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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秩序”是一个动态的、既抽象又具体的课题。原因如下：
第一，这是一个在不断探讨的世界性课题，涉及到的问题广泛而复杂，各方有共识也有分歧。
第二，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之中，新问题层出不窮。我们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深化中。
第三，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所谓战略，就是对世界大趋势和事物本质的把握，是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发端。而对世界大趋势的把握会有各种不同看法，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进行探讨，在国际上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四，这是一个既是学术又是实践的问题。学术探讨要和外交实践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
万物都是流动的，恰如一江春水。我们的认识和观点也要不断变化和更新。国际新秩序亦是如此，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扩大和充实。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提出经济新秩序问题，以打破战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旧秩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勃兰特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人积极倡导南北对话，经济新秩序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经济新秩序将会被赋予新的内容。如“和谐发展”、“合作共赢”。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首先提出的。主要内容有：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反对对别国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从那之后，国际力量对比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否可以注入“和谐共处”等新内容，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原本国际新秩序只包含经济与政治两项内容，现在看来，是否还可以包含更多内容，如扩展到文化与安全领域，甚至社会发展领域，具体内容也有待讨论。
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原则与途径
我们到底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目标何在?谁也无法给予确切的回答。因为塑造国际新秩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谁也不能设定一个完美无缺的崇高的目标。我们应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做起。塑造国际新秩序不是一种崇高而空洞的目标宣示，而要付诸于现实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之中。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存在着各种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就是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和谐发展的过程。
在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共同遵循的原则。积这几年各种形式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共同遵循的原则有：公平公正，合理均衡；平等互利，达到共赢；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和谐发展。
塑造国际新秩序的途径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学者近年来对此类问题有很多的讨论。笔者个人的观点是：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方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能完全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需要，但它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是，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积极参与，促进改革。这种改革也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循序渐进的，应在积极参与中寻求改革，在解决各种实际矛盾的妥协中寻求改革。
在国际新秩序讨论中，还涉及一种理论观点，就是“全球治理”。虽然“全球治理”由勃兰特等人提出时，是一种好意，有积极作用，但后来被西方学者们弄歪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共同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削弱“政府作为主权国家行为主体的职能”。然而世界是多元的，有多元文化和各种各样价值观，因此，很难有全球“共同价值观”。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世界政治生态也是多元的。
讨论国际新秩序还涉及到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中国的国际合作基本上是在现存的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中进行的。国际机制中尚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希望的“游戏规则”是，不损人利己，不以强凌弱，要不断寻求妥协与平衡，特别是要照顾相互利益。
塑造国际新秩序中的大国关系
塑造国际新秩序有三根支柱，即大国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难以准确预测。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其中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但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某些西方大国主要政党和领导人，对世界的大变革，对新兴国家群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缺乏心理预期和战略思维。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有在国际风云际会中像戴高乐、密特朗和阿登纳、勃兰特这样的战略政治家，而是为了争取选票而盛行机会主义，短视的政策不惜伤害别国的核心利益。
大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改善和发展牢固的大国战略关系是各大国的共同愿望。为了搞好大国关系，积这些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国际问题的学者，现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探讨。
第一，多极化发展与均衡战略。当今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正进行冷战后的“第二次洗牌”。这增加了大国关系的不适应性，引发多种矛盾和摩擦。然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形成一种力量比较均衡的状态，增加了相互制衡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均衡论”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华。《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都讲“均衡”。“均衡战略”是欧洲外交的传统，超越年代时期，超越党派利益，是欧洲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欧洲均衡战略是根据欧洲历史与现状、地位与作用所确定的，是由美欧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不同所决定的，因而是欧洲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从西方引进和被一些学者推崇的“博弈论”(Game Theory)被广泛用于“国际战略”之中。“博弈论”虽然也讲“战略”与“均衡”，但它实际上是竞争对手之间的“打牌理论”，目的在于通过“占优战略均衡”，使自己获取“最大化利润，力争在游戏中获胜，达到主观收益最大化”。这同我们所说的“均衡”、“共赢”的国际战略是相悖的。
