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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无论正文或是“君子曰”部分大量的引《诗》现象是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本文立足于《左传》原文，以《左传》“君子曰”引《诗》为切入点，探究其中所蕴含的“温柔敦厚”的君子诗教，“崇德尚礼”的君子修养，以及“重民重信”的君子品性三方面内容进行其关于《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的探究。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诗》;君子观
《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有许多，杨伯峻先生认为“君子曰”里既有左氏的史评，又有时人君子的言论，这一观点可作为对《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概括。因而认为“君子曰”的君子观意蕴是左氏史评与当时君子言论融合而产生的。通观《左传》，其“君子”之议论均系著者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描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褒贬，直接发表议论的一种形式，可称为著者的“主观评价”，是《左传》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著者对那些历史事件、人物的详细记述，则可称为“客观叙事”。客观叙事与主观评价相结合，使《左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先秦史传文学中起到典范作用，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楷模。并且由于“君子曰”由著者直接发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体例上开后世史书论赞先河。
“君子曰”引《诗》，主要是作为论证的根据，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顾颉刚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人用《诗》，大致分为典礼、祭祀、饮宴、讽谏、言志、称美、表情达意几类。而“君子曰”引《诗》主要用来讲伦理道德，议论政治成败得失，评价人事是非曲直，几乎无例外地用于对认为事件的评价，表现了作者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因而具有其独立的君子观。
一、“温柔敦厚”的君子诗教
《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无论正文或是“君子曰”部分大量的引《诗》现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春秋时期这種引《诗》风气的盛行的原因在于西周之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周天子，运用宗法制分封诸侯来巩固统治地位。伴随着周王室经历昭王南征失败、周厉王时的农民暴动、周幽王时的内忧外患致使周王室实力日渐衰微，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激增，因而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影响力不断加大。但是从周以来的“一统”观念和文化上的“尊王”传统却依旧存在诸侯之间，即使诸侯国已经在政治上摆脱了周王室的统治，但他们为了争得霸主之位还得依附于周王室的文化影响力来笼络各国。从此看来，春秋时期的价值评判标准还是宗周之德、礼的观念。正是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为引《诗》现象的盛行营造了氛围。塑造了其由教化为主要功能的君子观念。
《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体现出继承周代“以德为本”的“诗教”思想，并在春秋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中建立起独特的观念。
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教育教学活动，针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乐德”“乐语”“乐舞”“诗”等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学习内容分类很细，“诗教”只是作为乐教中的一项内容被提倡。西周的这种教育环境为诗教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尚德、仁爱、亲亲、尊尊”作为周人的文化精神，其中“德”尤为的重要，“至德以为道本”始终是周人坚持的核心，因此在诗、乐、舞三项学习内容中，诗是很被周人所重视的，教授诗的内容也是以“德”为核心的。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下，对《诗》的认识更进一步，已经有了趋于理论化的认识。孔子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诗》不单单是学习的一项内容，它已经变成在特殊时期下人们可以交流、处理政务、言语表达的“工具”，人们对《诗》更加的重视。
“君子曰”在引诗上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如：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僖公十二年）
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成公八年）[1]
“君子曰”中的“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和“恺悌君子，遐不作人。”两句都是出自《大雅·旱麓》中的诗句，这首诗是用来歌颂周文王祭祀祖先而得福的，而在“君子曰”中则用来“管氏之世祀”、“从善如流”之事，显然是断章取所求，引用的诗句是与全文诗句割裂的，目的只是要与君子的所说的言语有关系，纯属是字面上的关系，诗的本义并不是君子所追求的重点，目的在于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即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实现讽谏的目的，从而达到教化人们的目的。[2]
二、“崇德尚礼”的君子修养
《左传》“君子曰”评论语言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属德与礼，出现了二十五条之多。对于合乎礼仪和道德之事，“君子”们总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隐公十一年》中对礼的定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可以看出君子认为礼对于国家社稷与人民子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礼”又与“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是不可缺少这两者的。如《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使许大夫侍奉许叔住在许国的东偏，使公孙获住在许国西偏，这样做得目的表面是不想假手讨伐许国，其实质是为了保全郑国边境的安宁，以防别国驻扎，日后讨伐郑国，能够使郑国子民避免战祸，安居乐业：
