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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旷达
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时，开始的一段时间寓居嘉佑寺，每天爬近旁的一座小山，到山顶的松风亭上歇息，游目四方。有一天，他刚刚走到半山腰，便感到十分疲惫，脚力不逮，很想倚着路旁的树木休息一会儿。抬头远眺，亭子犹在很远处，仿佛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之上。他不禁有些发愁：何时才能登上山顶？但后来转念一想，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上去呢，“此处有什么歇不得处？”
一念既生，即刻感到周身轻松。他进一步议论道：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记游松风亭》
不妨这样说：这一则笔记浓缩了一个秘密。它可谓是读解苏东坡的一把钥匙，能够了解他何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厄和屈辱，永远是那样的乐观旷达，神采奕奕。
纵观东坡一生，几起几落，从巅峰到谷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谓是世罕其匹。先是因为反对新法，后是因为开罪于小人，一再遭到贬谪，浪迹四海，一生中，以戴罪之身谪居穷乡僻壤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庙堂官衙中的时间。更为不堪的是，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受到的迫害却愈发变本加厉，他的贬所一次比一次遥远、偏僻和荒凉：从长江边上的萧条小镇，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再到极其荒蛮的海南岛。对此坎坷困顿，东坡曾经这般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换成别人，遭逢这样的境遇，早就该愁肠百结、痛不欲生了，至少也会是自怨自艾、长吁短叹。但东坡独不然。虽然命运赐予他的是一杯杯苦酒，他仍然平静坦然，随遇而安，永远是那样明朗乐观，努力要从苦涩中品咂出一缕甘甜。 “诗言志”，诗为心声。这样的一种精神情怀，印证于他的大量诗词、信函、日记等文字中。
在黄州时，与友人出行突遇骤雨，这当然是败兴之事，同行者纷纷抱怨叫苦不迭，四处躲避，他却安然处之，沐雨而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的宠辱进退都不足挂虑，何况天气阴晴晦明的变幻呢？被贬惠州时，因经济窘迫买不起羊肉吃，便用很少的一点儿钱，买下无人要的羊脊骨，回家放在锅里煮熟，再趁热漉出，浸一点米酒，撒一点细盐，微微烤焦，可以剔出一星半点的肉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须知这不是无缘品尝荤腥的穷人，而是曾经伺奉于皇帝左右、曾经在美食之都杭州做过太守，享受过数不清的珍馐美馔的高官苏东坡呵。不久，他就适应且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称道 “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甚至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令常人闻之色变的险恶军州，在他的随缘委命精神的投射之下，变成了一方人间乐土。
这些洋溢乐观情怀的诗文传到首都汴京，让把他视为眼中钉的政敌章淳气急败坏，“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一道朝廷诰命，又把他放逐到更僻远、更荒蛮的海南儋州。海南孤悬海外，当时是完全不曾开发的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比黄州、惠州恶劣得多。“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可谓艰苦之至，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置身这等险恶之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未来——“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新居不但不能和黄州时的相比，连惠州的也不可比，地势低洼潮湿，居处狭隘，房屋前后蛙声一片，野鸟筑巢于窗前，烟雨迷茫时分，恍惚野人的洞穴。但东坡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他的乐天知命的精神人格，在迟暮之年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自昏昧之处发现美的光亮，为困厄中的精神力量呐喊，在他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不，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和在惠州一样，未过多久，他又爱上了这里的自然之美和朴实人情，甚至写诗说：“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真的是“反客为主”，把蛮貊之邦当作故乡，反而把富庶繁华、山温水软的四川家乡当成了寄居之所了，这需要怎样的胸襟气度。有他的豪迈精神的映照，炼狱又一次转换成了天堂。
对这样的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无论如何颠踬，总是一路歌声。真正是苦难压不垮，困顿奈我何。设想一下，这一回章淳会怎样反应？无疑会是愈发的恼怒，但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权势熏天，可以轻易地驱使一代文豪拖着老病之躯，颠沛流徙，一直走到天涯海角，但这地理上的尽头，也是他的邪恶力量的边界了。他只能将苏轼的躯体囚禁在某地，却无法从精神上束缚和控制苏轼。在那个无限的精神世界里，在看不见的较量中，失败的一方是他。
