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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进入新放开的领域，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缩小政府行政审批范围，建立执行政策监督问责机制。因此，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的进入清除体制上的障碍，必将成为“新36条”能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的民营企业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民营企业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诸多的难点与盲点。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因和2005年国务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一样都是36条，五年前的“意见”被称为“非公36条”，2010年的“意见”称为“新36条”。
“新36条”的现实短板
“非公36条”颁布后，当时人们受到鼓舞，以为可以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障碍。但实践表明，“非公36条”的执行与落实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因此，“新36条”重申“非公36条”的基本精神，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并要求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特别针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现在有人把“新36条”喻为“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新引擎”，称作“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甚至把2010年看成“民间投资元年”。
当然，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过程中的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对民营企业“相对挤出”现象，“新36条”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六大经济领域的数百个行业，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有资本掌控的行业，打开了禁闭多年的大门。这对于涤除阻碍民间投资的政策路障，引导民间资本到攸关中国经济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上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必将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但客观地来看，“新36条”的基本精神、内容、要求，与“非公36条”并无多大实质性的突破。而且，“新36条”和“非公36条”都属于非操作层面的指导意见。从政策提出到真正实现放开，期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出台具体操作的法规，把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则更加细化。“非公36条”颁布后的五年遭遇让民营企业家对“新36条”的落实难以抱着太大希望。
更让人不能忘却的是，“非公36条”出台的第二年又颁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在发布“新36条”之前的2010年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国20条”，为外资扩大对华投资提供更广阔空间，以消除“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臆断。这些年来的民间资本处于国资与外资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目前国内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资进入的有72个，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资涉足的仅有41个。民间资本的彷徨与不羁，使得民间资本沦为疯狂投机的“炒资”，从炒股、炒房、炒煤炭，到炒矿、炒油、炒黄金，再到炒大蒜、炒绿豆等等，不仅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实现“新36条”的几点建议
上述情况的科学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颁布一个文件就能解决的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着避免重蹈“非公36条”的覆辙，更加有效地实现“新36条”的目标要求，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变革观念，解放思想，消除思维障碍。要继续冲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思想。中国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信息化的严峻挑战，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国内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与内耗，防止陷入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的抽象思维，提倡具体企业具体分析，民资、国资、外资各有作用的动态结构，以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深化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为使民间资本进入新放开的领域，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缩小政府行政审批范围，建立执行政策监督问责机制。因此，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的进入清除体制上的障碍，必将成为“新36条”能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按照市场原则，依法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新36条”对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规定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例如民间资本在某些领域只能参股，而不能以独资、控股的方式进入，我相信这些规定将会在以后更新的“36条”中予以完善。但问题在于现行“新36条”中已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允许市场准入的一些行业和投资领域，依然遇到各种阻力与难题。有关部门和垄断企业往往采取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办法予以抵制或拖延，导致并加剧了“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造成“准入限制”、“行业禁止”的非市场行为。所谓公平竞争环境，就是各类企业依法平等地进入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市场竞争。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虽然五年前的“非公36条”明确规定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多项条款，但在近几年来连续不断的“产业振兴规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中，“非公36条”的相关条款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活动中对民营企业设置种种限制条件，不断提高进入门槛，用行政权利干预正常市场行为。因此，在未来实施“新36条”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对待市场主体和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以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作为选择企业主体的标准，破除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传统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企业，发挥民营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中的积极作用。
处理好消费者、民营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三个最重要成分是消费者、企业、政府，处理好这三个成分的关系是市场经济成败的症结所在。因此，在实施“新36条”过程中，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必须处理好消费者、民营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这三者的利益关系可以概括为：消费者是第一位利益，民营企业是基本利益，政府是不可缺少的利益。民营企业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基础上依法获取利润，并依法交税进入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前提下开创新型政企关系，由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新型的服务型政府，把企业想什么与政府干什么有效地结合起来。改变政府机构设置的缺位、越位、错位状况，包括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到位、单纯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管制应当是“牵牛鼻子”而不必亲自去“抬牛腿”，更不能干预具体经营活动。
为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创业与创新环境。虽然民营企业创办环境有所改善，但在一些地区创立民营企业相关手续中仍然存在着涉及的政府部门过多、程序复杂、收费过高等不合理现象，制约了民间资本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应在金融、税收、信贷诸方面扶持民间资本的创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新36条”提出政府帮助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参与国家级的课题和研究，表明未来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可以获得政府资金的资助，但这些条款规定不具体，缺乏明确资助比例和相关可操作性程序，仍需细化。而且，不仅要发展高新技术民营企业，还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处理好大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关系，鼓励通过城乡联动、工农互动的途径来推动民营企业的创业与创新，实现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健康发展。
重视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包含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产权是前提，组织是保证，管理是基础。由于每个民营企业的创办历程、产业类别、规模大小、技术含量及其特点不同，因此，各个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具体操作及其途径存有差异。但是，从当前全国民营企业存在问题来看，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员工的利益关系。
