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威廉·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所阐明的理论意识，揭示美国人类学起源、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人类学发展之初接受了西方的学术传统，但受到西方思想熏陶和方法训练的人类学家回国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受到国内诸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关键词］人类学；哲学之根；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111-03
一、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写作意图
威廉·亚当斯写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是想找出隐藏在许多人类学理论之中的古老的哲学或意识的信念，他指出，社会科学里的所有伟大理论都只不过是旧有哲学的重新命名而已。现代人与前辈相比，现代人可能接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但并不比前辈更聪明，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或回答出前辈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基础，亚当斯认为美国人类学的根基不在学科之内而在学科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曾经作为所有学科之母的哲学。
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仅仅看到这个表象是不够的，而要知道作者在书中嵌入的两个确信：第一，他赞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认为社会科学里的所有伟大理论都只不过是受当代意识形态侵淫的旧有哲学的重新翻版。第二，他确信多数理念能否长久存在并非取决于其理性和逻辑内涵，而是其意识形态取向。可以说，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类学家从来都不是由自己或学术本身所指导，而是和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体一样随着流行意识形态之风飘来飘去。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人类学，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未意识到在何种程度上被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风影响着。在解读传统人类学历史之时，人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各学科智力成果的发展都是独立和自主的。
二、美国人类学的哲学之根
（一）根中之根：进步论
亚当斯认为美国人类学的根中之根是进化论。就人类学之历史而言，进步论是最久远的根源之一，而且是最坚实的基础之一。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进步的观念就一直是西方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我们所认知的人类历史具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性：趋向更好。虽然众多的进步论者衡量进步的标准不同，然而，所有的进步论者都同意他们的时代要比以前的时代更优越。人们认为，“无所不能，积极进取”应遍布于科学的任何角落。进步论理念与民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进化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类学构架之中，而且如果考虑到其历史角色，它仍然被视为美国人类学的最初来源。
（二）隐藏的根：原始论
作为西方古老和普遍思想之一的进步论，其带有修辞色彩的力量自始就受到了其相反理论——原始论的挑战。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原始论与进步论相互对立。原始论者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感到惋惜和遗憾，而进步论者却对其充满赞许之情。如果说进步论是一种乐观的自我庆祝的理论，那么原始论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悲观和自我谴责的理论。原始论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自然优于文化、情感优于理性的思想。亚当斯认为，原始论至少在当代，一直关注的都是情感而非理智。也正因此，原始论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暗流而非一种明确的学说。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而言，只能说他们的著作有着原始论的倾向或暗示，而不能说他们是彻底的原始论者。尽管如此，原始论也曾是整个20世纪美国人类学中最有力的哲学暗流，并且在当今依然存在。
（三）扎得最深的根：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是惟一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一个概念，而且从古至今，其历史一直持续。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里都可以找到不同面貌出现的同一概念，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和信仰是某种自然或神社之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理念在西方自远古时代以来就是哲学和神学思考的问题。追溯自然法则在西方思想里的发展历程，尽管有些弯曲复杂，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相对论和实证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自然法则观念的影响，其他所有现代社会科学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人类学主要是一种普世性学科，而不是比较性学科，其普遍性的观点至少是部分源自古老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传统，并与这个传统没有重大的差别。自然法则理论是从20世纪的人类学向前追溯到最古老的哲学时期惟一不断的哲学之根。
（四）消逝仰或重生的根：印第安学
印第安学是亚当斯创制的一个术语，用于指代致力于研究、理解和欣赏美洲土著居民的一门人文学科。对印第安人的研究要归属于博厄斯及其弟子所进行的专业训练。他们在北美所从事的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研究都和印第安人有关。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点从试图恢复和重建消失的印第安文化，转为对印第安人当前社区、问题和适应的研究。二战后，印第安学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的人类学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但是当前随着印第安人自己对此的狂热，印第安学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今天，许多年轻的印第安人自己转向了人类学学科，把这当作复原和讲述自己民族故事的方式。从这个方面看，印第安学又得到了重生。
（五）异域之根：德国理想主义
德国的哲学家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哲学，重点关注文化和艺术的成就，而不是政治或物质的成就。他们坚持心智高于事物，关注他们自己的认同问题。德国这个强调文化历史和文化特殊论的民族志传统后来通过泰勒传到了英国，通过博厄斯传到了美国。博厄斯及其学生几乎都来自德裔美国人社区，造就深深侵淫于德国理想主义的文学传统。博厄斯及其学生一同开创了人类学美国历史学派，并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要范式，长达20多年。这个学派显然深受德国理想主义精神的影响。德国理想主义已经在美国人类学中留下了重要的遗产，至今仍依稀可见。
三、中国人类学之根