这一切背后的答案，即精神强健的秘密，可以从开头的那段笔记中找到，那就是：坦然面对命运，接受降临到人生中的一切。
对于秉持了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来说，对待生命的正确姿态是“无待”。不应该为生命预设目标和状态，认为生命一定要如何如何，要达到何种目标，不能如何如何——这种念头的实质，是画地为牢、自设陷阱，限制和伤害的正是生命本身。应该彻底颠覆这种观念，摆脱这种自我拘囿，微笑着面对降临到生命中的一切，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既来之，则纳之，照单全收，泰然应对。
既然不将生命和外在的境遇捆绑在一起，就会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他明白，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顺遂和坎坷，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是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论顺境和逆境，他都坦然处之。灵魂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能够适应外在的环境，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役使。一切艰难困厄都无奈他，他无往而不适。他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深入推究下去，东坡这种达观、健旺、豁朗的精神世界背后，是哲学思想的凭依。那是一种超越常人和世俗的角度打量事物的目光，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获取。其中，有佛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存在的一切世相皆为空幻，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不应执着，不必耿耿于怀。人生的烦恼，常常就起因于过分地关注与执着外物。倘若认识到穷达、荣辱本质都是虚幻，自然就会将之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苦难、坎坷其实也是幻相之一种，所以亦不必时时萦绕于心，戚戚不安。 但更主要的，还是庄子思想对他的深入而长久的浸润。苏轼自年轻时起，就对老庄哲学心醉神迷，有颇为深入的研习，充分吸纳其精髓，并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可以说，庄子思想极为深入地参与了他的精神人格的构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知足常乐，满足于命运赐予的一切。庄子有“齐物”之说，泯灭一切分别和差异，认为荣辱、哀乐、穷通、顺逆等等，原本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区别。长期受着这种思想的濡染，东坡也让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进入了庄子所谓的“安时而守顺，哀乐不能入也”的境界。比如，在惠州谪所，他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地的穷书生，“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这样自宽自解，内心的郁闷便被很有效地纾解了。如同他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那样，苏轼真正做到了“委任运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知之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
精神血脉中生长和流淌着这样生机勃勃的健康因子，所以，在别人愁苦的地方，他开颜，在别人哭泣的时候，他歌唱。飘逸洒脱，旷达乐观。
这种做法似乎颇有几分阿Q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处境的情况下，抱持这样的态度，却能有效地排遣悲苦，培植乐观，使生之艰难变得可以忍受。千载以来，苏东坡博得人们极大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深刻感悟出并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乐天知命的襟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不分时代，无论地域，对一切人生而言，缺憾都是普遍的、弥漫性地存在，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人生大命题。在这一点上，苏东坡无疑树立了一道令人仰望的标杆。
远处的墓碑
那个地方，蓦然间变得邻近了。近得仿佛就在身边，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此刻，掌心中有一丝轻微的寒凉之感，分明是当初手贴在大理石墓碑光滑的碑面上时的那种触觉。但此时的感觉，十分确凿地来自眼前的骨灰盒。因为这个物体，因为抚摸它而产生的感觉，使得长期以来藏匿在意识深处的那个影影绰绰、飘忽不定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确切和坚实。灵魂受到一种突兀的叩击，仿佛身体被飞来的石块击中。
我说的是对死亡的感知。
