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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5输给泰国,极大地提升国足关注度。怒斥、耻笑、谩骂、反思……各种情绪充斥社交媒体。当然,以中国网民的“深邃眼光”,不可能只讨论卡马乔合不合格、队员有没有尽全力。足协成为众矢之的是必须的,还有很多人把病根直指大环境,认为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既然社会有这么多丑恶现象,足球搞不上去也很正常。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俱乐部追求短期效益,大多只顾买外援不重视青训;想在梯队晋升,得给教练送红包,甚至有时进国家队也得送礼;足协领导毫不专业,是纯粹的官僚……足球界的这些怪现象,都可以在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的思想源头和鲜活例子。
但把中国足球搞不上去,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社会,未免太过肤浅。须知,中国固然有很多领域与中国足球一样糟糕,但也有很多领域比中国足球好得多,排名世界前列的行业和企业不胜枚举,虽然他们在成长中难免受到中国社会病困扰。那么,中国足球为何会成为负面典型?
写这篇稿子的凌晨,正好与著名商业观察家陆新之聊到“四万亿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我提出的观点是:政府当无为而治,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不做什么”。陆老师的点评很精彩:“政府是最坏的裁判,跟足协一样,怎么做都不对,还是应该先忍耐,遏止国企、打破垄断、改善结构、提升资金的社会效益。全是官员与国企掌握资源,这样的游戏规则太坏了。”这段话说的是中国经济,但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足球。
我对经济研究不多,为了剖析中国足球的运作模式和缺陷,冒昧把中国企业(或领域)的行事方式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营为主,野蛮生长。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属于这一类。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有着浓浓的“山寨味”,但他们的确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的甚至超过了老师们。例如腾讯,从OICQ到QQ进步神速,最开始,用MSN才时尚、才“国际化”,但QQ以其丰富的功能最终后来居上,MSN如今只能苟延残喘。又如阿里巴巴的淘宝,以其免费店铺在中国迅速击败了EBAY,也成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网上购物市场。
第二类是国家包办,但遵从国际标准。试以“申遗”为例,世界遗产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想申请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都得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中国也有自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和“世界文化遗产”相比,保护的力度和方法有明显差距,如同中国足球与世界的差距。虽然中国申遗因功利心太强出现了诸多怪现象,但入选的世遗都称得上高水准,其导览和保护的方式也给中国文保做出了表率。
第三类是国家包办,但找到了合适的管理者。高铁是这方面的好例子。刘志军正在受审,他的不法之举必将受到严惩,不过,他对中国的高铁建设有里程碑贡献,通过“巧取豪夺”,整合了全世界的先进技术,让中国的高铁里程迅速领先于世界。虽然高铁争议很多(例如巨额债务、施工质量、贪污等),但它确实大大改变了中国。
第四类是国家包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者,成为一个纯官僚机构(公司),而这样的机构(公司),必然是集中国社会丑恶面之大成。不幸的是,中国足球正是如此。我相信,谢亚龙、韦迪等人主政中国足球之时,都怀有报国之志。但他们真的不懂足球啊!尤其是韦迪,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学,可足球博大精深,岂是那么容易学的?从韦迪近期接受《体坛周报》的访谈来看,他对足球终于摸出点眉目,可这时他又换岗到汽摩中心了。
期待“明君”容易被视为幼稚,可在现有体制下,最靠谱的希望,确实是中国足协来一个合适的管理者。我常对同事们说,当足协主席,要么懂足球,要么懂经营,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年的足协管理者两者都不懂!中国篮球比足球幸运,他们遇到过一个李元伟。中国足协如果也碰中了一个“李元伟”,有望从前述“第四类”升为“第三类”。
当然,“明君”终归是不长久的,如同中国篮协在李元伟离开后又故态复萌。其实,中国足球本来有望按“第二类”线路发展,如果国际足联当初在吸纳中国足协时,坚决要求足协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来运作,中国足球将完全不同。国际足联要求“政府不得干涉足协内部事务”,足协主席须由选举产生。若真能做到这一步,哪怕选举过程不那么民主、透明,我想当选者也有很大的几率“或懂足球、或懂经营”,如同我们的世遗,虽然选哪些有争议,但中选的都过得去。
可惜,中国足球似乎是国际足联中的“另类”,中国足协管理者,仍然一直是“任命”产生。国际足联会以停赛来威胁不按规程办事的各国足协,却始终对中国网开一面,这其实是害了中国足球。而我们的政府真想把足球搞上去,最好与国际接轨,从“选举足协主席开始”。当然,上上之选是把中国足协变成民间机构,在这么多媒体和球迷的监督下,中国足球完全有望升为“第一类”。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俱乐部追求短期效益,大多只顾买外援不重视青训;想在梯队晋升,得给教练送红包,甚至有时进国家队也得送礼;足协领导毫不专业,是纯粹的官僚……足球界的这些怪现象,都可以在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的思想源头和鲜活例子。
但把中国足球搞不上去,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社会,未免太过肤浅。须知,中国固然有很多领域与中国足球一样糟糕,但也有很多领域比中国足球好得多,排名世界前列的行业和企业不胜枚举,虽然他们在成长中难免受到中国社会病困扰。那么,中国足球为何会成为负面典型?