（一）中国人类学从何而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许多著作上就已经记载了相关的多民族状况。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专门开辟出篇章记录周边四裔的情况，这种体例为后来的史学家所沿用。除《陈书》和《北齐书》以外，二十四史其他各史都有关于民族学资料的专篇。这种在国家专修史书中连续记载民族发展资料的情况，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我国还保存有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神化传说、文学史诗、民间故事，这些资料都是民族学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严复于1896年首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学说。人类学这一学科，最早在1902年在我国出现。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逐渐翻译传入中国。在此前后，一批中国学生陆续前往西方各國和日本留学，其中一些人系统学习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本领域最早的一批研究骨干。他们陆续翻译了一些西方名著，例如泰勒的《人类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日本人的一些人类学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刚刚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诞生之时，用外语讲授西方的民族学，阅读西方原文教科书和参考书，人类学基本上是舶来品。20世纪30～40年代初，赴西方英美留学回国后的第二代学者比第一代学者明显增多。他们利用在英美所学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偏远地区的汉人社区。“从汉语人类学论著呈现出来的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深度和广度来看，30～40年代汉语人类学这已经与此前泛泛而论进化、人种、民族的学者有很大不同。他们多能够直接阅读西方文献，也已经充分把握了西方诸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能够熟能生巧地将之延伸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中。”
纵观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许多人类学家自欧美留学归来，他们虽然受过系统和良好的训练，但基本上接受的是西方学术传统。这些在国外受到西方思想熏陶和方法训练的人类学家回国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受到国内诸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
（二）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
人类学中国化，首先是在西方人类学学术思想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中国化。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学术思想与文化为前提的，正是外来学术思想与文化传入中国，才带来中国化的问题。
人类学之所以能舶来，无非证明中国社会有舶来这门学问的需要。既需要舶来，也就有一个认识和消化过程。舶来的学术论理论和方法如不能用于中国的实践，不能解释中国的现象，就有可能被边缘化，这不利于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人类学中国化实际上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开花结果的可能性问题。社会科学只有结合本国情况，才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学在中国的世纪历程中，无论前50年还是后50年都反映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人类科学知识探索的努力。
人类学中国化论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出的，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在中国人类学学科确立后，中國人类学者都希望在这个学科内做出个人或者集体的成就，都愿意对中国的研究对象展开田野调查，希望更好地利用中国民族资料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类学者对于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面临着抉择：是全盘西化，不加分析地应用；还是用分析的角度，以综合的方法加以吸收采纳。如果选择全盘西化，就无所谓人类学中国化的论题。不同的人由于学术背景、价值取向不同，再加上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同样的概念差异很大，都是讲“中国化”这样同一个术语，却又有不同的表述，甚至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具有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意义。
（三）中国人类学之根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逐步转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统领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由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各种社会思潮对于学科发展也会产生影响。人类学学术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学科理论与实践受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的社会思潮的带动，必然出现一些变化，从而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体西用、中国本体文化论、全盘西化、实用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在社会上的影响，与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变化都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人类学的问题确实相当复杂，盘根错节，难以分辨，其学科外延与内涵之界定本身就是一大难题，各种关系、利益、认识冲突之处甚多。不过，问题虽难，我们却无法逃避在学理层次上厘定中国人类学的责任。因为混乱不清楚还只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威胁在于由不知根在何处而引发的学科存在必要性、合法性的危机。而且倘若我们不知何所来，也就难知何所为，也就无从谈起何所往了。”如果要寻找中国人类学的根在何处，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中国人类学受中国历史学影响甚大。中国素有史学大国之称，自古以来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这些资料是中国人类学汲取的养料。中国是一个治史大国，历史研究在中国影响到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人类学当然也不例外。“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早在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萌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付诸实施。中国的历史学对民族学的影响较大，许多中国民族学家都经过了较好的历史学训练，把史学功底视为民族学家必备的素质，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的民族志资料。”从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流派——“历史功能论”，这都有赖于史学资料的雄厚和悠久的治史传统。中国人类学受历史的影响是其他国家人类学所不能比拟的，老一辈人类学家重视历史，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所做出的成绩引人注目，这也成为现代中国人类学学术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人类学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众所周知，新中国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根本上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必将长久在中国人类学中扎下根。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等原因，在学科理论的研究与建设方面还远未达到系统和全面”。这需要学者去探讨，去追寻。威廉·亚当斯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那些为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奠基的哲学信念，因为这个民族有着悠久、深厚的哲学传统。”我想中国人类学经历的百年是不平凡的，中国人类学的根基是雄厚的，一定会长出中国人类学的参天大树，结出中国人类学的丰硕果实。
［参考文献］
［1］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建民.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J].思想战线，1997，（3）.
［3］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5］乔健.在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J].北京：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2006，（3）.