两个多小时前，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室门口，家人亲属一同迎接了岳父的骨灰盒，驱车带回家中，放置在他生前使用的那张书桌上。八十六岁的岳父，生命化为另一种形式，寄寓在这个长方体的木质匣子里。青黑的颜色，也和墓碑近似。因为它的存在，在观念中那一道横亘于生死之间的巨大鸿沟，一瞬间化为乌有，仿佛强风掠走一缕云烟。
骨灰盒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岳父的遗像。不久之后，遗像将被烤制成瓷像，镶嵌在五十公里外的那一处墓园中、属于他的那一块墓碑上。
仅仅是一夜之间，将来容纳这个匣子的地方，那个仿佛不真实的远处，变得生动真切，如在眼前。
是在前年的岁末，预购了这一处墓地。那时岳父做完肿瘤手术不久，大夫对疗效不乐观的预期，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这个地方与十三陵山脉相接，驶出京藏高速公路不远。墓园视野辽阔，坐北朝南，背倚层峦叠嶂，地势由高到低舒缓地延伸。初冬时分，空气寒冽清新，阳光明亮澄澈，勾勒出山体刚性硬朗的线条。而经霜后的松柏和草地的绿色，又平添了一种凝重。整体的气氛肃穆、宁静、高远，合乎心意，所以当时就确定购买了。
岳父查出顽疾是在单位组织的例常的体检中。在那之前，他身体一直颇为健壮，极少生病，每天至少步行一万步。家里人都相信他肯定能够活过九十岁。虽然得知病情后，观念中的死亡开始萌生出了明确的形状，但由于他手术后一段时间恢复得不错，加上作为亲人都会顽强地抱持的期望，因此在多数时候，想到那个地方时，潜意识中仍然把它当作一个不甚确切的存在，一个远处。
直到两个月前，仿佛断裂一般，他的病情急遽恶化，一周之内两条腿先后瘫痪。然后是辗转于三家医院的病房间，各种抢救手段轮番使用，除了一步步地增加痛苦之外，没有效果。一周前的那个黎明，在熹微的晨光中，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
现在终于明白了，对岳父来说，以发现病情为起点，他到那个地方的距离，是十七个月。
最后的数日，在高烧不断引发的意识谵妄中，岳父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两个字：回家。
此刻，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这间他度过生命最后几年时光的屋子里，栖身在他生前阅读和写作的那张书桌上。房间里一应陈设，都是他最后离开时的样子。只是骨灰盒前面摆放的一碟数种水果，一缕袅袅飘荡的燃香的青烟和气味，让人意识到已然是生死暌违，物是人非。但情感自有自己的执拗，面对岩石一样坚硬的事实仍然不愿相信，迟迟驱散不尽那一阵阵袭来的恍惚。
这里只是他暂时的寄居之地，是迈向另一段旅途的中转站，一个承前启后的旅舍。那个远处，才是他的长眠之所。
已经确定了下葬的日子，是三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方向的那一座陵园中，那个位于东区竹园中的墓穴，覆盖墓穴的石板将被移开，在家人的目送中，在哭泣和泪水中，在深深的鞠躬中，骨灰盒被缓缓地放入。
那时正值生机盎然的时节，满眼都是从冬眠中醒转过来的大自然蓬勃淋漓的活力：野草青翠鲜嫩，树枝摇曳新绿，迎春、玉兰、连翘等一批开得早的花卉也已经竞相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生命告别的仪式，显然更容易让人体会到生与死互相接续、彼此融渗的意味。
遗像上的岳父，笑容爽朗欢畅。这样的笑容，即将被镌刻在墓碑上，凝固成为一种超越了时光的永恒。
但将来，在漫长的日子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遗像上的那一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不会是下葬仪式上亲人们的悲恸和依恋。他看到的将会是另一种风景，缓慢，静默，递嬗往复。那是春天恣肆的新绿，夏天骤至的暴雨，秋天飘坠的落叶，还有冬天寂寞的积雪。在这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山坳中，时光的流逝和表现，充分依从自己的法则。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还会有另外的日子，家人会来这里看望他。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场景会在此后的多年中反复出现。而悲痛将随着时光推移而逐渐减弱，等到多年后，每次的祭扫，更像是一次家庭的郊游踏青。当鲜花和水果摆到墓碑基座上，家人们肃立鞠躬时，每个人眼前都会闪现出当年他的样子，某一句话，某一个表情或者动作。哀伤不复汹涌和持续，但缅怀会在心中年复一年地叠加。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前来祭奠的亲人们，会渐渐地变老。
某一天会有人不再前来，某一天来的人中也会有新加入的人，那是现在还没有诞生的孩子，他的孙辈的子女，这个家庭的第四代。最让人难堪的，是必将会出现的一幕：这些前来祭奠他的亲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年月之后，也将一个接一个，次第消逝，不复存在。那时，如果墓碑还在，遗像犹存，那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会是一片虚空。
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止步于这一道虚无的边界。
但这真的需要躲避吗？既然已经越来越多地目睹真切的死亡，既然这样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么，仔细端详一番那个必然会降临的日子、每个人最终的归宿，不也正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如果将生命的过程给予一种形象化的呈现，岂不是可以说，不分你我彼此，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向着那个地方，向着某一个墓碑所在之处，移动脚步。那是他的远方，他的终极目的地，他一出生就注定了会抵达的地方。