第二，国家利益，“价值观外交”和“模式之争”。“价值观外交”首创者是美国。冷战时期，美国把“价值观外交”作为争霸世界和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冷战之后，美国把“价值观外交”作为推动“世界民主化第二波”和“颜色革命”的工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美国外交出现向“现实主义”回归趋向时，欧洲国家，特别是德、法、英三国却大肆宣扬“价值观外交”，并付诸于外交实践中，特别是针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是欧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均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世界的多样性。民主、自由和人权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国家实现也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而不能强求一律。在国际关系或国家关系中，国家战略利益 和意识形态即价值观相比较而言，当然是前者为优先。搞好大国关系，当然既要考虑本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对方利益，从而超越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分歧。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一方面表示欢迎，同时又流露担忧。这种担忧的理由是，首先设定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这样一种类型的国家居然可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形成非西方的一种特有的发展模式，因而形成所谓“模式之争”。实际上，“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探寻道路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借鉴世界特别是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世界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同西方文明不是相排斥，而是相融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中国模式”，也不存在“北京共识”。
第三，从战略高度出发，冷静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个案，避免对抗。大国关系中出现矛盾、摩擦和纠纷是难以避免的。有一般性问题，也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大国关系虽然敏感而脆弱，但总体是稳定和发展的。我们各方均需要共同努力，悉心呵护。各方各界都要从大局出发，用长远战略眼光，运用政治智慧，不为一事一时所左右，不为某种情绪所挑动，也不被媒体炒作所误导。大国之间需要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畅通相互了解的渠道。
中国的国际责任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行动能力的增强，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近年来，“中国责任论”被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热议。从大多数言论来看，对中国是好意，但同时，西方对“中国责任”也有多种误读。
误读之一，过分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能力，要中国承担力所不能及和本不应由中国单独承担的国际责任。全球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是中国“责任”；能源短缺和石油涨价是中国“责任”；世界性通货膨胀是中国“责任”；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缅甸问题也是中国“责任”。西方一部分政要和媒体存在一定的政治图谋，也存在成见、定见和误解。然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信息畅通度和国际公关能力。
误读之二，试图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美国政要和学者在论述“中国责任论”时，说得明白无误：美国希望把中国纳入到以其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担负起与美国等国要求和利益相一致的责任，重塑未来的国际体系。这把西方“中国责任论”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无论好意也好，误读也罢，中国自己已经认识到，其国际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既不能按照“美国标准”，也不能按照“歐盟标准”，而是遵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界定。中国国际责任的“中国标准”，笔者认为，就是自主选择，力所能及。当然在此基础上也要重视国际关切。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同各国一起，共同塑造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新秩序，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责任编辑：肖雪晴
第一，这是一个在不断探讨的世界性课题，涉及到的问题广泛而复杂，各方有共识也有分歧。
第二，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之中，新问题层出不窮。我们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深化中。
第三，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所谓战略，就是对世界大趋势和事物本质的把握，是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发端。而对世界大趋势的把握会有各种不同看法，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进行探讨，在国际上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四，这是一个既是学术又是实践的问题。学术探讨要和外交实践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
万物都是流动的，恰如一江春水。我们的认识和观点也要不断变化和更新。国际新秩序亦是如此，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扩大和充实。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提出经济新秩序问题，以打破战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旧秩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勃兰特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人积极倡导南北对话，经济新秩序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经济新秩序将会被赋予新的内容。如“和谐发展”、“合作共赢”。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首先提出的。主要内容有：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反对对别国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从那之后，国际力量对比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否可以注入“和谐共处”等新内容，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原本国际新秩序只包含经济与政治两项内容，现在看来，是否还可以包含更多内容，如扩展到文化与安全领域，甚至社会发展领域，具体内容也有待讨论。
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原则与途径
我们到底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目标何在?谁也无法给予确切的回答。因为塑造国际新秩序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谁也不能设定一个完美无缺的崇高的目标。我们应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做起。塑造国际新秩序不是一种崇高而空洞的目标宣示，而要付诸于现实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之中。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存在着各种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就是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和谐发展的过程。
在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共同遵循的原则。积这几年各种形式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共同遵循的原则有：公平公正，合理均衡；平等互利，达到共赢；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和谐发展。
塑造国际新秩序的途径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学者近年来对此类问题有很多的讨论。笔者个人的观点是：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方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能完全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需要，但它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是，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积极参与，促进改革。这种改革也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循序渐进的，应在积极参与中寻求改革，在解决各种实际矛盾的妥协中寻求改革。
