界联系起来，以“小中见大”，从中挖掘出社会与历史的诸因素，从而创造出富有巨大容量的史诗作品。比如红春子，她是个演员，长得漂亮，让那些有权有钱的垂涎三尺。先是被镇长张麻子包养，“红春子给了他一段未曾有过的幸福时光”。后又与掌了权的农会委员长书落壳“特别投入”。她身上折射出的时代内涵，是深邃深刻、尽人皆知的。而且，小说还没有停留在苍茫的湘中小镇、文静柔美的女性、勇猛强悍的男儿与古朴、落后的具体事物表层的描写，而是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处认识与把握农民运动那段横截面的历史底蕴与真谛，在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行、希望与灰心、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在饱和着固有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中，揭示出农民运动中存在着的不完善环节，也激励着人们去全面认识那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所折射出的时代现实内涵。从而使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思想容量，恢弘的史诗品格。 　　二、人性：美的永恒与恶的残暴
　　《墨雨》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雕像”④。
　　梅浩然是崇高人格与中国乡贤的典范和象征。他既是“一个慷慨之人”，又是“务实之人”；既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又是一个“有胸襟的人”；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又明察秋毫，无所不知。不仅在平安一呼百应，还“和省城一些士绅关系很好”；不仅凝聚着传统文化精神的负荷，还完整地保留了乡村宗法文化的全部要义。“他三岁发蒙，七岁便能作文，老师夸赞他有陶澍之风”，也曾受到曾国藩“发奋图强，建功立业”的影响。他“考上秀才之后”，深得“仙风道骨，潇洒飘逸”的前清进士吴辉的赞赏。直到仕途无望，才从长沙回到杨柳，又成为了杨柳镇一棵“大树”。于是，他不仅“每日练字”，颇得“颜体之精髓”，“神清气闲，心静如水，进入了一个纯之又纯的艺术世界”，还组织“梅花诗会”，送乡亲“对联”“‘福’字”。他兴办教育，开启民智。修宗祠，办学校，说服父亲“捐出四十亩好田作为祠产，租谷用于办学和维修宗祠”。在他的带领下，族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生不收学费，不分姓氏，“梅家小学为全县第一所族办新式小学堂”。他因此成了平安县第一任教育会会长，成了观澜中学校长，成了县议会副议长。他买粮赈灾，救助乡邻。那年平安县闹春荒，杨柳镇尤为厉害，不仅家家“断炊”，还“出现了明码标价的卖儿卖女的惨状。”他“组织殷实户搞平粜”，仍然无法度过荒年。当他得知“县长是想偷偷摸摸卖高价”，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家饿死”，便从家里“拿了五十亩田契，押到县政府，运回了那一千担谷”。结果，他家“少了一些田”，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他修路筑堤，造福百姓。中树坪那段河堤倒了，梅浩然主动“出二百元”，并让吴思齐负责，“带领十来个人，每天在中树坪砌河堤”，河堤修好后，不仅成了“千年古迹”，还“万年牢实”。显然，内省、自励、慎独、仁爱是他的行为准则。对那些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他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并自觉去捍卫它的神圣性。当梅浩然得知出落壳让张麻子带的“高帽子里放粪”，他愤然对书落壳说：“我告诉你，富也好，贫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只要是人，就要讲人性。”当张立功要杀书落壳时，他又劝“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一杀了之。冤冤相报，打打杀杀，社会永无了结……裂痕已经产生，我们只能缝合，不能再撕扯，再扩大。”为阻止杀吴有如，“老朽……跪求了。”这些就是他心迹的表露。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人，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受过礼法与儒家教育，对儒家文化精义身体力行，活学活用。他视长工吴思齐为“义子”，“无论是旱地里还是水田里”，都与他一起劳作。