每个人都走在路上。通常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仿佛电影镜头中，一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最终走到了视野之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行走者对于自己所奔赴的远方，或者浑然不知，或者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了解，仿佛一道虚幻飘忽的色彩。随着他拥有的岁月的增多，那个地方也会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遮掩它的神秘面纱也被一寸寸地抽走。最终，每个人都将与它直面相向，真切地体验到一种贴近感。
行走者的步伐，同样是千姿百态。有的人要走很久，走得踉踉跄跄精疲力竭才能抵达，有的却到达得爽快麻利，某一条血管破裂，顷刻间绊倒了他的脚步，訇然倒地，来不及说出一言半语。当然，也还有那些因为坍塌、火灾、撞车等飞来横祸猝然离去的，更是以一种尖利的方式，直接被一双冥冥中的手臂投掷到了那个远方。天涯变作咫尺，只在一瞬间。
于是，每一个生命与所对应着的那个远处的墓碑，在这样的想象中，便呈现为两种面貌的距离。一种是空间的，一种是时间的。前者是刚性的，仿佛岩石一样坚硬实在。后者却具有不确定性和伸缩感，仿佛岩石上缭绕着的雾霭，经常变换形状。谁能说得清相互之间的那种纠结和缠绕，那种神秘和诡谲？
所以，那一句话才广为传布：“一个人应该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诗人。”
因为诗歌是语言的闪电。它的形象凝练的语句，以一种特异的感性力量，瞬间照亮了生活和存在的天空，使其幽昧中的本质得到显影。引发这道闪电，需要一些特别的机缘和触媒。而因为绾结了生与死这个人生最大的话题，墓地显然是一个诗与思、情感与思想的合适的催化之地。
陵园很大，逝者按照生前的职业身份，埋葬在不同的区域。园中的主要道路旁，一处醒目的位置，是一个知名曲艺艺术家庭的墓地，两代家庭成员的几座雕塑，参差排列又彼此相望，形成了园中园的格局。这种家族墓地想来还会有，只是逝者不那么出名，未被人们注意到。
岳父的在天之灵，不会感觉到孤寂清冷。他的岳母、我们称呼为老奶奶的外婆的骨殖，不久前已经从西山旁的一处墓地迁来，葬进了这个三人规格的墓穴。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九五高龄的外婆辞世后，遗体移到复兴医院太平间保存，岳父将自己关进外婆居住的那间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眼角挂满泪痕。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他们两人的关系胜似亲生母子。在数十公里、二十来年的时空距离后，他们又将厮守在一起，从此天长地久，再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阻隔。甚至妻子退休的姐姐姐夫，也在这里为自己提前预订了墓地，为了将来能够长眠在父母身旁。
想象一下那种超越了时间的相伴相守。那更像是一场变换了地点的聚会。如今在这间屋子里言谈走动，将来移到那里安静相处。两代人之间，距离也就是百十来米的样子。同样的一片星光照耀，同样的一阵雨水浇淋。从这个墓碑上方吹拂过的风，到达那边的墓碑时，摇动树枝的强度是同样的，发出的窸窣声是同样的。这样的想象，会让人感到一种深长的安慰，即便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论者。
以半百之龄，行走于生命路途的中段，我们的生活还可能有一些变数，还不能确定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墓碑，最终会安放在哪一个地方，哪一处山陬海隅。但我在此为自己年过八旬的父母预购了墓地，为了应对那个必然会到来的结局。他们退休后搬来京城，接近二十年了，已经成为故乡的异乡人，不可能更不情愿将来把他们送回冀东南的家乡。他们将来长眠于这里，方便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几个兄妹前来祭扫，也可以和多年来默契友好的亲家继续相伴。
没有告知父母这个安排，但相信一旦他们知道了，内心会感到慰藉。
岳父即将入土为安。近和远，此处和彼处，这些曾经对应着他的距离，随着肉体生命的消失，也即将消弥无痕。而家里活着的每个人，仍将面对各自的远方。
最核心的问题，对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段距离有多远。
譬如说，我的父母。
这样想时，地理的勘测倏忽间转换成了时间的度量。他们现在住在城里，和我同一个小区，离这一座陵园差不多八十公里，开车走高速，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样子。但他们移居到这里，需要多少年？或者说，时间的距离是多长？
作为人子，当然期盼这是一段漫长的距离。二十年，三十年，多多益善。属于他们的那一块墓碑，黑色大理石碑面的底端，简约地镂刻了一朵莲花图案。期盼莲花上方的空白处，将来要刻上他们名字的地方，能够年复一年，空旷如斯。期盼不得不搬动覆盖墓穴的石板的那一天，遥遥无期。
然而这不可能。于是，问题就转换成，面对一天天减少、越来越有限的时间，我能做什么。当望着他们的身影不可阻拦地渐渐远去，难道仅仅是叹息？
显然不是。虽然最终的结局无法躲避，我们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抵抗——
用耐心和细致，用呵护和眷注，时时刻刻。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生长出来，虽然肉眼难以看到。这种力量拽紧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倾倒的身躯，让倾倒更慢一些，再慢一些。让掌心更多地触摸到他们的体温，让脸颊更多感受到他们嘘出的气息。不要过多地戚戚于他们的眼神日趋昏花，声音日益嘶哑，步履日渐蹒跚——因为，连这一切都将彻底失去。
将这一段望得见的距离，尽可能地抻长，让那远处的墓园，尽可能地，总是在远处。让那黑色的墓碑，只是偶尔在意识中闪现，而迟迟不会面对目光的直接投射。
