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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八月），武昌一声枪响，清廷急遣旗人荫昌率北洋军赴鄂弹压。不料荫昌虽曾留洋德国学习军事，号令却无法行于军中。清廷遂重新起用北洋军的老主人、原奉朝旨“开缺回籍养疴”，此时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作渔翁状的袁世凯。
袁之东山再起，虽然呼声甚高，但过去对他早有疑虑的一些满洲贵族也施加了阻力。柄清政多年的老恭王之嫡孙，小恭王溥伟就曾前往醇王府，当着摄政王载沣的面，对清廷起用袁世凯督师的决策进行了质疑。据溥伟日记，面对他的质疑，载沣回答说“袁四（袁世凯排行第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溥伟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载沣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据此可知，袁世凯之得再起，固然主要缘于其累积的声望和客观情势使然，但也与他多年来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一班亲贵身上所下的功夫不无关系。当年袁世凯悉心笼络，现在他们自然要投桃报李，鼎力推荐其出山了。
袁世凯进京：“靖乱报国，之死靡他”
初时清廷不过欲让袁世凯督师，授其兵权而已，但已经韬光养晦苦熬了三年的袁世凯怎会以此为满足？于是清廷又不得不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以一人而既掌军权又握政权，袁之动作，中外关切。而袁世凯犹在发挥其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篡位夺权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
民军于武汉发乱，适授袁世凯再起之契机，但在袁世凯眼里，实际并未把民军的威胁当回事。
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系袁系干将，其弟子所撰《三水梁燕孙（梁士诒）年谱》记，“及袁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曰：‘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这就是袁世凯对战事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战事之发展，不幸恰如其言。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16日，民军反攻汉口，仅两日即宣告失利，不得不退守汉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民军败退之状曰：“我军即时慌乱，纷纷后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皆不听命，一时极为紊乱。清军乘机前进，向我军追击。于是我各部队因以瓦解，势如山崩。……黄总司令垂头丧气，几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劝解，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顿，再图恢复可也。”11月21日，清军猛攻汉阳，至26日，黄兴等再弃汉阳而退保武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黄总司令又传命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犹不能止……”黄兴又将不用命者斩数人。……午后六时，黄总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众哭曰：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云云。”
此时武汉三镇，已去其二，回到武昌后的黄兴对战事极为悲观，在11月27日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失利情况时，干脆主张放弃武昌，并称，“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此议被孙武、张振武等湖北革命党人所阻，黄兴乃赴上海。
清军既占汉阳，以双方之实力对比，设若再向武昌发起攻击，结果如何，连坐镇武昌的民军都督黎元洪也心知肚明。11月30日，因清军从汉阳炮击武昌，黎元洪极为惶恐，从左右计拟迁都督府于武汉之东郊葛店，并将现银六十万两搬上军舰，准备万一不利，即走上海。武昌城内更是一日数惊，百姓纷纷逃避。
清军方面，攻陷汉阳后欲再建奇功、不明袁世凯底牌的冯国璋于12月l日致电内阁，“现正布置渡江一战”，“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然而这个时候战事却意外地暂时停息了下来，原因何在？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原来在战事进行之时，对峙双方的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公开的接触，众所周知，首先是11月9日，袁世凯派幕僚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武昌，令其利用与黎元洪之旧谊，代为游说。其次是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以南北代表身份进行议和。而私底下的折冲为数尤多，如1911年11月下旬，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派同盟会员朱芾煌为代表赴武汉，欲与黄兴有所接洽，当时冯国璋不明真相，将朱擒拿，袁克定驰书营救，才得获免。同盟会大将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不中被囚，获释后因袁氏父子倾心结交，也曾代袁世凯说项，12月9日黄兴有一电致汪氏曰：“项城（袁世凯）雄才伟略，素负全国清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翻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12月20日，在南北官方代表举行首次议和会议后，又有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衔北方之命，到上海秘密会见黄兴，双方协议了“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秘密条款五项。
而民军对袁世凯公开喊话则在12月3日，当时独立各省之代表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筹备成立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经过双方多次试探、摸底，各自诉求已昭然若揭。革命党一方既以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为终极目标，袁世凯乐得左右逢源。《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打着这种算盘的袁世凯，攻下汉阳是为了给南方一点颜色，而漠视冯国璋等军人的立功渴望，置近在眼前的武昌于不顾，天天向清廷叫嚷“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自然亦在情理之中了。否则真的攻陷武昌，戏还怎么往下唱呢？
