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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导游、自然导师、民俗解说员等，公园巡警也被美国人列为解说员
生态学硕士康洪莉每年会花上大半年时间，以约两三周一次的频率参与一项名为“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课程教学。这是针对一些对自然生态感兴趣的成年人设置的课程。她是这个课程的班主任，八年的时间里迎来送往了一批批学员，也见证着“自然教育”一步步走入大众视野。
近年来，自然教育的热度节节攀升，为之服务人员慢慢成为一个扩张中的职业人群。他们带领人们赏花、观鸟、溯溪、徒步……用游戏、导赏等有吸引力的方式体验大自然的美好，解读大自然的密码。
在昆明，深耕数年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是为自然教育下不断造血的专业机构。
上海：让萤火虫回来
如今，康洪莉在上海青浦岑卜村经营着一方小小的生态农场。这是她的一个尝试，希望在保护自然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达到良好的农业产量。在这里，她既是农场主，也是一名在地的自然导师。
康洪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常有一些农业爱好者来她的农场实践，并学习生态农业与相关的自然知识。
农场所在的岑卜村是上海有名的萤火虫观赏地。每年夏天，城里的大人孩子纷纷来到此处观赏流萤。
萤火虫是生态指示物种，出现与否标志着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是否健康。而萤火虫的来来去去，让康洪莉亲眼见证了岑卜村这几年的环境变化。
2011年，当她刚刚来到岑卜之时，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成群的萤火虫。有条主干道甚至被戏称为“萤火虫大道”。后来，在这条路的两边，以及湖岸河边的湿地，村民种起了蔬菜，伴随着大量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渐渐地，萤火虫消失不见了。
2015年，康洪莉接手了一块河岸边的田地，便着手和附近村民商量，给他们一些“补偿”金，让他们放弃对岸边土地的开荒耕种。她原本就没打算耕种这些水边湿地，只是想将它“留给大自然”。在另外的一些田间地块，她种上了树苗，并有意不去翻耕树下的土地。
自然的回馈很快到来。在树下的枯枝落叶层内，有人发现了许多的萤火虫幼虫，而幼虫比成虫更能“显示”当地的环境。就在当年，这里一度变得零星的萤火虫重新成群纷飞，在湖边田间串联起梦幻的光点。
没有农药除草剂，没有工业污染和光污染，水源洁净……这是萤火虫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当远赴乡村的大人和孩子了解到萤火虫的生态价值，并亲眼目睹这些夜的精灵闪烁舞动，对自然之美的感动，对生态保育的认同甚至身体力行，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岑卜，康洪莉只是当地的新村民之一。岑卜位列首批命名的26个“全国生态文化村”，近几年吸引了许多爱好乡村生活的“新村民”，也是上海本土自然教育机构与从业者常去的活动地点。
云南：自然导师培养计划
为自然教育不断造血的还有近些年成长起来的专业机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深耕数年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中心主任王愉是国内少数科班出身的自然教育从业者，曾求学美国，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的环境教育硕士学位。
据王愉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2013年，云南在地启动“自然导师培养计划”，初衷有二：一是解决本机构的人才储备问题;二是支持行业发展。对于自然教育这一新兴的职业领域，人才缺乏是面临的普遍问题。
第一年的培训招募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但第二年开始，报名人数就变得非常多。
大部分人在参与培训后将自然教育当作业余的兴趣爱好，也有一部分人会长期参与在地的活动。这几年，云南在地基本没进行过对外招募，新增职员都来自毕业学员。
美国解说培训师培训现场。
但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成熟，仅靠个别机构的人才输送是远远不够的。
2014年开始，一年一度的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正式启动，王愉连续两年作为人才培养分论坛的主要召集人，深深感到行业的人才培养需要形成合力。
在第二届自然教育论坛上，王愉和人才培养分论坛的另一位发起人林红，发起了《中国自然教育人才需求调查报告》、人才培训现状调查等系列活动。这项调查显示，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教育的人才培养出现增长势头，但区域分布不均，成熟机构少的地区培训机会少，人才培养成本加大。
北京：自循环的自然亲子团
除了专业人才的持续培养，如何让更广泛的人群了解并参与进来，是自然教育者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北京的盖娅自然学校对此进行了尝试。成立于2013年的盖娅亲子团最初由志愿者发起，以自然体验师引领为伊始，最终发展为以家长志愿者为主导、共同学习提高的亲子成长团队。
担任自然学校副校长的黄海琼是数学老师出身。她还在自然之友担任志愿者的时候，就参加过自然之友环教部举办的西双版纳冬令营，很多参与过的家庭后来成为亲子团的首批参与者。在家长们的“怂恿”下，志愿者们又举办了哀牢山夏令营及后续的各类生态游学活动。
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行为、语言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显性的，也很少在当下立即发生，却会由于某些场景或事件而激发。比如，有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看到别的孩子拿着采摘的花儿进来，会说“让它们回归自然吧”。