努力让这一切，接近最大值。
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时，开始的一段时间寓居嘉佑寺，每天爬近旁的一座小山，到山顶的松风亭上歇息，游目四方。有一天，他刚刚走到半山腰，便感到十分疲惫，脚力不逮，很想倚着路旁的树木休息一会儿。抬头远眺，亭子犹在很远处，仿佛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之上。他不禁有些发愁：何时才能登上山顶？但后来转念一想，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上去呢，“此处有什么歇不得处？”
一念既生，即刻感到周身轻松。他进一步议论道：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记游松风亭》
不妨这样说：这一则笔记浓缩了一个秘密。它可谓是读解苏东坡的一把钥匙，能够了解他何以面对接连不断的困厄和屈辱，永远是那样的乐观旷达，神采奕奕。
纵观东坡一生，几起几落，从巅峰到谷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谓是世罕其匹。先是因为反对新法，后是因为开罪于小人，一再遭到贬谪，浪迹四海，一生中，以戴罪之身谪居穷乡僻壤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庙堂官衙中的时间。更为不堪的是，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受到的迫害却愈发变本加厉，他的贬所一次比一次遥远、偏僻和荒凉：从长江边上的萧条小镇，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再到极其荒蛮的海南岛。对此坎坷困顿，东坡曾经这般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换成别人，遭逢这样的境遇，早就该愁肠百结、痛不欲生了，至少也会是自怨自艾、长吁短叹。但东坡独不然。虽然命运赐予他的是一杯杯苦酒，他仍然平静坦然，随遇而安，永远是那样明朗乐观，努力要从苦涩中品咂出一缕甘甜。 “诗言志”，诗为心声。这样的一种精神情怀，印证于他的大量诗词、信函、日记等文字中。
在黄州时，与友人出行突遇骤雨，这当然是败兴之事，同行者纷纷抱怨叫苦不迭，四处躲避，他却安然处之，沐雨而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的宠辱进退都不足挂虑，何况天气阴晴晦明的变幻呢？被贬惠州时，因经济窘迫买不起羊肉吃，便用很少的一点儿钱，买下无人要的羊脊骨，回家放在锅里煮熟，再趁热漉出，浸一点米酒，撒一点细盐，微微烤焦，可以剔出一星半点的肉来。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自己“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须知这不是无缘品尝荤腥的穷人，而是曾经伺奉于皇帝左右、曾经在美食之都杭州做过太守，享受过数不清的珍馐美馔的高官苏东坡呵。不久，他就适应且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称道 “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甚至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令常人闻之色变的险恶军州，在他的随缘委命精神的投射之下，变成了一方人间乐土。
这些洋溢乐观情怀的诗文传到首都汴京，让把他视为眼中钉的政敌章淳气急败坏，“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一道朝廷诰命，又把他放逐到更僻远、更荒蛮的海南儋州。海南孤悬海外，当时是完全不曾开发的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比黄州、惠州恶劣得多。“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可谓艰苦之至，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置身这等险恶之境，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未来——“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新居不但不能和黄州时的相比，连惠州的也不可比，地势低洼潮湿，居处狭隘，房屋前后蛙声一片，野鸟筑巢于窗前，烟雨迷茫时分，恍惚野人的洞穴。但东坡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他的乐天知命的精神人格，在迟暮之年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自昏昧之处发现美的光亮，为困厄中的精神力量呐喊，在他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不，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和在惠州一样，未过多久，他又爱上了这里的自然之美和朴实人情，甚至写诗说：“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真的是“反客为主”，把蛮貊之邦当作故乡，反而把富庶繁华、山温水软的四川家乡当成了寄居之所了，这需要怎样的胸襟气度。有他的豪迈精神的映照，炼狱又一次转换成了天堂。
对这样的人，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无论如何颠踬，总是一路歌声。真正是苦难压不垮，困顿奈我何。设想一下，这一回章淳会怎样反应？无疑会是愈发的恼怒，但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权势熏天，可以轻易地驱使一代文豪拖着老病之躯，颠沛流徙，一直走到天涯海角，但这地理上的尽头，也是他的邪恶力量的边界了。他只能将苏轼的躯体囚禁在某地，却无法从精神上束缚和控制苏轼。在那个无限的精神世界里，在看不见的较量中，失败的一方是他。