吴思齐刚满十八岁工钱就“涨到十二担谷”，还在“两润堂”不远为他建了“三扇”的房子，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鲁飞、吴有如、梅思德、张立功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难被追杀，他都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梅浩然游团一节，是深刻揭示他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书落壳要让“一尊神”的梅浩然带高帽子游团，大家“都劝他外出避避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游吧，游吧。”他有如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真有惊天动地，万箭钻心之力。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也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崭新的艺术形象。
　　书落壳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与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既不同于《芙蓉镇》的王秋赦，也不同于《白鹿原》的鹿子霖。他是“中国文学长廊”中一个填充空白的“新的雕像”。作者真实地、深刻地描绘出了书落壳的思想性格与农民运动的天然的历史联系。他的行为动机既有个人欲望的疯狂追求，沉迷于政治、经济的纷争之中，又在与梅浩然的对比塑造中，表现出了人格的差异与精神境界的较量。他既是一个贪欲的怪兽，又是一个凶残的屠夫。对于书落壳，首先想到是他的败家。张家“薄有资财”，父亲张旭东想让他读书，他却天生不是读书的料，不是“狗不叫”，就是往“先生头上撒尿”。“念了一期中学”，就再没“霸蛮”读书了。但他对“农活”，“全然不感兴趣”。不是拿出“一百光洋”去粉刷剧院，就是拿“五十元”去维修祠堂；不是在“恒祥饭店”那个“最好包厢”宴请“头面人物”，就是“间三间四”请小混混吃上一顿；不是把祖传下来的两根名贵“大红椆木”“圆了方，方了圆”弄成精致的鼓棍，就是与张麻子、廖狗卵、红春子“心照不宣地玩起了麻将”。结果，家“败得比预想的更快”，只有一年多便把值钱的家具卖掉，“两百多亩田输个精光”。无路可走之时，想起父亲嘱托他去找梅浩然，当他得知父亲藏在梅家“五百担稻谷”时，他又以砍指方式要回二十亩田，可不到一年“又没有了”。直至他“穿着单衣单裤，踏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烂皮鞋，不时便打一个冷噤”，流落于“双江码头”打油伙，成了一帮“小溜子”的“一哥”。这时，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农会上，“觉得自己有能力，搞好一个镇的农会工作。”他家虽然还有四亩田产，不属于真正的“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但他“脑壳聪明”，不“吝惜”，为谋官极尽钻营。果不其然，他的“我来搞就搞得起来”，受到鲁飞的肯定，最终成了杨柳镇农会委员长。一旦有权，他便露出告密、出卖、阴险、歹毒、残虐的嘴脸。他先罢了猫贩子村委员长，然后捆绑他游团，不是“掴了猫贩子一记耳光”，就是“开仓分谷”，“杀猪宰羊办伙食”。把猫贩子一家，搞得“一片狼藉”。继而要打倒张镇长，“张麻子不倒，书落壳起不来”。于是，他将“粪便”放进高帽子，让张麻子游团，“那个臭啊，真是闻所未闻。”就因为梅浩然说他“没有人性，禽兽不如”，他就要让梅浩然去游团，让他的威风一扫而光，从而感受到农会的“独裁一切”与“绝对权力”。最后，他甚至有了“要杀几个人，才过瘾”的感觉。并“早已打定主意要寻机杀了张麻子”。结果，不仅把事“做绝”，“砰，砰——”，枪毙了张麻子，还枪毙了猫贩子。其残暴血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还贪婪、自私、淫荡。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也耐不住半点寂寞，他被欲望燃烧着，一面贪得无厌侵吞别人财产，一面在红春子身上发泄着疯狂的占有欲。书落壳在猫贩子卧室搜到“一千块银元”，就搞“特别捐”据为己有；大毛在泽诗家里搜到一对“玉石手镯”，书落壳“那就给我吧”，送给了红春子；泽乐、三科在部队给家里“月月寄了钱”，都没有收到，查来查去“是书落壳领去了”。这是在公开抢夺民众的财产，贪婪而无耻。而且，他不仅让红春子感受到“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而且当面支走红春子丈夫陆大郎，在红春子的“配合下”，让书落壳感受到“快乐无穷，力量无穷”；不仅“一有心烦意乱”就去“杨柳春晓”嫖娼，而且还时时想与红春子、大杨小杨一起陪睡才舒服。书落壳的敲榨与掠夺、败坏与亵渎，完全是一个极端自私、流氓地痞的卑污人格。在中国近百年的“二溜子”形象中，还没有这样一位败家、残暴、贪婪、淫秽的人物。这就是《墨雨》的独特贡献。 　　