孙中山：“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1911年12月29日（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经十七省代表在沪选举，回国不久的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北双方尚在交易之际，南方冒出一个总统，颇出袁世凯之意料，他在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质问：“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民党一方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孙中山甫一当选即给袁世凯发了一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既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电文前半系向袁解释成立临时政府之用意，希望求得袁的谅解，后半则是剖白个人于总统大位绝无恋栈之心。随后其任职誓词又重申此意曰：“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几天后的1912年1月4日（辛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徜由君之力，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这已经是再三再四的承诺了。
孙中山如此委曲求全，显然事出有因。首先，临时政府财政严重困难，起初传说孙中山归国携有兵舰和巨款，最后才知不过带回一腔“革命精神”；其次，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但无论通过照会还是其他形式向各国呼吁承认，均未蒙深知中国谁最有力量的列强理会；最后，论军事实力，北方远胜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向外务大臣报告：“时局之解决，除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外，别无他策。即使纯革命党人如黄兴一派表示反对，但北军之强盛向为彼等所熟知，且军队又均惟袁世凯之命是听，以南方之软弱兵力实无法与北军为敌；纵由黄兴或孙逸仙出任总统，各国政府能否承认，亦属疑问。”日本人对临时政府的后两个弱点已洞若观火。
职是之故，南方在紧锣密鼓筹建临时政府之时，不少人内心颇为忐忑。曾经以北方代表唐绍仪随员身份参加南北议和，其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在日记中记载，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拟去南京就职前，外间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某夜，汪精卫等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张言：“外间传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张言：“北方有多年根据，项城又老于兵事，即使有兵有饷，此时亦不足与抗。须知项城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如大兵渡江以后，便无文章可做。中山去宁决无危险，但出项城意外，其心中不痛快耳。”
张国淦对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局势和袁世凯心理的判断真可谓丝丝入扣。袁世凯并不缺乏对南方动武的实力，而一旦荡平，则其惟两条路可走：要么死心塌地做大清国的忠臣，要么逼迫清帝让位给他。如果此两者均非袁世凯所愿，当然只有放弃武力，而且奇妙的是，尽管临时政府和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不痛快，却大有借力打力之价值，其中奥秘和当初攻陷汉阳留下武昌简直如出一辙。所以，孙中山大可安稳赴南京上任，袁世凯需要的只是一颗定心丸。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的几次承诺已经算是给了袁世凯一颗定心丸，惟嫌浓度不够，1月14日，议和代表伍廷芳给孙中山来电：“顷接唐绍仪君来言，……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示云云。廷即告以孙君肯让，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言外犹有不放心之意，孙中山立即复电：“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袁世凯吃了南方的一颗定心丸，也知道其因实力受限不致反复，遂转而积极、公开地对清廷施加压力。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教导王公大臣，“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巳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清廷本已不堪袁世凯之威逼，而革命党刺杀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的激烈行动又帮了他的大忙。良弼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他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先是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紧接着又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等来了清帝的退位诏书，时在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书中关系袁世凯者则曰：“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状元公、实业家张謇所拟的这份诏书，原稿中无“全权”字样，系袁世凯左右所增。袁系人马真是心细如发。
“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
清帝退位诏书一下，袁世凯即将诏书全文电达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及参议院，又特别宣布政见，表示赞成共和，略云：“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清帝下达退位诏书之次日，即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继任，其中说道：“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政见，赞同共和，本总统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且袁君富于政治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献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共计十七票，袁世凯满票当选。参议院致北京电文曰：“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各地纷纷起义，袁世凯被迫退位，次年袁优惧成疾，不治而亡。当然，此为后话。
革命
天子受命称帝，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皆称革命。《周易·革卦·彖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在现代政治文明中，革命常含有以下之义：一、实现正义、恢复秩序之行为。二、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今人印象中，革命往往意味着暴力，暴民，流血。这是一个世纪的革命之后，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所以在今天，有“告别革命”一说行世，“要改良，不要革命”更时不时在学界思想界等社会群体中泛起涟漪。不过不应忘记，革命从不是革命者的必然选项，革命发生，常常是执政者囿于一家一姓私利，自恃手中有兵在，拖延改革，开历史倒车之结果。
此外，革命并不必然流血，英伦“光荣革命”，就是场不流血的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其伟大之处，除了推翻帝制，当事各方能够妥协，清廷能够保持风度，优雅退场，未尝不是其中之义。只可惜，于中华民族而言，一出百年大戏，唱好了开幕，却演不好结局。