君子之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庄公做事考虑周全，合乎礼，量力而行，度德而处，很恰当的将“礼”与“德”结合起来处理事情。
对于“德”在“君子曰”中强调为君子的个人修养。修身层面，“君子”亦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在《左传》“君子曰”中体现如《僖公九年》荀息不食其言之事：
“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君子”引《大雅·抑》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来证实人的言语真实是多么的重要，再加上荀子的事例更是在强调人要言出即行，不食其言，这也是每个人该有的素质。
三、“重民重信”的君子品性
民为国家之本，民本思想在“君子曰”体现的尤为突出，也是时代的主流，是世世代代被证实的道理。在《左传》中的论述有《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赏罚分明，奖赏有功之臣，杀了三个罪人：颠颉、祁瞒、舟之侨，人民为此大悦：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晋文公因为此事得到了人民信服，《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君子经常用来表示得民众得天下的心情，以此句来赞扬重民之人。
“信”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孔子把“信”认为是贤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更是把“信”上升到国家政权的高度，对于这些，贤者们的认识是一样的，因此重“信”的思想在“君子曰”中得到了必然的体现，如《桓公十二年》鲁桓公想和宋国、郑国讲和，与宋庄公在句渎之丘会盟，桓公不知宋公是否有诚意，又先后在虚地、龟地会盟，屡次会盟之后，宋又拒绝讲和，最后桓公与郑厉公结盟率兵讨伐宋国：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君子认为宋国遭到进攻是因为他的无信，如果没有了信用，会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失去信用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更是在强调信用的重要性，信用不仅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重信”这种思想倾向君子已经很明确地体现于“君子曰”当中，并且将其与仁、义、礼、智合称为儒家的“五常” 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之上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将他们合称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2]这“五常”贯穿于道德伦理的发展中，成为“君子”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左传》中的“君子曰”是春秋时期“君子观”的外在形式，引《诗》则是其表现手法。其中包含着很多思想。这些思想倾向不仅代表着当时时代的思想主流，而且这些“君子”们极力推崇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崇德尚礼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忠君的思想曾子将它发展成为“忠恕之道”重民重信思想是在强调人才和人民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也成为孟子“以民为本”的主流思想。这不仅说明“君子曰”引《诗》中君子思想的时代性，并且呈现出它的多元发展性。从而形成体系完整的君子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段萍萍.《<左传>‘君子曰’研究》.西北師范大学.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诗》;君子观
《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有许多，杨伯峻先生认为“君子曰”里既有左氏的史评，又有时人君子的言论，这一观点可作为对《左传》“君子曰”的定义概括。因而认为“君子曰”的君子观意蕴是左氏史评与当时君子言论融合而产生的。通观《左传》，其“君子”之议论均系著者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描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褒贬，直接发表议论的一种形式，可称为著者的“主观评价”，是《左传》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著者对那些历史事件、人物的详细记述，则可称为“客观叙事”。客观叙事与主观评价相结合，使《左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先秦史传文学中起到典范作用，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楷模。并且由于“君子曰”由著者直接发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体例上开后世史书论赞先河。
“君子曰”引《诗》，主要是作为论证的根据，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顾颉刚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人用《诗》，大致分为典礼、祭祀、饮宴、讽谏、言志、称美、表情达意几类。而“君子曰”引《诗》主要用来讲伦理道德，议论政治成败得失，评价人事是非曲直，几乎无例外地用于对认为事件的评价，表现了作者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因而具有其独立的君子观。
一、“温柔敦厚”的君子诗教
《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其中无论正文或是“君子曰”部分大量的引《诗》现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春秋时期这種引《诗》风气的盛行的原因在于西周之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周天子，运用宗法制分封诸侯来巩固统治地位。伴随着周王室经历昭王南征失败、周厉王时的农民暴动、周幽王时的内忧外患致使周王室实力日渐衰微，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激增，因而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影响力不断加大。但是从周以来的“一统”观念和文化上的“尊王”传统却依旧存在诸侯之间，即使诸侯国已经在政治上摆脱了周王室的统治，但他们为了争得霸主之位还得依附于周王室的文化影响力来笼络各国。从此看来，春秋时期的价值评判标准还是宗周之德、礼的观念。正是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为引《诗》现象的盛行营造了氛围。塑造了其由教化为主要功能的君子观念。
《左传》“君子曰”引《诗》中的君子观体现出继承周代“以德为本”的“诗教”思想，并在春秋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中建立起独特的观念。
