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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6年，数骑人马自匈奴境内风驰电掣进入汉境。这并非匈奴前来扣边劫掠的人马，为首者乃军臣单于的太子於丹。军臣单于去世，本应继承单于位的於丹却在惨烈的权力争夺战中败给了叔叔左谷蠡王伊稚斜。於丹于是投降汉朝，被汉武帝封为涉安侯，数月后去世。
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内乱，太子於丹降汉，伊稚斜自立单于，这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这以后，匈奴和汉之间的强弱之势转换，匈奴由盛转衰，而汉则如利刃出鞘，所向披靡。
所谓“攻者一点，防者千里”。
汉朝与匈奴之间的边境线绵长，而匈奴虽然以单于为君长，却依旧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的集团，单于的权威并不能绝对约束手下大大小小的部落酋长。比如，在汉文帝继位不久，匈奴右贤王便南下犯境。后来，冒顿单于还专门就此事写了封国书给汉文帝，表示自己就右贤王背约犯境之事，已对右贤王进行了惩罚。
被动防守与和亲并不能让汉匈两国达成真正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尽管在汉景帝时代，匈奴没有再大规模入掠。但匈奴单于位一旦有所更迭，匈奴再度大规模犯境便是迟早的事。所幸，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蒸蒸日上。彼长此消，匈奴却在走向没落。
有人可能以为在匈奴的历史中，伊稚斜单于是最无能、窝囊的一个。因为，正是在伊稚斜时期，匈奴在漠南、河西、漠北全面败退，大片土地被西汉军队征服，损失了大量的人口、牛羊。但其实，匈奴渐趋衰落早在军臣单于时代便开始了。
军臣单于在位时间35年，历经文景武三朝。汉初之时，因为高祖刘邦致力于扫灭异姓诸侯王，很多汉朝的功臣将领为求自保，纷纷投降匈奴。然而，在汉文帝执政末期和汉景帝时代，这些投降匈奴的汉将的子孙又纷纷归汉。例如韩王信之子韩颓当和侄子韩婴在文帝十四年降汉。景帝时期，《史记》记载有两名匈奴王降汉，《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六人，《汉书》则说有七人。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匈奴在军臣单于时期，有匈奴王率众降汉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以推断，匈奴的内部一定出现了问题，导致贵族将领纷纷叛离。及至军臣单于去世，太子於丹竟不能顺利继承单于位，反被伊稚斜击败南逃。
一个高层权力斗争不断的国家，国力势必大大削弱。一组数字即能证明曾经不可一世的草原霸主匈奴已经由盛转衰：冒顿单于时期，冒顿曾将四十万骑将汉高祖刘邦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老上单于时南下扣边，也组织了十四万骑之多，是白登之围后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扣边行动；而军臣单于南下，史载只有六万骑。
在军臣单于执政的后期，汉武帝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汉初七十年，面对强悍的匈奴铁骑，汉王朝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屈辱求和的状态中。至汉武帝时，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和雄厚国力成为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坚强后盾。汉武帝蓄势待发，汉匈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匈奴的伊稚斜时代
伊稚斜肯定不是一个蠢材。
相对中原王朝实行的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说，匈奴单于位的继承更趋向于丛林法则。冒顿当年即是杀父夺位，以后两任单于虽然都是父死子继，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但到伊稚斜时，他有能力在兄长军臣单于去世后夺取单于位，击败太子於丹，得到匈奴大多数贵族首领的认可和拥戴，本身就说明他一定是一个有着相当军事影响力和政治号召力的实权派人物。
然而，伊稚斜在其自立为匈奴单于后的七年中，却每每被汉军痛击，一次一次地惨败，直至带领匈奴逃遁至漠北，从此漠南不复再有匈奴王廷。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始于军臣单于时代。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派遣三十万人马埋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中，试图诱捕军臣单于。
“马邑之谋”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汉朝三十万大军不仅无功而返，更单方面撕毁了汉匈之间的和约，打破了两国十余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的局面。同时，汉武帝显然没有为“马邑之谋”失败后的局面谋划周全。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29年汉朝取得对匈战争首次胜利——龙城大捷之前，被激怒的匈奴不断南下扣边，杀掠吏民，而汉朝则回到了被动防守的状态中。 不过，从龙城大捷开始，汉军便一路高歌猛进：收复河南地、两战漠南、河西会战、决战漠北……伴随着卫青、霍去病等军事将领的成长，汉军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无往不胜。