写这篇稿子的凌晨,正好与著名商业观察家陆新之聊到“四万亿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我提出的观点是:政府当无为而治,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不做什么”。陆老师的点评很精彩:“政府是最坏的裁判,跟足协一样,怎么做都不对,还是应该先忍耐,遏止国企、打破垄断、改善结构、提升资金的社会效益。全是官员与国企掌握资源,这样的游戏规则太坏了。”这段话说的是中国经济,但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足球。
我对经济研究不多,为了剖析中国足球的运作模式和缺陷,冒昧把中国企业(或领域)的行事方式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营为主,野蛮生长。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属于这一类。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有着浓浓的“山寨味”,但他们的确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的甚至超过了老师们。例如腾讯,从OICQ到QQ进步神速,最开始,用MSN才时尚、才“国际化”,但QQ以其丰富的功能最终后来居上,MSN如今只能苟延残喘。又如阿里巴巴的淘宝,以其免费店铺在中国迅速击败了EBAY,也成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网上购物市场。
第二类是国家包办,但遵从国际标准。试以“申遗”为例,世界遗产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想申请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都得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中国也有自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和“世界文化遗产”相比,保护的力度和方法有明显差距,如同中国足球与世界的差距。虽然中国申遗因功利心太强出现了诸多怪现象,但入选的世遗都称得上高水准,其导览和保护的方式也给中国文保做出了表率。
第三类是国家包办,但找到了合适的管理者。高铁是这方面的好例子。刘志军正在受审,他的不法之举必将受到严惩,不过,他对中国的高铁建设有里程碑贡献,通过“巧取豪夺”,整合了全世界的先进技术,让中国的高铁里程迅速领先于世界。虽然高铁争议很多(例如巨额债务、施工质量、贪污等),但它确实大大改变了中国。
第四类是国家包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者,成为一个纯官僚机构(公司),而这样的机构(公司),必然是集中国社会丑恶面之大成。不幸的是,中国足球正是如此。我相信,谢亚龙、韦迪等人主政中国足球之时,都怀有报国之志。但他们真的不懂足球啊!尤其是韦迪,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学,可足球博大精深,岂是那么容易学的?从韦迪近期接受《体坛周报》的访谈来看,他对足球终于摸出点眉目,可这时他又换岗到汽摩中心了。
期待“明君”容易被视为幼稚,可在现有体制下,最靠谱的希望,确实是中国足协来一个合适的管理者。我常对同事们说,当足协主席,要么懂足球,要么懂经营,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年的足协管理者两者都不懂!中国篮球比足球幸运,他们遇到过一个李元伟。中国足协如果也碰中了一个“李元伟”,有望从前述“第四类”升为“第三类”。
当然,“明君”终归是不长久的,如同中国篮协在李元伟离开后又故态复萌。其实,中国足球本来有望按“第二类”线路发展,如果国际足联当初在吸纳中国足协时,坚决要求足协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来运作,中国足球将完全不同。国际足联要求“政府不得干涉足协内部事务”,足协主席须由选举产生。若真能做到这一步,哪怕选举过程不那么民主、透明,我想当选者也有很大的几率“或懂足球、或懂经营”,如同我们的世遗,虽然选哪些有争议,但中选的都过得去。
可惜,中国足球似乎是国际足联中的“另类”,中国足协管理者,仍然一直是“任命”产生。国际足联会以停赛来威胁不按规程办事的各国足协,却始终对中国网开一面,这其实是害了中国足球。而我们的政府真想把足球搞上去,最好与国际接轨,从“选举足协主席开始”。当然,上上之选是把中国足协变成民间机构,在这么多媒体和球迷的监督下,中国足球完全有望升为“第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