（摘自《时代周报》2011.10.13）B①
袁之东山再起，虽然呼声甚高，但过去对他早有疑虑的一些满洲贵族也施加了阻力。柄清政多年的老恭王之嫡孙，小恭王溥伟就曾前往醇王府，当着摄政王载沣的面，对清廷起用袁世凯督师的决策进行了质疑。据溥伟日记，面对他的质疑，载沣回答说“袁四（袁世凯排行第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溥伟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载沣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据此可知，袁世凯之得再起，固然主要缘于其累积的声望和客观情势使然，但也与他多年来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一班亲贵身上所下的功夫不无关系。当年袁世凯悉心笼络，现在他们自然要投桃报李，鼎力推荐其出山了。
袁世凯进京：“靖乱报国，之死靡他”
初时清廷不过欲让袁世凯督师，授其兵权而已，但已经韬光养晦苦熬了三年的袁世凯怎会以此为满足？于是清廷又不得不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以一人而既掌军权又握政权，袁之动作，中外关切。而袁世凯犹在发挥其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篡位夺权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
民军于武汉发乱，适授袁世凯再起之契机，但在袁世凯眼里，实际并未把民军的威胁当回事。
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系袁系干将，其弟子所撰《三水梁燕孙（梁士诒）年谱》记，“及袁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曰：‘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这就是袁世凯对战事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战事之发展，不幸恰如其言。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16日，民军反攻汉口，仅两日即宣告失利，不得不退守汉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民军败退之状曰：“我军即时慌乱，纷纷后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皆不听命，一时极为紊乱。清军乘机前进，向我军追击。于是我各部队因以瓦解，势如山崩。……黄总司令垂头丧气，几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劝解，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顿，再图恢复可也。”11月21日，清军猛攻汉阳，至26日，黄兴等再弃汉阳而退保武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黄总司令又传命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犹不能止……”黄兴又将不用命者斩数人。……午后六时，黄总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众哭曰：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云云。”
此时武汉三镇，已去其二，回到武昌后的黄兴对战事极为悲观，在11月27日军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汉阳失利情况时，干脆主张放弃武昌，并称，“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此议被孙武、张振武等湖北革命党人所阻，黄兴乃赴上海。
清军既占汉阳，以双方之实力对比，设若再向武昌发起攻击，结果如何，连坐镇武昌的民军都督黎元洪也心知肚明。11月30日，因清军从汉阳炮击武昌，黎元洪极为惶恐，从左右计拟迁都督府于武汉之东郊葛店，并将现银六十万两搬上军舰，准备万一不利，即走上海。武昌城内更是一日数惊，百姓纷纷逃避。
清军方面，攻陷汉阳后欲再建奇功、不明袁世凯底牌的冯国璋于12月l日致电内阁，“现正布置渡江一战”，“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然而这个时候战事却意外地暂时停息了下来，原因何在？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原来在战事进行之时，对峙双方的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公开的接触，众所周知，首先是11月9日，袁世凯派幕僚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武昌，令其利用与黎元洪之旧谊，代为游说。其次是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以南北代表身份进行议和。而私底下的折冲为数尤多，如1911年11月下旬，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派同盟会员朱芾煌为代表赴武汉，欲与黄兴有所接洽，当时冯国璋不明真相，将朱擒拿，袁克定驰书营救，才得获免。同盟会大将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不中被囚，获释后因袁氏父子倾心结交，也曾代袁世凯说项，12月9日黄兴有一电致汪氏曰：“项城（袁世凯）雄才伟略，素负全国清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翻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12月20日，在南北官方代表举行首次议和会议后，又有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衔北方之命，到上海秘密会见黄兴，双方协议了“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秘密条款五项。
而民军对袁世凯公开喊话则在12月3日，当时独立各省之代表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筹备成立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经过双方多次试探、摸底，各自诉求已昭然若揭。革命党一方既以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为终极目标，袁世凯乐得左右逢源。《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打着这种算盘的袁世凯，攻下汉阳是为了给南方一点颜色，而漠视冯国璋等军人的立功渴望，置近在眼前的武昌于不顾，天天向清廷叫嚷“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自然亦在情理之中了。否则真的攻陷武昌，戏还怎么往下唱呢？
孙中山：“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1911年12月29日（辛亥年十一月初十日），经十七省代表在沪选举，回国不久的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北双方尚在交易之际，南方冒出一个总统，颇出袁世凯之意料，他在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质问：“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民党一方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孙中山甫一当选即给袁世凯发了一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既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电文前半系向袁解释成立临时政府之用意，希望求得袁的谅解，后半则是剖白个人于总统大位绝无恋栈之心。随后其任职誓词又重申此意曰：“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几天后的1912年1月4日（辛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徜由君之力，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这已经是再三再四的承诺了。
