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西坝在成都南门外一公里的地方，相传为蜀汉都城的“中园”旧址。当年，刘备常常在此地游历。五代蜀王孟昶更是将这里打造成了自己的后花园，陆游《故蜀别苑》有诗为证：“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堆雪。”
　　20世纪初，封建社会即将寿终正寝，曾经的“皇家园林”早已不复往日繁华，华西坝成了一片水田和坟地。1904年，经基督教四个差会确定筹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校后，1907年首先购地150亩，到1950年占地1200余亩。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大等大学内迁至华西坝，此地一时人文荟萃，有人称这是成都的“西南联大”。
　　华西坝的那段岁月，史称“五大学时期”，英文叫“Big Five”。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整个亚洲最好的新闻系;华西协合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华西人类学派;金陵女大的女子教育培养了一批女科学家、女将军、女教育家。
　　1941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五校演讲，一时成为了当时的文化热点。据听过他演讲的人回忆，这位美国作家完全不像中国文人那般斯文，他身体壮实，吼叫一般地讲演时，长满汗毛的手臂不断挥舞，倒像个“杀猪的黑汉”，不时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香港的《大公报》报道，海明威的激情演讲鼓舞了成都的学生。“上前线，则吾国士兵英勇，抗战的伟大，当可扬名海外，长垂不朽”，成都许多大学生报名从军，开赴前线杀敌报国。
　　知名作家谭楷在华西坝长大，他回忆：“那时候，徐悲鸿曾在女生院门外徘徊，等着读金陵女大的廖静文;经济学巨擘吴敬琏还在华西后坝上初中;著名作家韩素音还在小天竺街的进益助产士学校学护理……”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先驱们给中国西部的绝非是“滴水之恩”，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童年时的华西坝，其风光之秀丽，不比我后来在加拿大、美国见识过的名校逊色。一位加拿大教师曾观察和研究过华西坝20多种奇异的鸟类，它们与坝上纵横交错的小溪、浓荫如盖的树林组成了华西坝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境界。”谭楷虽然后来移居国外，但是对家乡的真挚感情，却从因物理距离而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失，愈加强烈。于是，他将华西坝的记忆和故事以及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倾注到了《枫落华西坝》这本书中。
　　在谭楷的记忆里，人民南路尚未将华西坝一剖两半之前，在赫斐楼西北方向，是一大片黑压压的柏树林。当年，华西坝的孩子们比谁胆子大有三个项目，一是敢不敢独自一人半夜12点到钟楼下听钟声;二是敢不敢天黑之后钻进二广场的“野猪林”;三是敢不敢偷偷溜进一教学楼的解剖室去看尸体。
　　后来，谭楷听父亲说，赫斐楼前曾发生过一起凶杀案。被害者是华西的副校长、化学系系主任苏道璞博士。
　　苏道璞是英格兰人，出生于1888年，于1913年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此后在华西坝工作生活了17年。在中国期间，他出行从不坐轿子，他说：“坐轿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不会坐轿子。”
　　由于不愿坐轿子，所以苏道璞常骑自行车，成都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马儿”，当时极少。1930年5月30日晚，四个氓流为了抢自行车，刺伤了苏道璞。6月1日，他因肺与肾伤势太严重而逝世，年仅42岁。他让妻子玛格里特·莱斯转告中国政府：“凶手已使我家破人亡，成了一位不幸的寡妇，如果杀了他，他的妻子也将成为寡妇，恳请你们从轻发落吧。”这一消息令无数人动容。
　　在华西坝与苏道璞有师生之谊，又同是公谊会成员的杨振华回忆：“自从我转学到成都念青龙街广益小学后，每星期日在公谊会礼拜堂里都看见苏道璞博士。他穿着西服，对中国的男女老幼都很亲切，毫无有些洋人的傲慢态度。”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华西坝还有许多像苏道璞这样的洋学者洋医生，用一次次治病救人诠释人性的仁慈与宽厚。
　　因为华西坝与那些仁人志士，成都市民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种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药片剂;第一次接受外科手术;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了活动的細菌;第一次晓得心脏与血液循环……如今，华西坝的文化意义仍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