黄海琼对孩子们冒出这样的念头感到欣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我们从不说环保、爱护环境这些口号式的语言。”一切的改变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我们是在激发大家内心原有的东西。自然教育改变人的观念，首先需要他（她）的心里有这个种子才行。”黄海琼把自然教育看作一种特殊的“播种”工作，有些虽然看不到，种子可能已经埋了下去，正等待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他山之石：自然教育者的职业进阶体系
作为发展中的新兴行业，自然教育界近年来不断向日本、美国、德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们取经。西南林业大学环境解说与教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敏燕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赵敏燕访学加拿大，将北美几乎所有具备培训资格的相关协会都逐个“调查”，最终选择美国国家解说协会作为自己的学习机构。
赵敏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国家解说协会主要针对环境解说，有进阶明确的人员培训体系。
而要想成为最初级的解说员，赵敏燕首先需要提交履历，供工作人员审核以往经历是否有相关性。之后，她需要和其他学员一起接受40小时的封闭式培训。考试内容是50道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必须阅读很多相关书籍才能完成。最后，学员们还需要设计完整的解说方案，并接受现场打分与录像。录像会在之后送回协会总部，学员将在3个月后得到通知，通过即可获得解说员认证。
成为被认证的解说员后，赵敏燕又继续递交了解说培训师的资格审查申请。解说培训师，也就是解说员的培训教师，需要丰富的相关履历，整个认证考核长达1年，要求完成的内容不仅包括理论学习、课堂分析、现场教学考核，也包括课程体系设计、当地实施证明等内容。
赵敏燕如愿以偿，终于在2014年2月得到了这份资格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由美国国家解说协会认证的解说培训师。
有趣的是，除了导游、自然导师、民俗解说员等，公园巡警也被美国人列为解说员的一种。赵敏燕说，美国国家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巡警开着车，偶尔停留下来为游客提供不固定的解说服务，随身携带的口袋装有各类活动工具，如标本版、画册、动物毛绒道具等。
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也都有各具特色的自然教育相关人员的培养体系。日本人特别强调的“在地化”让曾在当地研修过的黄海琼很有感触。比如富士山脚下的自然教育机构，目标就是保护富士山地区的生态，平时会注重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换工、换物，强调对地方自然文化元素的挖掘。他们不太带着活动参与者长途跋涉，而是更多地吸引各地人士来到当地活动。
生态学硕士康洪莉每年会花上大半年时间，以约两三周一次的频率参与一项名为“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课程教学。这是针对一些对自然生态感兴趣的成年人设置的课程。她是这个课程的班主任，八年的时间里迎来送往了一批批学员，也见证着“自然教育”一步步走入大众视野。
近年来，自然教育的热度节节攀升，为之服务人员慢慢成为一个扩张中的职业人群。他们带领人们赏花、观鸟、溯溪、徒步……用游戏、导赏等有吸引力的方式体验大自然的美好，解读大自然的密码。
上海：让萤火虫回来
如今，康洪莉在上海青浦岑卜村经营着一方小小的生态农场。这是她的一个尝试，希望在保护自然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达到良好的农业产量。在这里，她既是农场主，也是一名在地的自然导师。
康洪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常有一些农业爱好者来她的农场实践，并学习生态农业与相关的自然知识。
农场所在的岑卜村是上海有名的萤火虫观赏地。每年夏天，城里的大人孩子纷纷来到此处观赏流萤。
萤火虫是生态指示物种，出现与否标志着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是否健康。而萤火虫的来来去去，让康洪莉亲眼见证了岑卜村这几年的环境变化。
2011年，当她刚刚来到岑卜之时，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成群的萤火虫。有条主干道甚至被戏称为“萤火虫大道”。后来，在这条路的两边，以及湖岸河边的湿地，村民种起了蔬菜，伴随着大量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渐渐地，萤火虫消失不见了。
2015年，康洪莉接手了一块河岸边的田地，便着手和附近村民商量，给他们一些“补偿”金，让他们放弃对岸边土地的开荒耕种。她原本就没打算耕种这些水边湿地，只是想将它“留给大自然”。在另外的一些田间地块，她种上了树苗，并有意不去翻耕树下的土地。
自然的回馈很快到来。在树下的枯枝落叶层内，有人发现了许多的萤火虫幼虫，而幼虫比成虫更能“显示”当地的环境。就在当年，这里一度变得零星的萤火虫重新成群纷飞，在湖边田间串联起梦幻的光点。
没有农药除草剂，没有工业污染和光污染，水源洁净……这是萤火虫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当远赴乡村的大人和孩子了解到萤火虫的生态价值，并亲眼目睹这些夜的精灵闪烁舞动，对自然之美的感动，对生态保育的认同甚至身体力行，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岑卜，康洪莉只是当地的新村民之一。岑卜位列首批命名的26个“全国生态文化村”，近几年吸引了许多爱好乡村生活的“新村民”，也是上海本土自然教育机构与从业者常去的活动地点。
云南：自然导师培养计划