小说还在渲染社会变革的暴动过程中，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来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这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杨柳镇杀戮与人性、公理与权欲、良知与狠毒交战的惨烈景象。中国社会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道德的特征，都在这种人格结构中反映了出来。像张麻子、猫贩子、梅思贤、张立功、吴思齐、廖狗卵、鲁飞、吴有如、红春子……如层峦叠峰，气象不凡。镇长张麻子，既聪明又狡猾，既干练又贪婪。他读书没有梅浩然专注，却会经营管理。几年下来，他不仅赚了钱，还赢得了声誉。“商家之间的一些纠纷，都请他去调解；镇公所、警察局和商家的一些矛盾，他说得上话，一些溜子打油伙，他也大抵能够摆平。”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了杨柳镇镇长。可自他担任镇长之后，威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当梅浩然需“卖田抵押县政府一千担谷给杨柳穷人度春荒”时，他却乘人之危只出二十担谷一亩就想买下梅家肥水田；当杨柳剧院“长得好，唱得好，演得好”的红春子父亲运锑摔断了脚无钱医治，他不仅花钱治好了她父亲的脚，还借钱给她家“买了二亩三分”肥水田，借机霸占了红春子；当杨柳镇忽然没盐了闹盐荒时，他把泰和商号的十担盐，卖起了高价，群众怨声载道，他的“威信一落千丈”。虽然他成了杨柳镇的头号殷实户，但有的钱财来路不明。他当镇长虽干过一些好事，但却声誉不好。农运一开始，他不仅靠边站，还游了团；他组织全镇村长会不仅没有剥夺“二溜子”的委员长，还在“二溜子”组织的“人如海，手如林”的“杀声震天”中被枪毙了。猫贩子既勤劳节俭，又敢作敢为，以“勤劳和小气著名”。他勤劳，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休息最少”，大年三十初一都没休息过，没有农活，他就挑一担箢箕捡狗屎。只有“二十多年”他就有“两百来亩田了”。他小气，“长工只请十个月，春节前后，农闲不请。冬天日短，天黑得早，有些贫苦人家便只吃两顿饭。猫贩子家是殷实户，只要长工回去了，也只吃两顿。”四个孩子饿得呱呱叫，“他便发明吃炒谷的办法。”大家都认为他的家当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还十分精明、强硬。当农会兴起之时，他不适时机地成立了第一个村农会，并被推选为村民会委员长。当书落壳说他不是农民，他火冒三丈，“我起早贪黑，天天干农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你书落壳，整天游手好闲，一点农活也不干”，才不是农民；当书落壳抓他游团，到他家吃排饭时，他的“心就像刀锯一样的痛”。然后带着泽礼睡在县城告状，快过年才回来，并到处说“书落壳要进关房了”，让书落壳心里发冷，胆颤心惊；当书落壳在“杨柳春晓”嫖娼时，猫贩子带领泽诗等一把将他从被窝里拖出来，五花大绑捆到张家祠堂的大柱子上，让书落壳颜面丧尽。表现了猫贩子敢作敢为，威武不屈的凛凛气节。梅思贤受组织委派，回到平安县和国民党党部常委、观澜中学校长、共产党员鲁飞一起开展农民运动。回到杨柳镇，他办农民夜校兼任教员教农民识字唱《长工谣》；他热爱劳动，当他“出现在张家湾张希龙的田头时”，“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聪慧机智，未卜先知，将谋略与实干集于一身。不料，理性的梅思贤与激进的鲁飞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仍然尽职尽责，进退有序地推进着农运工作。“马日事变”发生，他与鲁飞遭到通缉，在长沙一位同学家躲了两个多月，几次寻找组织未果，再次外出寻找，却见鲁飞“视死如归”地倒下了。于是，他百感交集，心如刀割。梅思贤，这杨柳镇的精灵，竟在“马日事变”后“大步流星走了”。作为重要人物，遽然而失，好像寒梅还没有充分绽放。但作为一种残酷的真实，却有异常深刻的意味，梅思贤走了，杨柳镇上一片空荡凄惶。
　　三、艺术创造的魔幻技巧与本土特征
　　《墨雨》的艺术创造，是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叙事的结合。
　　小说中梦幻的描写，既有西方魔幻艺术的“释梦”，也有中国作家写梦的“传统”。梦是一种潜意识，它是人物生活积淀、情绪积淀在睡眠中扭曲的反映，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人的喜、怒、哀、乐和命运、际遇，以及现有的生活、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憧憬与追求，都可以写出梦的气氛、格调和情绪状态。来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揭示人物心灵的秘密；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表现作品的思想主题。比如小说结尾梅浩然的那个噩梦：
