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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纪念币设计这行中，赵樯可算是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他在北京申奥成功、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这些大型活动的纪念币设计项目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专业与入行开始。
俞晓菁：您是上海工艺美校的毕业生，然后去上大美院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怎么会从艺术设计到走到了钱币设计这一行？
赵樯：我毕业时曾有机会留校（上海工艺美校）任教，后来正好赶上造币厂招人，因为父亲在上海印钞厂工作，他说这个行业相对稳定比较适合我。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一进厂就加入了设计制模部。
俞：以我的理解，钱币设计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既需要设计，又需要手工艺来实现。
赵：是的，因为钱币需要通过浮雕的手段来表现，与平面设计不尽相同。我刚进单位时一点雕塑技艺也不会，有点吃力，不像其他雕塑系出身的同事。所以我进了造币厂后再和老师学浮雕，从做工具开始，通过老师的指导以及向很多前辈的学习，逐步入门上手。
俞：您第一次设计自己的作品是哪一年，题材是什么？
赵：第一次真正投入市场的作品是传统题材的《福禄寿》，几千枚铜镀金的纪念章，时间约为1995年。当时自己的想法能形成作品，证书上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俞：您是工艺美校毕业时里为数不多的从事造币行业的人，您觉得美校的学习经历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事和什么人？
赵：读美校时，我的班主任姚逸萍虽然不教专业，但对我的做人做事态度影响很大。还有朱孝岳、徐勤、杨耀老师，他们的课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比如徐勤老师给我们上的中国美术史，就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汉代瓦当的艺术特点和源起，我设计奥运纪念金币时，就将这个造型运用了进去。另外美校特别好的地方是它的图书馆，当年的条件下，居然拨了不少经费订阅了来自欧美日和港澳台的设计书籍和期刊，其收藏有的大学都未必达到，真是给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开了眼界。
俞：那时美校的学习氛围怎么样，严格还是宽松？
赵：看个人，那时学生分两种，一种是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另一种比较喜欢玩。其实后者中有一批在如今的上海广告界、设计界都自己创业，且颇为成功。因为他们的性格注定他们的人生是不安分的，有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机会。所以现在想来未必只读圣贤书就是成功，反之就是失败。
二、
赵樯的设计经历，似乎与中国贵金属纪念币的近十年的发展有一种暗合，能遇上一个行业的大发展阶段无疑是一名设计师的幸运，赵樯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在这个行业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俞：2000年好像不论对您个人而言，还是贵金属币市场而言都是有特定意义的年份？
赵：2000年以前我还算是在一个学习的状态，之后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同时国内钱币设计制作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从传统定制变化到招投标的方式。我刚进厂时，老百姓手中闲钱还不多，收藏意识也没那么强，比如我第一款作品就是铜镀金的，现在这种材质已基本没有市场了。2000年之后，老百姓手里闲钱多了，纪念币基本都是纯银、纯金的的材质，种类和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以前设计到销售周期较长，做一款产品有得卖，现在除了民众收藏，还有炒家炒作，商业行为真正进入这行之后很多变化都产生了。
俞：那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项目的运作机制的变化了？你觉得两种模式哪种更好？
赵：除上海造币厂，目前国内还有沈阳、南京、深圳共四家造币厂。以前由上级的北京总公司方面立项，然后指令分配到各厂。现在是通过项目方招标，各造币厂参加竞标，获胜者取得生产权。分配和竞争可以说各有利弊吧。
以前分配任务时，设计师要采风、搜集资料，可以用较长时间反复修改，沉下心来出个作品。但弊端是，每个项目由一名设计者单独完成，他的个人能力决定了这个题材完成情况的好坏。
而竞标的方式一般来说能好中选优，效率显著提高；缺点是功利性颇强，尽管获胜者可以迅速获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但缺少一个作品反复积淀推敲的过程。比如《百年辛亥》项目，甲方发任务单，一个月后收稿子，评委评出中选稿件后开始模具制作、打样、报样，等待甲方的消息，整个过程只有三四个月甚至更短的周期。因为设计师同时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项目，几个凑在一起，又有不同规格，忙起来常常不可开交，缺少静心思考的时间。