为自然教育不断造血的还有近些年成长起来的专业机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深耕数年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中心主任王愉是国内少数科班出身的自然教育从业者，曾求学美国，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的环境教育硕士学位。
据王愉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2013年，云南在地启动“自然导师培养计划”，初衷有二：一是解决本机构的人才储备问题;二是支持行业发展。对于自然教育这一新兴的职业领域，人才缺乏是面临的普遍问题。
第一年的培训招募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但第二年开始，报名人数就变得非常多。
大部分人在参与培训后将自然教育当作业余的兴趣爱好，也有一部分人会长期参与在地的活动。这几年，云南在地基本没进行过对外招募，新增职员都来自毕业学员。
但是，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成熟，仅靠个别机构的人才输送是远远不够的。
2014年开始，一年一度的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正式启动，王愉连续两年作为人才培养分论坛的主要召集人，深深感到行业的人才培养需要形成合力。
在第二届自然教育论坛上，王愉和人才培养分论坛的另一位发起人林红，发起了《中国自然教育人才需求调查报告》、人才培训现状调查等系列活动。这项调查显示，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教育的人才培养出现增长势头，但区域分布不均，成熟机构少的地区培训机会少，人才培养成本加大。
北京：自循环的自然亲子团
除了专业人才的持续培养，如何让更广泛的人群了解并参与进来，是自然教育者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北京的盖娅自然学校对此进行了尝试。成立于2013年的盖娅亲子团最初由志愿者发起，以自然体验师引领为伊始，最终发展为以家长志愿者为主导、共同学习提高的亲子成长团队。
担任自然学校副校长的黄海琼是数学老师出身。她还在自然之友担任志愿者的时候，就参加过自然之友环教部举办的西双版纳冬令营，很多参与过的家庭后来成为亲子团的首批参与者。在家长们的“怂恿”下，志愿者们又举办了哀牢山夏令营及后续的各类生态游学活动。
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行为、语言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显性的，也很少在当下立即发生，却会由于某些场景或事件而激发。比如，有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看到别的孩子拿着采摘的花儿进来，会说“让它们回归自然吧”。
黄海琼对孩子们冒出这样的念头感到欣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我们从不说环保、爱护环境这些口号式的语言。”一切的改变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我们是在激发大家内心原有的东西。自然教育改变人的观念，首先需要他（她）的心里有这个种子才行。”黄海琼把自然教育看作一种特殊的“播种”工作，有些虽然看不到，种子可能已经埋了下去，正等待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他山之石：自然教育者的职业进阶体系
作为发展中的新兴行业，自然教育界近年来不断向日本、美国、德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们取经。西南林业大学环境解说与教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敏燕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赵敏燕访学加拿大，将北美几乎所有具备培训资格的相关协会都逐个“调查”，最终选择美国国家解说协会作为自己的学习机构。
赵敏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国家解说协会主要针对环境解说，有进阶明确的人员培训体系。
而要想成为最初级的解说员，赵敏燕首先需要提交履历，供工作人员审核以往经历是否有相关性。之后，她需要和其他学员一起接受40小时的封闭式培训。考试内容是50道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必须阅读很多相关书籍才能完成。最后，学员们还需要设计完整的解说方案，并接受现场打分与录像。录像会在之后送回协会总部，学员将在3个月后得到通知，通过即可获得解说员认证。
成为被认证的解说员后，赵敏燕又继续递交了解说培训师的资格审查申请。解说培训师，也就是解说员的培训教师，需要丰富的相关履历，整个认证考核长达1年，要求完成的内容不仅包括理论学习、课堂分析、现场教学考核，也包括课程体系设计、当地实施证明等内容。
赵敏燕如愿以偿，终于在2014年2月得到了这份资格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由美国国家解说协会认证的解说培训师。
有趣的是，除了导游、自然导师、民俗解说员等，公园巡警也被美国人列为解说员的一种。赵敏燕说，美国国家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巡警开着车，偶尔停留下来为游客提供不固定的解说服务，随身携带的口袋装有各类活动工具，如标本版、画册、动物毛绒道具等。
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也都有各具特色的自然教育相关人员的培养体系。日本人特别强调的“在地化”让曾在当地研修过的黄海琼很有感触。比如富士山脚下的自然教育机构，目标就是保护富士山地区的生态，平时会注重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换工、换物，强调对地方自然文化元素的挖掘。他们不太带着活动参与者长途跋涉，而是更多地吸引各地人士来到当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