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5输给泰国，极大地提升国足关注度。怒斥、耻笑、谩骂、反思……各种情绪充斥社交媒体。当然，以中国网民的“深邃眼光”，不可能只讨论卡马乔合不合格、队员有没有尽全力。足协成为众矢之的是必须的，还有很多人把病根直指大环境，认为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既然社会有这么多丑恶现象，足球搞不上去也很正常。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俱乐部追求短期效益，大多只顾买外援不重视青训；想在梯队晋升，得给教练送红包，甚至有时进国家队也得送礼；足协领导毫不专业，是纯粹的官僚……足球界的这些怪现象，都可以在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的思想源头和鲜活例子。
　　但把中国足球搞不上去，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社会，未免太过肤浅。须知，中国固然有很多领域与中国足球一样糟糕，但也有很多领域比中国足球好得多，排名世界前列的行业和企业不胜枚举，虽然他们在成长中难免受到中国社会病困扰。那么，中国足球为何会成为负面典型？
　　写这篇稿子的凌晨，正好与著名商业观察家陆新之聊到“四万亿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我提出的观点是：政府当无为而治，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不做什么”。陆老师的点评很精彩：“政府是最坏的裁判，跟足协一样，怎么做都不对，还是应该先忍耐，遏止国企、打破垄断、改善结构、提升资金的社会效益。全是官员与国企掌握资源，这样的游戏规则太坏了。”这段话说的是中国经济，但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足球。
　　我对经济研究不多，为了剖析中国足球的运作模式和缺陷，冒昧把中国企业（或领域）的行事方式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营为主，野蛮生长。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属于这一类。虽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有着浓浓的“山寨味”，但他们的确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的甚至超过了老师们。例如腾讯，从OICQ到QQ进步神速，最开始，用MSN才时尚、才“国际化”，但QQ以其丰富的功能最终后来居上，MSN如今只能苟延残喘。又如阿里巴巴的淘宝，以其免费店铺在中国迅速击败了EBAY，也成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网上购物市场。
　　第二类是国家包办，但遵从国际标准。试以“申遗”为例，世界遗产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想申请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都得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中国也有自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和“世界文化遗产”相比，保护的力度和方法有明显差距，如同中国足球与世界的差距。虽然中国申遗因功利心太强出现了诸多怪现象，但入选的世遗都称得上高水准，其导览和保护的方式也给中国文保做出了表率。
　　第三类是国家包办，但找到了合适的管理者。高铁是这方面的好例子。刘志军正在受审，他的不法之举必将受到严惩，不过，他对中国的高铁建设有里程碑贡献，通过“巧取豪夺”，整合了全世界的先进技术，让中国的高铁里程迅速领先于世界。虽然高铁争议很多（例如巨额债务、施工质量、贪污等），但它确实大大改变了中国。
　　第四类是国家包办，但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者，成为一个纯官僚机构（公司），而这样的机构（公司），必然是集中国社会丑恶面之大成。不幸的是，中国足球正是如此。我相信，谢亚龙、韦迪等人主政中国足球之时，都怀有报国之志。但他们真的不懂足球啊！尤其是韦迪，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学，可足球博大精深，岂是那么容易学的？从韦迪近期接受《体坛周报》的访谈来看，他对足球终于摸出点眉目，可这时他又换岗到汽摩中心了。
　　期待“明君”容易被视为幼稚，可在现有体制下，最靠谱的希望，确实是中国足协来一个合适的管理者。我常对同事们说，当足协主席，要么懂足球，要么懂经营，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年的足协管理者两者都不懂！中国篮球比足球幸运，他们遇到过一个李元伟。中国足协如果也碰中了一个“李元伟”，有望从前述“第四类”升为“第三类”。
　　当然，“明君”终归是不长久的，如同中国篮协在李元伟离开后又故态复萌。其实，中国足球本来有望按“第二类”线路发展，如果国际足联当初在吸纳中国足协时，坚决要求足协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来运作，中国足球将完全不同。国际足联要求“政府不得干涉足协内部事务”，足协主席须由选举产生。若真能做到这一步，哪怕选举过程不那么民主、透明，我想当选者也有很大的几率“或懂足球、或懂经营”，如同我们的世遗，虽然选哪些有争议，但中选的都过得去。
　　可惜，中国足球似乎是国际足联中的“另类”，中国足协管理者，仍然一直是“任命”产生。国际足联会以停赛来威胁不按规程办事的各国足协，却始终对中国网开一面，这其实是害了中国足球。而我们的政府真想把足球搞上去，最好与国际接轨，从“选举足协主席开始”。当然，上上之选是把中国足协变成民间机构，在这么多媒体和球迷的监督下，中国足球完全有望升为“第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