所以说这两种机制难说孰优孰劣，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0-2009年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接受任务、画图稿、PK，不断地失败，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真是痛并快乐着。答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四十件作品中标。
俞：奥运会纪念币可不可以算作您的代表作呢？
赵：代表作首先是《北京申奥成功》纪念银币。北京申奥成功，人们的激情被瞬间点燃，这件作品的意义就显得很大。当时全国造币厂体系内的四五十名设计师，国家美术学院的许多师生加上社会知名广告公司都来参与竞标，选中的概率微乎其微。幸运的是，我的正背面设计都中标了。
纪念币的设计正面一般比较简洁，背面是展示你个人想法的地方。申奥成功纪念币很多人是以体育元素进行创作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但后来设想能否把申奥标志元素延伸开去，演化出打太极拳的群体形象，寓意全民健身，象征着全体中国人民盼奥运的主题，并由此构成“V”字形代表着申奥成功。背面我设计了徐徐打开的古老宫门，突破了体育的范畴，把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提升了，没有用一般具象的体育图案，或许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立意，赢得了评委的青睐。
其实每个设计师都渴望正背面设计同时被认可，但这一行并非努力了就一定有结果。竞标可以带来快乐，但第二名和第四十名是一样的，不少设计师努力很久，可能还是默默无闻，相对来说，我算是幸运儿了。
俞：听说在你设计奥运会纪念币时，经历了一段曲折？
赵：对，奥运会纪念币是采取全球招标的形式，参与者众多。一开始，在内部评审时，我的稿件已被否定掉了，那时觉得挺失落的。我从小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喜欢看运动员努力拼搏、挥洒汗水和泪水的场景，也许是受那种不向失败低头的奥运精神激励，我还是想试一试，父亲也鼓励我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要轻言放弃。
在离截稿只有两周的时间里，我重新设计了图稿，融入了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融入了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融入了我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在由来自北京奥组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美术学院、钱币界、文物历史界家等领域25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奥运纪念币评审委员会投票评选中，我的两套16幅设计图稿从2417份设计方案中被选中，成为中标数最多的设计师。
俞：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赵：灵感就是来自工艺美校上课时所学的东西，当然这也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设计钱币，常常要从源头来找灵感。比如西方，找源头就去希腊。雅典的胜利女神庙叫耐基庙（NIKE），耐克公司的名称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做设计，形式上可以借鉴西方，但源起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还有国学，古典文学理论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从接受项目到成稿有一个过程，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和我玩的游戏：猜谜语。父亲出一个谜题，你要解谜，这是个文字游戏，你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意思。创作就是解谜的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些资料，但又不能被资料束缚住，钻进去又要能够跳出来。在这个状态下，即使在做别的事，你的脑子里都还是被创作思路环绕着，有形或无形中进入临战状态。
俞：这九年你是在解别人给出的谜，那你有没有机会做评委，了解别人的解谜思路？还有在那么多竞稿的作品中，中标的作品究竟是凭什么特质脱颖而出的呢？
赵：这个问题很深刻。命题创作里，基本元素已受限定，大家都用得差不多，区别在于手法的高下。这和设计师的综合素养及当时的气场有关，很难说花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些稿子就是刹那间灵感激发做出来的。
我们很想有机会看看别人的创作思路，这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中标的也未必就是最好的作品，有时只是符合了评委的胃口，可能落选稿件里有些很好的想法没能实现，遗憾的是我们没法去北京看最后的稿件。我们这两年在交稿前，大家会一起交流下，这时就会有比较。虽然艺术没有标准，但还是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作品是否夺人眼球、从很多稿子里中跳出来，大家立马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就是设计者是否能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平凡中蕴含不凡，解题高明者，会尽可能避免用大众化的解法。