　　书落壳转过身，面向台下，滔滔不绝说了一通，然后抬高声调，大声说：“大家说，梅浩然该不该杀？”
　　会场静极了。梅浩然看见吴思齐站在台下最前面，一脸茫然。
　　忽然有人举起手来：“杀！”
　　……
　　书落壳喊到最后一次，广场上已是人如海，手如林，杀声震天。
　　梅浩然发现，就连吴思齐也缓缓地举起了手。
　　砰 —— 一颗子弹朝梅浩然飞来。
　　啊 —— 梅浩然惊叫一声，醒了。
　　梦中阴森恐怖的气氛历历如画。“朝闻道，夕死可”，便勇敢面向地狱之门，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绅士，他甘愿承受一切苦难，不怕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甚至死亡，他的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同时，这个梦还把那种“你死我活的单向思维，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不讲民主，不要程序，视生命如草芥，杀人如宰鸡”作了形象的描绘。“共产党控制农会，大杀所谓土豪劣绅”，“国民党控制了军队，又大杀共产党人。”这种“杀来杀去，不都是国人遭殃吗？”甚至连梅浩然视为己出的长工吴思齐也缓缓地举起了阴森般的手。通过这个梦境，就把那种撕裂与疼痛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既揭示了人的灵魂的奥秘，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梦，每个梦都从主体的心理特点出发，没有一个使人产生雷同之感。书落壳梦见自己在张家祠堂神龛前“跪下，宗门不幸，出了逆子，好逸恶劳，嫖娼逍遥，霸占人妻，打家劫舍，为害一方”，张氏九房长都同意：“沉——塘——！”作者设计一场张家开祠堂门的噩梦，既是书落壳罪孽深重的自我恐惧与惊慌，又是对他残暴、卑劣行径的深层揭露与批判。红春子在梦中，梦见“张麻子在北伐军的那个儿子立功来了。张立功像扇门板一样立在她面前，两只眼睛放出来刺刀一样的寒光，朝她射来。‘你这个婊子，勾引我的父亲，又伙同那个二溜子，杀了我父亲。’张立功恶狠狠地说，‘我要杀——了——你’……‘我要让你肮脏的灵魂暴露在杨柳人面前。’张立功说，‘你自己先看看吧！’红春子低头一看，‘自己的胸膛已经剖开，刀口没有血迹，心也已被切开，竟然是黑乎乎的，就像两块煤炭。’”这一场梦，是红春子对自己变成“尤物”“淫妇”深重的剖析，她既有为虎作伥之嫌，又已堕为权力泄欲的工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在结构上，是明暗两条线的交替更换。有暴风骤雨式的大场面描写，也有烘云托月式的侧面描写；有游团式的斗争场面，也有墨雨式的隐喻画面。时而杀声四起，雷霆震撼；时而吹箫踏月，情意绵绵；时而怒涛奔腾，气象万千；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平常之处，粗线条勾勒，惜墨如珍；节骨眼上，泼墨如画，精雕细琢。真是有明有暗，有张有驰，纵横捭阖，虚实结合。从明线上看，它是杨柳镇梅、张、猫、书四个家庭的生活，实际上是描绘士绅与农会两种势力的斗争。《墨雨》的结构特点是网状的交互错综的结构。小说中7章主要写梅浩然，4章写张麻子，2章写猫贩子，1章写张立功；梅思贤、鲁飞等占8章的篇幅，书落壳占8章。其余几章是小说各类人物共同活动的空间。其中殷实户占14章，党部农会占16章。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疏密映衬，浓淡相间，细针密线，均衡对称，组织得相当严密。但这种网状的交互错综的结构中仍然有一条主线，以梅、张、猫与书、鲁等的冲突斗争为中心的主线，通过这一历史悲剧暴露出各种社会矛盾，写出了那场席卷华夏中国乡村革命的残酷与惨烈。小说虽然写几个家庭分出若干条线索，但主要是以两种势力的主要人物的行动和故事情节来贯串全篇；虽然只写出两个阶级，两种势力的争斗，但出现的人物有好几十个，它写出了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党派、不同个性的男男女女，仅就国共两党的梅思贤、梅思德、吴有如、张立功等就各有特色。这条明线就不能不决定它必须采取网状的交互错综的结构方式。另一条线索，是墨雨的象征隐喻为暗线结构，贯穿作品的始终。墨雨一场像墨水一样的雨，降落在杨柳镇，由此拉开了故事浩浩荡荡的大幕。但这条背负着体现作品精髓和主旨的重要任务的隐线，却深具文学创作中隐喻的美感，同时也奠定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基调：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所有人物命运的起伏辗转，故事的急转直下，就像是这场怪雨滋生的枝蔓。小说刚描写杨柳镇士绅是如何瞧不起二溜子书落壳；接着又写书落壳组织成立农会，担任镇农会委员长，对殷实户展开疯狂残酷的斗争；马上是省里下文淘汰农会不良分子，抓嫖抓赌，让书落壳颜面丧尽；然后又是俄国鲍罗廷提出“痞子流氓打先锋”，书落壳立即抓张麻子、梅浩然游团，直至枪毙了张麻子、猫贩子。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并枪毙了书落壳等。这就是“天雨墨，为兵象，为灾象，为贫象”的暗示。这种结构上巧妙的搭建编排，就是通过墨雨这一特定形象表现或暗示出来的。它的轮回、因果报应的心理效应，既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再现，更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的当代呈现。