在国际新秩序讨论中，还涉及一种理论观点，就是“全球治理”。虽然“全球治理”由勃兰特等人提出时，是一种好意，有积极作用，但后来被西方学者们弄歪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共同价值观”、“人权高于主权”、削弱“政府作为主权国家行为主体的职能”。然而世界是多元的，有多元文化和各种各样价值观，因此，很难有全球“共同价值观”。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世界政治生态也是多元的。
讨论国际新秩序还涉及到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中国的国际合作基本上是在现存的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中进行的。国际机制中尚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希望的“游戏规则”是，不损人利己，不以强凌弱，要不断寻求妥协与平衡，特别是要照顾相互利益。
塑造国际新秩序中的大国关系
塑造国际新秩序有三根支柱，即大国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难以准确预测。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其中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但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某些西方大国主要政党和领导人，对世界的大变革，对新兴国家群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缺乏心理预期和战略思维。我们再也没有看到有在国际风云际会中像戴高乐、密特朗和阿登纳、勃兰特这样的战略政治家，而是为了争取选票而盛行机会主义，短视的政策不惜伤害别国的核心利益。
大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改善和发展牢固的大国战略关系是各大国的共同愿望。为了搞好大国关系，积这些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国际问题的学者，现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探讨。
第一，多极化发展与均衡战略。当今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正进行冷战后的“第二次洗牌”。这增加了大国关系的不适应性，引发多种矛盾和摩擦。然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形成一种力量比较均衡的状态，增加了相互制衡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均衡论”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华。《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都讲“均衡”。“均衡战略”是欧洲外交的传统，超越年代时期，超越党派利益，是欧洲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欧洲均衡战略是根据欧洲历史与现状、地位与作用所确定的，是由美欧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不同所决定的，因而是欧洲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从西方引进和被一些学者推崇的“博弈论”(Game Theory)被广泛用于“国际战略”之中。“博弈论”虽然也讲“战略”与“均衡”，但它实际上是竞争对手之间的“打牌理论”，目的在于通过“占优战略均衡”，使自己获取“最大化利润，力争在游戏中获胜，达到主观收益最大化”。这同我们所说的“均衡”、“共赢”的国际战略是相悖的。
第二，国家利益，“价值观外交”和“模式之争”。“价值观外交”首创者是美国。冷战时期，美国把“价值观外交”作为争霸世界和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冷战之后，美国把“价值观外交”作为推动“世界民主化第二波”和“颜色革命”的工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当美国外交出现向“现实主义”回归趋向时，欧洲国家，特别是德、法、英三国却大肆宣扬“价值观外交”，并付诸于外交实践中，特别是针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是欧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均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世界的多样性。民主、自由和人权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国家实现也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而不能强求一律。在国际关系或国家关系中，国家战略利益 和意识形态即价值观相比较而言，当然是前者为优先。搞好大国关系，当然既要考虑本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对方利益，从而超越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分歧。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一方面表示欢迎，同时又流露担忧。这种担忧的理由是，首先设定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这样一种类型的国家居然可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形成非西方的一种特有的发展模式，因而形成所谓“模式之争”。实际上，“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探寻道路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借鉴世界特别是西方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世界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同西方文明不是相排斥，而是相融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中国模式”，也不存在“北京共识”。
第三，从战略高度出发，冷静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个案，避免对抗。大国关系中出现矛盾、摩擦和纠纷是难以避免的。有一般性问题，也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大国关系虽然敏感而脆弱，但总体是稳定和发展的。我们各方均需要共同努力，悉心呵护。各方各界都要从大局出发，用长远战略眼光，运用政治智慧，不为一事一时所左右，不为某种情绪所挑动，也不被媒体炒作所误导。大国之间需要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畅通相互了解的渠道。
中国的国际责任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行动能力的增强，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近年来，“中国责任论”被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热议。从大多数言论来看，对中国是好意，但同时，西方对“中国责任”也有多种误读。
误读之一，过分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能力，要中国承担力所不能及和本不应由中国单独承担的国际责任。全球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是中国“责任”；能源短缺和石油涨价是中国“责任”；世界性通货膨胀是中国“责任”；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缅甸问题也是中国“责任”。西方一部分政要和媒体存在一定的政治图谋，也存在成见、定见和误解。然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信息畅通度和国际公关能力。
误读之二，试图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美国政要和学者在论述“中国责任论”时，说得明白无误：美国希望把中国纳入到以其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担负起与美国等国要求和利益相一致的责任，重塑未来的国际体系。这把西方“中国责任论”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无论好意也好，误读也罢，中国自己已经认识到，其国际责任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既不能按照“美国标准”，也不能按照“歐盟标准”，而是遵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界定。中国国际责任的“中国标准”，笔者认为，就是自主选择，力所能及。当然在此基础上也要重视国际关切。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同各国一起，共同塑造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新秩序，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责任编辑：肖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