［6］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人类学；哲学之根；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111-03
一、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写作意图
威廉·亚当斯写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是想找出隐藏在许多人类学理论之中的古老的哲学或意识的信念，他指出，社会科学里的所有伟大理论都只不过是旧有哲学的重新命名而已。现代人与前辈相比，现代人可能接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但并不比前辈更聪明，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或回答出前辈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基础，亚当斯认为美国人类学的根基不在学科之内而在学科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曾经作为所有学科之母的哲学。
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仅仅看到这个表象是不够的，而要知道作者在书中嵌入的两个确信：第一，他赞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认为社会科学里的所有伟大理论都只不过是受当代意识形态侵淫的旧有哲学的重新翻版。第二，他确信多数理念能否长久存在并非取决于其理性和逻辑内涵，而是其意识形态取向。可以说，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类学家从来都不是由自己或学术本身所指导，而是和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体一样随着流行意识形态之风飘来飘去。这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人类学，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未意识到在何种程度上被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风影响着。在解读传统人类学历史之时，人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论，即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各学科智力成果的发展都是独立和自主的。
二、美国人类学的哲学之根
（一）根中之根：进步论
亚当斯认为美国人类学的根中之根是进化论。就人类学之历史而言，进步论是最久远的根源之一，而且是最坚实的基础之一。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进步的观念就一直是西方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我们所认知的人类历史具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性：趋向更好。虽然众多的进步论者衡量进步的标准不同，然而，所有的进步论者都同意他们的时代要比以前的时代更优越。人们认为，“无所不能，积极进取”应遍布于科学的任何角落。进步论理念与民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进化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类学构架之中，而且如果考虑到其历史角色，它仍然被视为美国人类学的最初来源。
（二）隐藏的根：原始论
作为西方古老和普遍思想之一的进步论，其带有修辞色彩的力量自始就受到了其相反理论——原始论的挑战。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原始论与进步论相互对立。原始论者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感到惋惜和遗憾，而进步论者却对其充满赞许之情。如果说进步论是一种乐观的自我庆祝的理论，那么原始论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悲观和自我谴责的理论。原始论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自然优于文化、情感优于理性的思想。亚当斯认为，原始论至少在当代，一直关注的都是情感而非理智。也正因此，原始论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暗流而非一种明确的学说。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而言，只能说他们的著作有着原始论的倾向或暗示，而不能说他们是彻底的原始论者。尽管如此，原始论也曾是整个20世纪美国人类学中最有力的哲学暗流，并且在当今依然存在。
（三）扎得最深的根：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是惟一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一个概念，而且从古至今，其历史一直持续。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里都可以找到不同面貌出现的同一概念，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和信仰是某种自然或神社之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理念在西方自远古时代以来就是哲学和神学思考的问题。追溯自然法则在西方思想里的发展历程，尽管有些弯曲复杂，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相对论和实证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自然法则观念的影响，其他所有现代社会科学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人类学主要是一种普世性学科，而不是比较性学科，其普遍性的观点至少是部分源自古老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传统，并与这个传统没有重大的差别。自然法则理论是从20世纪的人类学向前追溯到最古老的哲学时期惟一不断的哲学之根。
（四）消逝仰或重生的根：印第安学
印第安学是亚当斯创制的一个术语，用于指代致力于研究、理解和欣赏美洲土著居民的一门人文学科。对印第安人的研究要归属于博厄斯及其弟子所进行的专业训练。他们在北美所从事的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研究都和印第安人有关。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点从试图恢复和重建消失的印第安文化，转为对印第安人当前社区、问题和适应的研究。二战后，印第安学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的人类学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但是当前随着印第安人自己对此的狂热，印第安学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今天，许多年轻的印第安人自己转向了人类学学科，把这当作复原和讲述自己民族故事的方式。从这个方面看，印第安学又得到了重生。
（五）异域之根：德国理想主义
德国的哲学家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哲学，重点关注文化和艺术的成就，而不是政治或物质的成就。他们坚持心智高于事物，关注他们自己的认同问题。德国这个强调文化历史和文化特殊论的民族志传统后来通过泰勒传到了英国，通过博厄斯传到了美国。博厄斯及其学生几乎都来自德裔美国人社区，造就深深侵淫于德国理想主义的文学传统。博厄斯及其学生一同开创了人类学美国历史学派，并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要范式，长达20多年。这个学派显然深受德国理想主义精神的影响。德国理想主义已经在美国人类学中留下了重要的遗产，至今仍依稀可见。
三、中国人类学之根
（一）中国人类学从何而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许多著作上就已经记载了相关的多民族状况。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专门开辟出篇章记录周边四裔的情况，这种体例为后来的史学家所沿用。除《陈书》和《北齐书》以外，二十四史其他各史都有关于民族学资料的专篇。这种在国家专修史书中连续记载民族发展资料的情况，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我国还保存有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神化传说、文学史诗、民间故事，这些资料都是民族学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严复于1896年首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学说。人类学这一学科，最早在1902年在我国出现。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逐渐翻译传入中国。在此前后，一批中国学生陆续前往西方各國和日本留学，其中一些人系统学习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本领域最早的一批研究骨干。他们陆续翻译了一些西方名著，例如泰勒的《人类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日本人的一些人类学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刚刚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诞生之时，用外语讲授西方的民族学，阅读西方原文教科书和参考书，人类学基本上是舶来品。20世纪30～40年代初，赴西方英美留学回国后的第二代学者比第一代学者明显增多。他们利用在英美所学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或偏远地区的汉人社区。“从汉语人类学论著呈现出来的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深度和广度来看，30～40年代汉语人类学这已经与此前泛泛而论进化、人种、民族的学者有很大不同。他们多能够直接阅读西方文献，也已经充分把握了西方诸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能够熟能生巧地将之延伸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中。”