从公元前129年的龙城大捷到公元前119年的决战漠北，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战役都由卫青、霍去病领衔。据《史记》《汉书》记载，卫青一生七伐匈奴，杀虏匈奴五万余；霍去病一生六伐匈奴，杀虏匈奴十一万余，我们可以由此估算匈奴在这十年间在战场上直接损失的人口应该可能接近二十万人。对这个在极盛时期也不过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
雄踞蒙古高原的“大漠苍狼”，据称如雄鹰一样敏锐和迅猛的匈奴人，为何突然被多年来俯首耕田、身体素质并无优势的汉人击败，而且败得那么彻底，那么不可挽回？
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实力。打仗打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比较匈奴和汉的实力，我们发现，匈奴在冒顿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侵河套，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到伊稚斜时期，这些数据不会有扩大，只可能减少。而反观汉王朝，经过了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整个国家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极繁荣富庶的局面。在汉武帝初年，汉王朝的人口超过三千万，是匈奴人口近二十倍。在人口是最重要生产和战略资源的古代社会，这意味着汉朝国力远远超过匈奴。
战略战术。除了首战“马邑之谋”求功心切，缺乏必要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协调外，从取得龙城大捷的关市之战到决战漠北，汉武帝及其军事智囊团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眼光和精准的战术运用。
关市之战，虽然出击的四路汉军只有卫青取得了龙城大捷，却是汉朝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多年来“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树立军队的自信心非常重要；收复河南地，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将汉王朝的北部防线推移至黄河沿岸，也让单于在漠南的王廷直接曝露在汉军的攻击下；两战漠南，沉重打击匈奴右贤王部的同时，大大削弱了伊稚斜自身的实力；河西会战，霍去病两战河西走廊，迫使河西匈奴军降汉，从此，河西走廊被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打开通往西域之路；决战漠北，匈奴仅此一战便损失人口十万，从此龟缩于漠北，二十余年不敢再度南下。
在这些重大的战役中，汉军主动出击寻歼匈奴，所采取的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的战术往往让匈奴出其不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伊稚斜时代的匈奴在汉军的打击下，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被动挨打的状态。七十年来，他们习惯了汉军苦守要塞城障；习惯了自己如风一样突然而至，劫掠之后，在汉军的大部队集结赶到前迅速遁走。当汉军的行动速度比自己还快、还凌厉时，匈奴人完全被打懵了。
武器装备。匈奴的武器装备一直都远远落后于汉王朝。汉军不仅有铁制的强弓硬弩，铁制的铠甲盾牌，到汉武帝时代铁制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马刀已经大量装备骑兵部队。这种环首长铁刀单面开刃，厚脊，非常适于马上劈砍。
匈奴较之汉，其优势在马匹。汉初，高祖遭遇白登之围时，史载冒顿出动了四十万骑，而这个时候的汉王朝，皇室仅有“厩马百余匹”。于是，汉初七十年，西汉王朝致力于发展马政。到了汉武帝时代，仅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三十六所牧场就蓄养军马四十万匹。
在绝对数量上，汉军的马匹也许还是比不过匈奴。但汉军的军马皆由马厩喂养，营养均衡，在决战漠北前，甚至用人吃的粟米来喂养，马匹的质量极高。而匈奴的马匹一般在草原上自由放养，冬春之时，因为缺乏草料，马匹会显得瘦弱。所以，汉军出击匈奴大多选择在春季。
单兵素质。西汉之时，实行的是普遍兵役制度，所有身体条件符合的适龄男丁都需要为国家服一定时间的兵役，这时的汉军单兵素质并不高，更兼“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难与生长在马背上的匈奴匹敌。而汉初的骑兵还不能独立作战，主要是配合车兵、步兵。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匈奴人眼中的汉人是一群只能俯首耕田，而无法骑马战斗的人。汉武帝时在普遍兵役制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体魄强健、骑射技能高超、有勇有谋的兵卒，很多充当常备军，往往父死子代，成为职业军人。
所以，当匈奴人进入伊稚斜时代，他们较之七十年前的冒顿时代并没有任何进步。而汉军却已经焕然一新，武器装备精良、单兵素质高超让汉军在对外战争中，往往能做到以一敌五。
伊稚斜时代的匈奴已经全面落后于汉王朝。
河西走廊的意义
公元前121年，初春，冰雪尚未消融，赤衣玄甲的汉军骑兵翻越乌鞘岭，第一次闯进了河西走廊，这片位于今天甘肃省西北部，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狭长地带。在这一年以前，中原王朝还不曾实际控制过此片土地。
