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0日，越南警方突袭地下网赌窝点，逮捕超过380名中国人。
　　这是越南历史上最大的非法网络赌博案，但却不是唯一的大案。近年来，国内警方频频同越南合作打击网赌窝点。
　　然而，这些新闻往往与头条无缘。舆论中引起关注的案件，大多是亲朋好友小搓两把却引得警察上门。
　　2019年7月11日，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警方就查处了一起4人在家打麻将的案件，查获赌资270元。处理结果是每人罚款100元附带批评教育，如此偏离常理的操作引发网民质疑。
　　为逃避抓赌，厦门、合肥、金华、六安等地，甚至出现过“坟地赌场”。赌徒们将赌窝安在了人迹罕至的墓地，但仍然没能逃脱铁拳。今年4月，甚至还有过赌客扮鬼试图吓退警方的新闻。
　　不过，事情的另外一面，又是全国各地遍布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常年烟雾缭绕，伴随搓麻声和麻将机的轰鸣。
　　逢年过节，麻将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标准配置。连家长们也毫不忌讳，招呼自家娃代打两盘。涉及的赌资，往往也不会低于前面的案例。
　　为什么同样是赌，被叫做“中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麻将馆开遍大街小巷而安然无事;有些则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
　　什么样的赌博是被容忍的，哪些赌博行为又是要严禁的，这并非本届政府独有的抉择，事实上，“抓赌”和“放赌”的难题，自古皆然。

屡禁不止的赌博

　　赌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田忌赛马”便是以千金为赌注。公元前407年的《法经》，已经在惩治“博戏”，就是赌博。
　　单看司法，历朝历代对赌博的处罚相当严厉。如西汉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方都因赌博被判4年徒刑苦工。
　　然而，故事的另外一面是赌博屡禁不止，就连当权的王侯将相们也不例外。如唐人热爱“双陆”，武则天常同大臣相聚打牌。唐玄宗李隆基则是“斗鸡”的骨灰级发烧友。
　　随着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赌博在平民阶层中如火如荼。明中后期，赌博风气席卷整个社会，上至天子——如好斗蟋蟀的宣德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如市井中热衷于叶子戏、马吊牌的“博徒浪子”等，概莫能外。
　　清代各地更是赌业繁荣。江浙一带有所谓“吴俗三好”，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广东人好赌更是出了名的，《清稗类钞》直接说广东人好赌乃是天性。
　　清中叶后，有“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的民谚，整个下层官僚群体给人的观感便是全无文采、靠赌博度日。
　　尽管如此，官方层面对赌博的禁令却从来没有松懈过。从春秋战国到清中后期，政府禁止赌博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赌博影响个人品德，带坏社会风气。
　　雍正曾发布上谕：若好为赌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父习之则无以训其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为人心风俗之害。
　　乾隆也将赌博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恶习，认为其“干犯功令，贻害父兄”。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再强大的专制皇权也难以对抗人性。
　　清代晚期，清廷一面禁止民间赌博，一面又在宫墙之内设局赌博。甚至有记载说：“孝钦后（慈禧）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
　　据《梅庐丛话》记载，青岛失守陷于德国的主要原因，乃是总兵章高元痴迷麻将，德军军舰攻来之时不理急报、只顾打牌。这则野史的可信程度不得而知，然而却能表明时人对清代官场赌风盛行的共识。

当赌博遇到革命

　　1912年，大清垮台，民国成立。新政权充满了移风易俗、严禁赌博的信心。
　　1912年6月，袁世凯发布《暂行新刑律》，对参与赌博者、常业赌客、开设赌场者、发行或贩卖彩票者，都在法律打击之例，还相继发布一系列禁赌令。
　　然而事实证明，禁赌比剪辫子、放足要难执行得多。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坛赌博之风日盛，一些政府大员通宵达旦豪赌，第二天根本没有精力处理政务，有的甚至连国务会议也迟到。
　　政界之外，学界也好不哪去。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朱偰回忆，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上也者在报章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出了北京，地方遍地军阀。中央政府软弱，社会整合极弱，如何能禁得了赌？
　　民国八年四月，湖北地方军阀为了扩充军饷，设“彩赌”骗局，发行“善后券”;民国十二年二月，滇桂粤联军为了扩充饷源，设立“筹饷局”，招商人“承包”赌博。至于各军阀手下军队中赌博吸鸦片之类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
　　1928年，国民党北伐获胜，很快又产生了禁赌的野心。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许多地方政府趁机展开禁赌活动，如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大造舆论禁赌，采取责任制查禁赌博。
　　对于全国遍地麻将声，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痛心疾首。五四之后，禁赌更是同救亡、启蒙等议题连在一起。
　　新派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赌博阻碍文明的进化，妨碍社会事业的进步”，因为“近代立国之大本，第一为‘经济力’，第二位‘劳动力’。”而“赌博是纯消耗的，浪费了无数的宝贵的劳力和资本。”（《禁赌概览》，1936） 　　然而，从民国到抗战，期间虽不乏枪毙参赌官员等耸人听闻的事例，但由于国民政府有限的社会控制能力，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自然，进步的中共政权也严惩赌博，而且由于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执行效果远强于国民政府。