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塑造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具有凝聚力的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只有内部凝聚力，才有外部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提高人的素质，处理好个体、群体、组织(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彼此补充的关系。关键在于处理好制度与人的关系，其中制度是延续的，人是暂时的。民营企业创办初期，实行家族式管理，有积极作用，可以维系企业生存。但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重视自身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以求得企业稳健发展，成为长寿型企业，避免夭折成为短命企业。(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的民营企业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民营企业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和诸多的难点与盲点。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因和2005年国务院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一样都是36条，五年前的“意见”被称为“非公36条”，2010年的“意见”称为“新36条”。
“新36条”的现实短板
“非公36条”颁布后，当时人们受到鼓舞，以为可以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障碍。但实践表明，“非公36条”的执行与落实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因此，“新36条”重申“非公36条”的基本精神，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并要求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特别针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现在有人把“新36条”喻为“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新引擎”，称作“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甚至把2010年看成“民间投资元年”。
当然，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过程中的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对民营企业“相对挤出”现象，“新36条”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六大经济领域的数百个行业，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有资本掌控的行业，打开了禁闭多年的大门。这对于涤除阻碍民间投资的政策路障，引导民间资本到攸关中国经济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上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必将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但客观地来看，“新36条”的基本精神、内容、要求，与“非公36条”并无多大实质性的突破。而且，“新36条”和“非公36条”都属于非操作层面的指导意见。从政策提出到真正实现放开，期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出台具体操作的法规，把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则更加细化。“非公36条”颁布后的五年遭遇让民营企业家对“新36条”的落实难以抱着太大希望。
更让人不能忘却的是，“非公36条”出台的第二年又颁布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在发布“新36条”之前的2010年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国20条”，为外资扩大对华投资提供更广阔空间，以消除“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臆断。这些年来的民间资本处于国资与外资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目前国内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资进入的有72个，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资涉足的仅有41个。民间资本的彷徨与不羁，使得民间资本沦为疯狂投机的“炒资”，从炒股、炒房、炒煤炭，到炒矿、炒油、炒黄金，再到炒大蒜、炒绿豆等等，不仅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效实现“新36条”的几点建议
上述情况的科学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颁布一个文件就能解决的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着避免重蹈“非公36条”的覆辙，更加有效地实现“新36条”的目标要求，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变革观念，解放思想，消除思维障碍。要继续冲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思想。中国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信息化的严峻挑战，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国内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与内耗，防止陷入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的抽象思维，提倡具体企业具体分析，民资、国资、外资各有作用的动态结构，以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深化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为使民间资本进入新放开的领域，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缩小政府行政审批范围，建立执行政策监督问责机制。因此，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和民间资本的进入清除体制上的障碍，必将成为“新36条”能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按照市场原则，依法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新36条”对民间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规定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例如民间资本在某些领域只能参股，而不能以独资、控股的方式进入，我相信这些规定将会在以后更新的“36条”中予以完善。但问题在于现行“新36条”中已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允许市场准入的一些行业和投资领域，依然遇到各种阻力与难题。有关部门和垄断企业往往采取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办法予以抵制或拖延，导致并加剧了“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造成“准入限制”、“行业禁止”的非市场行为。所谓公平竞争环境，就是各类企业依法平等地进入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市场竞争。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虽然五年前的“非公36条”明确规定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多项条款，但在近几年来连续不断的“产业振兴规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中，“非公36条”的相关条款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活动中对民营企业设置种种限制条件，不断提高进入门槛，用行政权利干预正常市场行为。因此，在未来实施“新36条”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对待市场主体和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以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作为选择企业主体的标准，破除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传统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企业，发挥民营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中的积极作用。
处理好消费者、民营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三个最重要成分是消费者、企业、政府，处理好这三个成分的关系是市场经济成败的症结所在。因此，在实施“新36条”过程中，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必须处理好消费者、民营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这三者的利益关系可以概括为：消费者是第一位利益，民营企业是基本利益，政府是不可缺少的利益。民营企业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基础上依法获取利润，并依法交税进入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前提下开创新型政企关系，由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新型的服务型政府，把企业想什么与政府干什么有效地结合起来。改变政府机构设置的缺位、越位、错位状况，包括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到位、单纯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管制应当是“牵牛鼻子”而不必亲自去“抬牛腿”，更不能干预具体经营活动。
为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创业与创新环境。虽然民营企业创办环境有所改善，但在一些地区创立民营企业相关手续中仍然存在着涉及的政府部门过多、程序复杂、收费过高等不合理现象，制约了民间资本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应在金融、税收、信贷诸方面扶持民间资本的创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新36条”提出政府帮助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参与国家级的课题和研究，表明未来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可以获得政府资金的资助，但这些条款规定不具体，缺乏明确资助比例和相关可操作性程序，仍需细化。而且，不仅要发展高新技术民营企业，还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处理好大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关系，鼓励通过城乡联动、工农互动的途径来推动民营企业的创业与创新，实现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健康发展。
重视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包含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三个组成部分，其中产权是前提，组织是保证，管理是基础。由于每个民营企业的创办历程、产业类别、规模大小、技术含量及其特点不同，因此，各个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具体操作及其途径存有差异。但是，从当前全国民营企业存在问题来看，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员工的利益关系。
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塑造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具有凝聚力的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只有内部凝聚力，才有外部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提高人的素质，处理好个体、群体、组织(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度创新是相辅相成、彼此补充的关系。关键在于处理好制度与人的关系，其中制度是延续的，人是暂时的。民营企业创办初期，实行家族式管理，有积极作用，可以维系企业生存。但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重视自身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以求得企业稳健发展，成为长寿型企业，避免夭折成为短命企业。(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