汉初之时，当匈奴和汉两雄并立，河西走廊属于月氏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它联接着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在汉代，可以说，谁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谁就取得了对西域辽阔世界的控制权。
在冒顿和老上单于时代，匈奴反复出兵攻打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人，直到将他们彻底赶出河西走廊，甚至最后将其逐出天山以北，让月氏人远徙至伊犁地区。至此，匈奴人不仅从月氏人手中夺取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更控制了当时东西方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西域。
匈奴在伊稚斜时代全面被汉王朝反超，责任当然并不在伊稚斜单于个人身上。一个不立文字、没有文教的国家，军事上再强大也只能盛极一时，很难发展出一种可以源远流长，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明。不过，如果非要讨论伊稚斜和汉武帝个人的高下，平心而论，伊稚斜身上的确有某种短视。
当汉武帝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决定打通河西走廊时，伊稚斜单于似乎却缺乏捍卫这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域的决心。
汉军征服河西走廊发生在公元前121年，主帅是年仅二十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这年春天，霍去病仅带了一万骑兵便出陇西进入河西走廊，直面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河西匈奴军民，正面推进，六天转战五个匈奴部落，杀虏匈奴八千余，不过自己也损失人马七千。 此战可以看作是汉武帝对河西走廊地区投石问路的一战，虽然属于“惨胜”，但也试探出了河西匈奴军的实力。所以，当年夏天，霍去病再领数万人马出北地，穿越巴丹吉林沙漠，迂回至居延地区，溯弱水而上，直插匈奴腹地，杀虏匈奴三万余，给予了河西匈奴军致命的一击。
河西地区如此重要，匈奴先代单于们为了这块土地，曾在这里反复鏖战。如今，汉军频繁发动袭击，伊稚斜单于却并没有对河西匈奴军进行支持和增援。史书上只说，“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正是伊稚斜这一非理性的举措，直接导致昆邪王、休屠王为求自保，在当年秋天率领军民降汉。
这以后，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相继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立玉门关、阳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汉王朝的势力范围得以通过河西走廊，向整个西域地区延伸。
西域三十六国，匈奴极盛时号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匈奴单于还在西域设立童仆都尉，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所以，西域是匈奴财力和人力的后盾。失去河西走廊，便意味着失去了这个后盾。尽管这以后，匈奴仍旧和汉争夺着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但主动权已不在匈奴手中，而完全取决于汉王朝的强弱盛衰。
伊稚斜几乎是听任汉军夺取河西走廊，究其原因，自然有其政治、军事上短视的一面，但背后也有更重要的原因，匈奴的政权毕竟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单于以下诸王虽然听从单于号令，但在自己的领地内仍属于各自为政。
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汉军的强势攻击下，伊稚斜已经自身难保。在漠南之战中，伊稚斜俘虏了汉军前将军赵信。赵信本来是匈奴人，多年前以匈奴相国的身份降汉，所以对汉王朝的情况非常了解。伊稚斜得到赵信后，委以重用，封为自次王，意思是说其地位仅次于单于。赵信建议伊稚斜放弃漠南，在漠北建立王庭，以避免汉军的攻击。如果汉军欲深入漠北，那么，匈奴正好以逸待劳，击败汉军。
伊稚斜采纳了赵信的建议，将军民部众全部迁徙至漠北。也许，自漠南之战后，伊稚斜根据匈奴和汉实力悬殊的判断，已经决定放弃河西走廊。
尾声
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这十四年是汉匈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期间，汉王朝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精准的战术运用，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战争以汉王朝的全面胜利和匈奴的彻底溃败作结。此后二十年，汉匈之间保持了难得的和平。然而，汉武帝晚年不顾民生、不惜民力，再度频繁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军出击匈奴再不是过去漠南、河西与汉境相接之地，而是需要穿越莽莽大漠戈壁，于辽阔草原中寻歼匈奴军队。往往还没找到敌人，就渴死、饿死、病死、累死无数。所以，汉武帝晚年，数次出击匈奴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不仅让出征的汉军伤亡惨重，更加重社会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让西汉王朝走向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惨境地之中。