孙中山如此委曲求全，显然事出有因。首先，临时政府财政严重困难，起初传说孙中山归国携有兵舰和巨款，最后才知不过带回一腔“革命精神”；其次，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但无论通过照会还是其他形式向各国呼吁承认，均未蒙深知中国谁最有力量的列强理会；最后，论军事实力，北方远胜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向外务大臣报告：“时局之解决，除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外，别无他策。即使纯革命党人如黄兴一派表示反对，但北军之强盛向为彼等所熟知，且军队又均惟袁世凯之命是听，以南方之软弱兵力实无法与北军为敌；纵由黄兴或孙逸仙出任总统，各国政府能否承认，亦属疑问。”日本人对临时政府的后两个弱点已洞若观火。
职是之故，南方在紧锣密鼓筹建临时政府之时，不少人内心颇为忐忑。曾经以北方代表唐绍仪随员身份参加南北议和，其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在日记中记载，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拟去南京就职前，外间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某夜，汪精卫等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张言：“外间传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张言：“北方有多年根据，项城又老于兵事，即使有兵有饷，此时亦不足与抗。须知项城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如大兵渡江以后，便无文章可做。中山去宁决无危险，但出项城意外，其心中不痛快耳。”
张国淦对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局势和袁世凯心理的判断真可谓丝丝入扣。袁世凯并不缺乏对南方动武的实力，而一旦荡平，则其惟两条路可走：要么死心塌地做大清国的忠臣，要么逼迫清帝让位给他。如果此两者均非袁世凯所愿，当然只有放弃武力，而且奇妙的是，尽管临时政府和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不痛快，却大有借力打力之价值，其中奥秘和当初攻陷汉阳留下武昌简直如出一辙。所以，孙中山大可安稳赴南京上任，袁世凯需要的只是一颗定心丸。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的几次承诺已经算是给了袁世凯一颗定心丸，惟嫌浓度不够，1月14日，议和代表伍廷芳给孙中山来电：“顷接唐绍仪君来言，……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示云云。廷即告以孙君肯让，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言外犹有不放心之意，孙中山立即复电：“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袁世凯吃了南方的一颗定心丸，也知道其因实力受限不致反复，遂转而积极、公开地对清廷施加压力。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教导王公大臣，“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巳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清廷本已不堪袁世凯之威逼，而革命党刺杀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的激烈行动又帮了他的大忙。良弼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他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先是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紧接着又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等来了清帝的退位诏书，时在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书中关系袁世凯者则曰：“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状元公、实业家张謇所拟的这份诏书，原稿中无“全权”字样，系袁世凯左右所增。袁系人马真是心细如发。
“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
清帝退位诏书一下，袁世凯即将诏书全文电达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及参议院，又特别宣布政见，表示赞成共和，略云：“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清帝下达退位诏书之次日，即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书，推荐袁世凯继任，其中说道：“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政见，赞同共和，本总统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且袁君富于政治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献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1912年2月15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共计十七票，袁世凯满票当选。参议院致北京电文曰：“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各地纷纷起义，袁世凯被迫退位，次年袁优惧成疾，不治而亡。当然，此为后话。
革命
天子受命称帝，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皆称革命。《周易·革卦·彖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在现代政治文明中，革命常含有以下之义：一、实现正义、恢复秩序之行为。二、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今人印象中，革命往往意味着暴力，暴民，流血。这是一个世纪的革命之后，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所以在今天，有“告别革命”一说行世，“要改良，不要革命”更时不时在学界思想界等社会群体中泛起涟漪。不过不应忘记，革命从不是革命者的必然选项，革命发生，常常是执政者囿于一家一姓私利，自恃手中有兵在，拖延改革，开历史倒车之结果。
此外，革命并不必然流血，英伦“光荣革命”，就是场不流血的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其伟大之处，除了推翻帝制，当事各方能够妥协，清廷能够保持风度，优雅退场，未尝不是其中之义。只可惜，于中华民族而言，一出百年大戏，唱好了开幕，却演不好结局。
（摘自《时代周报》2011.10.13）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