三、
在赵樯的讲述中，常常提及前辈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他们的尊敬，同时他的观念又不只是固守传统，显得相当开放和灵活。
俞：您父亲以及老师这一辈给您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赵：在创作奥运纪念币时，父亲赵启明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钞票雕刻工作40年，是上海印钞厂的高级工艺美术师。我们会经常探讨艺术和文学，他会给我许多很棒的建议。无论是艺术上的想法还有为人处世，或说拼搏精神，我都受父亲影响很深。当然，还有我的母亲也会从公众角度给我意见。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艺术基本功还是没有达到父亲这一辈的水准，包括造币厂的老师，他们执着的工作态度是我毕生学习的榜样。
俞：是的，就像我读过您的文章《中国金币三十而立》里所写的，前几代的设计师在工艺水平还有很多限制的时候就创作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之前我们讲到过创意和技术的问题，我想请您谈谈钱币工艺的发展。
赵：工艺进步是一个过程。从1979年开始，我前辈这代人从一穷二白慢慢积累到现在，如今看看当初的东西很原始，但没有他们奠定基础，我们不可能到现在的地步。当然工艺上电脑的引进是很重要的一环。从1996年引入photoshop软件开始，设计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前辈是用剪刀浆糊拼贴稿样，会电脑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就占优势了，做得比较快。以前的造币流程是手工制图—做油土浮雕—翻成阴文石膏整修—翻成阳文石膏整修—电铸铜型浮雕—缩刻制模—压制成钱币。现在是可以不用手工做浮雕，在电脑里直接生成浮雕数据，所以更需要的是设计师的创意和想法，并调控最终的效果。
俞：技术的改进和国外的影响关系大不大？
赵：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走出去看到外面的新鲜事物，也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北京每年有一个国际钱币博览会，各个国外钱币厂家、经销商会参展，自然将国外最新的东西带了进来，也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差距。昨天我到钱币经销部看到英国新近发行的18枚伦敦奥运会纪念银币，设计者把英国的文化历史表现得那么巧妙和丰富，从中可以感觉出国外钱币的创意产业水准之高。原来以为中国钱币设计现在和国外差距不大了，看了之后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
赵樯拿出另一套2009年英国的纪念币向我展示，六枚分散的钱币，通过设计组合排列，引领观者视线自动形成一个盾徽的形态。设计师不以局部一枚为单位，而以整体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的创作思路，很值得玩味。其内容则包含达尔文与进化论、亨利八世与宫廷等很多故事，既统一而又有变化。其实这套纪念币的设计师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因为创意产业需要网络状的发散思维，而不是点对点的单一模式，年轻人的特点就是脑子转得快。
俞：为什么国外能培养出那么年轻的设计师？你对这方面的教学有了解吗？
赵：我出去过三次，每次收获都很大。第一次去俄罗斯的列宾美院学雕塑，那里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给人大气震撼的印象。
2003年去了意大利罗马，文艺复兴的起源地。罗马造币厂内的艺术学校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所学校面向全世界的学生免费授课，学生只要自己解决吃住问题。课程内容广泛：硬币、纸钞、邮票，连珠宝设计都有，在那里学生同时学平面设计、浮雕和小型雕塑课程。课堂上大家挤在一起，马上能看到彼此的东西，学钱币的还可以看看珠宝设计是怎么做的，就有机会成为多面手，像达芬奇一样。他们注重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师生好像哥们关系，学生还可以向不同的老师请教，学到不同的风格，最重要的是平时学生之间交流很多。国内通常认为好学生是常泡图书馆和自习，其实和别人交流时的信息量可能会成倍增加。那里东欧的，日本的，乃至南美洪都拉斯的学生都有，特别是波兰的学生极富创造力。不同的文化和观念在此交流撞击融汇，反过来也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
2004年我又去了希腊的雅典，欧洲文明和奥运会起源的地方。
出去进修，我感受最多的是国外的教育环境很开放和多元。其实国内的教育也不差，也有一些很好的年轻设计师。相比之下，国外的教育体制鼓励学生去冒险，冒险也许会失败，但他们比较宽容。而我们比较看重结果，年轻人的有些想法因为种种原因不受重视而搁浅。
四、
言谈中，赵樯对钱币设计以外的领域，表露出了更多的想法。
俞：2009年之后，你为什么从设计制模部转到设计研发部了呢？
赵：之前我一直是猜谜、解谜，在一个位置做久了以后，比较难有新的想法出来，我不想做温水里的青蛙，而且想争取更大的设计空间，编创我自己的谜语。调至设计研发部之后，参与市场的机会多了，很多作品可以自主开发，参与实施。