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教育教学活动，针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学习内容，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乐德”“乐语”“乐舞”“诗”等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学习内容分类很细，“诗教”只是作为乐教中的一项内容被提倡。西周的这种教育环境为诗教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尚德、仁爱、亲亲、尊尊”作为周人的文化精神，其中“德”尤为的重要，“至德以为道本”始终是周人坚持的核心，因此在诗、乐、舞三项学习内容中，诗是很被周人所重视的，教授诗的内容也是以“德”为核心的。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下，对《诗》的认识更进一步，已经有了趋于理论化的认识。孔子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诗》不单单是学习的一项内容，它已经变成在特殊时期下人们可以交流、处理政务、言语表达的“工具”，人们对《诗》更加的重视。
“君子曰”在引诗上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如：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僖公十二年）
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成公八年）[1]
“君子曰”中的“恺悌君子，神所劳矣。”和“恺悌君子，遐不作人。”两句都是出自《大雅·旱麓》中的诗句，这首诗是用来歌颂周文王祭祀祖先而得福的，而在“君子曰”中则用来“管氏之世祀”、“从善如流”之事，显然是断章取所求，引用的诗句是与全文诗句割裂的，目的只是要与君子的所说的言语有关系，纯属是字面上的关系，诗的本义并不是君子所追求的重点，目的在于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即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实现讽谏的目的，从而达到教化人们的目的。[2]
二、“崇德尚礼”的君子修养
《左传》“君子曰”评论语言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属德与礼，出现了二十五条之多。对于合乎礼仪和道德之事，“君子”们总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隐公十一年》中对礼的定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可以看出君子认为礼对于国家社稷与人民子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礼”又与“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是不可缺少这两者的。如《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使许大夫侍奉许叔住在许国的东偏，使公孙获住在许国西偏，这样做得目的表面是不想假手讨伐许国，其实质是为了保全郑国边境的安宁，以防别国驻扎，日后讨伐郑国，能够使郑国子民避免战祸，安居乐业：
君子之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庄公做事考虑周全，合乎礼，量力而行，度德而处，很恰当的将“礼”与“德”结合起来处理事情。
对于“德”在“君子曰”中强调为君子的个人修养。修身层面，“君子”亦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在《左传》“君子曰”中体现如《僖公九年》荀息不食其言之事：
“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君子”引《大雅·抑》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来证实人的言语真实是多么的重要，再加上荀子的事例更是在强调人要言出即行，不食其言，这也是每个人该有的素质。
三、“重民重信”的君子品性
民为国家之本，民本思想在“君子曰”体现的尤为突出，也是时代的主流，是世世代代被证实的道理。在《左传》中的论述有《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赏罚分明，奖赏有功之臣，杀了三个罪人：颠颉、祁瞒、舟之侨，人民为此大悦：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晋文公因为此事得到了人民信服，《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君子经常用来表示得民众得天下的心情，以此句来赞扬重民之人。
“信”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孔子把“信”认为是贤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更是把“信”上升到国家政权的高度，对于这些，贤者们的认识是一样的，因此重“信”的思想在“君子曰”中得到了必然的体现，如《桓公十二年》鲁桓公想和宋国、郑国讲和，与宋庄公在句渎之丘会盟，桓公不知宋公是否有诚意，又先后在虚地、龟地会盟，屡次会盟之后，宋又拒绝讲和，最后桓公与郑厉公结盟率兵讨伐宋国：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君子认为宋国遭到进攻是因为他的无信，如果没有了信用，会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失去信用的后果是如此严重，更是在强调信用的重要性，信用不仅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重信”这种思想倾向君子已经很明确地体现于“君子曰”当中，并且将其与仁、义、礼、智合称为儒家的“五常” 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之上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将他们合称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2]这“五常”贯穿于道德伦理的发展中，成为“君子”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左传》中的“君子曰”是春秋时期“君子观”的外在形式，引《诗》则是其表现手法。其中包含着很多思想。这些思想倾向不仅代表着当时时代的思想主流，而且这些“君子”们极力推崇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崇德尚礼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忠君的思想曾子将它发展成为“忠恕之道”重民重信思想是在强调人才和人民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也成为孟子“以民为本”的主流思想。这不仅说明“君子曰”引《诗》中君子思想的时代性，并且呈现出它的多元发展性。从而形成体系完整的君子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段萍萍.《<左传>‘君子曰’研究》.西北師范大学.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