匈奴则坚决执行赵信的策略，对进击的汉军采取以逸待劳、游击作战的战术，数度予汉军以重创。当然，这个时候的匈奴已不复再对汉王朝形成致命的威胁。更因为天灾和内部权力的争夺，曾经自称“天之骄子”的匈奴终于走向了分裂和败亡，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内乱，太子於丹降汉，伊稚斜自立单于，这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这以后，匈奴和汉之间的强弱之势转换，匈奴由盛转衰，而汉则如利刃出鞘，所向披靡。
所谓“攻者一点，防者千里”。
汉朝与匈奴之间的边境线绵长，而匈奴虽然以单于为君长，却依旧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的集团，单于的权威并不能绝对约束手下大大小小的部落酋长。比如，在汉文帝继位不久，匈奴右贤王便南下犯境。后来，冒顿单于还专门就此事写了封国书给汉文帝，表示自己就右贤王背约犯境之事，已对右贤王进行了惩罚。
被动防守与和亲并不能让汉匈两国达成真正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尽管在汉景帝时代，匈奴没有再大规模入掠。但匈奴单于位一旦有所更迭，匈奴再度大规模犯境便是迟早的事。所幸，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蒸蒸日上。彼长此消，匈奴却在走向没落。
有人可能以为在匈奴的历史中，伊稚斜单于是最无能、窝囊的一个。因为，正是在伊稚斜时期，匈奴在漠南、河西、漠北全面败退，大片土地被西汉军队征服，损失了大量的人口、牛羊。但其实，匈奴渐趋衰落早在军臣单于时代便开始了。
军臣单于在位时间35年，历经文景武三朝。汉初之时，因为高祖刘邦致力于扫灭异姓诸侯王，很多汉朝的功臣将领为求自保，纷纷投降匈奴。然而，在汉文帝执政末期和汉景帝时代，这些投降匈奴的汉将的子孙又纷纷归汉。例如韩王信之子韩颓当和侄子韩婴在文帝十四年降汉。景帝时期，《史记》记载有两名匈奴王降汉，《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六人，《汉书》则说有七人。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匈奴在军臣单于时期，有匈奴王率众降汉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以推断，匈奴的内部一定出现了问题，导致贵族将领纷纷叛离。及至军臣单于去世，太子於丹竟不能顺利继承单于位，反被伊稚斜击败南逃。
一个高层权力斗争不断的国家，国力势必大大削弱。一组数字即能证明曾经不可一世的草原霸主匈奴已经由盛转衰：冒顿单于时期，冒顿曾将四十万骑将汉高祖刘邦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老上单于时南下扣边，也组织了十四万骑之多，是白登之围后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扣边行动；而军臣单于南下，史载只有六万骑。
在军臣单于执政的后期，汉武帝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汉初七十年，面对强悍的匈奴铁骑，汉王朝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屈辱求和的状态中。至汉武帝时，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和雄厚国力成为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坚强后盾。汉武帝蓄势待发，汉匈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匈奴的伊稚斜时代
伊稚斜肯定不是一个蠢材。
相对中原王朝实行的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说，匈奴单于位的继承更趋向于丛林法则。冒顿当年即是杀父夺位，以后两任单于虽然都是父死子继，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但到伊稚斜时，他有能力在兄长军臣单于去世后夺取单于位，击败太子於丹，得到匈奴大多数贵族首领的认可和拥戴，本身就说明他一定是一个有着相当军事影响力和政治号召力的实权派人物。
然而，伊稚斜在其自立为匈奴单于后的七年中，却每每被汉军痛击，一次一次地惨败，直至带领匈奴逃遁至漠北，从此漠南不复再有匈奴王廷。
汉朝对匈奴的反击始于军臣单于时代。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派遣三十万人马埋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中，试图诱捕军臣单于。
“马邑之谋”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汉朝三十万大军不仅无功而返，更单方面撕毁了汉匈之间的和约，打破了两国十余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的局面。同时，汉武帝显然没有为“马邑之谋”失败后的局面谋划周全。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29年汉朝取得对匈战争首次胜利——龙城大捷之前，被激怒的匈奴不断南下扣边，杀掠吏民，而汉朝则回到了被动防守的状态中。 不过，从龙城大捷开始，汉军便一路高歌猛进：收复河南地、两战漠南、河西会战、决战漠北……伴随着卫青、霍去病等军事将领的成长，汉军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无往不胜。