由于上海世博会纪念金银币的正面采用了我的设计，很多外界朋友邀我参加相关的世博纪念品设计和开发。通过工作室形式的运作，我与伙伴洪峰联手做造型设计的一套《321方千足金世博会场馆印章大全》，最终以1800万元的拍卖价格，创造了世博纪念品单笔拍卖的最高价。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也为我今后参与文化项目的跨界创作做了有益的尝试和铺垫。
目前我个人兴趣更多的还是为普通收藏者服务，像大铜章。铜的材质相对便宜，几百块钱就能买到，正因为这样，大铜章才更能体现设计师的价值，它是否受收藏者欢迎完全取决于设计，能真正检验设计师的个人能力。
俞：那你未来两年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赵：从市场中，或更大的环境中找寻到自己的坐标。国内外都有设计师跨界的例子，像陈逸飞就从油画家涉足到视觉设计甚至电影界。如果说以前的职业特点如同创作格律诗，那我现在的舞台则更加广阔，不只设计纪念币，只要精力充沛，眼界开阔，还可以从事更多门类的艺术创作。
我还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有些客户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他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直接与其对话交流，更可深入感知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开发创作出相应的作品。
就像刚才提到的伦敦奥运会纪念币一样，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做到让人一见倾心，让观者有莫名的激动，这比获奖更让我觉得喜悦。就这点来说，我还需要努力。
赵樯简历
高级工艺美术师
男，1973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现为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硕士。
热爱文学艺术，从事中国纪念币章设计工作近20年，曾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及意大利罗马造币厂研习。
至2010年底，经由中国金银纪念币评审委员会评选，共有40件纪念币设计和雕刻作品中标，主要作品有：
参加《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纪念银币设计竞争，正背两面设计中标；被评为“瑞士巴塞尔钱币博览会最受欢迎的钱币”和第三届“全国最受群众喜爱的贵金属纪念币”。
参加《北京第29届奥运会纪念币》全球设计竞赛，两套16幅图稿中标（普通纪念币一套8幅和1/3盎司金币一套8幅）；其中第1组1/3盎司金币，被评为第八届 “全国最受群众喜爱的贵金属纪念币”。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纪念金银币》共同正面设计中标。其中1/3盎司金币被评为 “最受群众喜爱的2009年中国贵金属纪念币”。
《2011版熊猫纪念币》设计中标。
座右铭：从艺虚实，为人诚实。
在中国纪念币设计这行中，赵樯可算是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他在北京申奥成功、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这些大型活动的纪念币设计项目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专业与入行开始。
俞晓菁：您是上海工艺美校的毕业生，然后去上大美院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怎么会从艺术设计到走到了钱币设计这一行？
赵樯：我毕业时曾有机会留校（上海工艺美校）任教，后来正好赶上造币厂招人，因为父亲在上海印钞厂工作，他说这个行业相对稳定比较适合我。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一进厂就加入了设计制模部。
俞：以我的理解，钱币设计属于工艺美术范畴，既需要设计，又需要手工艺来实现。
赵：是的，因为钱币需要通过浮雕的手段来表现，与平面设计不尽相同。我刚进单位时一点雕塑技艺也不会，有点吃力，不像其他雕塑系出身的同事。所以我进了造币厂后再和老师学浮雕，从做工具开始，通过老师的指导以及向很多前辈的学习，逐步入门上手。
俞：您第一次设计自己的作品是哪一年，题材是什么？
赵：第一次真正投入市场的作品是传统题材的《福禄寿》，几千枚铜镀金的纪念章，时间约为1995年。当时自己的想法能形成作品，证书上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俞：您是工艺美校毕业时里为数不多的从事造币行业的人，您觉得美校的学习经历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事和什么人？
赵：读美校时，我的班主任姚逸萍虽然不教专业，但对我的做人做事态度影响很大。还有朱孝岳、徐勤、杨耀老师，他们的课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比如徐勤老师给我们上的中国美术史，就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汉代瓦当的艺术特点和源起，我设计奥运纪念金币时，就将这个造型运用了进去。另外美校特别好的地方是它的图书馆，当年的条件下，居然拨了不少经费订阅了来自欧美日和港澳台的设计书籍和期刊，其收藏有的大学都未必达到，真是给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开了眼界。
俞：那时美校的学习氛围怎么样，严格还是宽松？
