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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耀邦的心目中，无论任何时候，发展经济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发展永远是富民的硬道理。
（一）革命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主政川北时，胡耀邦就提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当时兼任川北行署财经委员会主任，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注意抓好经济建设。他常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及时提出了“有计划、有预见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拟定了发展农业的四大措施：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多种桐树，多种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猪，多养牛羊，多喂鸡鸭。这些措施，由于切合农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热烈响应。虽然川北工作时间不长，但新中国早期的建设实践，为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胡耀邦后来评价自己进步最大的，是在川北的两年半。
1963年3月4日，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表了《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的讲话，大抓生产、发展经济是他主政湘潭主要思路。当时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并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胡耀邦的注意力始终没有放在阶级斗争上。为不影响生产，他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白天抓生产，晚上抓教育；教育为了生产，生产不忘教育。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
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胡耀邦主持陕西工作期间，继续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和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为恢复因“社教运动”而千疮百孔的陕西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还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1975年7月8日，胡耀邦就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在科学院进行为期120天的整顿和革新时，提出“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中心”，“研究员是研究所的核心”，强调“政治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主持起草的《中国科技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阐明了自然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不适用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群众运动等政治手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胡耀邦提出停止批邓、处理冤案、狠抓生产。1977年7月15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表了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胡耀邦和中央党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观点，以及由此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有人称此举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了第一枪。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做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1月3日，胡耀邦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1979年10月9日，胡耀邦在中共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20多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吃苦头，最主要的三条教训第一条，就是我们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毛泽东同志虽然在50年代就提出来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偏离了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这个方向。胡耀邦指出，文革这10年，为何日本、南朝鲜、香港等地经济增长能保持10%以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不快，人民生活改善不多，是什么原因？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贯彻执行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他着重考虑的是我国太穷，人民收入太少，生活太苦，要想方设法让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快一点。要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强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认为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没有现代化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二）从“四个现代化”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64年末到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在12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政府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距离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胡耀邦率先提出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个想法的由来，是他看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20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也想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他与一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翻两番的目标。自认为有把握后，在1980年初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但这个建议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有人认为：“100多年都未能翻两番，现在只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还想翻两番，看来又要搞大跃进和洋冒进。”
1980年夏，邓小平同胡耀邦及有关领导在武汉讨论“六五”计划时，发生了争论。“六五”计划是文革结束后所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势必和本世纪末翻两番、人均产值要达到800-1000美元的设想有关。当时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已经确定，自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年经济增长率为4.5%，并提出“保四争五”的目标。邓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胡耀邦答年增7.2%，力争7%，不能少于6%。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只能定6%，1981年“保四争五”。邓小平问：按这个速度，20年能不能达到翻两番？无人发言，沉默了一会儿，胡耀邦说：要20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邓小平又问：如果50年翻两番呢？胡耀邦说：那是每年2.5%。20年翻两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经过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见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胡德平《“七五计划”经济年增速从7.2%到7%的变化》）。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最终还是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目标。
胡耀邦宣布的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个战略目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具体化、纲领化了。
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仍满怀深情地为四个现代化出谋献策。十二大之后，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孙冶方认为，第一，根据我国建国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7.2%的速度并不算高；第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最直接的技术经济保证，就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第三，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重要的还是靠工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因为工业是大头，其总产值一般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而当前发展工业生产的最重要最现实的措施，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第四，为了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就要提高折旧率，并且原则上还必须把折旧基金归还企业掌握和使用。
胡耀邦多次说道：“翻两番”和四个现代化是现今最大的政治。“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确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有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是增长了16.4%。到20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了。
（三）提倡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为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胡耀邦提出经济年增速7.2%，并非要单纯追求高速度。他在十二大报告强调，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胡耀邦是听取了十二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建议，在报告里加进了“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前置条件。十二大闭幕几天后，于光远建议首都各经济学团体召开一个大型的报告会，希望大家注意胡耀邦的号召有两个意思，不只有一个翻两番的要求，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后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没有水分的翻番（参见于光远：《告别胡耀邦》）。于光远还打算建议报告“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民收入替代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当他打电话征求陈丕显意见时，陈丕显说：“可是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呀。”于光远觉得有道理，就放弃了反对意见。
胡耀邦也没有笼统地追求高速度，而是在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按照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综合平衡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建设以应有的速度发展。1984年底至1985年初，胡耀邦视察浙江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速度不可离开两个前提：一是“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四个不要突破”，即基建资金、信贷、外汇和消费基金都不能突破。