从公元前129年的龙城大捷到公元前119年的决战漠北，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战役都由卫青、霍去病领衔。据《史记》《汉书》记载，卫青一生七伐匈奴，杀虏匈奴五万余；霍去病一生六伐匈奴，杀虏匈奴十一万余，我们可以由此估算匈奴在这十年间在战场上直接损失的人口应该可能接近二十万人。对这个在极盛时期也不过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
雄踞蒙古高原的“大漠苍狼”，据称如雄鹰一样敏锐和迅猛的匈奴人，为何突然被多年来俯首耕田、身体素质并无优势的汉人击败，而且败得那么彻底，那么不可挽回？
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实力。打仗打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比较匈奴和汉的实力，我们发现，匈奴在冒顿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侵河套，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到伊稚斜时期，这些数据不会有扩大，只可能减少。而反观汉王朝，经过了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整个国家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极繁荣富庶的局面。在汉武帝初年，汉王朝的人口超过三千万，是匈奴人口近二十倍。在人口是最重要生产和战略资源的古代社会，这意味着汉朝国力远远超过匈奴。
战略战术。除了首战“马邑之谋”求功心切，缺乏必要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协调外，从取得龙城大捷的关市之战到决战漠北，汉武帝及其军事智囊团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眼光和精准的战术运用。
关市之战，虽然出击的四路汉军只有卫青取得了龙城大捷，却是汉朝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多年来“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树立军队的自信心非常重要；收复河南地，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将汉王朝的北部防线推移至黄河沿岸，也让单于在漠南的王廷直接曝露在汉军的攻击下；两战漠南，沉重打击匈奴右贤王部的同时，大大削弱了伊稚斜自身的实力；河西会战，霍去病两战河西走廊，迫使河西匈奴军降汉，从此，河西走廊被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打开通往西域之路；决战漠北，匈奴仅此一战便损失人口十万，从此龟缩于漠北，二十余年不敢再度南下。
在这些重大的战役中，汉军主动出击寻歼匈奴，所采取的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的战术往往让匈奴出其不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伊稚斜时代的匈奴在汉军的打击下，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被动挨打的状态。七十年来，他们习惯了汉军苦守要塞城障；习惯了自己如风一样突然而至，劫掠之后，在汉军的大部队集结赶到前迅速遁走。当汉军的行动速度比自己还快、还凌厉时，匈奴人完全被打懵了。
武器装备。匈奴的武器装备一直都远远落后于汉王朝。汉军不仅有铁制的强弓硬弩，铁制的铠甲盾牌，到汉武帝时代铁制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马刀已经大量装备骑兵部队。这种环首长铁刀单面开刃，厚脊，非常适于马上劈砍。
匈奴较之汉，其优势在马匹。汉初，高祖遭遇白登之围时，史载冒顿出动了四十万骑，而这个时候的汉王朝，皇室仅有“厩马百余匹”。于是，汉初七十年，西汉王朝致力于发展马政。到了汉武帝时代，仅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三十六所牧场就蓄养军马四十万匹。
在绝对数量上，汉军的马匹也许还是比不过匈奴。但汉军的军马皆由马厩喂养，营养均衡，在决战漠北前，甚至用人吃的粟米来喂养，马匹的质量极高。而匈奴的马匹一般在草原上自由放养，冬春之时，因为缺乏草料，马匹会显得瘦弱。所以，汉军出击匈奴大多选择在春季。
单兵素质。西汉之时，实行的是普遍兵役制度，所有身体条件符合的适龄男丁都需要为国家服一定时间的兵役，这时的汉军单兵素质并不高，更兼“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难与生长在马背上的匈奴匹敌。而汉初的骑兵还不能独立作战，主要是配合车兵、步兵。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匈奴人眼中的汉人是一群只能俯首耕田，而无法骑马战斗的人。汉武帝时在普遍兵役制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体魄强健、骑射技能高超、有勇有谋的兵卒，很多充当常备军，往往父死子代，成为职业军人。
所以，当匈奴人进入伊稚斜时代，他们较之七十年前的冒顿时代并没有任何进步。而汉军却已经焕然一新，武器装备精良、单兵素质高超让汉军在对外战争中，往往能做到以一敌五。
伊稚斜时代的匈奴已经全面落后于汉王朝。
河西走廊的意义
公元前121年，初春，冰雪尚未消融，赤衣玄甲的汉军骑兵翻越乌鞘岭，第一次闯进了河西走廊，这片位于今天甘肃省西北部，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的狭长地带。在这一年以前，中原王朝还不曾实际控制过此片土地。
汉初之时，当匈奴和汉两雄并立，河西走廊属于月氏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它联接着东、北亚和中亚地区。在汉代，可以说，谁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谁就取得了对西域辽阔世界的控制权。