赵：看个人，那时学生分两种，一种是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另一种比较喜欢玩。其实后者中有一批在如今的上海广告界、设计界都自己创业，且颇为成功。因为他们的性格注定他们的人生是不安分的，有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机会。所以现在想来未必只读圣贤书就是成功，反之就是失败。
二、
赵樯的设计经历，似乎与中国贵金属纪念币的近十年的发展有一种暗合，能遇上一个行业的大发展阶段无疑是一名设计师的幸运，赵樯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在这个行业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俞：2000年好像不论对您个人而言，还是贵金属币市场而言都是有特定意义的年份？
赵：2000年以前我还算是在一个学习的状态，之后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同时国内钱币设计制作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从传统定制变化到招投标的方式。我刚进厂时，老百姓手中闲钱还不多，收藏意识也没那么强，比如我第一款作品就是铜镀金的，现在这种材质已基本没有市场了。2000年之后，老百姓手里闲钱多了，纪念币基本都是纯银、纯金的的材质，种类和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以前设计到销售周期较长，做一款产品有得卖，现在除了民众收藏，还有炒家炒作，商业行为真正进入这行之后很多变化都产生了。
俞：那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项目的运作机制的变化了？你觉得两种模式哪种更好？
赵：除上海造币厂，目前国内还有沈阳、南京、深圳共四家造币厂。以前由上级的北京总公司方面立项，然后指令分配到各厂。现在是通过项目方招标，各造币厂参加竞标，获胜者取得生产权。分配和竞争可以说各有利弊吧。
以前分配任务时，设计师要采风、搜集资料，可以用较长时间反复修改，沉下心来出个作品。但弊端是，每个项目由一名设计者单独完成，他的个人能力决定了这个题材完成情况的好坏。
而竞标的方式一般来说能好中选优，效率显著提高；缺点是功利性颇强，尽管获胜者可以迅速获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但缺少一个作品反复积淀推敲的过程。比如《百年辛亥》项目，甲方发任务单，一个月后收稿子，评委评出中选稿件后开始模具制作、打样、报样，等待甲方的消息，整个过程只有三四个月甚至更短的周期。因为设计师同时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项目，几个凑在一起，又有不同规格，忙起来常常不可开交，缺少静心思考的时间。
所以说这两种机制难说孰优孰劣，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由之路。
2000-2009年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接受任务、画图稿、PK，不断地失败，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真是痛并快乐着。答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四十件作品中标。
俞：奥运会纪念币可不可以算作您的代表作呢？
赵：代表作首先是《北京申奥成功》纪念银币。北京申奥成功，人们的激情被瞬间点燃，这件作品的意义就显得很大。当时全国造币厂体系内的四五十名设计师，国家美术学院的许多师生加上社会知名广告公司都来参与竞标，选中的概率微乎其微。幸运的是，我的正背面设计都中标了。
纪念币的设计正面一般比较简洁，背面是展示你个人想法的地方。申奥成功纪念币很多人是以体育元素进行创作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但后来设想能否把申奥标志元素延伸开去，演化出打太极拳的群体形象，寓意全民健身，象征着全体中国人民盼奥运的主题，并由此构成“V”字形代表着申奥成功。背面我设计了徐徐打开的古老宫门，突破了体育的范畴，把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提升了，没有用一般具象的体育图案，或许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立意，赢得了评委的青睐。
其实每个设计师都渴望正背面设计同时被认可，但这一行并非努力了就一定有结果。竞标可以带来快乐，但第二名和第四十名是一样的，不少设计师努力很久，可能还是默默无闻，相对来说，我算是幸运儿了。
俞：听说在你设计奥运会纪念币时，经历了一段曲折？
赵：对，奥运会纪念币是采取全球招标的形式，参与者众多。一开始，在内部评审时，我的稿件已被否定掉了，那时觉得挺失落的。我从小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喜欢看运动员努力拼搏、挥洒汗水和泪水的场景，也许是受那种不向失败低头的奥运精神激励，我还是想试一试，父亲也鼓励我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要轻言放弃。
在离截稿只有两周的时间里，我重新设计了图稿，融入了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融入了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融入了我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在由来自北京奥组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美术学院、钱币界、文物历史界家等领域25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奥运纪念币评审委员会投票评选中，我的两套16幅设计图稿从2417份设计方案中被选中，成为中标数最多的设计师。