这一切背后的答案，即精神强健的秘密，可以从开头的那段笔记中找到，那就是：坦然面对命运，接受降临到人生中的一切。
对于秉持了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来说，对待生命的正确姿态是“无待”。不应该为生命预设目标和状态，认为生命一定要如何如何，要达到何种目标，不能如何如何——这种念头的实质，是画地为牢、自设陷阱，限制和伤害的正是生命本身。应该彻底颠覆这种观念，摆脱这种自我拘囿，微笑着面对降临到生命中的一切，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既来之，则纳之，照单全收，泰然应对。
既然不将生命和外在的境遇捆绑在一起，就会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他明白，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顺遂和坎坷，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是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论顺境和逆境，他都坦然处之。灵魂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能够适应外在的环境，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役使。一切艰难困厄都无奈他，他无往而不适。他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深入推究下去，东坡这种达观、健旺、豁朗的精神世界背后，是哲学思想的凭依。那是一种超越常人和世俗的角度打量事物的目光，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获取。其中，有佛老思想的影响，认为存在的一切世相皆为空幻，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不应执着，不必耿耿于怀。人生的烦恼，常常就起因于过分地关注与执着外物。倘若认识到穷达、荣辱本质都是虚幻，自然就会将之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苦难、坎坷其实也是幻相之一种，所以亦不必时时萦绕于心，戚戚不安。 但更主要的，还是庄子思想对他的深入而长久的浸润。苏轼自年轻时起，就对老庄哲学心醉神迷，有颇为深入的研习，充分吸纳其精髓，并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可以说，庄子思想极为深入地参与了他的精神人格的构建。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知足常乐，满足于命运赐予的一切。庄子有“齐物”之说，泯灭一切分别和差异，认为荣辱、哀乐、穷通、顺逆等等，原本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区别。长期受着这种思想的濡染，东坡也让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状态，进入了庄子所谓的“安时而守顺，哀乐不能入也”的境界。比如，在惠州谪所，他把自己想成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地的穷书生，“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这样自宽自解，内心的郁闷便被很有效地纾解了。如同他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那样，苏轼真正做到了“委任运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知之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
精神血脉中生长和流淌着这样生机勃勃的健康因子，所以，在别人愁苦的地方，他开颜，在别人哭泣的时候，他歌唱。飘逸洒脱，旷达乐观。
这种做法似乎颇有几分阿Q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人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处境的情况下，抱持这样的态度，却能有效地排遣悲苦，培植乐观，使生之艰难变得可以忍受。千载以来，苏东坡博得人们极大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正是他深刻感悟出并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乐天知命的襟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不分时代，无论地域，对一切人生而言，缺憾都是普遍的、弥漫性地存在，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人生大命题。在这一点上，苏东坡无疑树立了一道令人仰望的标杆。
远处的墓碑
那个地方，蓦然间变得邻近了。近得仿佛就在身边，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此刻，掌心中有一丝轻微的寒凉之感，分明是当初手贴在大理石墓碑光滑的碑面上时的那种触觉。但此时的感觉，十分确凿地来自眼前的骨灰盒。因为这个物体，因为抚摸它而产生的感觉，使得长期以来藏匿在意识深处的那个影影绰绰、飘忽不定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确切和坚实。灵魂受到一种突兀的叩击，仿佛身体被飞来的石块击中。
我说的是对死亡的感知。
两个多小时前，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室门口，家人亲属一同迎接了岳父的骨灰盒，驱车带回家中，放置在他生前使用的那张书桌上。八十六岁的岳父，生命化为另一种形式，寄寓在这个长方体的木质匣子里。青黑的颜色，也和墓碑近似。因为它的存在，在观念中那一道横亘于生死之间的巨大鸿沟，一瞬间化为乌有，仿佛强风掠走一缕云烟。