在冒顿和老上单于时代，匈奴反复出兵攻打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人，直到将他们彻底赶出河西走廊，甚至最后将其逐出天山以北，让月氏人远徙至伊犁地区。至此，匈奴人不仅从月氏人手中夺取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更控制了当时东西方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西域。
匈奴在伊稚斜时代全面被汉王朝反超，责任当然并不在伊稚斜单于个人身上。一个不立文字、没有文教的国家，军事上再强大也只能盛极一时，很难发展出一种可以源远流长，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明。不过，如果非要讨论伊稚斜和汉武帝个人的高下，平心而论，伊稚斜身上的确有某种短视。
当汉武帝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决定打通河西走廊时，伊稚斜单于似乎却缺乏捍卫这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域的决心。
汉军征服河西走廊发生在公元前121年，主帅是年仅二十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这年春天，霍去病仅带了一万骑兵便出陇西进入河西走廊，直面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河西匈奴军民，正面推进，六天转战五个匈奴部落，杀虏匈奴八千余，不过自己也损失人马七千。 此战可以看作是汉武帝对河西走廊地区投石问路的一战，虽然属于“惨胜”，但也试探出了河西匈奴军的实力。所以，当年夏天，霍去病再领数万人马出北地，穿越巴丹吉林沙漠，迂回至居延地区，溯弱水而上，直插匈奴腹地，杀虏匈奴三万余，给予了河西匈奴军致命的一击。
河西地区如此重要，匈奴先代单于们为了这块土地，曾在这里反复鏖战。如今，汉军频繁发动袭击，伊稚斜单于却并没有对河西匈奴军进行支持和增援。史书上只说，“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正是伊稚斜这一非理性的举措，直接导致昆邪王、休屠王为求自保，在当年秋天率领军民降汉。
这以后，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相继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立玉门关、阳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汉王朝的势力范围得以通过河西走廊，向整个西域地区延伸。
西域三十六国，匈奴极盛时号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匈奴单于还在西域设立童仆都尉，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所以，西域是匈奴财力和人力的后盾。失去河西走廊，便意味着失去了这个后盾。尽管这以后，匈奴仍旧和汉争夺着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但主动权已不在匈奴手中，而完全取决于汉王朝的强弱盛衰。
伊稚斜几乎是听任汉军夺取河西走廊，究其原因，自然有其政治、军事上短视的一面，但背后也有更重要的原因，匈奴的政权毕竟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单于以下诸王虽然听从单于号令，但在自己的领地内仍属于各自为政。
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汉军的强势攻击下，伊稚斜已经自身难保。在漠南之战中，伊稚斜俘虏了汉军前将军赵信。赵信本来是匈奴人，多年前以匈奴相国的身份降汉，所以对汉王朝的情况非常了解。伊稚斜得到赵信后，委以重用，封为自次王，意思是说其地位仅次于单于。赵信建议伊稚斜放弃漠南，在漠北建立王庭，以避免汉军的攻击。如果汉军欲深入漠北，那么，匈奴正好以逸待劳，击败汉军。
伊稚斜采纳了赵信的建议，将军民部众全部迁徙至漠北。也许，自漠南之战后，伊稚斜根据匈奴和汉实力悬殊的判断，已经决定放弃河西走廊。
尾声
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这十四年是汉匈战争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期间，汉王朝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精准的战术运用，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战争以汉王朝的全面胜利和匈奴的彻底溃败作结。此后二十年，汉匈之间保持了难得的和平。然而，汉武帝晚年不顾民生、不惜民力，再度频繁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军出击匈奴再不是过去漠南、河西与汉境相接之地，而是需要穿越莽莽大漠戈壁，于辽阔草原中寻歼匈奴军队。往往还没找到敌人，就渴死、饿死、病死、累死无数。所以，汉武帝晚年，数次出击匈奴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不仅让出征的汉军伤亡惨重，更加重社会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让西汉王朝走向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惨境地之中。
匈奴则坚决执行赵信的策略，对进击的汉军采取以逸待劳、游击作战的战术，数度予汉军以重创。当然，这个时候的匈奴已不复再对汉王朝形成致命的威胁。更因为天灾和内部权力的争夺，曾经自称“天之骄子”的匈奴终于走向了分裂和败亡，直至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