在制定“七五”计划时，胡耀邦赞成调低经济年递增速度，由7.2%调为7%左右。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建议”认为，“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预计可超过10%，已高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所要求的平均每年增长7.2%的速度。“七五”期间将目前已经偏高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一些，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胡耀邦还考虑到，“七五”计划要把人民群众的富裕放在第一位才好，一是工农业总产值，一是人均纯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胡耀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展经济必须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人民富裕幸福的重要标志。作为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党的领导人，在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号召全国青年“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把祖国变成绿色的海洋，一定要使我们的下一代，看不到什么荒山秃岭，荒野穷沟”。1956年3月1日至11日，胡耀邦在延安召开了陕、甘、晋、豫、蒙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并决定每年4月1日和11月1日为“全国青年植树造林日”。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还没有太多环保意识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北京要注重防治大气、水质还有垃圾污染的问题。他认为，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要控制人口，合理的规划产业的布局，要注重发展郊区卫星城。北京可以辐射到周边的保定、廊坊、承德等城市。在1980年对北京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市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
胡耀邦非常重视绿化，并把它和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1983年5月和7月，先后在新疆、青海考察时，他要求当地政府和人民大规模地植树种草，并通过主管部门发布命令，严禁全国各地破坏森林、草原等绿色植被。此后，在西北，在全国，曾一度掀起植树种草和保护绿色植被的高潮。
胡耀邦强调的发展速度，是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速度。他坚持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在改革时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不仅是总结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更是迫切想解决我国经济落后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解决就业等压力所必须的。他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一文中，着重提到了制定战略目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激励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他强调指出：“我们确定了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胡耀邦把加快改革步骤，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具体数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这其中还隐含着胡耀邦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信心。
十二大报告是最早使用“战略”一词的党的文件。“战略”一词本是军事用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把“战略”一词引入经济研究领域。195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赫希曼（A·D·Hireshman）《经济发展战略》时，这个概念首次被提出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战略”一词引入我国开始，这一概念在我国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胡耀邦知道，我国经济学界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系列研究，发起人是于光远。从1981年2月起，于光远在北京以“理论方法论组”的名义，联合国家科委研究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5个单位，召开每月一次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响应。1982年11月9日，《中国财贸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冯兰瑞《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战略》一文，认为十二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它不同于所谓的传统战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战略目标的制定，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年逾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教授，长期从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相关学术专著《经济发展战略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和《企业发展战略学》。2015年6月，又出版了《产业发展战略学》。据他回忆，他主持的重大发展战略研究项目《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化的构想》（1997年出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5个单位的40位专家参加研究。这一课题的最初动议，就是受到胡耀邦关于“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和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启发。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谈到，2020年是我们党建党100年，2050年是新中国建立100年，到那时，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毫无疑问，与胡耀邦深谋远虑地为我国改革与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密不可分。
（一）革命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主政川北时，胡耀邦就提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当时兼任川北行署财经委员会主任，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注意抓好经济建设。他常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及时提出了“有计划、有预见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拟定了发展农业的四大措施：大量发展蚕丝棉麻；大力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地植树造林，多种桐树，多种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喂猪，多养牛羊，多喂鸡鸭。这些措施，由于切合农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了热烈响应。虽然川北工作时间不长，但新中国早期的建设实践，为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胡耀邦后来评价自己进步最大的，是在川北的两年半。
1963年3月4日，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表了《抓规划，抓管理，组织推动生产高潮》的讲话，大抓生产、发展经济是他主政湘潭主要思路。当时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并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胡耀邦的注意力始终没有放在阶级斗争上。为不影响生产，他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白天抓生产，晚上抓教育；教育为了生产，生产不忘教育。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
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胡耀邦主持陕西工作期间，继续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和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为恢复因“社教运动”而千疮百孔的陕西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还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1975年7月8日，胡耀邦就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在科学院进行为期120天的整顿和革新时，提出“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中心”，“研究员是研究所的核心”，强调“政治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主持起草的《中国科技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阐明了自然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不适用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群众运动等政治手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胡耀邦提出停止批邓、处理冤案、狠抓生产。1977年7月15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一期，发表了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胡耀邦和中央党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观点，以及由此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有人称此举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了第一枪。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做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方针。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1月3日，胡耀邦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1979年10月9日，胡耀邦在中共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20多年来在经济问题上吃苦头，最主要的三条教训第一条，就是我们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毛泽东同志虽然在50年代就提出来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偏离了要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这个方向。胡耀邦指出，文革这10年，为何日本、南朝鲜、香港等地经济增长能保持10%以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不快，人民生活改善不多，是什么原因？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贯彻执行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他着重考虑的是我国太穷，人民收入太少，生活太苦，要想方设法让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快一点。要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强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认为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没有现代化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
（二）从“四个现代化”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64年末到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在12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政府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距离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胡耀邦率先提出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个想法的由来，是他看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20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也想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他与一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翻两番的目标。自认为有把握后，在1980年初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但这个建议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有人认为：“100多年都未能翻两番，现在只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还想翻两番，看来又要搞大跃进和洋冒进。”