骨灰盒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岳父的遗像。不久之后，遗像将被烤制成瓷像，镶嵌在五十公里外的那一处墓园中、属于他的那一块墓碑上。
仅仅是一夜之间，将来容纳这个匣子的地方，那个仿佛不真实的远处，变得生动真切，如在眼前。
是在前年的岁末，预购了这一处墓地。那时岳父做完肿瘤手术不久，大夫对疗效不乐观的预期，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这个地方与十三陵山脉相接，驶出京藏高速公路不远。墓园视野辽阔，坐北朝南，背倚层峦叠嶂，地势由高到低舒缓地延伸。初冬时分，空气寒冽清新，阳光明亮澄澈，勾勒出山体刚性硬朗的线条。而经霜后的松柏和草地的绿色，又平添了一种凝重。整体的气氛肃穆、宁静、高远，合乎心意，所以当时就确定购买了。
岳父查出顽疾是在单位组织的例常的体检中。在那之前，他身体一直颇为健壮，极少生病，每天至少步行一万步。家里人都相信他肯定能够活过九十岁。虽然得知病情后，观念中的死亡开始萌生出了明确的形状，但由于他手术后一段时间恢复得不错，加上作为亲人都会顽强地抱持的期望，因此在多数时候，想到那个地方时，潜意识中仍然把它当作一个不甚确切的存在，一个远处。
直到两个月前，仿佛断裂一般，他的病情急遽恶化，一周之内两条腿先后瘫痪。然后是辗转于三家医院的病房间，各种抢救手段轮番使用，除了一步步地增加痛苦之外，没有效果。一周前的那个黎明，在熹微的晨光中，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
现在终于明白了，对岳父来说，以发现病情为起点，他到那个地方的距离，是十七个月。
最后的数日，在高烧不断引发的意识谵妄中，岳父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两个字：回家。
此刻，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这间他度过生命最后几年时光的屋子里，栖身在他生前阅读和写作的那张书桌上。房间里一应陈设，都是他最后离开时的样子。只是骨灰盒前面摆放的一碟数种水果，一缕袅袅飘荡的燃香的青烟和气味，让人意识到已然是生死暌违，物是人非。但情感自有自己的执拗，面对岩石一样坚硬的事实仍然不愿相信，迟迟驱散不尽那一阵阵袭来的恍惚。
这里只是他暂时的寄居之地，是迈向另一段旅途的中转站，一个承前启后的旅舍。那个远处，才是他的长眠之所。
已经确定了下葬的日子，是三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方向的那一座陵园中，那个位于东区竹园中的墓穴，覆盖墓穴的石板将被移开，在家人的目送中，在哭泣和泪水中，在深深的鞠躬中，骨灰盒被缓缓地放入。
那时正值生机盎然的时节，满眼都是从冬眠中醒转过来的大自然蓬勃淋漓的活力：野草青翠鲜嫩，树枝摇曳新绿，迎春、玉兰、连翘等一批开得早的花卉也已经竞相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生命告别的仪式，显然更容易让人体会到生与死互相接续、彼此融渗的意味。
遗像上的岳父，笑容爽朗欢畅。这样的笑容，即将被镌刻在墓碑上，凝固成为一种超越了时光的永恒。
但将来，在漫长的日子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遗像上的那一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不会是下葬仪式上亲人们的悲恸和依恋。他看到的将会是另一种风景，缓慢，静默，递嬗往复。那是春天恣肆的新绿，夏天骤至的暴雨，秋天飘坠的落叶，还有冬天寂寞的积雪。在这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山坳中，时光的流逝和表现，充分依从自己的法则。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还会有另外的日子，家人会来这里看望他。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场景会在此后的多年中反复出现。而悲痛将随着时光推移而逐渐减弱，等到多年后，每次的祭扫，更像是一次家庭的郊游踏青。当鲜花和水果摆到墓碑基座上，家人们肃立鞠躬时，每个人眼前都会闪现出当年他的样子，某一句话，某一个表情或者动作。哀伤不复汹涌和持续，但缅怀会在心中年复一年地叠加。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前来祭奠的亲人们，会渐渐地变老。
某一天会有人不再前来，某一天来的人中也会有新加入的人，那是现在还没有诞生的孩子，他的孙辈的子女，这个家庭的第四代。最让人难堪的，是必将会出现的一幕：这些前来祭奠他的亲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年月之后，也将一个接一个，次第消逝，不复存在。那时，如果墓碑还在，遗像犹存，那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会是一片虚空。
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止步于这一道虚无的边界。
但这真的需要躲避吗？既然已经越来越多地目睹真切的死亡，既然这样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么，仔细端详一番那个必然会降临的日子、每个人最终的归宿，不也正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如果将生命的过程给予一种形象化的呈现，岂不是可以说，不分你我彼此，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向着那个地方，向着某一个墓碑所在之处，移动脚步。那是他的远方，他的终极目的地，他一出生就注定了会抵达的地方。