俞：你的灵感从何而来？
赵：灵感就是来自工艺美校上课时所学的东西，当然这也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设计钱币，常常要从源头来找灵感。比如西方，找源头就去希腊。雅典的胜利女神庙叫耐基庙（NIKE），耐克公司的名称就是从此而来。我们做设计，形式上可以借鉴西方，但源起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还有国学，古典文学理论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从接受项目到成稿有一个过程，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和我玩的游戏：猜谜语。父亲出一个谜题，你要解谜，这是个文字游戏，你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意思。创作就是解谜的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些资料，但又不能被资料束缚住，钻进去又要能够跳出来。在这个状态下，即使在做别的事，你的脑子里都还是被创作思路环绕着，有形或无形中进入临战状态。
俞：这九年你是在解别人给出的谜，那你有没有机会做评委，了解别人的解谜思路？还有在那么多竞稿的作品中，中标的作品究竟是凭什么特质脱颖而出的呢？
赵：这个问题很深刻。命题创作里，基本元素已受限定，大家都用得差不多，区别在于手法的高下。这和设计师的综合素养及当时的气场有关，很难说花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些稿子就是刹那间灵感激发做出来的。
我们很想有机会看看别人的创作思路，这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中标的也未必就是最好的作品，有时只是符合了评委的胃口，可能落选稿件里有些很好的想法没能实现，遗憾的是我们没法去北京看最后的稿件。我们这两年在交稿前，大家会一起交流下，这时就会有比较。虽然艺术没有标准，但还是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作品是否夺人眼球、从很多稿子里中跳出来，大家立马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就是设计者是否能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平凡中蕴含不凡，解题高明者，会尽可能避免用大众化的解法。
三、
在赵樯的讲述中，常常提及前辈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他们的尊敬，同时他的观念又不只是固守传统，显得相当开放和灵活。
俞：您父亲以及老师这一辈给您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赵：在创作奥运纪念币时，父亲赵启明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钞票雕刻工作40年，是上海印钞厂的高级工艺美术师。我们会经常探讨艺术和文学，他会给我许多很棒的建议。无论是艺术上的想法还有为人处世，或说拼搏精神，我都受父亲影响很深。当然，还有我的母亲也会从公众角度给我意见。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艺术基本功还是没有达到父亲这一辈的水准，包括造币厂的老师，他们执着的工作态度是我毕生学习的榜样。
俞：是的，就像我读过您的文章《中国金币三十而立》里所写的，前几代的设计师在工艺水平还有很多限制的时候就创作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之前我们讲到过创意和技术的问题，我想请您谈谈钱币工艺的发展。
赵：工艺进步是一个过程。从1979年开始，我前辈这代人从一穷二白慢慢积累到现在，如今看看当初的东西很原始，但没有他们奠定基础，我们不可能到现在的地步。当然工艺上电脑的引进是很重要的一环。从1996年引入photoshop软件开始，设计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前辈是用剪刀浆糊拼贴稿样，会电脑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就占优势了，做得比较快。以前的造币流程是手工制图—做油土浮雕—翻成阴文石膏整修—翻成阳文石膏整修—电铸铜型浮雕—缩刻制模—压制成钱币。现在是可以不用手工做浮雕，在电脑里直接生成浮雕数据，所以更需要的是设计师的创意和想法，并调控最终的效果。
俞：技术的改进和国外的影响关系大不大？
赵：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后，人们可以走出去看到外面的新鲜事物，也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北京每年有一个国际钱币博览会，各个国外钱币厂家、经销商会参展，自然将国外最新的东西带了进来，也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差距。昨天我到钱币经销部看到英国新近发行的18枚伦敦奥运会纪念银币，设计者把英国的文化历史表现得那么巧妙和丰富，从中可以感觉出国外钱币的创意产业水准之高。原来以为中国钱币设计现在和国外差距不大了，看了之后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