　　当然，《墨雨》的语言还不是十分老道，也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但是，它的特色却十分鲜明。并在小说语言上找寻到“自己”，追求到自己的个性特色。屠格涅夫说，“在文学天才身上……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⑤世界的色彩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生活的情调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就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光怪陆离、千姿百态的；也奠定了《墨雨》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声音”。一是形象生动的语言描写。在小说中，作者以他饱含深情、乡土气浓的画笔，既描绘出了环境幽雅、四面环山的杨柳镇的美丽与壮观，又细致入微地叙写了杨柳河及两岸的碧水与青山。把杨柳镇的山水河谷描绘得鲜蹦活跳，美不胜收：
　　杨柳河在一坦平阳的田凼里蜿蜒，宽阔平缓的水面，揉皱了蓝天白云。河旁大片的麦子，已经抽穗，正灌浆壮籽。这里那里，三两个农人，在吆牛犁田。成群的白鹭，不时掠过河面，在田凼上空翱翔。嫩黄色的阳光铺洒下来，更是盎然了田野的生气。
　　读着小说，我们仿佛置身在美妙的河谷，沉浸在人情与风俗的浓郁氛围之中。它绘声绘色，五彩缤纷，让人应接不暇，思绪万千。排比夹带对偶，音韵铿锵有力，从色彩上就增强了湘中山川的美感与繁华杨柳镇的神奇。二是朴实凝炼而富于乡土气息的语言。作者还选择和锤炼了湘中杨柳一带群众富于描摹性的口语，大量采用了经过筛选、洗涤和提炼的方言，词汇相当丰富，地方色彩浓烈，句式结构灵活多样，排比对偶穿插其中，爱憎情感溢于言表，形成了他的浮雕式叙述语言。既词藻丰富，语言清丽，又乡土气浓，情感逼真。像“你莫讲鬼话哩”“三百斤野猪——一张寡嘴”“插田裁米树，呷个不停住。歇闲，呷烟”“东扯葫芦西扯叶，扯了萝卜扯芥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稀泻的！”“是福不要躲，是祸躲不脱”“你硬是赚打了”“牛要吃露水草才长膘”等等。这些散布在作品节骨眼上的方言土话，使作品蕴含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与文化韵味。既简洁、朴实、生动，又充满生活情趣。湘中小镇的风土，习俗，民情，历历在目。真是笔如雕刀，玲珑剔透；色彩浓郁，兴味盎然。三是“杂语”相间，错落有致。“杂语”是小说语言的特色，各类语言混杂合一是小说体裁的突出特征。在《墨雨》中，它融合了理论话语（如权力的议论，阶级的分析），歌曲语汇（如《国民革命歌》《打倒土豪，除劣绅》《打倒新军阀》），戏剧语言（《杨柳地花鼓》《采茶歌》），公文语言（如《减租通知》《禁止党员不良行为通知》《省党部农民部告全省农民》），知识分子话语（如吴辉、梅思贤）与日常生活话语等。这样一种杂语的杂糅不仅仅展现了现代汉语丰富的内部层次以及历史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更隐含小说语言多样化的形态。特别是对湘中一带歌谣的嵌入与运用，使“杂语”更加充满地域性与山野情。如《爬灰歌》：“冬天天气冷呀，取暖火炉边。媳妇来烧火呀，公公来抽烟。炭灰子堵了通炉眼呀，哎哟，公公快快来——众人便齐声高唱：爬呀，爬呀，爬呀，爬呀。”“夏天天气热呀，歇凉屋外边。媳妇去洗澡呀，公公去抽烟。尖嘴蚊咬了屄一口呀，哎哟，公公快快来——众人再次齐声高唱：摸呀，摸呀，摸呀，摸呀。”这是一种充满欲望的众声喧哗，粗野而荒唐，幽默又滑稽。
　　注释：
　　①④王鲁湘：《墨雨·封底》，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②梁斌勋：《老实的莫美与厚重的<墨雨>》，《娄底广播电视报》2016年5月19日。
　　③田小爽：《乡土文学中的<墨雨>》，《湖南日报》2016年5月27日。
　　⑤ [苏]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0页。
　　（作者单位：《文献与人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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