每个人都走在路上。通常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仿佛电影镜头中，一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最终走到了视野之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行走者对于自己所奔赴的远方，或者浑然不知，或者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了解，仿佛一道虚幻飘忽的色彩。随着他拥有的岁月的增多，那个地方也会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遮掩它的神秘面纱也被一寸寸地抽走。最终，每个人都将与它直面相向，真切地体验到一种贴近感。
行走者的步伐，同样是千姿百态。有的人要走很久，走得踉踉跄跄精疲力竭才能抵达，有的却到达得爽快麻利，某一条血管破裂，顷刻间绊倒了他的脚步，訇然倒地，来不及说出一言半语。当然，也还有那些因为坍塌、火灾、撞车等飞来横祸猝然离去的，更是以一种尖利的方式，直接被一双冥冥中的手臂投掷到了那个远方。天涯变作咫尺，只在一瞬间。
于是，每一个生命与所对应着的那个远处的墓碑，在这样的想象中，便呈现为两种面貌的距离。一种是空间的，一种是时间的。前者是刚性的，仿佛岩石一样坚硬实在。后者却具有不确定性和伸缩感，仿佛岩石上缭绕着的雾霭，经常变换形状。谁能说得清相互之间的那种纠结和缠绕，那种神秘和诡谲？
所以，那一句话才广为传布：“一个人应该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诗人。”
因为诗歌是语言的闪电。它的形象凝练的语句，以一种特异的感性力量，瞬间照亮了生活和存在的天空，使其幽昧中的本质得到显影。引发这道闪电，需要一些特别的机缘和触媒。而因为绾结了生与死这个人生最大的话题，墓地显然是一个诗与思、情感与思想的合适的催化之地。
陵园很大，逝者按照生前的职业身份，埋葬在不同的区域。园中的主要道路旁，一处醒目的位置，是一个知名曲艺艺术家庭的墓地，两代家庭成员的几座雕塑，参差排列又彼此相望，形成了园中园的格局。这种家族墓地想来还会有，只是逝者不那么出名，未被人们注意到。
岳父的在天之灵，不会感觉到孤寂清冷。他的岳母、我们称呼为老奶奶的外婆的骨殖，不久前已经从西山旁的一处墓地迁来，葬进了这个三人规格的墓穴。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九五高龄的外婆辞世后，遗体移到复兴医院太平间保存，岳父将自己关进外婆居住的那间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眼角挂满泪痕。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他们两人的关系胜似亲生母子。在数十公里、二十来年的时空距离后，他们又将厮守在一起，从此天长地久，再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阻隔。甚至妻子退休的姐姐姐夫，也在这里为自己提前预订了墓地，为了将来能够长眠在父母身旁。
想象一下那种超越了时间的相伴相守。那更像是一场变换了地点的聚会。如今在这间屋子里言谈走动，将来移到那里安静相处。两代人之间，距离也就是百十来米的样子。同样的一片星光照耀，同样的一阵雨水浇淋。从这个墓碑上方吹拂过的风，到达那边的墓碑时，摇动树枝的强度是同样的，发出的窸窣声是同样的。这样的想象，会让人感到一种深长的安慰，即便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论者。
以半百之龄，行走于生命路途的中段，我们的生活还可能有一些变数，还不能确定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墓碑，最终会安放在哪一个地方，哪一处山陬海隅。但我在此为自己年过八旬的父母预购了墓地，为了应对那个必然会到来的结局。他们退休后搬来京城，接近二十年了，已经成为故乡的异乡人，不可能更不情愿将来把他们送回冀东南的家乡。他们将来长眠于这里，方便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几个兄妹前来祭扫，也可以和多年来默契友好的亲家继续相伴。
没有告知父母这个安排，但相信一旦他们知道了，内心会感到慰藉。
岳父即将入土为安。近和远，此处和彼处，这些曾经对应着他的距离，随着肉体生命的消失，也即将消弥无痕。而家里活着的每个人，仍将面对各自的远方。
最核心的问题，对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段距离有多远。
譬如说，我的父母。
这样想时，地理的勘测倏忽间转换成了时间的度量。他们现在住在城里，和我同一个小区，离这一座陵园差不多八十公里，开车走高速，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样子。但他们移居到这里，需要多少年？或者说，时间的距离是多长？
作为人子，当然期盼这是一段漫长的距离。二十年，三十年，多多益善。属于他们的那一块墓碑，黑色大理石碑面的底端，简约地镂刻了一朵莲花图案。期盼莲花上方的空白处，将来要刻上他们名字的地方，能够年复一年，空旷如斯。期盼不得不搬动覆盖墓穴的石板的那一天，遥遥无期。
然而这不可能。于是，问题就转换成，面对一天天减少、越来越有限的时间，我能做什么。当望着他们的身影不可阻拦地渐渐远去，难道仅仅是叹息？
显然不是。虽然最终的结局无法躲避，我们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抵抗——
用耐心和细致，用呵护和眷注，时时刻刻。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生长出来，虽然肉眼难以看到。这种力量拽紧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倾倒的身躯，让倾倒更慢一些，再慢一些。让掌心更多地触摸到他们的体温，让脸颊更多感受到他们嘘出的气息。不要过多地戚戚于他们的眼神日趋昏花，声音日益嘶哑，步履日渐蹒跚——因为，连这一切都将彻底失去。
将这一段望得见的距离，尽可能地抻长，让那远处的墓园，尽可能地，总是在远处。让那黑色的墓碑，只是偶尔在意识中闪现，而迟迟不会面对目光的直接投射。
努力让这一切，接近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