赵樯拿出另一套2009年英国的纪念币向我展示，六枚分散的钱币，通过设计组合排列，引领观者视线自动形成一个盾徽的形态。设计师不以局部一枚为单位，而以整体作为创作的出发点的创作思路，很值得玩味。其内容则包含达尔文与进化论、亨利八世与宫廷等很多故事，既统一而又有变化。其实这套纪念币的设计师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因为创意产业需要网络状的发散思维，而不是点对点的单一模式，年轻人的特点就是脑子转得快。
俞：为什么国外能培养出那么年轻的设计师？你对这方面的教学有了解吗？
赵：我出去过三次，每次收获都很大。第一次去俄罗斯的列宾美院学雕塑，那里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给人大气震撼的印象。
2003年去了意大利罗马，文艺复兴的起源地。罗马造币厂内的艺术学校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所学校面向全世界的学生免费授课，学生只要自己解决吃住问题。课程内容广泛：硬币、纸钞、邮票，连珠宝设计都有，在那里学生同时学平面设计、浮雕和小型雕塑课程。课堂上大家挤在一起，马上能看到彼此的东西，学钱币的还可以看看珠宝设计是怎么做的，就有机会成为多面手，像达芬奇一样。他们注重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师生好像哥们关系，学生还可以向不同的老师请教，学到不同的风格，最重要的是平时学生之间交流很多。国内通常认为好学生是常泡图书馆和自习，其实和别人交流时的信息量可能会成倍增加。那里东欧的，日本的，乃至南美洪都拉斯的学生都有，特别是波兰的学生极富创造力。不同的文化和观念在此交流撞击融汇，反过来也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
2004年我又去了希腊的雅典，欧洲文明和奥运会起源的地方。
出去进修，我感受最多的是国外的教育环境很开放和多元。其实国内的教育也不差，也有一些很好的年轻设计师。相比之下，国外的教育体制鼓励学生去冒险，冒险也许会失败，但他们比较宽容。而我们比较看重结果，年轻人的有些想法因为种种原因不受重视而搁浅。
四、
言谈中，赵樯对钱币设计以外的领域，表露出了更多的想法。
俞：2009年之后，你为什么从设计制模部转到设计研发部了呢？
赵：之前我一直是猜谜、解谜，在一个位置做久了以后，比较难有新的想法出来，我不想做温水里的青蛙，而且想争取更大的设计空间，编创我自己的谜语。调至设计研发部之后，参与市场的机会多了，很多作品可以自主开发，参与实施。
由于上海世博会纪念金银币的正面采用了我的设计，很多外界朋友邀我参加相关的世博纪念品设计和开发。通过工作室形式的运作，我与伙伴洪峰联手做造型设计的一套《321方千足金世博会场馆印章大全》，最终以1800万元的拍卖价格，创造了世博纪念品单笔拍卖的最高价。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也为我今后参与文化项目的跨界创作做了有益的尝试和铺垫。
目前我个人兴趣更多的还是为普通收藏者服务，像大铜章。铜的材质相对便宜，几百块钱就能买到，正因为这样，大铜章才更能体现设计师的价值，它是否受收藏者欢迎完全取决于设计，能真正检验设计师的个人能力。
俞：那你未来两年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赵：从市场中，或更大的环境中找寻到自己的坐标。国内外都有设计师跨界的例子，像陈逸飞就从油画家涉足到视觉设计甚至电影界。如果说以前的职业特点如同创作格律诗，那我现在的舞台则更加广阔，不只设计纪念币，只要精力充沛，眼界开阔，还可以从事更多门类的艺术创作。
我还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有些客户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他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直接与其对话交流，更可深入感知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开发创作出相应的作品。
就像刚才提到的伦敦奥运会纪念币一样，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做到让人一见倾心，让观者有莫名的激动，这比获奖更让我觉得喜悦。就这点来说，我还需要努力。
赵樯简历
高级工艺美术师
男，1973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现为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硕士。
热爱文学艺术，从事中国纪念币章设计工作近20年，曾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及意大利罗马造币厂研习。
至2010年底，经由中国金银纪念币评审委员会评选，共有40件纪念币设计和雕刻作品中标，主要作品有：
参加《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纪念银币设计竞争，正背两面设计中标；被评为“瑞士巴塞尔钱币博览会最受欢迎的钱币”和第三届“全国最受群众喜爱的贵金属纪念币”。
参加《北京第29届奥运会纪念币》全球设计竞赛，两套16幅图稿中标（普通纪念币一套8幅和1/3盎司金币一套8幅）；其中第1组1/3盎司金币，被评为第八届 “全国最受群众喜爱的贵金属纪念币”。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纪念金银币》共同正面设计中标。其中1/3盎司金币被评为 “最受群众喜爱的2009年中国贵金属纪念币”。
《2011版熊猫纪念币》设计中标。
座右铭：从艺虚实，为人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