1980年夏，邓小平同胡耀邦及有关领导在武汉讨论“六五”计划时，发生了争论。“六五”计划是文革结束后所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势必和本世纪末翻两番、人均产值要达到800-1000美元的设想有关。当时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已经确定，自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年经济增长率为4.5%，并提出“保四争五”的目标。邓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胡耀邦答年增7.2%，力争7%，不能少于6%。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只能定6%，1981年“保四争五”。邓小平问：按这个速度，20年能不能达到翻两番？无人发言，沉默了一会儿，胡耀邦说：要20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邓小平又问：如果50年翻两番呢？胡耀邦说：那是每年2.5%。20年翻两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经过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见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胡德平《“七五计划”经济年增速从7.2%到7%的变化》）。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最终还是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目标。
胡耀邦宣布的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个战略目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具体化、纲领化了。
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仍满怀深情地为四个现代化出谋献策。十二大之后，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孙冶方认为，第一，根据我国建国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7.2%的速度并不算高；第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最直接的技术经济保证，就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第三，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重要的还是靠工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因为工业是大头，其总产值一般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而当前发展工业生产的最重要最现实的措施，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第四，为了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就要提高折旧率，并且原则上还必须把折旧基金归还企业掌握和使用。
胡耀邦多次说道：“翻两番”和四个现代化是现今最大的政治。“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确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有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是增长了16.4%。到20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了。
（三）提倡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为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胡耀邦提出经济年增速7.2%，并非要单纯追求高速度。他在十二大报告强调，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胡耀邦是听取了十二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建议，在报告里加进了“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前置条件。十二大闭幕几天后，于光远建议首都各经济学团体召开一个大型的报告会，希望大家注意胡耀邦的号召有两个意思，不只有一个翻两番的要求，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后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没有水分的翻番（参见于光远：《告别胡耀邦》）。于光远还打算建议报告“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民收入替代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当他打电话征求陈丕显意见时，陈丕显说：“可是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懂什么叫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呀。”于光远觉得有道理，就放弃了反对意见。
胡耀邦也没有笼统地追求高速度，而是在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按照实事求是和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综合平衡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建设以应有的速度发展。1984年底至1985年初，胡耀邦视察浙江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发展速度不可离开两个前提：一是“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四个不要突破”，即基建资金、信贷、外汇和消费基金都不能突破。
在制定“七五”计划时，胡耀邦赞成调低经济年递增速度，由7.2%调为7%左右。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建议”认为，“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预计可超过10%，已高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所要求的平均每年增长7.2%的速度。“七五”期间将目前已经偏高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一些，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胡耀邦还考虑到，“七五”计划要把人民群众的富裕放在第一位才好，一是工农业总产值，一是人均纯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胡耀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展经济必须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人民富裕幸福的重要标志。作为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党的领导人，在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号召全国青年“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把祖国变成绿色的海洋，一定要使我们的下一代，看不到什么荒山秃岭，荒野穷沟”。1956年3月1日至11日，胡耀邦在延安召开了陕、甘、晋、豫、蒙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并决定每年4月1日和11月1日为“全国青年植树造林日”。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还没有太多环保意识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北京要注重防治大气、水质还有垃圾污染的问题。他认为，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要控制人口，合理的规划产业的布局，要注重发展郊区卫星城。北京可以辐射到周边的保定、廊坊、承德等城市。在1980年对北京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市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
胡耀邦非常重视绿化，并把它和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1983年5月和7月，先后在新疆、青海考察时，他要求当地政府和人民大规模地植树种草，并通过主管部门发布命令，严禁全国各地破坏森林、草原等绿色植被。此后，在西北，在全国，曾一度掀起植树种草和保护绿色植被的高潮。
胡耀邦强调的发展速度，是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速度。他坚持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在改革时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不仅是总结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更是迫切想解决我国经济落后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解决就业等压力所必须的。他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一文中，着重提到了制定战略目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激励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他强调指出：“我们确定了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这就增加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胡耀邦把加快改革步骤，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具体数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这其中还隐含着胡耀邦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信心。
十二大报告是最早使用“战略”一词的党的文件。“战略”一词本是军事用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把“战略”一词引入经济研究领域。195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赫希曼（A·D·Hireshman）《经济发展战略》时，这个概念首次被提出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战略”一词引入我国开始，这一概念在我国经济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胡耀邦知道，我国经济学界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系列研究，发起人是于光远。从1981年2月起，于光远在北京以“理论方法论组”的名义，联合国家科委研究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5个单位，召开每月一次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响应。1982年11月9日，《中国财贸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冯兰瑞《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战略》一文，认为十二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这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它不同于所谓的传统战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战略目标的制定，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年逾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教授，长期从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相关学术专著《经济发展战略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和《企业发展战略学》。2015年6月，又出版了《产业发展战略学》。据他回忆，他主持的重大发展战略研究项目《1996——20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化的构想》（1997年出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5个单位的40位专家参加研究。这一课题的最初动议，就是受到胡耀邦关于“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和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启发。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谈到，2020年是我们党建党100年，2050年是新中国建立100年，到那时，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毫无疑问，与胡耀邦深谋远虑地为我国改革与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密不可分。