　　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在演讲中描述了理想中的延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革命叙事中，赌博同生产娱乐势不两立，为害百姓。历代所强调的对个人品行的影响，此时已经不再重要。
　　1980年代，这种叙事模式再次出现。许多忧心忡忡的反对者向报社写信，称近几年赌博活动死灰复燃。此时，推动禁赌之人最为关心的，乃是赌博“影响生产，妨碍工作”。工厂聚赌、大队聚赌和国家公职人员参赌成为了主要打击对象。
　　倒是从建国到上世纪80年代，各类官方文献中极少关于赌博的记载。这是因为赌博已经被全面取缔，一扫而空，禁无可禁了么？
　　并非如此。
　　即便是在最为严酷的特殊时期，赌博也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初期，扑克牌因为上面的国王、王后和字母，被认定为属于西方的“封资修”，因此被要求停产停售。
　　然而，革命群众也是要打牌的。于是，扑克牌被改名叫做文娱片，换上了红色的革命内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革命娱乐活动。
　　在回忆文章中，一些无所事事的红卫兵们天天打牌度日：“有一个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天天晚上打到三四点钟，然后睡到十点才起，下午睡起来继续打，除了吃饭、游泳和睡觉时间，整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打扑克，一下子对打扑克倒了胃口，后来一辈子不想打扑克，见别人打扑克、玩麻将也心烦，对这种无聊的生活都厌烦了，毕业班强烈要求走上工作岗位。”宝鸡文理学院王磊教授回忆录《风雨人生路》。
　　当时，痴迷赌博虽然是可用于批斗的罪名，但只有当国家机器恢复运转之后，对于赌博的全面打击才再一次成为可能。
　　1979年推行的《刑法》第168条即为“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
　　《刑法》将赌博罪放在了“妨碍社会秩序管理罪”一章之下。赌博罪的客体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社会主义风尚，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关注个人德行。
　　不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日常抓赌倒并不是按照刑法来的。1986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求严厉禁止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2005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对“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进行处罚。这才是各地警方日常抓赌的法律依据。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赌博赌资数额巨大”？
　　司法解释只规定了刑法赌博罪的入罪数额。各地警方在行政执法时，都需要对“赌资数额巨大”作出自己的界定。各地在实施细则中都制定了各自的处分标准，相差可谓悬殊。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对待赌博的态度只有两种，“打”和“严打”。
　　那么，随处可见的麻将馆、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又是怎么回事？

抓与放之间

　　2011年8月，成都三人在茶楼内打5元一局的“血战到底”，警察忽然入内，查获三人“赌资”575元，一人被拘留15日，两人被拘留12日，分别罚款1000元与500元。
　　被罚女子认为三人打麻将仅为娱乐，警方行政处罚过当。持续申诉7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再审，认定处罚不当，撤销原行政处罚。
　　这则新闻提醒我们，权力机构和社会大众，对于什么该抓，什么不该抓，时常并无共识。民众认为，搓个麻将纯属娱乐，且不打钱毫无乐趣，满街人人都这么打，类似的抓赌案件往往引起怨声四起。
　　其实，这种对赌博界定的矛盾和民间小赌的普遍性，司法机关也早有认识。
　　2005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因此，街头巷尾的中老年人活动中心才能普遍安全的存在着，四川人民才能漫山遍野打着麻将。但是，什么又是“少量财物”呢？法律仍然没有说明。
　　于是，正如前述案例，这些法规并未阻止各地抓赌行动中，依旧存在着不计数额、不看对象的运动式执法，一再引起非议。
　　即便是中央，在抓和放之间，也不免游移。
　　1949年以来，中国严格禁赌。然而到1986年，民政部部长崔乃夫鉴于资金缺口困难，提出了通过发展彩票募集社会福利公益金。近来引发重重争议的福利彩票由此诞生。
　　最近的消息则是在2018年，中央下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海南“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这远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放松禁令。近代史上，最先正式开赌的就是海南原属的广东。

　　19世纪60年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接二连三，清廷连年用兵，军饷大增。战争导致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地丁钱粮实收数额惨淡，海关也收不到税。
　　同时，广东省则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好赌的人群。既然屡禁不止，干脆赚他一笔。
　　咸丰十年（1860年），广东贡院毁于太平天国之役。贡院是一省乡试的场所，对于地方社会意义非凡。政府无钱修复，于是接受士绅建议，特开赌二年，征收赌饷，以重建贡院。
　　赌禁一开，再难收拾。
　　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严禁赌博，但有广东人在香港私开赌场，引诱粤人入局。经历屡禁不止的绝望后，郭嵩濤醒悟到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饷”，于是决定立案招商，投标建赌场。
　　此后，洋务派任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之时，便开放赌禁以筹资金，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曾公开招商办赌。而换了清流党上台，则势必要禁赌以正风俗，抓一波，杀一波，禁一波。
　　在政策反复之下，巨赌之家纷纷逃离广东，携款前往香港、澳门重开赌场，再不回头。1872年后，港英政府严厉禁赌，恰逢澳门大力发展博彩业，于是，澳门就这样成为了两岸三地的赌业中心。
　　2001年，回归后的澳门再次开放赌业牌照。自此，澳门赌场连续15年业绩上涨，2007年后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赌城。中国人民对此居功甚伟。
　　2015年，澳门赌场业绩首次下跌。这一年，恰逢大陆反腐。
　　澳门之外，菲律宾马尼拉、韩国济州岛、朝鲜罗先特区、缅甸果敢、新加坡等地，也逐一被开辟为博彩新地。
　　中国法律无法惩治国人在境外赌博，最多只能惩治组织十人以上出境赌博的组织者。偶有涉及名人的新闻曝出，除了以舆论谴责别无他法，更挡不住更多赌客出海逍遥。
　　“与其弃巨款于外人，不如收回以济GDP？”十多年来，在海南试水博彩业的传闻时断时续。
　　不过，官方的表态再次表露出了禁赌底色。2018年10月17日，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日报》发文称，“网上有的议论要开赌场、搞博彩、放开跑马，或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搞全盘私有制，这些都是脱离国情和实际的，是决不允许的。”
　　（朱明明荐自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