纵观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许多人类学家自欧美留学归来，他们虽然受过系统和良好的训练，但基本上接受的是西方学术传统。这些在国外受到西方思想熏陶和方法训练的人类学家回国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受到国内诸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
（二）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
人类学中国化，首先是在西方人类学学术思想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把本来非中国的东西中国化。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学术思想与文化为前提的，正是外来学术思想与文化传入中国，才带来中国化的问题。
人类学之所以能舶来，无非证明中国社会有舶来这门学问的需要。既需要舶来，也就有一个认识和消化过程。舶来的学术论理论和方法如不能用于中国的实践，不能解释中国的现象，就有可能被边缘化，这不利于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人类学中国化实际上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开花结果的可能性问题。社会科学只有结合本国情况，才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学在中国的世纪历程中，无论前50年还是后50年都反映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人类科学知识探索的努力。
人类学中国化论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出的，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在中国人类学学科确立后，中國人类学者都希望在这个学科内做出个人或者集体的成就，都愿意对中国的研究对象展开田野调查，希望更好地利用中国民族资料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人类学者对于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面临着抉择：是全盘西化，不加分析地应用；还是用分析的角度，以综合的方法加以吸收采纳。如果选择全盘西化，就无所谓人类学中国化的论题。不同的人由于学术背景、价值取向不同，再加上所在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同样的概念差异很大，都是讲“中国化”这样同一个术语，却又有不同的表述，甚至在不同的人心目中，具有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意义。
（三）中国人类学之根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逐步转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统领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由于社会政治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人类学、民族学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受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各种社会思潮对于学科发展也会产生影响。人类学学术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学科理论与实践受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的社会思潮的带动，必然出现一些变化，从而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体西用、中国本体文化论、全盘西化、实用主义、新儒学等各种社会思潮在社会上的影响，与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变化都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人类学的问题确实相当复杂，盘根错节，难以分辨，其学科外延与内涵之界定本身就是一大难题，各种关系、利益、认识冲突之处甚多。不过，问题虽难，我们却无法逃避在学理层次上厘定中国人类学的责任。因为混乱不清楚还只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威胁在于由不知根在何处而引发的学科存在必要性、合法性的危机。而且倘若我们不知何所来，也就难知何所为，也就无从谈起何所往了。”如果要寻找中国人类学的根在何处，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中国人类学受中国历史学影响甚大。中国素有史学大国之称，自古以来留下来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这些资料是中国人类学汲取的养料。中国是一个治史大国，历史研究在中国影响到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人类学当然也不例外。“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早在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萌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付诸实施。中国的历史学对民族学的影响较大，许多中国民族学家都经过了较好的历史学训练，把史学功底视为民族学家必备的素质，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研究古代的民族志资料。”从人类学百年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流派——“历史功能论”，这都有赖于史学资料的雄厚和悠久的治史传统。中国人类学受历史的影响是其他国家人类学所不能比拟的，老一辈人类学家重视历史，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所做出的成绩引人注目，这也成为现代中国人类学学术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人类学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众所周知，新中国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根本上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必将长久在中国人类学中扎下根。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等原因，在学科理论的研究与建设方面还远未达到系统和全面”。这需要学者去探讨，去追寻。威廉·亚当斯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提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那些为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奠基的哲学信念，因为这个民族有着悠久、深厚的哲学传统。”我想中国人类学经历的百年是不平凡的，中国人类学的根基是雄厚的，一定会长出中国人类学的参天大树，结出中国人类学的丰硕果实。
［参考文献］
［1］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建民.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J].思想战线，1997，（3）.
［3］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5］乔健.在纪念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J].北京：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2006，（3）.
［6］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